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第一版著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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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译者黑兹利特的说明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
第一版著者前言
1841年版著者序 

我出版过关于英国革命的原始的回忆录;我现在出版英国革命的历史。在法国革命以前,这肯定是欧洲必须讲述的最伟大的事件。

我是不怕英国革命的重要性被贬低的;法国的革命,尽管是后来居上,但并没有使英国革命本身的伟大少了一些;它们都是同一个战争的胜利;它们都使同一个事业得到好处;胜利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它们并没有彼此使对方失色,反而交相辉映。我只怕它们的真正性质会被弄错了,只怕世界不给予它们在世界史中应由它们占有的地位。

依照目前流行很广的一种看法,好象这两个革命都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这些事件是从前所未闻的原则中产生出来,从前所未闻的筹划中孕育出来的,它们竟然导致社会脱离它的古老而自然的轨道;总之,它们象飓风、地震等完全脱离自然规律的神秘现象一样;它们就象造物之神的打击一般,突如其来,也许是进行破坏,也许是进行创新。不论是朋友或敌人,不论是对革命颂扬或诽谤的人们,都采取这种看法。在前一类人看来,革命是光荣的事件,它们第一次为人们发扬光大了真理、自由和正义,而在它发生以前一切都是荒谬、不平与暴政;人类只有依靠它才能获得尘世的拯救。在后一类人看来,革命却是最可叹的灾害,它中断了一个漫长的智慧、道德与幸福的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做这种坏事的人宣告的主张、提出的要求、犯下的罪行都是史无前例的:认为在一阵疯狂中各国都已从他们习以为常的道路上冲出路外,而脚下则是一个敞开的深渊。

如此,无论是颂扬或谴责,无论是祝福或诅咒,在考虑到革命问题时,各方面都忘记了革命的客观环境,他们同样地将革命和过去绝对孤立起来;他们同样地要革命负担起世界命运的责任,而且不是对它大加咒骂就是将一切光荣堆在革命的头上。

现在是清理所有这些虚妄的和幼稚的慷慨言词的时候了。革命不但远远没有中断欧洲事物的自然进程,而且可以说,不论在英国或法国革命中,人们所说所望所作的,都是在革命爆发前已经被人们说过,做过,或企求过一百次的。人们早就宣告过绝对权力为非法;而且关于法律和租税必须经人民的自由同意,以及关于武装自卫的权利,这都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教会曾多次重申托利多第四次会议公布的法令中记载的圣· 伊西多的话:“依正义统治其人民的才是君王;凡不如是而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就不再是君王。”人们反对特权,并企求在社会秩序中引进更多的平等:全欧洲的君主们曾经这样做过;而且一直到我们的时代,关于公民平等的进步的一些步骤,都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且可由皇权的进步来衡量的。人们要求,公共职位应该向广大公民开门,应该仅仅依照本人的长处来进行分配,而且权力只许通过选举来赋予:这是教会的内部治理机构的根本原则,而教会不但一贯根据它们行事,而且曾经强调宣告此项原则的价值。因此不论我们考虑到英法两个革命的总的原则,或者它们应用这些原则的结果——也就是说,不论我们考虑到国家的治理,或者公民权利立法,财产或人身,自由式权力—— 我们都找不到任何一件是它们本身所创造出来的,也找不到一件在过去我们称之谓正常的世代里不曾见到过,或不曾存在过的。

而且不仅如此:那些被认为专门属于英国或法国革命的原则、意图、努力,事实上不但早于法国、英国革命前几个世纪已经存在,而且恰恰正是归功于同样的原则和努力,欧洲的社会才取得了它的一切进步。难道封建贵族是通过封建的秩序混乱、它的特权制度、它的残酷的暴力以及它对呻吟在它枷锁之下的人们的压制,难道他们是通过这些才参加各国的发展的吗?不是的:他们反对了皇族的暴政,他们行使了自卫的权利并保持了自由的准则。各个国家为什么要祝福君主呢?这是因为他们白称具有天赋权利、具有绝对权力吗?是因为他们的穷奢极欲,因为他们有个宫廷吗?不是的:君主们攻击过封建制度和贵族特权,他们将举国一致带进了立法,带进了行政机构;他们促进了平等。至于说教会僧侣们——他们的权力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促进了文明?难道是由于他们自外于人民,由于他们反对人类理性,而且以上帝之名批准暴政吗?不是的:那是由于僧侣们在教会之内,在上帝的法律之下,一视同仁地聚集了大人物和小百姓,穷人和富人,弱者和强者;它尊重并且培养了科学,建立了学校,赞同知识的传播,并使智力活跃起来。我们不妨探讨支配世界的大师们的历史;查看一下决定世界命运的各阶级的影响;无论何时何地,只要看见有善良表现出来,只要看见人类对一宗伟大的贡献产生永久的铭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就是引导到英国的和我们法国的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的具体步骤;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面对的正好是两国的革命所企求建立的原则。

因此,不要把这些强有力的事件看作欧洲史上的妖怪的幽灵吧;不要让我们再听到有人说它们是闻所未闻的妄自尊大,是罪大恶极的发明吧。事实上,它们将文明在它已走过十四个世纪的道路上再向前推进;它们公开宣告了人类从有史以来赖以发展其本性、改善其处境的准则,将人类的事业加以推进;他们做下了曾经先后由僧侣们、贵族们和君王们立下功绩和发出光辉的事业。

我不认为人类仅仅由于英法两国的革命应对错误、灾难和罪恶负责,就长期坚持绝对谴责两国的革命。我们完全可以全部承认有过这些错误、灾难和罪恶,不仅如此,我们可以做得比他们的谴责者还要严厉一些,细密地查考他们的控诉并补充其缺漏,并号召那些谴责者们,也反过来开列一下他们维护的时代和掌权时造成的错误、罪行和灾害:我深深怀疑他们是否敢于接受这个挑战。

人们可以这样问一下:这两个革命明显不同于任何其他时代的区别究竟何在?他们究竟是以什么来实现多少年代的人类共同事业而赢得了革命的美名,且在事实上改变世界面貌的?答案是这样的:不同的权力曾经先后在欧洲社会占有支配地位,从而轮次领导了文明的前进。在罗马帝国灭亡及蛮族的入侵以后,在一切纽带断绝之后,各种经常性的权力都被毁了,各地的统治权沦入暴力之手。胜利的贵族攫取了一切,人身与财产、人民与土地。少数的伟大人物如法兰西的查理曼,英国的艾尔弗雷德都曾企图使这种混乱变成王朝制度下的统一,但都归徒然。任何统一都是不可能的。封建的政体是唯一可为社会接受的方式。它渗透在一切之中,教会、国家莫不如是;主教们和修道院长都成了贵族,而君主只是首席勋爵而已。可是,尽管这样的结构是粗糙的和不固定的,欧洲第一步脱离野蛮主义还不得不归功于它。欧洲的文明正是从封地的领主中。从他们的相互关系、他们的法律习俗中,以及从他们的感情和思想里开始的。

在人民的身上,封建领主的重压是很可怕的。只有僧侣代表全体社会得到一点点理智、公道和人道待遇。在封建统治体制内无一席地位的人,除了教会以外就找不到庇护,除了教士之外也得不到保护人。尽管这种安全庇护是有限的,但是它却是巨大的,因为别无他途。不仅如此,只有教士才能够对于人的道德本性提供一些食粮;也就是对于战胜了一切障碍、克服了一切灾祸的不可遏止的思想上、知识上、希望和信念上的追求提供食粮。于是教会就在欧洲各地取得了惊人的力量。本身原是贵族的人也借助于教会的协助增大了自己的势力。支配一切的不复是胜利的贵族,而是僧侣了。

皇权由于得到教会的合作,以及它自身的力量,皇权兴起了,它超过了它的对手;但是曾经给予助力的教会,现在却企图奴役它了。在这个新危机中,皇权有时候求助于目前不那么可怕的贵族们,但在更多的时候则乞援于普通百姓,人民已经强大得足够给予可观的助力,却还不够使他们敢于为他们的效劳提出高价。通过他们的协助,皇权在他们的第二次斗争中胜利了,进而成为统治力量,得到一些国家的信任。

这就是古代欧洲的历史。封建贵族,僧侣,以及皇权,依次地占有过它,成功地支配过它的命运和进步。也就是由于上述各力量的共处及彼此之间的斗争,欧洲在一个长时期内取得了自由、繁荣和开明;换言之,发展了欧洲的文明。

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上述三种力量之间的一切斗争都停了下来;他们处于一种停滞不动的和平中。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失去他们在历史上的特色,甚至连构成他们当初的权力和辉煌成就的那些奋斗,也从记忆中消失了。贵族不再保护公共自由,甚至自己本身的自由也不加关心;皇权不再热中于取消贵族的特权;恰恰相反,皇权好似对拥有特权者格外优待,以换取他们对君主的驯服。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僧侣,害怕起人类思想来了,而且由于不再有能力指导思想,就威胁着要求它停止起作用。但是文明仍旧走它自己的道路,日复一日更加普遍展开,行动更加活跃。人民发现自己已被古老的领袖们抛弃,人民对这班领袖的冷漠态度以及他们所表现的心情大感惊奇,同时,人民因见到自身在权力和欲望日益增大之时却行动较少,于是就开始想到,最好自己起来处理自己的事务;于是就挺身而出承担过去的领袖们不再履行的职责,同时向皇权要求自由,向贵族要求平等,向僧侣要求人类理智的权利。这么一来,革命爆发了。

为了一个新的权力的利益,革命作到了在欧洲其他几个事件中已经数次目睹到的事情;它们对社会提供了愿意并有能力在它的进步道路上指导它的领导者。就是由于领导者这个称呼,贵族、教会和皇权先后轮个地享受过优先支配地位。现在人民也以同样的方式,并为了同样的需要,具有领导者这个称呼。

这就是英国革命和我们法国革命的真正的行动经过和真实的特点。在认为二者确是绝对相象以后,又有人说二者之间除形似而外并无共同之处。有人认为,英国革命与其说是社会的不如说是政治的;至于法国革命,却认为它企求一举而改变社会和政府;有人认为前者寻求自由,后者寻求平等;有人认为前者仍旧是宗教的革命多于政治的革命,只不过以一种教条代替另一种教条,以一种教会代替另一种教会;而法国革命则更多地是哲学的革命,它要求理性的完全独立:以上这些看法确是一种聪明非凡的比较,其中也不无一些真理,但是仍不免是近于浮浅之谈,同它居然说要予以纠正的看法一样地浅薄。两个革命在外表上相似,但仍然可以辨出巨大的不同;但同样地可以说,二者虽有不同,仍然隐藏着更加深刻的相似之处。确实如此,英国革命,由于早于法国革命一个时代中所存在的导致他们革命的种种原因,保存了古代社会情况所留下的更加明白无误的印记:在那个古代社会中,起源于野蛮主义深渊之中的自由制度,居然能从它们所不能防止的专制主义中残存下来;封建贵族,至少一部分封建贵族,曾经将其事业和人民联结在一起;皇权,即使在其鼎盛时期,也从来不是权力的全部所在或不受阻扰的绝对权力;国家教会自身在开始进行宗教改革,并发动了大胆的思想上的探索。在法律、信仰、人民风习等各方面,革命的工作已经完成其半;在革命企图加以变革的事物中,同时出现了助力和障碍,也同时出现有用的盟友和仍然有力的敌人。这么一来,就出现非常奇特的一种各成分的混同体,表面看来是矛盾之至,既是贵族的又是人民大众的,既是宗教的又是哲学的;此时诉诸法律,彼时又诉诸理论;此时宣布一种新的良心上的桎梏,彼时又宣告它的完全自由;此时严格将自己限制在切实可行的范围之内,彼时又飞跃到海阔天空的大胆企图中;总之,处于老和新的社会国家之间,与其说革命构成了分割两岸的深渊,不如说它形成了飞渡二者之间的桥梁。

相反地,法国革命则弥漫了最可怕的清一色,只有新精神独占统治地位;而旧制度呢,不但远未能参加运动并在其中占有地位,反而只求保卫自己不受其害,而且只做到了暂时的自保;它是同样地既无力量又无道德可言。在爆发的日子里,只有一件事实是真确的又是有力的,那就是,法国的普遍的文明。就在这个伟大的唯一的结果中,旧制度、旧风习、旧信条、对过去的怀念以及整个的国家生活,都融化了,消失不见了。因此,世世代代的活跃和光辉的岁月只产生出一个法兰西。余下的就是革命的巨大结果,以及它的巨大谬误;它占有了绝对的权力。

当然,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很应该将这个不同牢记在心;特别是当我们将这两个革命本身作为孤立事件看待,从总的历史中分割出来看,而且力求弄清(如果我可以用这样的字眼的话)它的特征以及它的个性,这个不同就十分引人注目。但是如果我们让它们恢复它们当年在历史上的地位,并且研究一下它们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有何贡献,那么它们的相似之处就会重新出现,就会大大超过一切次要的不同。由于同样的原因,即封建贵族、教会和皇权的衰落,两个革命都致力于同样的任务,即公众在公众事务中必须取得支配地位;它们都为争取自由而反对绝对权力,为争取平等而反对特权,为争取进步和普遍利益而反对居高位者的个人利益。它们的处境是不同的,力量也不一样;一个革命有清楚的设想,另一个只是看见一个朦胧的影子;一个革命所已完成的使命,另一个革命则对之尚未着手。在同一个战场上,一个得到胜利,另一个则遭到失败;一个革命的罪恶是藐视一切宗教原则,而另一个革命的罪恶却是伪善;一个更加聪明一些,另一个更加强大一些。但是只有它们的方法和它们的成就不同。它们的趋向和它们的起源是相同的;它们的愿望、它们的努力和它们的进步,也都指向同一个目标;一个曾想进行或已取得成功的,另一个也已取得成功或曾想进行过。虽然曾经犯过排斥宗教的错误,英国革命还是看见了宗教自由的旗帜在它的行列中升起;尽管和贵族们订立过同盟,英国革命建立了平民的优越地位;虽然它特别重视政治秩序,它仍然要求更简单的立法,改革议会制度,废除限定继承权和长子继承法;它虽然在过早的希望方面遭受失望,但它终究使英国社会从封建制度的可怕的不平等中跨出了一大步。总之,两个革命是如此值得相提并论,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第二个革命不曾在历史上发生过,那么我们就无法彻底了解第一个革命。

在我们的时代里,英国革命的历史改变了它的面貌。在一个长时期内,休姆 享受着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制造欧洲舆论的特权;即使麦考利夫人的雄辩有米拉博的襄助, 也未能丝毫动摇休姆的权威。人们的思想一下子恢复了他们的本来的独立状态;一大批的著作不但证明了这个时代已经再度成为生动活泼的同情的对象,而且也说明休姆的叙述和看法已经不够满足公众的想象力和理智。一个伟大的演说家,福克斯先生 以及著名作家如马尔科姆· 莱恩 ,麦克迪尔米德②,布罗地③,林加德④,戈德温⑤等,都迅速地起来应付这个新近产生的好奇心。运动是在法国诞生的,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会在那里发展;于是威勒芒先生的《克伦威尔史》和马居尔先生的《一六八八革命史》都证明,即使对于我们法国人,休姆也还是不够的;因此,我本人也曾经出版了个人所写关于那个时代的回忆录的卷帙浩繁的文集,⑥自问还没有使读者的注意力感到疲劳,也没有使读者的好奇心发生枯竭。

我在此处细谈上述著作是不适当的;但是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如果没有法国革命,如果没有法国革命在斯图尔特王朝与英国人民之间的斗争上面所增添的鲜明光彩,那些著作就不会具有使它们成为名著的优点了。作为证据,我只须指出,人们已注意到英国所产生的历史著作与在法国所产生的历史著作之间的区别。无论 1640 的革命在英国作者心中激起多么巨大的爱国情趣,甚至当他们置身于 1640 革命所分出的党派的旗帜之下,历史批判主义仍然贯串于他们著作之中;他们特别致力于精确的研究,致力于对目击者的比较和反复质询;作者所讲述的是一个他们清楚了解的古老的故事,而不是一个他们身历其境的戏剧;是一个他们以熟悉其经过而自豪的古老时代,可是他们并不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怀抱之中。布罗迪先生完全分享那些对查理及其保王党怀有刻骨仇恨的清教徒们的成见、不信任和愤怒;可是对于他这一派的错误和罪行,布罗迪是视而不见的。可是,人们会以为,这么多的激情至少应该会产生出一部生气勃勃的叙述;会以为在作者心目中激起偌大同情的党派,至少会得到真实而有力的描写吧。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他热中于他的偏好,但是布罗迪先生却是有研究,无观察;有讨论,无描述;他称赞群众的党,但没有将它在舞台上惟妙惟肖地重现出来;他的作品是一部有学问、有用的著作,但不是一部道德的、生动的历史。林加德先生并不同意布罗迪先生的意见和感情;在国王与议会之间,林加德并无偏颇;二者之中,谁的事业他也不拥护;也不试图改正他的前辈们的错误;他甚至夸口说,自从他自己着手搞英国史以来,他对休姆的书,连打开也没打开过。他说,他写书的时候,只借助于原始的文献,立意只将他要描写的时代永远摆在眼前,而下最大决心避开一切系统理论。那么,林加德先生就以这样的大公无私将生活还原给历史了么?一点也不;林加德先生的大公无私,在这个问题上只是完完全全的漠然无动于中。林加德是一个罗马天主教教士,对他来说,不论一个英国国教会的教士或一个长老会友的胜利,他都无所谓;因此,冷漠的态度,对他而言,并不比布罗迪的激情更加有助于深入到事物的表层以下,或者说事件的物质形式之外;对林加德而言,他的主要优点是他仔细考察了事实,而且在值得称许的秩序之下,汇编并处理了这些事实。马尔科姆· 莱恩先生更明智地看到了革命的政治性质;他明确指出,尽管不太清楚自己的目的,这个革命从一开始就企图置换权力,将权力转移给议会,从而以议会代替皇权政府,而且它只能以此为基础。可是在他的书里,关于这个时代的道德方面,如宗教热忱、群众的激情、政党间的阴谋勾结、个人之间的嫉恨,以及人性从旧习惯旧法律的拘束之下解放出来后所表现的种种情景,统统没有写到;这本书是一个眼光清晰的法官报告,但这个法官只征引了书面文献,但他既未传唤当事人,又未传唤证人到庭。我可以将近来使英国这方面题材丰富起来的所有著作来一个总的评论;一经考查,便可以发现它们都表现出同一的特点,即它们明显地重新产生对这个国家生活的巨大危机的兴趣;对各种有关事实的研究都给予更大的注意,对它的优点有了更敏锐的感觉,对其起源和后果也有了更公允的认识;可是它们却只是将冥想沉思和书生气息应用到博学或哲学的论著上来。我想在其中找出一个作者对他的研究对象所怀有的自然同情,想找出那种会给历史以生命和光明的东西,我空无所得;我想,如果汉普顿和克拉伦登重回人间,我不相信他们会认得出自己生活过的时代。

我又打开威勒芒先生的《克伦威尔史》,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场面。它比起我已论到过的几本书来,不是那么完整,不是那么博学,不是那么精确,可是通篇对于革命的意见、激情和起伏兴衰,对于公众的趋向和个人的性格,以及对于各个党派的不可战胜的本性和瞬息多变的形式,对所有这些都有迅速而深切的了解;一个历史家的理智教他如何欣赏一切情况和想法;他的想象力被各种真正的、深刻的印象所感动;他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只是稍嫌怀疑过多),甚至比通常专心专意只拥护某一项事业的人的激情还要劲头十足;而且,虽然他的书所包含的革命只局限在过于狭窄的记载人物经历的框框里,但它已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所见到的文字清楚得多,生动有力得多。

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于威勒芒先生占了处境的便利,且不谈他的有利的天才条件。他是从法国革命中去观察并判断英国革命的;他从在他眼底下展开的人物与事件中,找出认识他必须描绘的人和事的关键所在;他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中汲取生活,然后注入到他打算要回顾的时代中去。

我不想将这些想法再谈下去;我谈了这么多,只是想指出,这两个时期的相似处是何等的大;也想说明一下,一个法国人为什么认为英国革命的历史尚未令人完全满意地写出来,他又为什么认为可以容许他来尝试一下。我已经仔细地研究过构成这一题材的几乎全部过去和现代的著作;我并不惧怕这个研究会削弱我自己的印象的真诚性,以及我自己的判断的独立性;我认为我们好象太过胆怯,深怕外来的辅助会喧宾夺主;可是若是拒绝一切协助,我们又太过自傲了。假设我不自欺的话,便会很容易看出,在我的书中,我特多地引用原始文献作为指导。关于“回忆录”,我在此处未加讨论;我在该书的“说明”中已对它们的性质和价值加以说明了;凡在我的“文集” 中未曾编入,而在“历史”中加以引用的,此处没有另加说明的必要。至于官方议案和文件的汇编,为数是很多的;虽然常被探索,但未经探索过的宝藏仍不少。我常用的文件汇编有出于拉什沃斯和瑟罗之手的,有议会上下二院的公报,《国会史》,(旧本及科贝特先生的新著),《国家审讯案编》,以及类似的大量出版物,不必一一指出。我也从当时的英法文小册子中,发现一些新奇的情况;因为,法国公众比我们通常想象中所认为的,更加关注英国革命。在法国,反对或赞成英国革命的小册子均有许多;而福隆德派不止一次地高举它作为榜样,反对马扎然和朝廷。我也必须对一个人及其著作说句公道话,我认为人们对他太忽视了。拉庞· 多拉斯的《英国史》,尽管限于作者天才,此书使我受益很多,此书对于英国革命,应该说比后来的大多数继起者有更好的了解和远为完善的叙述。

最后,请容许我在此对于曾经在本书成书过程中对之予以认可,并以最有价值的协助予以推进的法英二国的人士,表示我的感谢。我还向詹姆士· 麦金托什爵士表示感谢,他的心胸宽阔,知识渊博,我谨对只有他才能提供得出的建议表示铭谢;此外,在我们中间的一员,加勒瓦先生,他也是既精通古史又熟悉英国现况的一个人,他给我的恩惠我觉得有权称之为友谊;对于我,他不惜以他的珍宝般的藏书和金玉般的谈吐见惠。

F·基佐巴黎,18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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