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作者：胡適
1919年7月20日

　　我到北京不到兩個月。這一天我在中央公園裡吃冰，幾位同來的朋友先散了；我獨自坐着，翻開幾張報紙看看，只見滿紙都是討伐西南和召集新國會的話。我懶得看那些瘋話，丟開報紙，抬起頭來，看見前面來了一男一女，男的抱着一個小孩子，女的手裡牽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我覺得那男的好生面善，仔細打量他，見他穿一件很舊的官紗長衫，面上很有老態，背脊微有點彎，因為抱着孩子，更顯出曲背的樣子。他看見我，也仔細打量。我不敢招呼，他們就過去了。走過去幾步，他把小孩子交給那女的，他重又回來，向我道，「你不是小山嗎？」我說，「正是。你不是朱子平嗎？我幾乎不敢認你了！」他說，「我是子平，我們八九年不見，你還是壯年，我竟成了老人了，怪不得你不敢招呼我」。

　　我招呼他坐下，他不肯坐，說他一家人都在後面坐久了，要回去預備晚飯了。我說，「你現在是兒女滿前的福人了。怪不得要自稱老人了」。他嘆口氣，說，「你看我狼狽到這個樣子，還要取笑我？我上個月見着伯安、仲實弟兄們，才知道你今年回國。你是學哲學的人，我有個問題要來請教你，我問過多少人，他們都說我有神經病，不大理會我。你把住址告訴我，或明天來看你。今天來不及談了」。

　　我把住址告訴了他，他匆匆的趕上他的妻子，接過小孩子，一同出去了。

　　我望着他們出去，心裡想道：朱子平當初在我們同學裡面，要算一個很有豪氣的人，怎麼現在弄得這樣潦倒？看他見了一個多年不見的老同學，一開口就有什麼問題請教，怪不得人說他有神經病。但不知他因為潦倒了才有神經病呢？還是因為有了神經病所以潦倒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果然來了。他比我只大得一歲，今年三十歲。但是他頭上已有許多白髮了。外面人看來，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幾歲。

　　他還沒有坐定，就說，「小山，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問他什麼問題。他說，「我這幾年以來，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問自己道：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我想了幾年，越想越想不通。朋友之中也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起先他們給我一個『哲學家』的綽號，後來他們竟叫我做朱瘋子了！小山，你是見多識廣的人，請你告訴我，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

　　我說，「子平，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現在的人最怕的是有人問他這個問題。得意的人聽着這個問題就要掃興，不得意的人想着這個問題就要發狂。他們是聰明人，不願意掃興，更不願意發狂，所以給你一個瘋子的綽號，就算完了。——我要問你，你為什麼想到這個問題上去呢？」

　　他說，「這話說來很長，只怕你不愛聽。」

　　我說我最愛聽。他嘆了一口氣，點着一根紙煙，慢慢的說。以下都是他的話。

　　我們離開高等學堂那一年，你到英國去了，我回到家鄉，生了一場大病，足足的病了十八個月。病好了，便是辛亥革命，把我家在漢口的店業就光復掉了。家裡生計漸漸困難，我不能不出來謀事。那時伯安、石生一班老同學都在北京，我寫信給他們，托他們尋點事做。後來他們寫信給我，說從前高等學堂的老師陳老先生答應要我去教他的孫子。我到北京，就住在陳家。陳老先生在大學堂教書，又擔任女子師範的國文，一個月拿的錢很多，但是他的兩個兒子都不成器，老頭子氣得很，發憤要教育他幾個孫子成人。但是他一個人教兩處書，那有工夫教小孩子？你知道我同伯安都是他的得意學生，所以他叫我去，給我二十塊錢一個月，住的房子，吃的飯，都是他的，總算他老先生的一番好意。

　　過了半年，他對我說，要替我做媒。說的是他一位同年的女兒，現在女子師範讀書，快要畢業了。那女子我也見過一兩次，人倒很樸素穩重。但是我一個月拿人家二十塊錢，如何養得起家小？我把這個意思回復他，謝他的好意。老先生有點不高興，當時也沒說什麼。過了幾天，他請了伯安、仲實弟兄到他家，要他們勸我就這門親事。他說，「子平的家事，我是曉得的。他家三代單傳，嗣續的事不能再緩了。二十多歲的少年，那裡怕沒有事做？還怕養不活老婆嗎？我替他做媒的這頭親事是再好也沒有的。女的今年就畢業，畢業後還可在本京蒙養院教書，我已經替他介紹好了。蒙養院的錢雖不多，也可以貼補一點家用。他再要怕不夠時，我把女學堂的三十塊錢讓他去教。我老了，大學堂一處也夠我忙了。你們看我這個媒人總可算是竭力報效了」。

　　伯安弟兄把這番話對我說，你想我如何能再推辭。我只好寫信告訴家母。家母回信，也說了許多「三代單傳，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話。又說，「陳老師這番好意，你稍有人心，應該感激圖報，豈可不識抬舉？」

　　我看了信，曉得家母這幾年因為我不肯娶親，心裡很不高興，這一次不過是借題發點牢騷。我仔細一想，覺得做了中國人，老婆是不能不討的，只好將就點罷。

　　我去找到伯安、仲實，說我答應訂定這頭親事，但是我現在沒有積蓄，須過一兩年再結婚。

　　他們去見老先生，老先生說，「女孩子今年二十三歲了，他父親很想早點嫁了女兒，好替他小兒子娶媳婦。你們去對子平說，叫他等女的畢業了就結婚。儀節簡單一點，不費什麼錢。他要用木器家具，我這裡有用不着的，他可以搬去用。我們再替他邀一個公份，也就可以夠用了」。

　　他們來對我說，我沒有話可駁回，只好答應了。過了三個月，我租了一所小屋，預備成親。老先生果然送了一些破爛家具，我自己添置了一點。伯安、石生一些人發起一個公份，送了我六十多塊錢的賀儀，只夠我替女家做了兩套衣服，就完了。結婚的時候，我還借了好幾十塊錢，才勉強把婚事辦了。

　　結婚的生活，你還不曾經過。我老實對你說，新婚的第一年，的確是很有樂趣的生活。我的內人，人極溫和，他曉得我的艱苦，我們從不肯亂花一個錢。我們只用一個老媽，白天我上陳家教書，下午到女師範教書，他到蒙養院教書。晚上回家，我們自己做兩樣家鄉小菜，吃了晚飯，閒談一會，我改我的卷子，他陪我坐着做點針線。我有時做點文字賣給報館，有時寫到夜深才睡。他怕我身體過勞，每晚到了十二點鐘，他把我的墨盒紙筆都收了去，吹滅了燈，不許我再寫了。

　　小山，這種生活，確有一種樂趣。但是不到七八個月，我的內人就病了，嘔吐得很利害。我們猜是喜信，請醫生來看，醫生說八成是有喜。我連忙寫信回家，好叫家母歡喜。老人家果然歡喜得很，托人寫信來說了許多孕婦保重身體的法子，還做了許多小孩的衣服小帽寄來。

　　產期將近了。他不能上課，請了一位同學代他。我添雇了一個老媽子，還要準備許多臨產的需要品。好容易生下一個男孩子來。產後內人身體不好，乳水不夠，不能不雇奶媽。一家平空減少了每月十幾塊錢的進帳，倒添上了幾口人吃飯拿工錢。家庭的擔負就很不容易了。

　　過了幾個月，內人身體復原了，依舊去上課，但是記掛着小孩子，覺得很不方便。看十幾塊錢的面上，只得忍着心腸做去。

　　不料陳老先生忽然得了中風的病，一起病就不能說話，不久就死了。他那兩個寶貝兒子，把老頭子的一點存款都瓜分了，還要趕回家去分田產，把我的三個小學生都帶回去了。

　　我少了二十塊錢的進款，正想尋事做，忽然女學堂的校長又換了人，第二年開學時，他不曾送聘書來，我托熟人去說，他說我的議論太偏僻了，不便在女學堂教書。我生了氣，也不曾再去求他了。

　　伯安那時做眾議院的議員，在國會裡頗出點風頭。我托他設法。他托陳老先生的朋友把我薦到大學堂去當一個事務員，一個月拿三十塊錢。

　　我們只好自己刻苦一點，把奶媽和那添雇的老媽子辭了。每月只吃三四次肉，有人請我吃酒，我都辭了不去，因為吃了人的，不能不回請。戲園裡是四年多不曾去過了。

　　但是無論我們怎樣節省，總是不夠用。過了一年又添了一個孩子。這回我的內人自己給他奶吃，不雇奶媽了。但是自己的乳水不夠，我們用開成公司的豆腐漿代他，小孩子不肯吃，不到一歲就殤掉了。內人哭的什麼似的。我想起孩子之死全系因為雇不起奶媽，內人又過於省儉，不肯吃點滋養的東西，所以乳水更不夠。我看見內人傷心，我心裡實在難過。

　　後來時局一年壞似一年，我的光景也一年更緊似一年。內人因為身體不好，輟課太多，蒙養院的當局頗說嫌話，內人也有點拗性，索性辭職出來。想找別的事做，一時竟尋不着。北京這個地方，你想尋一個三百五百的闊差使，反不費力。要是你想尋二三十塊錢一個月的小事，那就比登天還難。到了中、交兩行停止兌現的時候，我那每月三十塊錢的票子更不夠用了。票子的價值越縮下去，我的大孩子吃飯的本事越大起來。去年冬天，又生了一個女孩子，就是昨天你看見我抱着的。我託了伯安去見大學校長，請他加我的薪水，校長曉得我做事認真，加了我十塊錢票子，共是四十塊，打個七折，四七二十八，你替我算算，房租每月六塊，伙食十五塊，老媽工錢兩塊，已是二十二塊錢了。剩下五塊大錢，每天只派着一角六分大洋做零用錢。做衣服的錢都沒有，不要說看報買書了。大學圖書館裡雖然有書有報，但是我一天忙到晚，公事一完，又要趕回家來幫內人照應小孩子，那裡有工夫看書閱報？晚上我騰出一點工夫做點小說，想賺幾個錢。我的內人向來不許我寫過十二點鐘的，於今也不來管我了。他曉得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地，非尋兩個外快錢不能過日子，所以只好由我寫到兩三點鐘才睡。但是現在賣文的人多了，我又沒有工夫看書，全靠絞腦子，挖心血，沒有接濟思想的來源，做的東西又都是百忙裡偷閒潦草做的，那裡會有好東西？所以往往賣不起價錢，有時原稿退回，我又修改一點，寄給別家。前天好容易賣了一篇小說，拿着五塊錢，所以昨天全家去逛中央公園，去年我們竟不曾去過。

　　我每天五點鐘起來，——冬天六點半起來——午飯後靠着桌子偷睡半個鐘頭，一直忙到夜深半夜後。忙的是什麼呢？我要吃飯，老婆要吃飯，還要餵小孩子吃飯——所忙的不過為了這一件事！

　　我每天上大學去，從大學回來，都是步行。這就是我的體操，不但可以省錢，還可給我一點用思想的時間，使我可以想小說的布局，可以想到人生的問題。有一天，我的內人的姊夫從南邊來，我想請他上一回館子，家裡恰沒有錢，我去問同事借，那幾位同事也都是和我不相土下的窮鬼，那有錢借人？我空着手走回家，路上自思自想，忽然想到一個大問題，就是「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我一頭想，一頭走，想入了迷，就站在北河沿一顆柳樹下，望着水裡的樹影子，足足站了兩個鐘頭。等到我醒過來走回家時，天已黑了，客人已走了半天了！

　　自從那一天到現在，幾乎沒有一天我不想到這個問題。有時候，我從睡夢裡喊着「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

　　小山，你是學哲學的人。像我這樣養老婆，餵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嗎？……

民國八年

（原載1919年7月20日《每周評論》第31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