二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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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閒集 二心集
作者:魯迅 1932年
偽自由書

序言[编辑]

這裏是一九三〇年與三一年兩年間的雜文的結集。

當三〇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延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著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這一年內,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還曾經在學校裏演講過兩三回,那時無人記錄,講了些什麼,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在有一個大學裏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大意是說,象牙塔裏的文藝,將來決不會出現於中國,因為環境並不相同,這裏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是三國時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在那裏面,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裏不以為然的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茍延他的殘喘。但蝸牛界裏那裏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這樣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機關的上海《民國日報》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為我沒有敢講共產黨的話的勇氣。謹案在「清黨」以後的黨國裏,講共產主義是算犯大罪的,捕殺的網羅,張遍了全中國,而不講,卻又為黨國的忠勇青年所鄙視。這實在只好變了真的蝸牛,才有「庶幾得免於罪戾」的幸福了。

而這時左翼作家拿著蘇聯的盧布之說,在所謂「大報」和小報上,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來,新月社的批評家也從旁很賣了些力氣。有些報紙,還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幾個人的投稿於小報上的話,譏笑我為「投降」,有一種報則載起《文壇貳臣傳》來,第一個就是我,——但後來好像並不再做下去了。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京說了幾句涉及陳源教授和別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時候,上海的《晶報》上就發表過「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劄,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於墨斯科的命令。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只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至於「貳臣」之說,卻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於時事,即使未嘗動筆,有時也不免於腹誹,「臣罪當誅兮天皇聖明」,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但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見了幾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裏,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於現狀」了,並且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然而這並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一階級裏,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裏說過的那「兄弟鬩於墻」,——但後來卻未必「外禦其侮」。例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面是無產階級麼?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

自從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於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後也不想再編《》那樣的論文集,和《壁下譯叢》那樣的譯文集,這回就連較長的東西也收在這裏面,譯文則選了一篇《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附在末尾,因為電影之在中國,雖然早已風行,但這樣扼要的論文卻還少見,留心世事的人們,實在很有一讀的必要的。還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讀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將緊要一點的幾封來信,也擅自一並編進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編訖並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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