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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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府主义”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作者:鲁迅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本作品收录于《二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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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著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 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所以,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 的。上海当然也不会不在这例子里。巡警不进帮,小贩虽自有小资本,但倘不另寻一个流氓来做债主,付以重利,就很难立足。到去年,在文艺界上,竟也出现了“拜老头” 的“文学家”。

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虽然所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 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 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是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这缘故,就因为他们还只在叫,未 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然而这又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

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沈沈浮浮的 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这“叫”和“恶臭”有能够较为远闻的特色,于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叫做“为王前驱”,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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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文所说的风浪是什么呢?这是因无产阶级的勃兴而卷起的小风浪。先前的有些所谓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 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一到旧社会的崩溃愈加分明,阶级的斗争愈加锋 利的时候,他们也就看见了自己的死敌,将创造新的文化,一扫旧来的污秽的无产阶级,并且觉到了自己就是这污秽,将与在上的统治者同其运命,于是就必然漂集于为帝国 主义所宰制的民族中的顺民所竖起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帜之下,来和主人一同做一回最后的挣扎了。

所以,虽然是杂碎的流尸,那目标却是同一的: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茍延残喘。不过究竟是杂碎,而且多带着先前剩下的皮毛,所以自从发出宣言 以来,看不见一点鲜明的作品,宣言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不足为据的。

但在《前锋月刊》第五号上,却给了我们一篇明白的作品,据编辑者说,这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的实际描写”。描写军事的小说并不足奇,奇特的是这位“青年军人”的作 者所自述的在战场上的心绪,这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自画像,极有郑重引用的价值的——“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著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 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黄震遐:《陇海线上》)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 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法国人对于菲洲的阿剌伯人 ,就民族主义而论,原是不必爱惜的。仅仅这一节,大一点,则说明了中国军阀为什么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那是因为他们自己以为是“法国的客军 ”的缘故;小一点,就说明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为什么倒称“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那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有时好像腊丁民族,条 顿民族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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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震遐先生写得如此坦白,所说的心境当然是真实的,不过据他小说中所显示的智识推测起来,却还有并非不知而故意不说的一点讳饰。这,是他将“法国的安南兵”含糊的 改作“法国的客军”了,因此就较远于“实际描写”,而且也招来了上节所说的是非。

但作者是聪明的,他听过“友人傅彦长君平时许多谈论……许多地方不可讳地是受了他的熏陶”,并且考据中外史传之后,接着又写了一篇较切“民族主义”这个题目的剧诗 ,这回不用法兰西人了,是《黄人之血》(《前锋月刊》七号)。

这剧诗的事迹,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 靼,女真,契丹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 者的悲哀。

但我们且看这黄色军的威猛和恶辣罢——

…………

恐怖呀,煎著尸体的沸油;

可怕呀,遍地的腐骸如何凶丑;

死神捉著白姑娘拼命地搂;

美人螓首变成狞猛的髑髅;

野兽般的生番在故宫里蛮争恶斗;

十字军战士的脸上充满了哀愁;

千年的棺材泄出它凶秽的恶臭;

铁蹄践著断骨,骆驼的鸣声变成怪吼;

上帝已逃,魔鬼扬起了火鞭复仇;

黄祸来了!黄祸来了!

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

这德皇威廉因为要鼓吹“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而大叫的“黄祸”,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 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但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不 是中华人赵构,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 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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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 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

果然,诗人的悲哀的豫感好像证实了,而且还坏得远。当“扬起火鞭”焚烧“斡罗斯”将要开头的时候,就像拔都那时的结局一样,朝鲜人乱杀中国人,日本人“张大吃人的 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菲洲的阿剌伯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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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军人的作者还未喊出他勇壮的声音,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民族主义”旗下的报章上所载的小勇士们的愤激和绝望。这也是势所必至,无足诧异的。理 想和现实本来易于冲突,理想时已经含了悲哀,现实起来当然就会绝望。于是小勇士们要打仗了——

战啊,下个最后的决心,

杀尽我们的敌人,

你看敌人的枪炮都响了,

快上前,把我们的肉体筑一座长城。

雷电在头上咆哮,

浪涛在脚下吼叫,

热血在心头燃烧,

我们向前线奔跑。

(苏凤:《战歌》。《民国日报》载。)

去,战场上去,

我们的热血在沸腾,

我们的肉身好像疯人,

我们去把热血锈住贼子的枪头,

我们去把肉身塞住仇人的炮口。

去,战场上去,

凭着我们一股勇气,

凭着我们一点纯爱的精灵,去把仇人驱逐,

不,去把仇人杀尽。

(甘豫庆:《去上战场去》。《申报》载。)

同胞,醒起来罢,

踢开了弱者的心,

踢开了弱者的脑。

看,看,看,

看同胞们的血喷出来了,

看同胞们的肉割开来了,

看同胞们的尸体挂起来了。

(邵冠华:《醒起来罢同胞》。同上。)

这些诗里很明显的是作者都知道没有武器,所以只好用“肉体”,用“纯爱的精灵”,用“尸体”。这正是《黄人之血》的作者的先前的悲哀,而所以要追随拔都元帅之后, 主张“友谊”的缘故。武器是主子那里买来的,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倘主子又不谅其衷,要加以“惩膺”,那么,惟一的路也实在只有一个死了——

我们是初训练的一队,

有坚卓的志愿,

有沸腾的热血,

来扫除强暴的歹类。

同胞们,亲爱的同胞们,

快起来准备去战,

快起来奋斗,

战死是我们生路。

(沙珊:《学生军》。同上。)

天在啸,

地在震,

人在冲,兽在吼,

宇宙间的一切在咆哮,朋友哟,

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

(徐之津:《伟大的死》。同上。)

一群是发扬踔厉,一群是慷慨悲歌,写写固然无妨,但倘若真要这样,却未免太不懂得“民族主义文学”的精义了,然而,却也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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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锋月刊》上用大号字题目的《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诗人,不是早已告诉我们过理想的元帅拔都了吗?这诗人受过傅彦长先生的熏陶,查过中外的史传,还知道“中世 纪的东欧是三种思想的冲突点”,岂就会偏不知道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拔都元帅的祖父成吉思皇帝侵入中国时,所至淫掠妇女,焚烧庐舍,到山东曲阜看见 孔老二先生像,元兵也要指著骂道:“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的,不就是你吗?”夹脸就给他一箭。这是宋人的笔记里垂涕而道的,正如现在常见于报章上的流 泪文章一样。黄诗人所描写的“斡罗斯”那“死神捉著白姑娘拼命地搂……”那些妙文,其实就是那时出现于中国的情形。但一到他的孙子,他们不就携手“西征”了吗?现 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的开场。不过先得在中国咬一口。因为那时成吉思皇帝 也像对于“斡罗斯”一样,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并非用了“友谊”,送柬帖来敦请的。所以,这沈阳事件,不但和“民族主义文学”毫无冲突,而且还实现 了他们的理想境,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谨对曰:要有的,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沈静中就显得更加 露骨。必须痛哭怒号,摩拳擦掌,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听壮歌而愤泄,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 里有悲哀的哭声,有壮大的军乐,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或慷慨悲歌的文 章,便是正在尽著同一的任务的。

但这之后,“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就更加接近了他的哀愁。因为有一个问题,更加临近,就是将来主子是否不至于再蹈拔都元帅的覆辙,肯信用而且优待忠勇的奴才,不,勇 士们呢?这实在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同存共荣”的大关键。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这,正如连“民族主义文学者”也已经知道一样,不会有这一回事。他们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 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能脱出这沈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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