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未定」草(六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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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談小品文 「題未定」草(六至九)
作者:魯迅
1936年
論新文字
    本作品收錄於:《且介亭雜文二集》和《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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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T君曾經對我談起過: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後,施蟄存先生曾在什麼刊物上有過批評,以為這本書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選一下。我至今沒有看到那刊物;但從施先生的推崇《文選》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業,以及自標「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測起來,這也正像他的話。好在我現在並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著多管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無論誰說,都是對的。其實豈只這一本書,將來重開四庫館時,恐怕我的一切譯作,全在排除之列;雖是現在,天津圖書館的目錄上,在《吶喊》和《彷徨》之下,就注著一個「銷」字,「銷」者,銷毀之謂也;梁實秋教授充當什麼圖書館主任時,聽說也曾將我的許多譯作驅逐出境。但從一般的情形而論,目前的出版界,卻實在並不十分謹嚴,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麼特別糟蹋了紙墨。至於選本,我倒以為是弊多利少的,記得前年就寫過一篇《選本》,說明著自己的意見,後來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隨便玩玩,那是什麼選本都可以的,《文選》好,《古文觀止》也可以。不過倘要研究文學或某一作家,所謂「知人論世」,那麼,足以應用的選本就很難得。選本所顯示的,往往並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眼光愈銳利,見識愈深廣,選本固然愈準確,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例如蔡邕,選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讀者僅覺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須看見《蔡中郎集》裡的《述行賦》(也見於《續古文苑》),那些「窮工巧於台榭兮,民露處而寢濕,委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秕而無粒」(手頭無書,也許記錯,容後訂正)的句子,才明白他並非單單的老學究,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時的情形,明白他確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贊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裡,他卻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為「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並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譬如勇士,也戰鬥,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裡,尊為性交大師,那當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不禁為古人惋惜。

    這也是關於取用文學遺產的問題,潦倒而至於昏聵的人,凡是好的,他總歸得不到。前幾天,看見《時事新報》的《青光》上,引過林語堂先生的話,原文拋掉了,大意是說:老莊是上流,潑婦罵街之類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竊下,最無足觀。如果我所記憶的並不錯,那麼,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語錄,明人小品,下至《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徹的表白了其人的毫無自信。不過這還是空腹高心之談,因為雖是「中流」,也並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竊,有取了好處的,有取了無用之處的,有取了壞處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連剽竊也不會,「老莊」不必說了,雖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嘗真的看得懂。

    標點古文,不但使應試的學生為難,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學者出醜,亂點詞曲,拆散駢文的美談,已經成為陳跡,也不必回顧了;今年出了許多廉價的所謂珍本書,都有名家標點,關心世道者癌然憂之,以為足煽復古之焰。我卻沒有這麼悲觀,化國幣一元數角,買了幾本,既讀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標點;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結論,就從這裡得來的。

    例如罷,——這種舉例,是很危險的,從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並非他的什麼「意德沃羅基」的悖謬,倒是為了個人的私仇居多。然而這裡仍得舉,因為寫到這裡,必須有例,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者是也。但經再三忖度,決定「姑隱其名」,或者得免於難歟,這是我在利用中國人只顧空面子的缺點。

    例如罷,我買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張岱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實價四角」;據「乙亥十月,盧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為康莊」的,但照標點看下去,卻並不十分「康莊」。標點,對於五言或七言詩最容易,不必文學家,只要數學家就行,樂府就不大「康莊」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裡,有了難懂的句子:

    「……佩鉛刀。藏膝髁。太史奏。機謀破。不稱王向前。坐對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誦,韻也押的,不過「不稱王向前」這一句總有些費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我王。即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抉其齒。王且詢。則含血前。淰御衣。上益怒。剝其膚。……」(標點悉遵原本)那麼,詩該是「不稱王,向前坐」了,「不稱王」者,「尚稱王哉」也;「向前坐」者,「則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躍而詬上。大怒曰」,恐怕也該是「躍而詬。上大怒曰」才合式,據作文之初階,觀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縱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靈」,拿它亂玩究竟還是不行的,自誤事小,誤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序裡,有這樣的句子:「秦府僚屬。勸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門。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過一翻《唐書》,就不免覺得魏徵實在射殺得冤枉,他其實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後,這才病死的。所以我們沒有法,這裡只好點作「射殺建成元吉,魏徵傷亡作」。明明是張岱作的《琴操》,怎麼會是魏徵作呢,索性也將他射殺幹淨,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不過「中流」文人,是常有擬作的,例如韓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說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所以在這裡,也還是以「魏徵傷亡作」為穩當。

    我在這裡也犯了「文人相輕」罪,其罪狀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將功折罪」的,是證明瞭有些名人,連文章也看不懂,點不斷,如果選起文章來,說這篇好,那篇壞,實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認真讀書的人,一不可倚仗選本,二不可憑信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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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於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濁無幹,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惝恍。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學生》的十二月號上,看見了朱光潛先生的《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文章,推這兩句為詩美的極致,我覺得也未免有以割裂為美的小疵。他說的好處是:「我愛這兩句詩,多少是因為它對於我啟示了一種哲學的意蘊。『曲終人不見』所表現的是消逝,『江上數峰青』所表現的是永恆。可愛的樂聲和奏樂者雖然消逝了,而青山卻巍然如舊,永遠可以讓我們把心情寄託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淒涼的,要求伴侶的。曲終了,人去了,我們一霎時以前所遊目騁懷的世界猛然間好像從腳底倒塌去了。這是人生最難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轉眼間我們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個可親的伴侶,另一個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遠是在那裡的。『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種風味似之。不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麼;這一曲纏綿悱惻的音樂沒有驚動山靈?它沒有傳出江上青峰的嫵媚和嚴肅?它沒有深深地印在這嫵媚和嚴肅裡面?反正青山和湘靈的瑟聲已發生這麼一回的因緣,青山永在,瑟聲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這確已說明瞭他的所以激賞的原因。但也沒有盡。讀者是種種不同的,有的愛讀《江賦》和《海賦》,有的欣賞《小園》或《枯樹》。後者是徘徊於有無生滅之間的文人,對於人生,既憚擾攘,又怕離去,懶於求生,又不樂死,實有太板,寂絕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淒涼,所以又必須有一種撫慰。於是「曲終人不見」之外,如「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之類,就往往為人所稱道。因為眼前不見,而遠處卻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這就是道士之所以說「至心歸命禮,玉皇大天尊!」也。

    撫慰勞人的聖藥,在詩,用朱先生的話來說,是「靜穆」:

    「藝術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人而論,他所感到的歡喜和愁苦也許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熱烈。就詩人之所以為詩人而論,熱烈的歡喜或熱烈的愁苦經過詩表現出來以後,都好比黃酒經過長久年代的儲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樸。我在別的文章裡曾經說過這一段話:『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可以明白古希臘人何以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把詩神亞波羅擺在蔚藍的山巔,俯瞰眾生擾攘,而眉宇間卻常如作甜蜜夢,不露一絲被擾動的神色?』這裡所謂『靜穆』(Serenity) 自然只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裡所能找得到的。 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裡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

    古希臘人,也許把和平靜穆看作詩的極境的罷,這一點我毫無知識。但以現存的希臘詩歌而論,荷馬的史詩,是雄大而活潑的,沙孚的戀歌,是明白而熱烈的,都不靜穆。我想,立「靜穆」為詩的極境,而此境不見於詩,也許和立蛋形為人體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終不見於人一樣。至於亞波羅之在山巔,那可因為他是「神」的緣故,無論古今,凡神像,總是放在較高之處的。這像,我曾見過照相,睜著眼睛,神清氣爽,並不像「常如作甜蜜夢」。不過看見實物,是否「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在我可就很難斷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覺得,我以為也許有些因為他「古」的緣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於雅俗之間的人,此刻的話,很近於大煞風景,但有時卻自以為頗「雅」的:間或喜歡看看古董。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土財主,不知怎麼一來,他也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據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幾天,他竟叫銅匠把它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干二淨,這才擺在客廳裡,閃閃的發著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聽到的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吃驚而失笑了,但接著就變成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啟示。這啟示並非「哲學的意蘊」,是覺得這才看見了近於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現代,我們的碗,無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當時,一定是幹幹淨淨,金光燦爛的,換了術語來說,就是它並不「靜穆」,倒有些「熱烈」。這一種俗氣至今未脫,變化了我衡量古美術的眼光,例如希臘雕刻罷,我總以為它現在之見得「只剩一味醇樸」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經風雨,失去了鋒棱和光澤的緣故,雕造的當時,一定是嶄新,雪白,而且發閃的,所以我們現在所見的希臘之美,其實並不准是當時希臘人之所謂美,我們應該懸想它是一件新東西。

    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於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錢起的兩句,而踢開他的全篇,又用這兩句來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這兩句來打殺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輩,以為「都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其實是他們四位,都因為墊高朱先生的美學說,做了冤屈的犧牲的。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看錢起的全篇罷:「省試湘靈鼓瑟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要證成「醇樸」或「靜穆」,這全篇實在是不宜稱引的,因為中間的四聯,頗近於所謂「衰颯」。但沒有上文,末兩句便顯得含胡,不過這含胡,卻也許又是稱引者之所謂超妙。現在一看題目,便明白「曲終」者結「鼓瑟」,「人不見」者點「靈」字,「江上數峰青」者做「湘」字,全篇雖不失為唐人的好試帖,但末兩句也並不怎麼神奇了。況且題上明說是「省試」,當然不會有「憤憤不平的樣子」,假使屈原不和椒蘭吵架,卻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約也不至於在考卷上大發牢騷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們於是應該再來看看這《湘靈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詩了。但我手頭也沒有他的詩集,只有一部《大歷詩略》,也是迂夫子的選本,不過篇數卻不少,其中有一首是:「下第題長安客舍不遂青雲望,愁看黃鳥飛。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隨時變,交情與我違。空余主人柳,相見卻依依。」

    一落第,在客棧的牆壁上題起詩來,他就不免有些憤憤了,可見那一首《湘靈鼓瑟》,實在是因為題目,又因為省試,所以只好如此圓轉活脫。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時都不免是怒目金剛,但就全體而論,他長不到丈六。

    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但我也並非反對說夢,我只主張聽者心裡明白所聽的是說夢,這和我勸那些認真的讀者不要專憑選本和標點本為法寶來研究文學的意思,大致並無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現在之所以往往被尊為「靜穆」,是因為他被選文家和摘句家所縮小,淩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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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在流傳的古人文集,漢人的已經沒有略存原狀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裡還有別人的贈答和論難,晉的阮籍,集裡也有伏義的來信,大約都是很古的殘本,由後人重編的。《謝宣城集》雖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賦詠的詩。我以為這樣的集子最好,因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見他和別人的關系,他的作品,比之同詠者,高下如何,他為什麼要說那些話……現在採取這樣的編法的,據我所知道,則《獨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關的別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謹嚴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刪存一個或者三四個字,刻之泰山頂上,「傳之其人」,那當然聽他自己的便,還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將保佑,姓名大可公開,他卻偏要躲躲閃閃,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發生關系,隨作隨刪,刪到只剩下一張白紙,到底什麼也沒有,那當然也聽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會有些關系的文字,我以為是都應該集印的,其中當然夾雜著許多廢料,所謂「榛楛弗剪」,然而這才是深山大澤。現在已經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鉛字一排就夠。雖說排印,糟蹋紙墨自然也還是糟蹋紙墨的,不過只要一想連楊村人之流的東西也還在排印,那就無論什麼都可以閉著眼睛發出去了。中國人常說「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無恥之旗,固然要引出無恥群,但使謙讓者潑剌起來,卻是一利。

    收回了謙讓的人,在實際上也並不少,但又是所謂「愛惜自己」的居多。「愛惜自己」當然並不是壞事情,至少,他不至於無恥,然而有些人往往誤認「裝點」和「遮掩」為「愛惜」。集子裡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臉上,種上一撮白胡須;也有兼收別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揀選,決不取謾罵誣蔑的文章,以為無價值。其實是這些東西,一樣的和本文都有價值的,即使那力量還不夠引出無恥群,但倘和有價值的本文有關,這就是它在當時的價值。中國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這一點的,所以歷史裡大抵有循吏傳,隱逸傳,卻也有酷吏傳和佞幸傳,有忠臣傳,也有奸臣傳。因為不如此,便無從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倆隨時消滅,也不能洞曉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隱逸之作不必論,倘使這作者是身在人間,帶些戰鬥性的,那麼,他在社會上一定有敵對。只是這些敵對決不肯自承,時時撒嬌道:「冤乎枉哉,這是他把我當作假想敵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確在放暗箭,一經指出,這才改為明槍,但又說這是因為被誣為「假想敵」的報復。所用的技倆,也是決不肯任其流傳的,不但事後要它消滅,就是臨時也在躲閃;而編集子的人又不屑收錄。於是到得後來,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無可對比,當時的抗戰之作,就都好像無的放矢,獨個人在向著空中發瘋。我嘗見人評古人的文章,說誰是「鋒棱太露」,誰又是「劍拔弩張」,就因為對面的文章,完全消滅了的緣故,倘在,是也許可以減去評論家幾分懵懂的。所以我以為此後該有博採種種所謂無價值的別人的文章,作為附錄的集子。以前雖無成例,卻是留給後來的寶貝,其功用與鑄了魑魅罔兩的形狀的禹鼎相同。

    就是近來的有些期刊,那無聊,無恥與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這又確是現代中國的或一群人的「文學」,現在可以知今,將來可以知古,較大的圖書館,都必須保存的。但記得C君曾經告訴我,不但這些,連認真切實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國的雜志,一大本一大本的裝起來:還是生著「貴古而賤今,忽近而圖遠」的老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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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珍本叢書》之一的張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書牘類裡,有《又與毅儒八弟》的信,開首說:「前見吾弟選《明詩存》,有一字不似鐘譚者,必棄置不取;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痛罵鐘譚,而吾弟選法又與前一變,有一字似鐘譚者,必棄置不取。鐘譚之詩集,仍此詩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轉若飛蓬,捷如影響,何胸無定識,目無定見,口無定評,乃至斯極耶?蓋吾弟喜鐘譚時,有鐘譚之好處,盡有鐘譚之不好處,彼蓋玉常帶璞,原不該盡視為連城;吾弟恨鐘譚時,有鐘譚之不好處,仍有鐘譚之好處,彼蓋瑕不掩瑜,更不可盡棄為瓦礫。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橫據胸中,虛心平氣,細細論之,則其妍醜自見,奈何以他人好尚為好尚哉!……」

    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面目,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張岱自己,則以為選文造史,須無自己的意見,他在《與李硯翁》的信裡說:「弟《石匱》一書,洶筆四十餘載,心如止水秦銅,並不自立意見,故下筆描繪,妍媸自見,敢言刻劃,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鏡,也不能虛,所以立「虛心平氣」為選詩的極境,「並不自立意見」為作史的極境者,也像立「靜穆」為詩的極境一樣,在事實上不可得。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第三種人」杜衡輩,標榜超然,實為群醜,不久即本相畢露,知恥者皆羞稱之,無待這裡多說了;就令自覺不懷他意,屹然中立如張岱者,其實也還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論東林云:「……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以此名目,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以其黨升沉,用占世數興敗,其党盛則為終南之捷徑,其黨敗則為元祐之黨碑。……蓋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竄入者不無小人,擁戴者皆為小人,招徠者亦有君子,此其間線索甚清,門戶甚迥。……東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如貪婪強橫之王圖,奸險兇暴之李三才,闖賊首輔之項煜,上箋勸進之周鐘,以致竄入東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則吾臂可斷,決不敢徇情也。東林之尤可醜者,時敏之降闖賊曰,『吾東林時敏也』,以冀大用。魯王監國,蕞爾小朝廷,科道任孔當輩猶曰,『非東林不可進用』。則是東林二字,直與蕞爾魯國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輩,置之湯鑊,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這真可謂「詞嚴義正」。所舉的群小,也都確實的,尤其是時敏,雖在三百年後,也何嘗無此等人,真令人驚心動魄。然而他的嚴責東林,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於是凡有黨社,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就大體而言,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他就置之不論了。或者還更加一轉云:東林雖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東林者雖多小人,然亦有正士,於是好像兩面都有好有壞,並無不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故有小人即可醜,反東林者本為小人,故有正士則可嘉,苛求君子,寬縱小人,自以為明察秋毫,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倘說:東林中雖亦有小人,然多數為君子,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麼,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謝國楨先生作《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鉤索文籍,用力甚勤,敘魏忠賢兩次虐殺東林黨人畢,說道:「那時候,親戚朋友,全遠遠的躲避,無恥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說一兩句公道話,想替諸君子幫忙的,只有幾個書呆子,還有幾個老百姓。」

    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誠然,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裡覓道,但能從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遊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饑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張岱又說:「忠臣義士多見於國破家亡之際,如敲石出火,一閃即滅,人主不急起收之,則火種絕矣。」(《越絕詩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種是不會絕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不要再請願!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PD-icon.svg 1996年1月1日,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其作者1936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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