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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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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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辑]殖民政策是一定保護，養育流氓的。從帝國主義的眼睛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著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 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寵兒，——不，寵犬，其地位雖在主人之下，但總在別的被統治者之上 的。上海當然也不會不在這例子裏。巡警不進幫，小販雖自有小資本，但倘不另尋一個流氓來做債主，付以重利，就很難立足。到去年，在文藝界上，竟也出現了“拜老頭” 的“文學家”。
但這不過是一個最露骨的事實。其實是，即使並非幫友，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 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為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裏拿著前膛槍或後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卻只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 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的，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們的顯著的勛勞來，卻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為他們還只在叫，未 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流屍。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翻一本他們的刊物來看罷，先前標榜過各種主義的各種人，居然湊合在一起了。這是“民族主義”的巨人的手，將他們抓過來的麽？並不，這些原是上海灘上久已沈沈浮浮的 流屍，本來散見於各處的，但經風浪一吹，就漂集一處，形成一個堆積，又因為各個本身的腐爛，就發出較濃厚的惡臭來了。
這“叫”和“惡臭”有能夠較為遠聞的特色，於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為王前驅”，所以流屍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
二
[编辑]但上文所說的風浪是什麽呢？這是因無產階級的勃興而卷起的小風浪。先前的有些所謂文藝家，本未嘗沒有半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覺得自身的潰敗，於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種種美 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聖地，失眠，酒，女人。一到舊社會的崩潰愈加分明，階級的鬥爭愈加鋒 利的時候，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的死敵，將創造新的文化，一掃舊來的汙穢的無產階級，並且覺到了自己就是這汙穢，將與在上的統治者同其運命，於是就必然漂集於為帝國 主義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順民所豎起的“民族主義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後的掙紮了。
所以，雖然是雜碎的流屍，那目標卻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樣，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階級，以茍延殘喘。不過究竟是雜碎，而且多帶著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從發出宣言 以來，看不見一點鮮明的作品，宣言是一小群雜碎胡亂湊成的雜碎，不足為據的。
但在《前鋒月刊》第五號上，卻給了我們一篇明白的作品，據編輯者說，這是“參加討伐閻馮軍事的實際描寫”。描寫軍事的小說並不足奇，奇特的是這位“青年軍人”的作 者所自述的在戰場上的心緒，這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的自畫像，極有鄭重引用的價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裏執著馬槍，耳中聽著蟲鳴，四周飛動著 無數的蚊子，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裏與阿剌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黃震遐：《隴海線上》）
原來中國軍閥的混戰，從“青年軍人”，從“民族主義文學者”看來，是並非驅同國人民互相殘殺，卻是外國人在打別一外國人，兩個國度，兩個民族，在戰地上一到夜裏， 自己就飄飄然覺得皮色變白，鼻梁加高，成為臘丁民族的戰士，站在野蠻的菲洲了。那就無怪乎看得周圍的老百姓都是敵人，要一個一個的打死。法國人對於菲洲的阿剌伯人 ，就民族主義而論，原是不必愛惜的。僅僅這一節，大一點，則說明了中國軍閥為什麽做了帝國主義的爪牙，來毒害屠殺中國的人民，那是因為他們自己以為是“法國的客軍 ”的緣故；小一點，就說明中國的“民族主義文學家”根本上只同外國主子休戚相關，為什麽倒稱“民族主義”，來朦混讀者，那是因為他們自己覺得有時好像臘丁民族，條 頓民族了的緣故。
三
[编辑]黃震遐先生寫得如此坦白，所說的心境當然是真實的，不過據他小說中所顯示的智識推測起來，卻還有並非不知而故意不說的一點諱飾。這，是他將“法國的安南兵”含糊的 改作“法國的客軍”了，因此就較遠於“實際描寫”，而且也招來了上節所說的是非。
但作者是聰明的，他聽過“友人傅彥長君平時許多談論……許多地方不可諱地是受了他的熏陶”，並且考據中外史傳之後，接著又寫了一篇較切“民族主義”這個題目的劇詩 ，這回不用法蘭西人了，是《黃人之血》（《前鋒月刊》七號）。
這劇詩的事跡，是黃色人種的西征，主將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元帥，真正的黃色種。所征的是歐洲，其實專在斡羅斯（俄羅斯）——這是作者的目標；聯軍的構成是漢，韃 靼，女真，契丹人——這是作者的計劃；一路勝下去，可惜後來四種人不知“友誼”的要緊和“團結的力量”，自相殘殺，竟為白種武士所乘了——這是作者的諷喻，也是作 者的悲哀。
但我們且看這黃色軍的威猛和惡辣罷——
…………
恐怖呀，煎著屍體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兇醜；
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
美人螓首變成獰猛的髑髏；
野獸般的生番在故宮裏蠻爭惡鬥；
十字軍戰士的臉上充滿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兇穢的惡臭；
鐵蹄踐著斷骨，駱駝的鳴聲變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揚起了火鞭復仇；
黃禍來了！黃禍來了！
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
這德皇威廉因為要鼓吹“德國德國，高於一切”而大叫的“黃禍”，這一張“亞細亞勇士們張大”的“吃人的血口”，我們的詩人卻是對著“斡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 的第一個國度，以消滅無產階級的模範——這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目標；但究竟因為是殖民地順民的“民族主義文學”，所以我們的詩人所奉為首領的，是蒙古人拔都，不 是中華人趙構，張開“吃人的血口”的是“亞細亞勇士們”，不是中國勇士們，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統馭之下的“友誼”，不是各民族間的平等的友愛——這就是露骨的所謂“ 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但也是青年軍人的作者的悲哀。
四
[编辑]拔都死了；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為那時的蒙古的只有一個日本。日本的勇士們雖然也痛恨蘇俄，但也不愛撫中華的勇士，大唱“日支親善”雖然也和主張“友誼” 一致，但事實又和口頭不符，從中國“民族主義文學者”的立場上，在己覺得悲哀，對他加以諷喻，原是勢所必至，不足詫異的。
果然，詩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證實了，而且還壞得遠。當“揚起火鞭”焚燒“斡羅斯”將要開頭的時候，就像拔都那時的結局一樣，朝鮮人亂殺中國人，日本人“張大吃人的 血口”，吞了東三省了。莫非他們因為未受傅彥長先生的熏陶，不知“團結的力量”之重要，竟將中國的“勇士們”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嗎？！
五
[编辑]這實在是一個大打擊。軍人的作者還未喊出他勇壯的聲音，我們現在所看見的是“民族主義”旗下的報章上所載的小勇士們的憤激和絕望。這也是勢所必至，無足詫異的。理 想和現實本來易於沖突，理想時已經含了悲哀，現實起來當然就會絕望。於是小勇士們要打仗了——
戰啊，下個最後的決心，
殺盡我們的敵人，
你看敵人的槍炮都響了，
快上前，把我們的肉體築一座長城。
雷電在頭上咆哮，
浪濤在腳下吼叫，
熱血在心頭燃燒，
我們向前線奔跑。
去，戰場上去，
我們的熱血在沸騰，
我們的肉身好像瘋人，
我們去把熱血銹住賊子的槍頭，
我們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戰場上去，
憑著我們一股勇氣，
憑著我們一點純愛的精靈，去把仇人驅逐，
不，去把仇人殺盡。
同胞，醒起來罷，
踢開了弱者的心，
踢開了弱者的腦。
看，看，看，
看同胞們的血噴出來了，
看同胞們的肉割開來了，
看同胞們的屍體掛起來了。
（邵冠華：《醒起來罷同胞》。同上。）
這些詩裏很明顯的是作者都知道沒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體”，用“純愛的精靈”，用“屍體”。這正是《黃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隨拔都元帥之後， 主張“友誼”的緣故。武器是主子那裏買來的，無產者已都是自己的敵人，倘主子又不諒其衷，要加以“懲膺”，那麽，惟一的路也實在只有一個死了——
我們是初訓練的一隊，
有堅卓的誌願，
有沸騰的熱血，
來掃除強暴的歹類。
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快起來準備去戰，
快起來奮鬥，
戰死是我們生路。
（沙珊：《學生軍》。同上。）
天在嘯，
地在震，
人在沖，獸在吼，
宇宙間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喲，
準備著我們的頭顱去給敵人砍掉。
（徐之津：《偉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發揚踔厲，一群是慷慨悲歌，寫寫固然無妨，但倘若真要這樣，卻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義文學”的精義了，然而，卻也盡了“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
六
[编辑]《前鋒月刊》上用大號字題目的《黃人之血》的作者黃震遐詩人，不是早已告訴我們過理想的元帥拔都了嗎？這詩人受過傅彥長先生的熏陶，查過中外的史傳，還知道“中世 紀的東歐是三種思想的沖突點”，豈就會偏不知道趙家末葉的中國，是蒙古人的淫掠場？拔都元帥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國時，所至淫掠婦女，焚燒廬舍，到山東曲阜看見 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著罵道：“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不就是你嗎？”夾臉就給他一箭。這是宋人的筆記裏垂涕而道的，正如現在常見於報章上的流 淚文章一樣。黃詩人所描寫的“斡羅斯”那“死神捉著白姑娘拚命地摟……”那些妙文，其實就是那時出現於中國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孫子，他們不就攜手“西征”了嗎？現 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不過先得在中國咬一口。因為那時成吉思皇帝 也像對於“斡羅斯”一樣，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後趕他打仗，並非用了“友誼”，送柬帖來敦請的。所以，這沈陽事件，不但和“民族主義文學”毫無沖突，而且還實現 了他們的理想境，倘若不明這精義，要去硬送頭顱，使“亞細亞勇士”減少，那實在是很可惜的。
那麽，“民族主義文學”無須有那些嗚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調子嗎？謹對曰：要有的，他們也一定有的。否則不抵抗主義，城下之盟，斷送土地這些勾當，在沈靜中就顯得更加 露骨。必須痛哭怒號，摩拳擦掌，令人被這擾攘嘈雜所惑亂，聞悲歌而淚垂，聽壯歌而憤泄，於是那“東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隱隱的跨過去了。落葬的行列 裏有悲哀的哭聲，有壯大的軍樂，那任務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熱鬧來掩過了這“死”，給大家接著就得到“忘卻”。現在“民族主義文學”的發揚踔厲，或慷慨悲歌的文 章，便是正在盡著同一的任務的。
但這之後，“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為有一個問題，更加臨近，就是將來主子是否不至於再蹈拔都元帥的覆轍，肯信用而且優待忠勇的奴才，不，勇 士們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要緊，很可怕的問題，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榮”的大關鍵。
歷史告訴我們：不能的。這，正如連“民族主義文學者”也已經知道一樣，不會有這一回事。他們將只盡些送喪的任務，永含著戀主的哀愁，須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風濤怒吼起 來，刷洗山河的時候，這才能脫出這沈滯猥劣和腐爛的運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