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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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
作者:胡適
1919年7月20日

  我到北京不到两个月。这一天我在中央公园里吃冰,几位同来的朋友先散了;我独自坐着,翻开几张报纸看看,只见满纸都是讨伐西南和召集新国会的话。我懒得看那些疯话,丢开报纸,抬起头来,看见前面来了一男一女,男的抱着一个小孩子,女的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我觉得那男的好生面善,仔细打量他,见他穿一件很旧的官纱长衫,面上很有老态,背脊微有点弯,因为抱着孩子,更显出曲背的样子。他看见我,也仔细打量。我不敢招呼,他们就过去了。走过去几步,他把小孩子交给那女的,他重又回来,向我道,“你不是小山吗?”我说,“正是。你不是朱子平吗?我几乎不敢认你了!”他说,“我是子平,我们八九年不见,你还是壮年,我竟成了老人了,怪不得你不敢招呼我”。

  我招呼他坐下,他不肯坐,说他一家人都在后面坐久了,要回去预备晚饭了。我说,“你现在是儿女满前的福人了。怪不得要自称老人了”。他叹口气,说,“你看我狼狈到这个样子,还要取笑我?我上个月见着伯安、仲实弟兄们,才知道你今年回国。你是学哲学的人,我有个问题要来请教你,我问过多少人,他们都说我有神经病,不大理会我。你把住址告诉我,或明天来看你。今天来不及谈了”。

  我把住址告诉了他,他匆匆的赶上他的妻子,接过小孩子,一同出去了。

  我望着他们出去,心里想道:朱子平当初在我们同学里面,要算一个很有豪气的人,怎么现在弄得这样潦倒?看他见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一开口就有什么问题请教,怪不得人说他有神经病。但不知他因为潦倒了才有神经病呢?还是因为有了神经病所以潦倒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果然来了。他比我只大得一岁,今年三十岁。但是他头上已有许多白发了。外面人看来,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几岁。

  他还没有坐定,就说,“小山,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说,“我这几年以来,差不多没有一天不问自己道: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我想了几年,越想越想不通。朋友之中也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起先他们给我一个‘哲学家’的绰号,后来他们竟叫我做朱疯子了!小山,你是见多识广的人,请你告诉我,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

  我说,“子平,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现在的人最怕的是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得意的人听着这个问题就要扫兴,不得意的人想着这个问题就要发狂。他们是聪明人,不愿意扫兴,更不愿意发狂,所以给你一个疯子的绰号,就算完了。——我要问你,你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呢?”

  他说,“这话说来很长,只怕你不爱听。”

  我说我最爱听。他叹了一口气,点着一根纸烟,慢慢的说。以下都是他的话。

  我们离开高等学堂那一年,你到英国去了,我回到家乡,生了一场大病,足足的病了十八个月。病好了,便是辛亥革命,把我家在汉口的店业就光复掉了。家里生计渐渐困难,我不能不出来谋事。那时伯安、石生一班老同学都在北京,我写信给他们,托他们寻点事做。后来他们写信给我,说从前高等学堂的老师陈老先生答应要我去教他的孙子。我到北京,就住在陈家。陈老先生在大学堂教书,又担任女子师范的国文,一个月拿的钱很多,但是他的两个儿子都不成器,老头子气得很,发愤要教育他几个孙子成人。但是他一个人教两处书,那有工夫教小孩子?你知道我同伯安都是他的得意学生,所以他叫我去,给我二十块钱一个月,住的房子,吃的饭,都是他的,总算他老先生的一番好意。

  过了半年,他对我说,要替我做媒。说的是他一位同年的女儿,现在女子师范读书,快要毕业了。那女子我也见过一两次,人倒很朴素稳重。但是我一个月拿人家二十块钱,如何养得起家小?我把这个意思回复他,谢他的好意。老先生有点不高兴,当时也没说什么。过了几天,他请了伯安、仲实弟兄到他家,要他们劝我就这门亲事。他说,“子平的家事,我是晓得的。他家三代单传,嗣续的事不能再缓了。二十多岁的少年,那里怕没有事做?还怕养不活老婆吗?我替他做媒的这头亲事是再好也没有的。女的今年就毕业,毕业后还可在本京蒙养院教书,我已经替他介绍好了。蒙养院的钱虽不多,也可以贴补一点家用。他再要怕不够时,我把女学堂的三十块钱让他去教。我老了,大学堂一处也够我忙了。你们看我这个媒人总可算是竭力报效了”。

  伯安弟兄把这番话对我说,你想我如何能再推辞。我只好写信告诉家母。家母回信,也说了许多“三代单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又说,“陈老师这番好意,你稍有人心,应该感激图报,岂可不识抬举?”

  我看了信,晓得家母这几年因为我不肯娶亲,心里很不高兴,这一次不过是借题发点牢骚。我仔细一想,觉得做了中国人,老婆是不能不讨的,只好将就点罢。

  我去找到伯安、仲实,说我答应订定这头亲事,但是我现在没有积蓄,须过一两年再结婚。

  他们去见老先生,老先生说,“女孩子今年二十三岁了,他父亲很想早点嫁了女儿,好替他小儿子娶媳妇。你们去对子平说,叫他等女的毕业了就结婚。仪节简单一点,不费什么钱。他要用木器家具,我这里有用不着的,他可以搬去用。我们再替他邀一个公份,也就可以够用了”。

  他们来对我说,我没有话可驳回,只好答应了。过了三个月,我租了一所小屋,预备成亲。老先生果然送了一些破烂家具,我自己添置了一点。伯安、石生一些人发起一个公份,送了我六十多块钱的贺仪,只够我替女家做了两套衣服,就完了。结婚的时候,我还借了好几十块钱,才勉强把婚事办了。

  结婚的生活,你还不曾经过。我老实对你说,新婚的第一年,的确是很有乐趣的生活。我的内人,人极温和,他晓得我的艰苦,我们从不肯乱花一个钱。我们只用一个老妈,白天我上陈家教书,下午到女师范教书,他到蒙养院教书。晚上回家,我们自己做两样家乡小菜,吃了晚饭,闲谈一会,我改我的卷子,他陪我坐着做点针线。我有时做点文字卖给报馆,有时写到夜深才睡。他怕我身体过劳,每晚到了十二点钟,他把我的墨盒纸笔都收了去,吹灭了灯,不许我再写了。

  小山,这种生活,确有一种乐趣。但是不到七八个月,我的内人就病了,呕吐得很利害。我们猜是喜信,请医生来看,医生说八成是有喜。我连忙写信回家,好叫家母欢喜。老人家果然欢喜得很,托人写信来说了许多孕妇保重身体的法子,还做了许多小孩的衣服小帽寄来。

  产期将近了。他不能上课,请了一位同学代他。我添雇了一个老妈子,还要准备许多临产的需要品。好容易生下一个男孩子来。产后内人身体不好,乳水不够,不能不雇奶妈。一家平空减少了每月十几块钱的进帐,倒添上了几口人吃饭拿工钱。家庭的担负就很不容易了。

  过了几个月,内人身体复原了,依旧去上课,但是记挂着小孩子,觉得很不方便。看十几块钱的面上,只得忍着心肠做去。

  不料陈老先生忽然得了中风的病,一起病就不能说话,不久就死了。他那两个宝贝儿子,把老头子的一点存款都瓜分了,还要赶回家去分田产,把我的三个小学生都带回去了。

  我少了二十块钱的进款,正想寻事做,忽然女学堂的校长又换了人,第二年开学时,他不曾送聘书来,我托熟人去说,他说我的议论太偏僻了,不便在女学堂教书。我生了气,也不曾再去求他了。

  伯安那时做众议院的议员,在国会里颇出点风头。我托他设法。他托陈老先生的朋友把我荐到大学堂去当一个事务员,一个月拿三十块钱。

  我们只好自己刻苦一点,把奶妈和那添雇的老妈子辞了。每月只吃三四次肉,有人请我吃酒,我都辞了不去,因为吃了人的,不能不回请。戏园里是四年多不曾去过了。

  但是无论我们怎样节省,总是不够用。过了一年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回我的内人自己给他奶吃,不雇奶妈了。但是自己的乳水不够,我们用开成公司的豆腐浆代他,小孩子不肯吃,不到一岁就殇掉了。内人哭的什么似的。我想起孩子之死全系因为雇不起奶妈,内人又过于省俭,不肯吃点滋养的东西,所以乳水更不够。我看见内人伤心,我心里实在难过。

  后来时局一年坏似一年,我的光景也一年更紧似一年。内人因为身体不好,辍课太多,蒙养院的当局颇说嫌话,内人也有点拗性,索性辞职出来。想找别的事做,一时竟寻不着。北京这个地方,你想寻一个三百五百的阔差使,反不费力。要是你想寻二三十块钱一个月的小事,那就比登天还难。到了中、交两行停止兑现的时候,我那每月三十块钱的票子更不够用了。票子的价值越缩下去,我的大孩子吃饭的本事越大起来。去年冬天,又生了一个女孩子,就是昨天你看见我抱着的。我托了伯安去见大学校长,请他加我的薪水,校长晓得我做事认真,加了我十块钱票子,共是四十块,打个七折,四七二十八,你替我算算,房租每月六块,伙食十五块,老妈工钱两块,已是二十二块钱了。剩下五块大钱,每天只派着一角六分大洋做零用钱。做衣服的钱都没有,不要说看报买书了。大学图书馆里虽然有书有报,但是我一天忙到晚,公事一完,又要赶回家来帮内人照应小孩子,那里有工夫看书阅报?晚上我腾出一点工夫做点小说,想赚几个钱。我的内人向来不许我写过十二点钟的,于今也不来管我了。他晓得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非寻两个外快钱不能过日子,所以只好由我写到两三点钟才睡。但是现在卖文的人多了,我又没有工夫看书,全靠绞脑子,挖心血,没有接济思想的来源,做的东西又都是百忙里偷闲潦草做的,那里会有好东西?所以往往卖不起价钱,有时原稿退回,我又修改一点,寄给别家。前天好容易卖了一篇小说,拿着五块钱,所以昨天全家去逛中央公园,去年我们竟不曾去过。

  我每天五点钟起来,——冬天六点半起来——午饭后靠着桌子偷睡半个钟头,一直忙到夜深半夜后。忙的是什么呢?我要吃饭,老婆要吃饭,还要喂小孩子吃饭——所忙的不过为了这一件事!

  我每天上大学去,从大学回来,都是步行。这就是我的体操,不但可以省钱,还可给我一点用思想的时间,使我可以想小说的布局,可以想到人生的问题。有一天,我的内人的姊夫从南边来,我想请他上一回馆子,家里恰没有钱,我去问同事借,那几位同事也都是和我不相土下的穷鬼,那有钱借人?我空着手走回家,路上自思自想,忽然想到一个大问题,就是“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我一头想,一头走,想入了迷,就站在北河沿一颗柳树下,望着水里的树影子,足足站了两个钟头。等到我醒过来走回家时,天已黑了,客人已走了半天了!

  自从那一天到现在,几乎没有一天我不想到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从睡梦里喊着“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

  小山,你是学哲学的人。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

民国八年
(原载1919年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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