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眼」中的朦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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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與賀 「醉眼」中的朦朧
作者:魯迅
1928年3月12日
看司徒喬君的畫
本作品收錄於《三閒集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語絲》第四卷第十一期。

  舊歷和新歷的今年似乎於上海的文藝家們特別有著刺激力,接連的兩個新正一過,期刊便紛紛而出了。他們大抵將全力用盡在偉大或尊嚴的名目上,不惜將內容壓殺。連產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顯出拚命的掙扎和突變來。作者呢,有幾個是初見的名字,有許多卻還是看熟的,雖然有時覺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為停筆了一年半載的緣故。他們先前在做什麼,為什麼今年一齊動筆了?說起來怕話長。要而言之,就因為先前可以不動筆,現在卻只好來動筆,仍如舊日的無聊的文人,文人的無聊一模一樣。這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大家都有些自覺的,所以總要向讀者聲明「將來」:不是「出國」,「進研究室」,便是「取得民眾」。功業不在目前,一旦回國,出室,得民之後,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遠識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機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禮」。一到將來,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朧。這朦朧的發祥地,由我看來,——雖然是馮乃超的所謂「醉眼陶然」——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和他們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筆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氣,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錘和鐮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於是在這裡留著一點朦朧。和他們瓜葛已斷,或則並無瓜葛,走向大眾去的,本可以毫無顧忌地說話了,但筆下即使雄赳赳,對大家顯英雄,會忘卻了他們的指揮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這裡也就留著一點朦朧。於是想要朦朧而終於透漏色彩的,想顯色彩而終於不免朦朧的,便都在同地同時出現了。

  其實朦朧也不關怎樣緊要。便在最革命的國度裡,文藝方面也何嘗不帶些朦朧。然而革命者決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們敢於明言。惟有中國特別,知道跟著人稱托爾斯泰為「卑污的說教人」了,而對於中國「目前的情狀」,卻只覺得在「事實上,社會各方面亦正受著烏雲密佈的勢力的支配」,連他的「剝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劇的假面」的勇氣的幾分之一也沒有;知道人道主義不徹底了,但當「殺人如草不聞聲」的時候,連人道主義式的抗爭也沒有。剝去和抗爭,也不過是「咬文嚼字」,並非「直接行動」。我並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動,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遲了一點,創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請律師,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學」的旗子,復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守護「藝術之宮」的職掌,要去「獲得大眾」,並且給革命文學家「保障最後的勝利」了。這飛躍也可以說是必然的。弄文藝的人們大抵敏感,時時也感到,而且防著自己的沒落,如漂浮在大海裡一般,拚命向各處抓攫。二十世紀以來的表現主義,踏踏主義,什麼什麼主義的此興彼衰,便是這透露的消息。現在則已是大時代,動搖的時代,轉換的時代,中國以外,階級的對立大抵已經十分銳利化,農工大眾日日顯得著重,倘要將自己從沒落救出,當然應該向他們去了。何況「嗚呼!小資產階級原有兩個靈魂。……」雖然也可以向資產階級去,但也能夠向無產階級去的呢。

  這類事情,中國還在萌芽,所以見得新奇,須做《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那樣的大題目,但在工業發達,貧富懸隔的國度裡,卻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為看准了將來的天下,是勞動者的天下,跑過去了;或者因為倘幫強者,寧幫弱者,跑過去了;或者兩樣都有,錯綜地作用著,跑過去了。也可以說,或者因為恐怖,或者因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資產階級根性,拉「大眾」來作「給與」和「維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卻正留下一個不小的問題:倘若難於「保障最後的勝利」,你去不去呢?

  這實在還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賀之下,也從今年產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張無產階級文學,但無須無產者自己來寫;無論出身是什麼階級,無論所處是什麼環境,只要「以無產階級的意識,產生出來的一種的鬥爭的文學」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見「以趣味為中心」的可惡的「語絲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舊「要問甘人君,魯迅是第幾階級的人?」我的階級已由成仿吾判定:「他們所矜持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他們是代表著有閒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裡的小資產階級。……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藥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我們的批判者才將創造社的功業寫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獲得大眾」的時候,便已夢想「十萬兩無煙火藥」,並且似乎要將我擠進「資產階級」去(因為「有閒就是有錢」雲),我倒頗也覺得危險了。後來看見李初梨說:「我以為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不過我們先要審察他們的動機。……」這才有些放心,但可慮的是對於我仍然要問階級。「有閒便是有錢」;倘使無錢,該是第四階級,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了罷,但我知道那時又要問「動機」。總之,最要緊是「獲得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這回可不能只是「獲得大眾」便算完事了。橫豎纏不清,最好還是讓李初梨去「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讓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裡積蓄「十萬兩無煙火藥」,我自己是照舊講「趣味」。

  那成仿吾的「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的切齒之聲,在我是覺得有趣的。因為我記得曾有人批評我的小說,說是「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冷靜」並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著了這位革命的批評家的記憶中樞似的,從此「閒暇」也有三個了。倘有四個,連《小說舊聞鈔》也不寫,或者只有兩個,見得比較地忙,也許可以不至於被「奧伏赫變」(「除掉」的意思,Aufheben的創造派的譯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譯得這麼難寫,在第四階級,一定比照描一個原文難)罷,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個。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現自己」之罪,大約總該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創造派「為革命而文學」,所以仍舊要文學,文學是現在最緊要的一點,因為將「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一到「武器的藝術」的時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時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變成同意者,反對者變成徘徊者」了。

  但即刻又有一點不小的問題:為什麼不就到「武器的藝術」呢?

  這也很像「有產者差來的蘇秦的遊說」。但當現在「無產者未曾從有產者意識解放以前」,這問題是總須起來的,不儘是資產階級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計。因為這極徹底而勇猛的主張,同時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這樣:因為那邊正有「武器的藝術」,所以這邊只能「藝術的武器」。

  這藝術的武器,實在不過是不得已,是從無抵抗的幻影脫出,墜入紙戰鬥的新夢裡去了。但革命的藝術家,也只能以此維持自己的勇氣,他只能這樣。倘他犧牲了他的藝術,去使理論成為事實,就要怕不成其為革命的藝術家。因此必然的應該坐在無產階級的陣營中,等待「武器的鐵和火」出現。這出現之際,同時拿出「武器的藝術」來。倘那時鐵和火的革命者已有一個「閒暇」,能靜聽他們自敘的功勳,那也就成為一樣的戰士了。最後的勝利。然而文藝是還是批判不清的,因為社會有許多層,有先進國的史實在;要取目前的例,則《文化批判》已經拖住Upton Sinclair,《創造月刊》也背了Vigny在「開步走」了。

  倘使那時不說「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革命的遲滯是「語絲派」之所為,給人家掃地也還可以得到半塊麵包吃,我便將於八時間工作之暇,坐在黑房裡,續鈔我的《小說舊聞鈔》,有幾國的文藝也還是要談的,因為我喜歡。所怕的只是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伊力支一般,居然「獲得大眾」;那麼,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裡,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譯著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不遠總有一個大時代要到來。現在創造派的革命文學家和無產階級作家雖然不得已而玩著「藝術的武器」,而有著「武器的藝術」的非革命武學家也玩起這玩意兒來了,有幾種笑迷迷的期刊便是這。他們自己也不大相信手裡的「武器的藝術」了罷。那麼,這一種最高的藝術——「武器的藝術」現在究竟落在誰的手裡了呢?只要尋得到,便知道中國的最近的將來。

  二月二十三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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