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第2卷

姊妹计划: 数据项

国王和内阁的意向——控告议会的领导成员——国人外表上漠不关心——政府和宫廷的斗争——王后——斯特拉福德——劳德——政府缺少内聚力，政府失去信用——内政和宗教方面的专制——这对各阶级引起的效果——审讯普林、伯顿和巴斯特威克——审讯汉普登——苏格兰暴动——与苏格兰人的第一次战争。贝里克和议——1640年的短期议会——与苏格兰人的第二次战争——战争的不良效果——长期议会的召开。

将政府机构看成一种试验品，认为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更换一个，世上没有什么比这样做更危险的了。查理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曾试图与议会同心协力治国；但是他却深深相信（一如他所常表示的），若是议会太过麻烦他，他将完全能够撇开议会不用，照旧把国治得好好的。他同样鲁莽地当起专制君主，宣布他立意要死死抱住专制主义不放，但是他仍满心相信，倘若到头来有必要应付时势的需要，他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再返回去利用议会。

他的最有才干的枢密顾问官及大臣都和他抱同样看法。这时候，无论是查理，或是他的左右，都并不打算永久地废除英吉利的旧法律，或废除伟大的枢密院。他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他们傲慢无礼，却不是绝对不怀好意。他们所说的话，甚至他们所做的事，都不如他们心中所想的那么大胆。他们说，国王曾表现他自己对于人民是公道的，仁慈的，又说他让过许多步，批准过许多要求。但是下议院是太难满足了，他们要求国王成为他们的附属品，被保护人。这一点国王办不到，他若迁就就不再成其为国王了。当国王与议会不能取得一致的时候，理应由议会让步，因为只有国王才是统治者。下议院既不肯让步，国王也就只好撇开议会，自己治国，这显然是必要的，人民迟早会明白这件事。然后议会也会明白过来，变得更明智些。什么时候有需要，国王自然会再召开议会，什么也阻挡不了他这样做。

宫廷比内阁更缺少远见，只知道解散议会是扫除了一个困难。当议会开会的时候，廷臣们老觉着坐立不安，谁也不敢大胆追逐财富，谁也不敢放手享受他们的特权。权利遇到了障碍，阴谋钻营也不易施展，白厅的游宴罩上了一层不欢的阴影。国王思绪万端，王后也惴惴不安。现在议会解散了，这样的不安与拘束随之消失了，于是旧日的豪华又重新出现，个人的勃勃野心又象野马奔腾起来。宫廷所要求的，并不超过这个；他们丝毫也不愿想一下，当他们一味努力追求眼前目的的时刻，他们岂不是同时帮助了本国政治进行一种变革。

人民却不是这样判断事物的；从他们眼中看来，解散议会是一个深谋远虑的确实征象，有人决计要毁掉上下两议院。下议院刚刚解散，汉普顿宫、自厅，凡是国王行幸所到的地方，天主教徒（无论是秘密的抑或是公开承认的）、绝对权力的宣教士们及其信徒、阴谋家们与寻欢作乐的人们（他们对待任何信条都是无所谓的），都为他们的胜利而互相额手称庆。与此同时，在伦敦塔里，在伦敦及外省的重要监牢里，监禁了许多公共权利的卫护者（很受侮辱与虐待）。议会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言论行动自由的地方，这些人反而因此被弹劾。他们要求享受议员特权，他们要求取保释放，法官们却迟疑地不知如何答复才好。1629年9月，国王与法官们通了信息，犯人们的要求全被拒绝了。他们当受审的时候勇气不衰：大多数不肯承认他们犯了罪，或任何错误，也不肯交付罚款。他们宁愿坐牢。埃利奥特注定要死在监牢里。

当国王还在迫害议员的时候，群众的愤怒与日俱增，并毫不迟疑地公开表示出来。尽管议会失败了，解散了，但它仍有某种形式的继续存在，仍然通过议会的领导人的声音在全国的审判官们面前奋斗着。被告的议员们坚决不屈，这更使人民斗志昂扬。人民常看见犯人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受审完了又从戚斯敏斯特回到伦敦塔，人民的高呼和祈祷一路陪伴着他们。法官们显然流露他们的焦急，这使人民得到一些希望。有人喊道，“希望全没有啦！”但群众也如同在战场上一样，一时觉得有希望，一时又感到害怕。

但是大审判结束了。有几个议员，因为受恫吓或是被诱惑，而支付了罚款。奉命远离首都，住处至少要离王宫十英里，归隐田园以遮掩他们的软弱。其余的节操高尚的人则坚持到底，始终不屈，他们深深地坐在牢狱里。人民看不见他们的面容，又听不见他们声音；他们也不再听见、看见人民。大权在握的人不曾遇见公开的反对，就以为自己已获全胜，而且在自外于人民之后，认为人民已经一败涂地，是不可能再起的了。1629年4月11日，查理急忙同法兰西订立和约。1630年11月5日，又同西班牙订立和约，他看见他自己终于内无劲敌，外无仇人了。

有些时候，治国是很够便当的事。在一个时期中，公民们只注意他们的个人利益：乡绅们在郡中议事，商人们在他们的市政厅内，水手们在口岸上，学徒们在店里，都并无什么议论，亦无愤激的举动。这并不是说，全国人民从此就麻木不仁苟安下去。不过他们的活动，趋向于别的方向，他们好象是在劳动、辛苦中忘记了自由的失败。查理的专制手段，虽是以上凌下，却不那么强烈。处于这样新境地中，他不甚干预人民的自由；国王并不筹划什么雄图大业，他亦不争取规模巨大但是风险四伏的光荣，只满足于尊严地享受他的权力与地位。和议既成，他就觉得他没有必要再向人民要求巨大的牺牲，人民只致力于耕种、贸易与读书，此时也不复有野心勃勃的无休无止的专制来阻止人民的努力，或妨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国人的繁荣也相应地进步得很快。秩序恢复了，而这样的正常的兴旺发达情况，就给了当权者一种表面形象，好似他是明达的，而全国对一切是逆来顺受的。政府面临的麻烦是从国王的周围臣仆们那里再度开始的。人民同国王的斗争刚刚似乎告终了，但马上就发生两派争夺，看谁能够左右这个重获新生的专制，而以王后与政府为一方，宫廷与内阁为另一方。

王后一到英国，一点也不掩饰她对新国家沉闷的感觉。英吉利的宗教、制度、风俗、语言，全都令她不快，甚至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她就以稚气的无礼对待丈夫。查理有一次因为她大发脾气而忍无可忍，不得已立刻把随她来到英国的几个人送回大陆（1626年7月间事）。她远离法国，只有统治的乐趣才能使她聊以自慰；而她是从她眼前不看见有可怕的议会以后，才感到治国的全部快乐的。她仪态和蔼而活泼，她不用多久就操纵了一个具有高度纯洁的原则性的青年国王。他还很感激地承受她的节制，认为她既能降格相从，与他为侣，他就早已感到受宠若惊。查理是个拘谨人，很看重家庭生活的幸福，却难以使这位轻佻好动、性格强悍的亨利埃塔·玛丽亚满意。她所要的是举世公认的，不可一世的王国——要能让她在其中炫耀一切，这个王国必须是无所不管的，若不曾奉这个王国的应允，无论什么享都不许做，无论什么话都不许说，一言以蔽之，她所要的就是权力，也就是一个妄自尊大、毫无头脑的女人不息地企求的权力。包围她的人们，一方面有天主教士，另一方面有追逐富贵的轻佻之徒，卑劣的阴谋家，以及年轻廷臣们，他们早已前赴巴黎学会了谄媚她的秘诀。这些人口口声声称道，只有依仗她才有富贵，才有胜利，只有依仗她才能解救他们所奉的宗教信仰。本地的天主教领导人，罗马教皇的使者们，在王后宫里讨论他们的秘藏于心中的希望，也就是在她的王宫里她所眷顾的人们所大事卖弄的大陆上的见解、习俗和时髦风尚。王后宫里无一不是外国式的，而且无一不触犯英国的信仰与风习。宫里每天作出许多策划与要求，而这些如不采用非法手段，或滥施恩惠，是完全无法办到的。王后预闻他们的阴谋，担保策划人的成功，并保证国王将加以批准。不但如此，她还同国王说，为了使人民眼中都看到她确确实实受国王的敬重，就该使人民知道他每事必向她商量，而且凡是未得到她允许的事，他就不做。如若国王拒绝她的要求，她就大发脾气，怪他既不爱她，又不会做国王。查理也喜欢看见她有所求于他，或要求他爱她，因此只是一味想着如何为她分忧，如何消她的怒气，此外就别无其他念头了。

对于这样喜怒无常的倾向，纵使是最富于奴性的枢密顾问官也不肯不加抗拒而服从的。查理有两个顾问官，他们不是无头脑无气魄的人，他们虽然是死心塌地忠诚于国王的事业，却不愿因一个女人的幻想或宫廷的要求来为国王效劳。

斯特拉福德抛弃其同伴而依附国王，这并不要求他牺牲什么十分确定的原则，也用不着卑鄙地违背他的良心。他原本是个野心勃勃、性格强烈的人，只是由于痛恨白金汉，这才一变而为一个爱国者。只是由于思慕荣华，向往充分地炫耀他的才华与他饱满的精力，而并不是出于正直的和深刻的信念。他的目的在于行动，在于升官，在于治人；说是目的，不如说是他的天性的需要。现在他替国王办事，正象他从前为自由出力，而现在的热劲不减于前，只是他目前要做一个严肃的、高傲的、有才力的、不肯屈尊的阁臣，而不是一个轻浮的、专事巴结上峰的廷臣而已。他的心路十分广阔，因此不甘心自闭于宫廷阴谋的卑琐范围之内，他的傲性太过急躁，因此不肯迁就宫廷的礼节与见解。他热心办事，不怕任何敌手，排除一切抵制。他热衷于扩大和加强国王的权力，现在国王的权力也就是他自己的权力啦，但他又同时忙于重建秩序，革除弊端，取缔凡是他认为非法的私人利益，推进凡是他认为不致危害君权的公众利益。他是一个其烈如火的专制家，但是还不能说他全无爱国之心，不能说他一点也不追求国家的繁荣富强。他完全了解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应用什么手段才能够赢来专制权力。他的目标，他治国的特色，他努力使人们从国王的统治中得到的印象就是：一个虽专制而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前后一致的，是勤奋的；它藐视民权，但却关心人民的幸福；他讨厌一切卑劣的陋习、一切轻微的失政行为；它要求各方面不分大小与上下，不分宫廷与民间，统统听命于它的意志和观点。

斯特拉福德的朋友劳德大主教，尘世激情较少，但无私的热心却是较多，他给枢密院带来同样的感觉与同样的意图。他为人严峻，生活简单，他狂热地崇拜权力，无论是他为之效劳的权力，抑或是他自己手中持有的权力。从他看来，限制人民的行动和惩罚人民，就等于建立秩序，而秩序在他看来永远等于正义。他不知疲倦地活动着，但是视野狭隘，粗暴苛刻。他既不能调和两相对立的利益，又不肯尊重人们的权利，他闭目低头，向前横冲直撞，既反对自由又反对滥权；他以严格的正义感来反对弊害，又以狂热的憎恨来反对自由。他对付廷臣与对待市民，是同等鲁莽从事，而且同样地毫不通融。他不企求同任何人做朋友，他没有预期会有什么抗拒，也不容忍有什么抗拒，一句话，他深信只要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那么，大权在手就无往不利。他常常被一种牢不可破的定见所控制，这种定见以狂热的激情和应分的权威左右着他。

这样的枢密顾问官们正符合查理的新情势。这两个人既不在宫廷行列之内，就不很急于要讨好宫廷，却更多要效力于他们的国王。二人既无幸臣们的傲慢无礼，又无他们的无谓贪求。他们两人凡事持之以恒，不辞劳瘁，有胆有为，忠于所事。爱尔兰政务刚归斯特拉福德掌管不久，这个一向是国王的麻烦、又耗费国王许多钱财的小国，就一下子变成国王的财富及势力的来源。爱尔兰的公债还清了，从前的捐税，一向是无系统地征收进来，又恬不知耻地浪掷掉的，现在则办得很有条理，不久就收入多于支出啦，现在不复任凭贵族肆无忌惮地逼压平民啦，不再容许贵族派系与宗教派系象从前那样相互自由拚搏啦。斯特拉福德到任时，看见军队疲弱，无衣装，无纪律，在他重新整顿之后，军队变得纪律良好，粮饷充足，不再抢劫居民了。治安既有人维持，贸易就开始发达，制造业兴起了，农业也有进步。简单地说，爱尔兰现在是应用专制，依靠严刑治理的，有时甚至使用不名誉的暴烈手段。从前，到处受大大小小的税官们的层层剥削，到处受自私自利的和无知无识的贵族们的欺压，而现在则对于一般的文明以及君权都有裨益了。

劳德在英格兰掌管民政，不似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的权力那样广泛而集中，他的才能也不及他这位朋友，但他却遵循同样的路线施政。他受任为管理国库的专员，他不仅禁止一切的侵吞与非法的支出，他还竭力研究以便明了各项税收系统，且要想出方法使征说不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税官为了榨取私利，致令征税中出现许多留难和弊端。劳德听了商人们的申诉，当有暇时，同他们会谈，在逐步明了有关商业贸易的许多利害关系以后，就废除许多有害于商务而无益于国库的障碍。1636年3月间，他推荐伦敦主教贾克森做财政大臣。他是一个勤奋温和的人，他扫除了许多有害于国王又有伤于公民的弊政。劳德认为，自己既然为国王与教会服务，就可以压制人民，且可以提出很不公道的建议，但是一到与国王或教会都无关的问题，他就以善良与真理为目标，高举善与真，毫无畏惧，也丝毫不顾到其他的利益。

如果说，这样一个正直、勤劳但是有时却又专制与横行的政府拒绝承担一切责任，对全国人民并无什么利益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它对宫廷却是利益太多反而成了坏事。幸臣们可以在宫廷取得成功。如果他们遇到了敌人，他们也可以结成党羽，而在私人利益冲突的局面下，一个善于耍阴谋诡计的人，完全可以促使他所伺候的人去反对他所痛恶的人。白金汉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无论什么人，无论他是用专制或用法律治国以求普遍有利于人民或君主的，必定会招致所有廷臣们的怨恨，因此廷臣们群起而反对斯特拉福德与劳德，比人民反对得更强烈，而且应用更多的手段。当斯特拉福德第一次出现于白厅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撅起嘴嗤笑他，笑他是个暴发户，笑他是个粗鄙的乡绅，他们听惯了关于他在议会是反对宫廷的说法。他们也不喜欢劳德的严肃态度，以及他的说话直率，讥笑他是个讲神学的书呆子。这两个人都有几分傲气，对别人的话漫不经心，态度又一点不讨人的欢心，两个人都看不起阴谋或钻营，主张节约，好谈公务与国家需要，而这都不是宫廷所乐闻的。王后对他们渐生反感，因为他们阻挠她对国王的潜移默化，高等贵族恨他们的权力，所以不用多久，宫廷和人民便联合起来攻击他们，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的专制。

查理却并没有抛弃他们，他完全信任他们的忠诚与才干；他们的见解与他个人看法十分一致，他尤其敬爱劳德的奉教虔笃。但是尽管他不理睬宫廷的看法而重用这两个人替他掌政，但国王却无法令宫廷接受他们二人的治理。查理的举止与感情都很严肃，他的思想深度不够，不能洞见绝对专制的不易贯彻，不知道要实行专制必需牺牲一切。在他看来，国王的权力就是这样，好象无论什么事，都不用他操心费力便能办到。他在内阁里头是经常地专心于公众事务的，但是尽了责任之后，就不再操心啦。他对于实行统治的需要极少关注，而是更多地想到统治全国的乐趣。在他看来，王后的喜怒、宫廷的惯例、宫内职官们的权力，都是必须考虑的要事。他的王位的政治利益，要求他不可忘记那些事项。因此就接连发生许多令人烦恼与不愉快的事。国王让他们两个人去饱受这些折磨，他以为把他们二人留在位子上，就尽了他的力量啦。国王命他们施行专制，谁知他们一旦要宫廷有所牺牲，或要实行与白厅的方法或条规相反的事，他们的权力就行不通了。当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办事的时候，他常奉命进行解释与道歉，可是现在有人说他言语中间藐视了王后，又有有势力的贵族诉说他高傲，他不得不为他所说的话剖白，为他的态度及品格申辩。所有这些无根据的控诉，逼他从都柏林作出回答来辩白他所说的话，以及宫廷所传播有关于他的谣言。他不一定常常得到国王的关于保证他无事的答复，这些答复可以使他安心办事，而不必提防那些不怎么严重的危险。

因此，尽管国王的主要顾问官们有精力、有热情，尽管国内太平无事，又尽管国王的行为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他的语言虽然充满自豪感，但政府仍是软弱无力，不受人们的敬重。政府受到国内纷争的打击，轮流被两个相反对的势力所支配，它们有时不顾一切地摆脱法律的束缚，有时却又在极其轻微的困难前面让步。它行事无一定的计划，每当转折时期，就忘记了自己的规划。政府已经在大陆上抛弃了基督教事业，甚至禁止驻巴黎大使斯丘达莫尔勋爵在基督新教教堂里礼拜，因为它的仪式与英吉利教堂的仪式不够近似。但是政府却允许汉密尔顿侯爵在苏格兰召募六千人，任命他为统领（1631年事），在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旗帜之下，前去打仗，却未料到他竟然吸收了清教徒派的宗旨和信条，而那恰正是英吉利国教所严禁的。查理诚心信仰亨利八世及伊丽莎白等所创造的革新宗教，但是不知是由于他疼爱他的王后，抑或由于禀性和平与主持公道，抑或由于他本能地知道什么最适合专制权力，他往往给天主教徒以当时被认为是违法的自由权，而且给他们以几乎是明明白白的优待。大主教劳德与他的君主一样真诚地写文章反对罗马教廷，甚至于在讲经中，竭力反对在王后的教堂里所举行的礼拜仪式，但是同时，他却很嘉许罗马天主教式的制度，因此教皇认为有根据送他一顶红衣大主教的帽子（1633年8月间事）。在办理民政方面，也同样地出现缺乏决断、自相矛盾的情况。人们看不见有什么宏大、明确的计划，也看不出有一只强有力的手始终一贯地显示力量。英国在大事炫耀专制主义，而且有时专制主义还施行得很严酷，但是若要给专制以一个固定的基础，却是需要费很大气力，需要高度坚忍的。日子一久，专制主义就逐渐被人淡忘了，以致专制的抽象要求日益超越了它所采用的手段。财政办得有秩序，很公正，国王又并不穷奢极欲，但是仍然十分缺乏款项，正如同国王是极其浪费、官吏们是普遍贪污情况下缺乏款项的程度一样。查理从前很高傲地不肯向议会让步，以取得足够的经费，现在他却认为应该降格以求，其办法是减省他自己的费用，以便出入相抵。在他看来，富丽堂皇的御前排场、豪华的宫廷宴会、君主的古老风习，都是君主所应有的条件、权利，甚至是应尽的责任。有时他根本不晓得，臣下在筹备这许多宴会等等时已中饱了多少钱，等他晓得这种弊端时，他又没有勇气去改革它们。所以他虽然通过和平省去了各种额外支出，但他还是无钱满足政府的需求。英国贸易发达，商船数量及其活动日益增多，这就更加要求海军的保护。查理很有自信地答应给予保护，且屡次作出严肃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商船仍旧缺乏保护，因为国王的舰只年久失修，水手们又久未领到饷银。巴巴里的海盗竟敢来到英吉利海峡，到了多佛海湾。海盗骚扰大不列颠海岸，登岸劫掠乡村，掳去几千人（1637年事）。后来雷恩斯巴勒船长奉命赴摩洛哥捣毁了海盗的一个大巢穴，发现其中有三百七十个奴隶，有英吉利人，也有爱尔兰人。政府十分懦弱无能，苟且偷安，仅顾目前，因此斯特拉福德不得不自解私囊，为一条船装备军械，以保护都柏林港口，使其免遭海盗的蹂躏。

这样的昏愦无能，以及其不可避免的危险，是逃不过有丰富经验的人们的观察的。驻在伦敦的外国代表们将此情况写信回国告知其君主，所以尽管英格兰虚有繁荣之名，大陆的常谈却是认为查理的政府是脆弱无力、鲁莽轻率、岌岌可危的。英格兰派驻巴黎、马德里、海牙等处的大使，不止一次被人蔑视，甚至被人侮辱，而斯特拉福德、劳德以及其他阁员们，并不是不知道这样不妙的情形，也曾想方设法补救。其中最为勇敢最有才具的就是斯特拉福德，他很奋力地反对一切阻碍，他为将来焦急，他迫切期望国王以勤劳和远见治国，确保自己拥有固定的国币收入、充实的武器军火、堡垒森严的要塞，以及一支陆军。他自己毫不迟疑地召集爱尔兰议会（1634年）。爱尔兰议会最听话，又乐于供他驱策，这也许是由于议员们怕他，或是由于他有功于爱尔兰。但是查理不许他再召开议会，因为王后与国王最怕听议会这个名词。国王害怕议会，因此他不容许斯特拉福德给专政加上法律的形式和给予法律的支持。他敦促了一些时候，并未成功，最后只好服从了。尽管他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却不得不受懦弱人的束缚。他具有远见，却是无济于事，因为他是在与盲人对话。内阁有几个大臣的想法与他相同，却是更加自私，或更清楚地意识到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等到需要人支持他的见解、需要奋斗一番的时候，他们都退缩不前，只剩下他同劳德两个人去承受宫廷的阴谋与仇恨。

这样的轻浮与手段不高明的专制，每天都需要些新的专制才能使之运转。如果查理的专制不是最残暴的，至少也是最不公平的，它完全应该得到英格兰前所未有的滥用君权的罪名。查理既不能借口于国事的需要，又无任何伟大的政绩足以炫人心目，可以借此来满足人们的无名的需要，来满足人们的朦朦胧胧的需求，查理就把人民古来就有的权利与人民的新近产生的愿望，一齐抛弃不顾并横加践踏；他既不顾本国的法律与舆论，亦不管他自己许过的诺言，随时依照环境需要，冒险尝试各式各样的压制方法；一句话，采用最鲁莽的决定、最非法的措施，并不是为了取得一个前后一致与有威可畏的制度的胜利，而只是为了逐日运用一时权宜之计苟且维持一个进退两难的政权。狡猾的律师们奉命在旧档中搜索，试图从中发现什么已被人遗忘的旧时的违法案件，努力揭露过去的种种弊端，将它们上升为国王应该行使的权利。于是就有其他虽欠学问但勇于作恶的办事人，把这许多伪托的权利变成实在的、新的扰民苛政。若是有人上诉，那些奴性十足的法官就会宣布，事实上国王从旧时起就享有这样的权利。若是怕法官们不一定肯迎合君主的意向，若是认为有必要不过分依靠法官们的影响办事，就干脆成立一批额外的非正规法庭，例如横行不法的星法院，如北方政务会，以及一批其他法庭，独立于习惯法之外，来代行法院职务。如果法庭的法官们还不够严厉，还不适于供暴君的使命，那么还可以找非法定的法官们来补充。于是，就这样重新订立久已不抽的捐税，又巧立新名目，开辟一向不存在的税捐。有许多专卖项目又出现了：这些专卖项目当初是伊丽莎白所创立又是她废除了，詹姆斯一世所再立其后又取消了，议会一直不许征收，而查理自己也曾一度取消过的。这些专卖项目使包办人或享受特别利益的廷臣们，占有专卖几乎所有货物的权利，使人民饱受痛苦。他们又把专卖权的利润分授与人，既不公平，又不正规，更招致人民愤怒。查理又常扩大皇家森林，这样滥用君权曾多次逼使英格兰旧时的贵族兴兵造反，现在查理侵犯得更甚，仅仅以罗金厄姆森林为例，它从周长六英里，扩大到周长六十英里，人民若稍微侵犯其境，就加以追问，且课以异常沉重的罚款示惩。官员们四出查问拥有皇室旧有地产的人们的权利是什么，查问某种差使的薪金是多少，又查问在土地上盖造新房舍的权利，或耕种人把所耕的田地变作牧场的权利，他们若是找出错漏来，他们并不革除弊端，反要人民出高价来换得弊政的继续进行。国王与某些办事人订立不名誉的合同，给人以各种特殊利益，以及收取各种陋规的权利。他们甚至以法官的严酷变成一种渔利的手段。只要稍微有所借口，就加以前所未闻的罚金。有人害怕这样的灾祸，就事先以重贿求免。这个时候的法庭，好象不作别事，而专为国王敛钱，否则也是专门叫国王的对头倾家荡产。倘若已在某郡人民中造成普遍不满，滥征滥罚的办法不容易进行的话，就将当地的民团解除武装，改派国王的军队驻扎。人民不独被迫供食供宿，且要供应他们的装备。人民被迫偿付他们并不欠的欠款，否则便受到滥捕穷追。官府按照他们的财产多少，信用及经营的事业大小，交付若干钱财，才释放他们。无论是抽捐也罢，监禁、判罪、严罚或颁赏也罢，无一不是任意加身，随心所欲。专制范围日渐扩大，扩大到富人身上，因为富人有钱可取，也扩大到穷人身上，因为是不必害怕穷人的。终于因为平民怨恨之声聚为巨响，宫廷听了害怕起来，就轮到由导致人民怨怒的地方官们来行贿以求免罪。斯特拉福德如疯似狂地横行专制，因为有一个贵族蒙特诺里斯说了两句略欠考虑的话，就要处他以死刑；虽然未曾执行，但在英格兰已人言啧啧，甚至在国王的内阁中亦有人大声斥责，大不以斯特拉福德为然。斯特拉福德为了平息众怒，送六千镑到伦敦分给重要的阁臣们。斯特拉福德委托科廷顿勋爵办这件行贿的事，这个贵族原是个老奸巨猾，说道，“我知道该走什么路，这就是说，这笔钱要送给能办这件事的人，这个人就是国王自己。”斯特拉福德花了这笔代价以后，不独免了罪，并奉命准他从他所随意定罪的人身上刮下来的罚款中，随意分送给他自己所宠用的私人。

这就是查理的财政需要的后果：他的恐惧心，较之他的财政需要，更使他走得很远。他虽然十分自傲，对一切都漫不经心，但有时也还觉得自己力弱，需要人支持。他曾几次尝试恢复高等贵族所久已不享的权势。他害怕乡绅们在伦敦的势力，他借口禁止浪费，命他们回去，住在他们自己的庄园里。星法院以维持贵族所应享有的尊敬为己任。若有人不敬贵族，或无意中得罪贵族，或说一句笑话，或稍微有点举动，对于贵族的阶级或权利表示不敬，就要受到极端的严刑重罚，被课巨款。国王与遭到不敬的贵族，则因此得利。国王的目的，是要壮大廷臣的势力，抬高他们的身价，但是这样的尝试，并未继续下去。这或是因为不久就看出这样做无甚效果，或是因为贵族的往日历史，使国王不太信任他们的子孙。事实上，有几个贵族，就是站在对国王心怀怨恨的人们的前列的。而且人民所信任的也只是这几个人。国王有时仍然能够在宫里的贵族们面前侮辱不做官的乡绅，但是现在又显得必要找出另外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已有一定势力，却还需要国王的扶持，如果国王给他们一定份额的专制权力，他们就会有所贡献，以报答国王。英格兰的教士们对于这样的使命企求已久，现在奉命履行这个使命了。

英国国教会是源出于尘世的君主的一己意愿而建立起来的，此后就丧失了全部的独立。这个团体既不复赋有神圣的使命，又不复能依靠本身的权利而存在。它远离人民，并不是人民推选出来的。它与罗马教皇和普世天主教会（从前是他们的支持者）分离，其主教们与高级教士们，不过是国王的代表、国王的主要臣仆而已。它是一个有责任代表在人性中最独立及最高超的事物——信仰——的团体，但其基础却是如此薄弱空虚。英国国教会早已看出自己这个体制的根本缺点，但是由于教会的许多危机，由于害怕亨利八世及伊丽莎白的铁腕，它不敢采取任何步骤恢复其地位。这个教会同时受到天主教和不奉国教的人们的两面夹攻，其所拥有的教会财产以及它的信仰，也就同样地岌岌可危。因此它无保留地服从俗世的君主，承认自己的依附地位，承认君主的绝对的无上威权，因为在这个时候，只有这种威权才能够拯救这个教会，免受仇敌的侵害。

到了伊丽莎白晚年的时候，国教士中一些以德高望重自负的人，曾有所表示。坎特伯雷大主教下面的牧师班克罗夫特博士认为主教制度并不是世俗的制度，说自从使徒时代以来就是由主教管理教务的，主教们不是从国王手中，而只是从上帝手中得到各项权力的。事实上这些新教士已经开始认为自己的权力有了更加坚固的基础，因此便起步走向独立了。这个尝试虽然小心翼翼地进行，却受到轻蔑的反对。伊丽莎白断然宣称她对于宗教有充分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她着重地反复对主教们说，如果不是出于她的意志，他们就一文不值。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只好说道，他希望班克罗夫特博士所说的话是对的，但是他不敢认为自己的话是对的。人民很起劲地站到女王一边，他们的唯一愿望是要求改革宗教，他们很明白，主教们若要独立，其意并不是要使信仰不受君权干预，而不过是为了便于自己压制信仰。

詹姆斯一世在位时，不曾做过什么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他自私、狡诈，不考虑坏事是否会变得更为严重，只要他不遭祸害就行。他维持他对宗教的最高无上的权威，但给与主教们若干恩惠，有心加强他们的势力（通过虐待他们的仇敌的办法），因此他们的自信与力量也日益增大。他们热心地宣称国王有神赋的权力，不久又开始宣称他们自己有神赋的权力，班克罗夫特当初羞答答地提出的主张，现在已变成全体高等教士所公开承认的意见，他们写了许多论文来支持这样意见，又在教堂的讲坛上加以鼓吹。1604年12月班克罗夫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每逢国王炫耀他的权力，教士们必鞠躬致敬，不过他们在暂时谦虚一下以后，立刻就又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尤其是要求反对人民，如此便更能得到国王的欢心，他们自己也就更加努力地支持绝对专制的事业，盼望将来有一天，非他们不足以维持统治，而国王也就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独立，以保证取得他们的帮助。

查理同议会争吵过，在国内很为孤立，他四处寻找统治的方法，国教的教士们就认为这一天终于来临啦。他们又得到了巨大财富，听由他们享用，无人敢同他们争议。天主教士也不再引起他们的恐惧了。教会的大主教劳德得到国王的完全信任，让他独掌全部教务。在其他大臣之中，没有一个人象伊丽莎白女王手下的布利勋爵那样自称害怕教士、竭力反对教士侵权、要同他们进行斗争的。廷臣们对此事漠不关心，或者就是秘密的天主教徒。许多学问渊博的人为教会增色添彩。几处大学，尤其是牛津大学，崇拜该派的原则。现在只余下一个对头，那就是人民，他们看见改革没有完成，不满之心与日俱增，就热衷于完成宗教改革。但是教会的对头又是国王的对头。人民同时要求两样东西：对福音的信仰以及公民的自由，它们是互为保证的。而同样的危险，既威胁着国王的权力，又威胁着主教统治制的权力。国王奉教虔诚，相信不独他一人是由上帝赋予权威的，他相信主教们的权力也同样源出至高，与他自己的权力同样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珠联璧合的好机会，可以叫教士们一方面脱离国王而独立，另一方面又可以压制人民。

劳德就以他惯常的猛劲开始行动了。第一件根本要务就是要将教会内部的一切争议停止下来，教会所奉的信条、所恪遵的纪律以及礼拜仪式，必需统一起来，绝不容稍有出入，然后才会有力量。劳德就以最大的决心，倾注全力，毫不迟疑、毫无顾忌地办这件事。权力已集中于主教们之手。统管宗教事务及判决宗教案件的高等法庭，越来越专断了，它的受理范围、形式和课刑轻重也日益严酷。所有教会都被责令完全采用国教会的宗教教义，严格遵行其礼拜仪式；而且规定凡施行于大教堂的仪式礼节，必须严格施行于整个教会。有许多教堂牧师的职缺原在不奉国教的教士们手中，现在从他们手中收回了。人民成群结队地去听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传道，于是便禁止他们宣讲。他们既无教堂可以演讲，又无职缺收入可领，便从城镇到城镇，周游各地，信徒们或聚在客栈里，或在私人宅子里，或聚在田头，听他们传道。官吏到处追捕他们，迫害他们。在乡间，贵族、退休的市民和富有的人家，崇拜他们的宗教，请教士们住到他们家中，聘请他们当牧师或教儿女读书。但官吏们仍不放手，仍然迫害他们，驱逐他们出境。这许多受迫害的人只好离开英格兰，他们前往法国、荷兰、日耳曼，并在那里依照他们的信仰创立教会。专制独裁居然渡海来迫害他们，命令这些教会奉行国教会的礼仪。法国、荷兰、日耳曼等国的工匠到英国来操他们的工艺，并曾取得执照，担保他们可以自由信奉他们原来的本国宗教，现在却取消了他们的执照，有许多人就离开英格兰他去，单是诺里奇教区就失去了三千名这样的勤奋的外国工匠。就这样，不奉国教的人们，既乏任何藏身之地，又无业可操，有逃亡的，有躲藏的，却仍然著书为他们的教旨辩护和宣传。检查官员禁止这样的新书，并且搜查及禁止旧书。当时甚至绝对禁止在讲经台上或在他处提到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几个问题；因为当时宗教上的对立和抗争，既普遍又深刻，其中有涉及教条的，有涉及纪律的，有涉及人类命运之神秘的，也有涉及公众礼拜的适当形式的。国教会既不许人不遵守他们的礼仪，亦不许讨论教会的意见。人们既不再能听到他们所爱戴的人讲话，亦听不到在他们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话题，就痛苦异常。性情温和或胆小怕事的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为了稳定人民情绪不受惊扰，为了避免自己在教徒中完全孤立，就提出部分妥协，并要求官方亦作部分让步，例如允许教士不穿宽大的白色法衣，不赋予圣餐枱子以神坛的形式或地位等等。官方答称，如果所提到的宗教仪式形式原是重要的，那么就决不可以不奉行，否则，如果本是不足重轻的，那就值不得特为提出加以反对。不奉国教的教士们被迫走极端，无他路可走，就决计抗拒。他们到了宗教法庭，而等待他们的是侮辱与严刑。主教们、法官们及他们的官员们，使用最无礼的口吻称呼他们，叫他们笨蛋、白痴、流氓、光棍。只要他们一开口说话为自己辩护，或者有所解释，官吏们就禁止他们发言。即使他们声明不再传道，不写文章，不在公众场所露面，而这些施行虐政的人仍不肯停止对他们的迫害。残暴的方式是异想天开的，压迫的时期是持久不息的。无论这群可怜虫怎样事前防备，也无法逆料在先，又无论他们怎样忍受屈辱，也不能感动对方不施暴虐。格洛斯特地方有一牧师叫沃克曼，曾断言教堂里的图画与装饰品是偶像崇拜的残余，他就被拘入牢。不久以前，格洛斯特市曾给他每年二十镑的终身补助金，此时却下令停止发给。市长和市政厅的职员们也被控，因为给与这项补助金而受到很重罚款。沃克曼出牢后，开办一所小学校，劳德又下令封禁。这个可怜的牧师因为要谋生，只好改当医生，劳德又禁止他治病，如同禁止他教书一般，沃克曼被逼走投无路，发了疯，不久就死了。

当时，天主教礼拜仪式的富丽场面逐步占领了牧师已被撤去职务的教堂。教堂四壁装饰得富丽堂皇，但是迫害已将信仰赶出了教堂。许多礼拜堂是在大事铺张的排场中行奉献礼的，下一步却需要用武力逼人，才有人来到教堂礼拜听经。劳德最喜欢亲自规定新礼拜仪式的详文细节——有的是借自罗马天主教的，有的是他自己别出心裁的，既浮华又冷酷。在不奉国教的人那一方面，每有变革，只要与规定礼拜仪式或教律稍微有所不符，就要治罪受刑。虽是这样，劳德却从来不同人商量，任意标新立异，只要国王同意就办，有时且完全独行己见。他改变了教堂内部的布置，礼拜的形式，很严厉地强人实行前此未曾行过的办法，甚至改变议会批准奉行的礼拜汉式。这许多改变，虽然不以学罗马教会为目的，但其结果却是使英国国教会越来越象罗马天主教。天主教士享受的自由以及他们所表现的希望，也许是由于不慎露真言，也许是由于有意表达，证实了人民的最坏的顾虑。有人刊行许多书籍，证明英国主教们的教义，大可以迁就采用天主教的教义，这些书籍虽然不曾领过正式执照准许发卖，却是题名奉献给国王或劳德大主教并公然容许其行销的。许多神学家都是劳德的朋友，例如蒙塔古主教和科森斯博士，都相信同样的教义。他们尽管如此相信，却是不受惩罚。而人民所爱戴的几个传道士虽竭力恪守规则，委曲求全，企图保留一点传道及著书的自由权，结果仍归枉然。所以人民日益相信天主教教义快要得胜利了，廷臣们置身于政令所出之地，也完全与人民有同感。德文郡公爵的小姐改奉了天主教，劳德问她是因什么理由改教的。她写道，“我不愿意挤在人堆里，我因看见劳德阁下和其他许多人都匆匆地往罗马方向去，我要从容不迫地独自到罗马，走在你们之先。”主教统治制就是这样辉煌地又是这样大权独揽地建立起来了（至少劳德以此自诩），劳德于是进一步巩固这个制度的独立自主。有人认为在这件事上，国王也许不会那么言听计从，谁知不然。主教的神权，不久就成为国家所奉行的官方原则，不仅为上层教士而且也为国王自己所奉行。埃克塞特的主教霍尔博士在一部著作中提倡这个道理，劳德又特对这本书加以精心订正。凡是稍有空洞、胆怯以及有所疑虑或让步的话，都一概予以删除。这种主张，先在书本上加以提倡，不久以后就付诸实行了。主教们组成宗教法庭，不再用国王名义，也不再代表国王，而且直截了当地用主教们自己的名义。他们的判决书上只需盖用主教印章；他们又宣布管理各大学是大主教的固有权限。国王的最高无上权力并不曾正式废除，不过可以说已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纱掩盖着后来终于破坏此权的篡权行为了。教会就是这样一方面逐步摆脱所有来自世俗政权的束缚，一方面干预民政；教会的司法权力扩大了，它是以牺牲普通法庭的权力而得到扩大的。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多教士担任阁员或居于国家高位。律师们有时看见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威胁，因而群起反对这样的侵犯；查理却不理睬他们；劳德也觉得不该理睬这些人。因此，当他设法把管理国库大臣的权杖交给贾克森主教的时候，他欣喜欲狂地喊道，“现在让教会生存并维持它自己的权力吧；一切应办的事我都已全替教会办好了，我不能再做什么了。”

时局到了这个关口，愤怒的已不止是人民了。至少有一部分贵族也惊慌起来。他们从教会的发展中看见的，已远不只是专制；它是一场正规的革命，它不满足于粉碎人民群众的改革，它还将玷污第一次宗教改革，使它陷于危险；它所破坏的正是历代国王所创立及贵族们所采纳了的。贵族们过去学会了宣扬国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与神赋权力，因为这至少也会叫他们免受其他任何约束。现在他们却必须分别承认主教们的神赋权力，而且现在轮到他们向教会卑躬屈节啦，而过去贵族们是曾以赞赏的心情同意污辱教会、并分享过从教会夺过来的脏物。现在要求贵族们奴隶般地驯服，可是贵族们卫护自己的特权远过于对自己自由权的要求。可是有许多人，从前原是他们的下属的，却已被许可得到几分独立。贵族们觉得不但他们的阶级正在遭到危险，甚至他们的财产也岌岌可危。教士们神气十足，他们早就看不惯了，他们听见人们说，不要多久一个普通的教士就会变成一个与国内最高贵的绅士平起平坐的大人物，他们将会看见大主教们或他们的走狗几乎都做了官，享受国王的几乎全部恩宠，而贵族在失去了旧时的光辉、旧时的自由权利和势力以后，国王的恩宠本是他们剩下的唯一补偿。查理不独诚心崇拜教士，而且在抬举他们的同时允许给予他们强有力的支持，来反对人民的恶意。总而言之，谴责政府行为的倾向以及对政府动机的怀疑，不久以后已发展到怨声载道，从城市的工场到白厅的客座，遍处是不满之声。

更高阶级的人士对于宫廷亦表示不快，而且出现说长道短、百无禁忌的现象，这是一向未曾有过的。国人所最敬重的几个高等贵族，退隐到他们自己的庄园，以不居庙堂来表示他们对一切大不以为然。在伦敦以及国王左右，独立和调查研究的空气到处弥漫，甚至渗透到过去充满奴才气或极其浮薄无聊的议事会里。自从伊丽莎白统治时代以来，对科学和文学的爱好已不复是教授们的专享权利。那时宫廷好与著名人士、哲学家、学者、诗人、美术家做朋友，并且喜欢和有学问和文才的人交谈，以此来作为新的卖弄方式，别的人也喜欢同这些有学问的各等人物来往，作为一种高贵的消遣。但是不能把反对派的需要同这些集会的精神混为一谈；这些集会，无论是在有名的酒店里，或在贵族的公馆里举行的，最时髦的事就是讽刺那班不奉国教的虔诚信徒们的古板性格和疯狂抗拒，人们称这种信徒为清教徒。人们聚集的目的，不外是宴乐、赌博、文学讨论、相互恭维、表示好感，这些集会向来都以国王为中心，国王又总是这些集会的保护人。可是当查理在位的时候，就不复是这样啦。文学家与世情练达的人士往往在一起聚会，他们所讨论的却是更严重的问题，而且只在当权者视听范围以外才开口，因为这些话是冒犯他们的。他们所谈的是国家大事，道德学，宗教问题，谈起来妙语横生，有声有色。从外地旅游回来的青年，在法学院学习法律的人们，思想认真、活跃的人，只要其阶级与家境给予机会，都很热心地来参加讨论。在这些集会中，塞尔登倾吐他的学术珍藏；奇林沃思谈论他对于宗教信仰的怀疑；福尔克兰勋爵（此时还很年轻）请众人到他的家中聚会，人们把他的花园比作古希腊柏拉图的学园。在这种集会里头，并未形成什么派系，有的只是自由和健强有力的意见。这些人并不为私利或个人意图所束缚，不过是乐于聚话一堂，交流见解，且以慷慨激昂的情绪互相鼓舞。他们无拘无束地论辩，他们所追求的只是真理与正义。有一些特别专心研究哲学的，就研究什么国体最适宜于人类的尊严，也有以律师为业的人，专心注意不轻易放过国王或他的内阁的非法的政令。亦有以神学为职业或有志于神学的人，他们很谨严地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情况，研究它的原始信条和它的礼拜仪式，并以之与劳德所尝试成立的教会相比较。这些人不是以共同的激情与共同的危险结合起来的，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宗旨或目标，他们只是一致憎厌专制，且互相激励以憎厌专制、藐视宫廷，且对议会表示遗憾。他们企求的可算是一种改革，他们明明知道这种希望是微薄的，但是在他们的自由思想的深处，这个改革将会使他们的忧虑告终，将会实现他们的全部愿望。

离宫廷远一些，阶级低一些、教化稍差一些的人的感情却具有更严厉的特色。他们思想狭隘，却更富有决断。在这种社会里头，意见是与利益相联系的，激情又是与意见相呼应的。乡绅们的愤怒，更多是指向政治专制的。高等贵族与封建制度既已腐败动摇，较低阶级对高等阶级的尊重就大为削弱。乡绅们都自认为是从前赢得大宪章的人的后代。他们不断地互相提醒，从前他们的乃祖乃父，如何对君上作战，祖宗的一言一语如何成为法律。现在看见他们的权利、他们的人身乃至他们的财产，都受制于国王与他的阁臣们的喜怒，自然不胜气愤。他们既不搞哲学理论的研究，又不去引经据典地辨清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的差别，他们一心一意只想着下议院。在他们看来，下议院代表贵族与平民、也就是贵族与全国人民的古老联合：近年来，只有议会保障民众的自由，亦只有议会能够重新恢复民众的自由，而当人们谈到议会的时候，人们想到的只是下议院。于是人人心中逐步形成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议会执掌无所不包的权力，这是合于法律的且是在所必需的。说到教会，大多数的绅士对于管理教会的方式，都无特别意见，而且肯定没有破坏教会的意思。他们并不敌视主教制；但讨厌主教们，认为他们是专制制度的帮凶和保护者。宗教改革的时候，曾经宣告授予广大公民以选举权，禁止滥用神权干预尘俗世界的政务。国教教士们却努力要恢复罗马已失去的权力。乡间的贵族及绅士们的公意，本来并非不愿意赞成主教制的，条件是教会不得要求政权与神权；国教会所存在的此种野心必须加以扑灭；不许在英格兰存在罗马教皇的继任人，不许主教们干预国家政事，而只宜遵照本国的法律，办理各教区的宗教事务。

在市镇内地位较高的市民，在乡村里大部分小乡绅及几乎所有的地主，他们的看法远远超过上述那些，情绪更加激烈，尤其关于宗教事务。他们热心地坚持改革的大业，渴想彻底实现他们的重要主张，深恨一切类似天主教皇制或令人想起教皇制的东西。他们说，原始基督教会，其礼拜形式的朴素，其信条的纯洁，都被天主教皇的金字塔式的统治机构破坏无余了。因此他们又说，第一个改革过的教会，新使徒们兹温利斯、卡尔文、诺克斯等人很快就取消了这种专横的制度，及其大肆铺张的偶像崇拜仪式。福音是他们奉行的规章，早期的基督教会就是他们的模范。只有英格兰顽固地走着教皇制的道路，因此人们问道：难道主教们的扼制的苛刻程度逊于罗马么？主教们的行为比罗马的更合于福音么？主教们的骄横，亚于罗马吗？他们同罗马一样，心中想的只是权力与富贵。他们同罗马一样，不喜欢多传道，不喜欢严肃的作风，不喜欢祈祷的自由。他们同罗马一样，要求将基督徒心灵的感应，统统纳入刻板的繁文缛节之中。他们同罗马一样，用他们礼仪中的俗不可耐的赛会式表演来取代基督耶稣的生气勃勃的语言。到了神圣的安息日，真正基督教徒们难道不想回到自己的家里举行自己的虔敬的礼拜仪式么？可是无论在什么广场，无论在什么街上，都有游戏与跳舞的喧哗和酗酒滋事，侮辱性地打扰他们的默祷。主教们还不以放任人民做这样渎圣的消遣为满足，他们甚至鼓舞他们——不，几乎命令他们做此种事，惟恐人民尝到更神圣的乐趣。在众信徒中，有人的畏怯良心不是被教会的某种作法刺伤了么？主教们声色俱厉地命令这个人恪遵教会法律的每一个细微末节。他们若看见另有一人认真守法，他们却又用他们的新法来找他的麻烦。他们压碎恭顺的人；他们激起心志高超的人起来造反。四面八方都在强调真正信仰的敌人的准则、习惯和主张。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地抛弃福音呢？为什么要压制最热心的基督教徒呢？他们所维护的权力不是福音所带给任何人的，也决不是早期的基督信徒们所知悉的。人们希望废除主教制，希望使教会再度独立自主，希望由权力均等的牧师和纯朴的福音传道士，共同地、协同一致地管理基督教徒的纪律，这样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会，以后不会再有人崇拜偶像或实行专制，等到宗教改革最后成功时，就不复有害怕天主教教皇制的必要，现时该教派已经到了门口，正要侵犯上帝的门户，而看门的人正在准备应敌呢。

在宗教改革初起的时候，许多这方面的见解已在暗暗地酝酿，人民看见这些见解已被若干有钱有名有势力的人作为他们的直接与自然的支持人所采用，人民也就对这许多见解并对自己加强了信心。人民虽然当时不曾发生变乱，不久却就改变了本国的整个情况与面貌。在1582年与1616年，少数不奉国教的人，已正式与英格兰国教分裂，自称为布朗派与独立派（后来都很闻名），形成两个分裂的小教派。它们拒不承认一切教会的全面统治，声称信教团体都有权在纯粹的共和制基础上，安排自己的礼拜方式。从这个时期起，就有几个私立信教团体是依照这个模型建立的，但是人数不多，又很贫穷，他们与国家、教会都很疏远。他们毫无自卫的手段，因此一经查出，便受迫害，他们各自逃走，多半躲向荷兰。但是不久以后，对自由的渴望与对祖国的热爱，便在他们内心互相斗争起来。为了调和这两个方面，他们就送信给留在英格兰的亲友们，同他们商量，想前往一处不甚为人知的干净土，却必须是属于英国的土地，又是只有英国人居住的地方。较为有钱的人们变卖财产，买一条小船，置备粮食，畜牧工具，在一个他们所奉的教派的牧师领导之下，前往荷兰，再与他们的朋友们同赴北美洲，那里已经有人在作开垦殖民地的努力了。但是这种船只往往不够大，要去的人太多，不能扫数装走，遇有这种情况发生，全体的人便在船只停泊的地方聚在海滩上，而逗留在此地不能成行的会众的牧师，就在滩上作送别礼拜，即将离国的牧师，亦作礼拜以作回答，表示辞别。他们在一起祈祷许久，才相抱而别，于是一部分的人扬帆而去，一部分的人很忧愁地回去，只好在陌生人群中再等机会渡海，将来与他们的亲友们会合。这样的远征进行了好几次，并无障碍，这是因为难民们都是无名之辈。不料在1637年间，国王忽然得知难民出洋人数增多，次数频繁，且有许多资财可观的市民们做这样的事，且带走许多财富，据说本国已经失去一千二百万镑的钱财。现在已经不再只是少数的孱弱的无名的信奉异端教派的人们感觉受到虐政压迫的问题了；他们的意见正在传播着，有一些并不采纳他们意见的人，也有他们同样的感觉了。政府在多方面的所作所为，弄得自身声名狼藉，以致成千上万的阶级不同、贫富不同及目的不同的人们都离开了本土。政府颁令禁止人民出洋（1637年5月1日事）。正在这个时候，有八条船，泊在泰晤士何上，准备启碇，在船上的人中有：皮姆、哈斯勒里格、汉普登和克伦威尔。

他们不该躲避专制而逃走，因为人民已经开始抵抗专制了。初时不过是不满，后来继之以酝酿，现在人民向往的已不限于恢复法律的秩序，甚至不止于废除教会的主教制啦。有一个大党派在策划这种双重的改革，在他们周围，产生了许多更激烈与更大胆的小派别。四面八方都有从教会分离出来的小集团，以对某一教义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来作为它们的标志。有以拒绝某某种仪式为表征的，亦有以打倒整个主教制统治、主张信徒们绝对独立并只信赖圣灵的灵感为特点的。四面八方都是热情制服了畏惧。尽管有劳德的很活跃的裁判异端的法庭，但是各式各样的小教派还是在市镇的地窖里聚会；若在乡间，则在粮仓里或在森林中集会。阴森森的地点，他们因聚会而招致的危险与困难，都更加激励牧师们及听讲的人的想象力。他们在聚会地方一呆就是好几个钟头，甚至通宵达旦。在那里祈祷，唱圣诗，求上帝启示，并且咒诅他们的敌人。他们愚蠢的教义，他们的微弱的会员人数，对于他们自身的安全，对于这些狂热的聚会的信誉都不算重要；他们受到了席卷全国的普遍愤怒的荫庇与保护呢。时隔不久，那些不奉国教的人，不问采用什么名称，不问信奉的是什么信条，又不问他们作出什么策划，就对他们另眼相看，给予最大的信任，因此他们也就索性以他们的服装及举止与别人区别开来，即使在迫害他们的人面前，他们也公开表示他们的意见。他们穿黑衣裳，头发剪得很短，戴的是高顶宽边帽子，无论走到哪里，群众总是敬重他们，称他们为圣者。尽管到处受到迫害，但他们声誉日高。甚至连伪君子之流，也宣称站在他们一边。破产的商人，失业的工匠，因沉湎酒色、欠债累累而为众人所不齿的人，凡要在众人眼中抬高自己身价的，无不仿效圣者的服装、举止，而且学他们说话的腔调，并且通过人民对圣者的热心信托，取得了欢迎和保护。在政治事务中，这样的风气也日益扩大，不过不那么普遍，没有多少混乱就是了。在较低的阶级的人民中，前所未闻的平等观念和要求开始流行，这是他们生活景况改善的效果，要不然就是宗教见解的影响。在较为高级的社会里头，一些自视甚高而粗率坦直的人士，鄙视宫廷，又看不起旧法律之无能，他们思潮高涨，慷慨激昂不能自己。当他们静坐观书或与密友私谈的时候，往往梦想实现更为简单与更为有效率的社会制度。亦有许多人出于不那么纯洁的动机，平日对于各种信仰，都淡然处之，行为上也一向放荡，他们的脾性或机会，将他们投入胸怀不满的人群中。他们很想出现无政府状态，以便大显身手，实现野心，至少也可以使他们不再受束手束脚之苦。狂热与放荡不羁，真诚与诈伪，敬重古法与蔑视旧制，合法的愿望与图谋不轨的期望，这一切汇合起来，酿成泛滥于全国的愤怒。大家聚集起来一致反对这个权力，它的专制暴政在不同感觉不同见解的人们中间激起了同样的深仇大恨。同时，君权的鲁莽行事和软弱无力，也给地位最低下的党派和胆量最大的梦想家以活力和希望。

在一段时期内，国王与他的内阁竟不曾觉察出群众的愤怒的增长，政府已与国民疏远，又由于不曾碰见下面来的有效抵抗，因此虽遇一些困阻，但仍然是充分自信，傲然自若。为了代其行为辩护，政府多次着重声言，流行各处的思想很不妥，但是暂时的怀疑并未促使它觉醒与谨慎起来，它一方面畏惧仇敌，另一方面却又轻视仇敌。政府看见有必要日甚一日地加强压迫，但这并未能教它更认清形势，相反地，一种十足蠢才式的骄气，使政府将与日俱增的危险迫使它所采取的严上加严的镇压，错看作自己力量强大的表现。

英格兰在1636年间，小册子满天飞，它们反对宠信天主教徒，反对宫廷的一片混乱，特别是反对劳德与主教们的独裁苛政。星法院严惩这样小册子的出版已经不止一次，可是现在小册子比从前任何时代都多，都是十分激烈，播传得十分广泛，人们又还急于先睹为快。无论哪个市镇都看到这种小册子，最僻远的乡村也有，大胆的走私人从荷兰运来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大发其财；在教堂里也评论这些小册子，劳德虽然霸道，却还无法完全清除教堂里的清教徒派的传教士。内阁看见使用平常的严厉手段毫无效力，就更加怒气冲天，决心试用其他方法。同时将律师普林，神学家伯顿，及医生巴斯特威克拘捕到星法院受审。政府最初本来打算以叛国罪讯办他们，这样他们就会被判死刑，但是法官们宣称，他们不能枉法到只判他们犯轻微刑事罪或轻微谋反罪。

审判程序不公，与判决的蛮横无理可算不相上下。被告被传到庭，法庭要他们当场立即辩护，不然就作为他们已经招认论。被告答称，因为法庭不给他们纸笔墨水，他们不能写辩护书。于是供给他们纸笔墨水，但规定须有一个律师在他们的辩护书上签名，他们选了一个律师，但法庭有好几天不许选定的律师进牢与他们见面。终于允许律师进牢了，律师却不肯签字，因为怕得罪法庭，又无别的律师肯担任这件事。犯人们请法庭允许他们自己在辩护书上签字，法庭不允所求，并恐吓说，没有律师签字的辩护书将被认作他们所犯的罪已经得到证实。普林说道，“大人呀，你们在叫我们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法庭只是又把说过的话重说一遍。于是开堂审讯，一开头便对其中一个犯人大施侮辱。四年前，普林曾因另一本小册子之故而被判以割去两耳的刑罚。法官芬奇看着他说，“我过去以为普林先生没有耳朵，我现在想他还是有耳朵的。”这就使好几个裁判官更详细看他，法庭的纠察员为了使法官们满意，就拉起犯人的头发，露出两耳来，他们看见耳朵不曾割去就很不高兴，就责备他。普林说道，“我望大人们不要见怪，我祈求上帝给你们耳朵，以便听人说话。”

于是判决这三个犯人夹在颈手枷上示众，并皆割去耳朵，交款五千镑，终身监禁。6月30日宣判，如海的群众挤在枷的周围，执刑的人要推开众人，伯顿说道，“让他们来吧，不要驱逐他们，让他们来吧，让他们学学怎样受苦吧。”执刑的人为这两句话所动，果然不驱逐众人了。有一个妇女对伯顿说道，“先生，上帝可以用你这样的训示来使许多人悔改作新人，重新回到上帝一边。”他答道，“上帝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有一个少年看看他，立时脸上惨白；伯顿对他说道，“儿子呀，儿子呀，你觉得怎么样啦，你为何面色惨白？我的心里充满了慰藉情绪，假使要我得到更多慰藉，我也能得到它。”这一群人越挤越近犯人；有一个人给巴斯特威克一束鲜花；一只蜜蜂落在花上。这个人说道，“你没有看见这只可怜的蜜蜂吗？”普林说，“她找到这个地方来吸取花蜜；难道我不能从这个地方来吸取基督的蜜汁么？”普林继续说，“假使我们重视我们的自由，我们是不会在这个时候站在这里的，我们今天是为了大家的幸福和所有的人的自由，才把我们的自由交给这场事业。你们若是知道你们的自由被人侵犯得多深，若知道你们被抛进了什么时代，你们就会看看四面，你们就会知道你们的自由可以合法地伸展到什么地方，并维护自由。”空中荡漾着严肃的欢呼声。

几个月以后，4月18日，在绞刑架的四周又出现同样的场面，利尔伯恩正以同样的罪名受类似的残酷刑罚。受刑的人的热心和人民大众的热情似乎更高涨了！利尔伯恩绑在一辆车后，在威斯敏斯特的大街上拖着，人们一面拖他，一面鞭打他，他却不停地激励紧紧追在他后面的群众。他被枷在颈手枷上的时候还不断地说话，狱卒们不许他开口，他还是说个不停，他们便用东西塞进他的嘴。他随即从衣袋里取出几本小册子来抛与人民；他们纷纷抢小册子；于是又捆上他的两手。群众不动了，静寂无声了，刚才听过他说话的人，都不肯散开，一齐凝视着他。有几个法官立在窗口，好象在好奇地看看他的毅力能支持到什么程度；但他的毅力胜过了他们的好奇心。

到这个时候为止，殉道者都不过是平民，并没有什么有名有才有钱的人；殉道者们在未受审之前，确实大多数在他们的行业中都算不了什么人物；他们所力持的意见多半都是宗教狂热派的意见，这是人民大众所最欢迎的。人民为他们的勇敢表现而自豪；不久他们就责怪社会中的上层人士们怯弱和麻木不仁了。老百姓们说道，“荣誉观念，从前多半是在头上的，今日它好象是痛风病，往脚下发展啦。”其实并不如此。乡间的贵族与绅士，高等市民，他们的愤怒其实不亚于人民；不过他们看事看得更清楚，热心却稍逊，他们要等待重大的可以给予他们一举成功的可靠希望的机会来临。这次的公众呼声，激动了他们，赋予他们以自信。时机已经到了，全国的人已经彻底地激动起来，现在所需要的只是有名的、稳健的、影响巨大的领袖们了。他们就会起来抗拒，不是作为冒险家，也不仅仅是为了一派的利益，而是以全国人民的权利及利益的名义行事。

白金汉郡有一个绅士名叫汉普登，他发出了全国抗拒的信号。在他之前，诚然有过几个人曾经尝试起义，但没有成功，他们同他一样，曾拒绝不交纳以船捐为名的苛税，要求将这个问题交付法庭审议。他们还要求将这个问题提到法庭上，应该允许他们在庄严的审判中坚持他们的意见，即认为船捐是非法的，而拒绝交纳是合法的；但是法庭一直想方设法躲避讨论此事；汉普登坚持要求进行讨论。他于1626年及1628年当选为议员，是反对党的议员，却并不曾招致宫廷的特别怀疑。自从最近一次解散议会以来，他生活得很宁静，有时住在他自己的田产上，有时在英格兰及苏格兰游历，无论到哪里，他都仔细地观察当地的人心趋向，同许多人联络，但从未表达他自己的感情。他坐拥厚资，行为检点，从不炫耀豪富，他的态度滞重而单纯，从不流露严厉；他以性格恬静、平易近人著称，邻居们无论哪一派无不敬重他。他们都说他是通情达理，反对现在通行的制度，但既不是一个奉教到发狂的人，亦不是一个喜好作乱的人。所以该郡的法官们并不怕他，也不想伤害他。

1636年，他们派定捐款，派他捐微不足道的二十先令，无疑地是意在轻易地放他过门，而且希望捐款既轻，就可以避免使一个谨慎的人抗捐。汉普登不肯出捐，但既不感情用事，亦不吵吵嚷嚷；他一心想以身作则，要求司法方面郑重裁定国家有无权力抽收此税。他在监牢里的时候，也是很安静很沉默；他只求将案子交付法官们审问。他说，他乐于用法律处置这个问题，他希望国王也乐意这样办。国王新近才得到法官们的宣告，说遇有需要的时候，为国家安全起见，这种税捐可以合法地征收，所以由此而充满了自信的国王，愿意让汉普登打这个官司。汉普登的律师们办这个案件同汉普登一样审慎，说到国王和君权时，都是毕恭毕敬，避免任何激昂的演说，避免任何危险的原则，只以本国的法律及历史为依据。律师中有霍尔本先生，他说话的时候，有几次暂时停住不往下说，而求法庭饶恕他辩驳得太激烈，且求法庭若是看见他超越礼貌及法律的范围，立刻警告他。刑事律师们也赞扬汉普登的温和。这场官司在人民愤慨声中审了十三天，本国的根本法律经过了争辩，并没有人说民权辩护人们感情冲动，更没有人怀疑他们有任何反叛意图。

汉普登的罪案于6月12日宣判，表决时只有四个法官投了有利于汉普登的票。国王听到这个判决，就为自己称庆，认为是专制的决定性的胜利。人民的看法也是如此，认为从此以后不用再希望法官们或法律会为他们主张公道了。其实查理并无任何理由自鸣得意；人民虽然失去了希望，却赢得了勇气。人民一向是极度不满的，但缺少团结力，以致未能一致行动；可是这次的判决一下来，乡绅、市民、农民、商人、长老会、奉异端的，总而言之，全国无不觉得身受这个判决的损害。人人嘴里都讲汉普登，一提起他的名字，人民都表示爱戴与骄傲，因为他的命运就是他的行为的典范，他的行为就是国人的光荣。宫廷的朋友及党羽，都不敢说这次打赢官司是合法的。法官们为自己辩解，几乎到了公开承认自己怯懦的地步，企图借此取得饶恕。比较温和的市民表现一片忧郁的沉默。较为胆壮的人，直言不讳地表出他们的愤怒，以此私下得到一点满足。伦敦与外省，不久就有许多满腔怨愤的人找到了自己的领导人，他们聚会来讨论前途。各处都定出措施，决定到必要时就联络起来一致行动，相互支持。简单他说，一个党派已经形成，它小心翼翼地掩盖自己，但却是得到全国的公认。国王与他的内阁仍然为他们最近的胜利而庆贺，谁知他们的对手们已经找到了起事的时机和行动方法了。

宣判汉普登罪名之后约一个月（7月23日），爱丁堡发生激烈的叛乱。这是由于武断地及突然地采用一种新的礼拜仪式而激起的。自从查理登位以来，就效法他父亲的榜样，不停地努力推翻苏格兰教会从加尔文教派借用来的共和宪法，并恢复建立苏格兰的主教制（其轮廓至今仍然存在）的充分权力与光辉。他们要使这个计划成功，就用尽了欺骗、暴力、威吓、贿赂的手段。专制甚至采用怀柔和耐心等待的手法；有时迎合教士们的个人野心，有时利用小地主重视自身利益的心理，使小地主可以很容易地恢复他们的什一税，而对教士们则升任他们为教会的高级人员与朝廷的高官。这些做法，是在不断地向目标前进，却满足于缓慢的和迂回的进程。人民的惊慌与日俱增，国教的教士们继续抵抗，于是政府制止他们集会，并驱逐最大胆的传道士。议会往常俯首听命，但有时也有所迟疑；于是选举被干预，辩论被禁止，也发生伪造选票的事。苏格兰的教会，在斗争的时期内（常是国王得胜），逐渐受到一种等级制度与纪律的约束，几乎与英格兰的教会相似，这种制度尊重主教及国王的绝对权力及神权，认为二者是同样地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是绝对权威。在1636年，这样的工作好象要接近完成，主教们恢复了他们的宗教司法权，圣安得鲁大主教（斯波蒂斯伍德）担任王国的大法官，罗斯主教（马克斯韦尔）即将任财政部长，在十四个主教中间有九个做了枢密顾问官，而且在会议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查理和劳德认为大功告成的时机已到，不用与教士和人民商讨，就硬将一套宗教法典和礼拜仪式强加于这个教会之上，以适合新的情况。

但是在苏格兰宗教改革与在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不同，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的意志及廷臣们的奴颜婢膝所产生的。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一开始便为舆论所赞成，以其自己的力量排除了所有障碍，然后自下而上登了高位，而不是自上而下地颁下的。从一开始它就没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利益来分裂其党徒；在长期斗争进行中，他们习惯于交替地抗拒权力，或自己行使权力。苏格兰的传教士们可以夸口说，他们已提高了民族地位，经受了内战，废黜过一个女王，管制过他们的国王，等他后来做了外国君主，他才从他们的帝国逃走。他们的团结是很坚强的，而且打过这么许多次胜仗的记忆犹新，他们就很勇敢地在他们的讲道时和个人思考时，将政治和宗教兼收，国事和宗教争论并容；他们从讲坛上，一视同仁地对国王的大臣及本区的自己的教民指名道姓地进行谴责。就在这样一个学校里，人民学会了大胆思考和大胆说话，他们认为改革宗教的胜利应该全部归功于人民自己，毫未仰赖他人。因此他们不仅视宗教改革为他们的信条，也视为他们自己手创的业绩。他们坚持以拥护教会的精神上的独立而反对国王操纵宗教的最高无上权来作为他们的根本指导原则。他们认为他们具有条件，而且赋有职责保卫宗教的独立，使宗教免受天主教皇、君权制以及主教制的侵害，而这些都是国王用来反对他们的。他们的历代国王登上英格兰宝座，而被赋与重大的威权，这些都使他们一时减了勇气；因此詹姆斯反对长老会的教义与制度便能取得成功，而当他只是苏格兰国王的时候，他是很愿意服从这些的。国王们容易被人民的外表上的驯服障了眼。从查理看来，苏格兰受到了威吓，也就等于苏格兰已经降伏了。他借助于他自己的无上威权和主教制的威力，在英格兰压倒了他以前的几个君主曾经有效地压制过的，以及民众所主张的改革。他自以为他能够破坏苏格兰的民众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在苏格兰原是很有势力的，也只有在苏格兰宗教改革才享有法定地位。至于苏格兰国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主教们才承认它，而主教们也只有依靠国王才勉强保持住他们自己的地位。

破坏苏格兰民众宗教改革，这种尝试产生的后果是，它往往使得专制制度的臣仆们惊讶与苦恼交集：等到成功似乎明显在望的时候，失败偏偏来到。恢复主教制，废除旧法律，取消政治和宗教集会或使其变质，凡是能够在人民视线所不及的地方做的事，全都做了。但是因为要完成这件大事，不能不改变公众礼拜的仪式，然而就在将新礼拜仪节输进爱丁堡大教堂的那一天，什么都完了。几个星期之内，一个突发的、遍及各地的起义，将大群的地主，农民、市民、工匠、田工从王国的四面八方送到爱丁堡来，反对威胁了他们的礼拜的新形式，并且亲身前来作抗议的后盾。房舍与大街挤满了人，有些人在城门下城墙下安营扎寨，人们包围了枢密院的大厅，该厅当即要求地方自治局援助，而该局本身也在被包围，无能为力。主教们在街上走过，就遭到群众的侮辱，人们在大街上写了一篇控诉书，攻击主教们的苛政和偶像崇拜，在其上签字的有教士，有乡绅，而且有贵族。国王不答复他们的控诉，命令送控诉书的人回家；他们从了命，这多半是由于实际需要，而不是由于甘心服从；一个月以后（11月5日），他们又来了，人数比从前更多。第二次来并无扰乱秩序的事，他们的感情是沉重的，沉默的；高级人士参加了这个争执；两个星期后，就提议组织正式的抵抗，议决后就立即实行；由各阶级的人们中选出了一个高级委员会，受托进行办理这件大事；各郡各镇都有分会奉行总会指示。暴动已经不见了，但是只要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政府一声令下，暴动便会发生。

12月7日，查理终于作出答复，不过只是坚持要遵行新的礼拜仪式，禁止请愿者集会，违者以叛逆罪论处。苏格兰内阁奉命严守秘密，不许宣布国王命令的内容，而待以后公布。不料命令还未到苏格兰，起义的魁首们已经知道命令的内容了，他们立刻号召人民支持他们的代表。内阁为了抢先一步，立刻公布国王的命令内容（1638年2月19日事）。这时，有两个贵族，休姆和林赛勋爵，紧追着国王的传令官的脚后跟，命人以他们的同胞的名义公布并张挂抗议书，他们两人在这份抗议书上是签过字的。凡是在有人宣读国王命令的地方，就有人干这样的事，宣读与张挂人民的抗议书。起义的人们，日益斗志昂扬，日益感到威胁，也日益团结一致。终于决定结成严肃的同盟，其性质很近似苏格兰自从宗教改革以来曾经几次采用过的结合形式，借以在全体人民前面宣告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自己的信条以及自己的愿望。最有势力的教士亚历山大·亨德森，及一个有名的律师阿奇博尔德·约翰斯顿，也就是后来的沃里斯顿勋爵，共同制定这个同盟的规章，通称为《盟约》，1638年3月1日经巴尔默林诺，劳登和罗思的修改和赞同。盟约里头，除了载有详细的及已经成为古老的信仰声明以外，还表示正式拒绝接受新的宗教法律与新的礼拜仪式，以及民众联合会的誓词，誓愿针对各种危险来保卫君主、宗教以及国家的法律与自由。盟约一经提出，人民就普遍地欢呼赞成，于是派出信使，按站替换，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将盟约从一村送到另一村，一直传到王国的穷乡僻壤，正好象山上的酋长将一个点燃着的十字架，挨村替换地派人迅速传送到各处的部下，号召即刻赴战一样。乡绅、教士、市民、工人、妇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教堂里和大街上，宣誓一致服从盟约。甚至苏格兰高地的人们，为民族感情所激动，暂时忘记了对国王的忠诚，以及平日如何激烈反对低地的人，也加入起义行列。不到六个星期，整个苏格兰都在盟约法令之下联合起来了。只有政府雇用的人，几千名天主教徒以及阿伯丁市，拒绝参加盟约。

这样大胆的反抗使查理大惊失色：有人告诉他说，这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疯狂闹事；爱丁堡地方自治会议甚至还谦恭地请求国王开恩饶恕，它答允立即严惩乱民。国王的苏格兰廷臣们也天天夸海口，说他们所得情报，都说是各处平静无事，或说几乎平静无事。查理觉得自己的意旨寸步难行，大发雷霆，决计借助于武力。但是诸事尚不齐备，不得不暂作缓兵之计，于是派汉密尔顿侯爵前往苏格兰，嘱咐他稍微奉承一下乱党，让他们存些希望，但却不要说什么会束缚国王的话，或进行任何解决。1638年6月，二万盟约党人聚集在爱丁堡，举行严肃的斋戒，并前去会见汉密尔顿，有七百名教士穿上教袍，站在道旁的高处，当他走过的时候，高唱圣歌。盟约党要向侯爵显示他们的力量。汉密尔顿因为要在苏格兰保持他的信用，同时又要服从国王的指示，有意地表现和解姿态，但是他所建议的让步，从党人看来，却显得很不足够，又带欺骗性。他尝试提出一个国王的盟约，以代替群众的盟约，这个提议被盟约党人带着嘲笑拒绝掉了。他同党人进行了几次无效的会商，又往返于爱丁堡与伦敦之间好几次。这一年9月间，他忽然奉到国王命令，叫他允诺乱党所要求的全部条件，就是取消宗教法律，取消高等法院，答应召开教会的会议，并召开议会，准许议会可以自由辩论一切问题，且准许可以在议会里弹劾主教们。苏格兰人闻讯之下，感觉既高兴又惊讶之至，但他们仍然不肯予以信任，且因国王方面煞费心机地取消了他们长期盟约的各种借口，更令他们增加怀疑。11月21日在格拉斯哥开了一个宗教大会，他们不久就看出，汉密尔顿的唯一目的只在阻挠他们的继续前进，且要在决议中加入消极的条款。实际上这正是国王的指示。尽管如此，大会仍旧进行，并正在设法传主教们来受审。这时汉密尔顿突然于11月28日解散会议。他们同时又听说，查理在准备战争，有一支军队是斯特拉福德设法在爱尔兰招募的，正要乘船来苏格兰。汉密尔顿返回伦敦；但大会却拒绝解散，继续开会，谴责国王所颁行的所有新法，肯定盟约的权力，取消主教制。有几个一直中立的贵族（其中就有阿盖尔伯爵，一个有势力的贵族，以多智闻名），现在公开拥护国民的主张。苏格兰商人到国外购买军火武器；把盟约分送给在大陆当军人的苏格兰人，其中有一个最好的军官名叫亚历山大·莱斯利，奉邀回国，准备到必要时统领起义者。最后，用苏格兰人民的名义对英吉利国民发了宣言（2月27日），把他们的基督教同胞们的痛苦告诉他们，且驳斥了他们的公敌为了给他们和他们的事业涂黑而发出的一切诽谤诬陷。

宫廷收到这通宣言后，付诸一笑。他们嗤笑暴乱分子的行为，说是无理取闹。廷臣们认为唯一的麻烦是，需要屈尊同他们进行战斗。廷臣们问，同这样贫穷、这样粗俗、这样的无名之辈打仗，能够有什么好处，什么光彩？查理自己虽然是苏格兰人，却仍深信，英吉利人素来憎恶与藐视苏格兰人，这一点将会阻止盟约党人的控诉在南方人的心理上产生什么效果。但是团结各国人心的宗教感情，不久就破除了分隔双方的界线。英格兰的不满分子从苏格兰人的事业中看到了自己的事业所在。于是两个王国之间，很快地建立起秘密通讯，暴乱者的宣言传到英国各地；群众所谈论的都是他们的疾苦、他们的举动和他们的希望。为时不久，苏格兰人获得了朋友及代理人，他们遍布伦敦、各州，以及陆军中，甚至在宫廷中。当人们确知苏格兰人要坚决反抗、英格兰的舆论好象要支持他们以后，就有当廷臣的苏格兰人，甚至当廷臣的英吉利人，或是为了加害于其劲敌，或是因为所求不遂而想报复，或是为了预作准备以等机会，都赶快暗中替暴乱者出力，有时透消息给他们，有时对其他廷臣夸大暴乱者的兵力与纪律严密，装作很为国王担忧的样子，还假装由于国王的不肯稍予通融，以致招致许多困难与危险，而感到不胜惋惜。当国王的军队开往苏格兰的时候，听到千百次的谣言，这些谣言都是为了恐吓军队，要他们回转而特别传播的。有人很恳切地劝告部队的司令官埃塞克斯伯爵要小心提防，最好等待援兵到来再向前进。人们传说，敌军比他们精良得多；又说有人看见敌军在某处，离边界不远；又说敌军占了全部要塞，在英吉利军队到达之前，贝里克就将陷落在敌人手里。伯爵原是一个小心谨慎、忠诚可靠的军人，虽然不甚以宫廷的计划为然，仍然继续前进，毫无阻拦地走入贝里克。不久就发见，叛党并不如传说的那样人数众多，与那样的准备周全。但是这样的谣言既有人很精心地传播，自然就有人很热心地听信，很叫人心神不宁。4月间，国王到了约克，军心尤为不安，他到约克的时候，还是摆出炫人眼目的盛大排场，他还在那里以皇家的威仪不可抗拒的优势自鸣得意，他还很高兴地自慰，单凭这样的威仪就足够叫叛党俯首就范，各回原地了。苏格兰人曾经以宣言动英吉利人的视听，查理便也想以大封建主的身分，号召他的王国中的贵族按照封建的习俗，前来向他效力，克尽厥职，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对消宣言的力量。

贵族们与一群的乡绅，成群结队地来到约克，如赶赴节庆一般。这个市镇与军营，显出宫廷和比赛大会的景象，一点也不象一支军队和打仗的样子。这样一个场面，很叫查理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但是环绕在他前后左右的，都是阴谋、混乱与拒不听令。在边界上的苏格兰人，同国王的士兵来往得很亲密。查理则要求贵族宣誓表示决不以任何借口与叛党通往来。有两个贵族不肯宣誓，查理不过吩咐他们离开宫廷，而不敢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荷兰勋爵进入苏格兰境内，看见莱斯利把军队布置得井井有条，他不曾详细察看就认为自己一方寡不敌众，匆匆地撤回了军队。查理这次出兵，颇受一般人咒骂，所以军官们和战士们都迟疑不肯开战。苏格兰人深知敌情，就利用这样局势，用温和和恭维的语气，写信给对方的头领，写给埃塞克斯勋爵、阿伦德尔勋爵和霍兰勋爵，表示完全信任英格兰贵族及人民的善意，求他们居间调停，代求国王赐予他们以公道与恩惠。不久，在有把握地知道有人支持以后，就很谦恭地对国王自己上书，书中却丝毫不放松他们的要求。查理本来是一个没有气魄的人，既易于被已经出现的障碍弄得手足无措，又是惯于在困难出现以前轻举妄动；这时候却觉得十分的左右为难，于是于6月11日召开会议。国王高傲如常，却急于要了结这件事；苏格兰人执拗，可还不算无礼。由于苏格兰人说话谦恭，查理的自尊心才勉强得到满足。劳德觉得危险即在目前，心里不安，于是力劝国王于1639年6月18日在贝里克签订和约，规定双方都遣散军队，于不久以后召开苏格兰议会和宗教大会，却并无任何清楚确切的条约，以解决引起这次战争的分歧。

双方都已料到，战事不过是暂时中止。当遣散军队的时候，苏格兰方面预发了军官薪俸，吩咐他们预备随时打仗。在查理这方面他刚遣散他的军队，又开始秘密地另募一军。订立和约之后一个月，查理召斯特拉福德来伦敦咨询军事，又说道，“我有许多理由甚至可以说有太多的理由要你来商量，有许多话我不便在信里发表，我只能说苏格兰的盟约已开始传播得太远啦。”斯特拉福德奉召后立刻动身。他久已渴想在国王身边办事，只有这种地位才具有实现他的掌握大极与享受光荣的野心的希望。他到达伦敦，决心以全副精力来对付反对国王的人；他在说到苏格兰人时，表示最深刻的轻蔑，他认为新近的失败完全是优柔寡断所致，他深信国王是坚决的，因此他愿意从国王的决心中汲取不可抗拒的支持。他发现宫廷中沸沸扬扬地闹着无聊的阴谋。埃塞克斯伯爵受了冷落的待遇，尽管他打仗打得很好，此时也心怀不满地告退了。军官们仍以无能无勇互相责备不休。王后的宠幸们起劲地活动，企图利用普遍的不安于位来增进自己的富贵，并打击自己的劲敌。而国王自己却是灰心丧气，焦躁不安。但是不用多久，斯特拉福德便不安起来，他不能使国王采纳他认为必要的计划，甚至也不能使国王实行他已经被采用的计划。廷臣们的阴谋不久就指向他了。他有一个仇人，就是哈里·文爵士，他也未能阻止这个仇人仰仗王后的势力高升到国务大臣的地位。群众们带着焦虑的眼光看他入朝，他们不知道他将怎样运用他的权力，可是不久就得悉他怂恿国王使用最严厉的手段，人民大众就咒骂他。事态更趋紧迫了。国王与苏格兰人为贝里克和约条款内容的解释而互相争执。这件和约的内容，几乎没有一条写成了书面文字。查理有一张字据，按照盟约党人的看法，是说明和约的实在条件的，却被这位宰割人民的人焚毁了。苏格兰人现在大发怨言，国王不愿发表任何讲话来否认他们的说法，因为在议和谈判的时候，国王确曾有意地让他们希望他根本无意履行的条件。苏格兰的宗教会议和议会被国王的失信所激怒，又被他们的英吉利朋友们所鼓舞，变作加倍地不相信国王，不但在他们的要求上寸步不让，而且大胆地提出更多要求。议会要求国王每三年必须召开议会一次，且要国王担保他们选举自由及言论自由，以便政治自由得到巩固，如此才可以监督全国宗教信仰得到保持。“力图侵犯权力”与“侵犯君权”两句话，现在在宫廷里与在内阁里常常听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响亮。斯特拉福德说道，“我很想给这些百姓们好一顿鞭子，叫他们知理一点。”于是决定打仗。但是拿什么支持战争呢？有什么新鲜动听的打仗理由可以对国人说呢？国库与国王的私囊全是空空如也。群众意见和舆论已经变得十分有力，即使国王不想照着它实行，至少也应该加以倾听。国王所需要的借口不找自来啦。自从英国有事以来，红衣大主教黎歇留由于西班牙的潜势力左右着英吉利的宫廷，就对英吉利宫廷很不高兴，并与苏格兰人常有书信往来。他有一个代理人在那里，他曾供给苏格兰人以军饷与军火，并应许遇有必要时，还将给予更多的协助。英吉利宫廷截留了主要的盟约党员所写的一封信，上书“敬呈国王”，那显然是写给法兰西国王求助的。查理与内阁深信，这样地求助于一个外国国王，法律上已构成大逆不道之罪，会激起整个英格兰与他们自己一样愤怒。他们以为这就足够说服全国的人民深信打仗是合法合理的。有了这样的自信（它可用以掩盖需要所造成的严重束缚），于是决计召集一个新议会。与此同时，斯特拉福德于1640年3月返回爱尔兰，要从该处的议会取得军饷及军队。

英国人听见召集议员开会，就非常诧异。英国人现在对于一个合于法律的改革已不存什么希望，虽然这一切曾经是英国人所企望的。无论英国人心怀多大的不满，但是在英国人思想中，暴力的计划对他们是陌生的。只有若干异端的人，有几处地方的群众，以及几个做过某一些新兴党派的领袖的已经落水的人，存着敌意，怀着更长久的计划。他们反抗政府，人民赞成和支持过他们，却并不预闻他们的另有所图，亦不曾想到会有异图的存在。接连发生的许多动乱曾经使高尚的市民产生怀疑，即使不是认为最近几次议会的感情用事与顽强是不合法的，至少也认为他们这样行为是不很体面合适的。他们虽然未加责备，但以惋惜的心情回忆起：议员们说话太过尖锐，议论也过于激烈，性质近于无法无天，而全体议员也曾答应将来要变得温和一些。各选区的人受到这些情绪的影响，因此他们选出的平民代表都是反对宫廷的，他们决心要解除民间的疾苦，议员中凡是从前以反对宫廷而赢得民望的，都博得了一席，但是大多数议员都是爱好和平的公民，他们不曾答应为某个特定的党出什么力，而且是害怕暴力和秘密结社的。他们不喜欢匆忙鲁莽的议决，他们自夸自己是决心要不得罪国王，而只进行不危及国家太平的改革。

经过一段颇为不快的耽搁之后，议员们终于在1640年4月13日齐集开会。查理把苏格兰人呈送法兰西国王的信送给议会看，对苏格兰人的大逆不道，大事渲染了一番。他宣布战争，并要求议会提供军费。下议院不甚注意这封信，好象这与现在他们目前专注的重大利益所在的大事比起来，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种见解得罪了国王，国王以为议员对待这个争执未免太漠不关心了。在议会方面，则抱怨在他们的议长觐见国王的那一天，国王傲慢失敬，不合礼仪。在议员不开会十一年之后，朝廷要想摆脱其傲慢的轻浮态度，确实是不容易的，而议会虽然是意在和平，可是当回来开会的时候，因为已被宫廷轻藐达十一年之久，今因需要供应才迫不得已请他们回来，此时此际，自然要恢复拥有公众权力的人士的矜持和尊严。他们的争论不久就变得严重起来。国王要他们先议决军事供应，然后才考虑民间疾苦。国王许诺，那时他将亲切地听取他们发言。这一点引起了长时间的讨论，但并不激烈，大家听会时注意力十分集中，开会的时间也比一向长得多。有几个不甚知名的议员脱口说出几句辛辣的话，立刻就有人制止他们，国王的几个臣仆因为其他方面得人敬重，他们所说的话，议员们亦表赞许。虽是这样说，议会仍然是很坚决地要求先解除民间疾苦，然后议决供应问题。宫廷对他们力说开战在即，刻不容缓，亦是枉然。他们不大关心战争，但因不愿意得罪国王，所以不曾说出口。查理找上议院居间调停，贵族们议决先通过供应然后讨论民间疾苦，要求与下议院开联席会议，以便号召他们照此办理。下议院愿开联席会议，不过他们回到下议院后，却议决说贵族院的议案侵犯了平民代表的权利，因为贵族们要等到平民代表的供应议案依例送到上院的时候，上院才能够有注意于该案的权利。皮姆、汉普登、圣约翰与其他议员，乘这个机会，煽动其他下议员。下议院的用意是较为和平，不合于其所抱的宗旨与所处的地位。下议院进一步激动起来，失去耐心，但是仍然克制着自己，却已充分地决心维护其各种权利。又过了些时候，国王竟然说，这次议会同前几次的一样难以相处。国王很不愉快，他派人送信给下议院，说他们若肯供给他十二笔款项，在三年内付清，他就肯允许从此以后若无议院允许，绝不抽收船捐（这是1640年5月4日的事）。这笔款项看来颇为巨大，他们说这笔款项比王国之内全部钱财还要多。况且国王放弃抽船捐，这是很不充分的让步。最要紧的还是必须在原则上认定，无论已往或将来，抽收船税，统统是非法的。但下议院却并不想完全同国王闹翻。事实证明，十二笔款项，数额远没有当初所说的那么大，尽管他们反对延搁民间抱怨的讨论，但他们仍答应考虑国王的来信，以表示他们的信用和忠诚。正在他们准备表决允许供给款项但不确定数目的当口，大臣哈里·文爵士站起来说道，除非议会议决照办国王信上提出的全部要求，否则就不值得讨论下去，因为国王决不肯接受少于他所要求的数目。司法大臣赫伯特赞同哈里·文的发言，于此，全场大惊，怒不可遏，即使最温和的议员也愤愤不平。由于天色已晚，就决定明天再讨论这个议案，但是到了第二天，当下议院正要聚集的时候，国王传他们到贵族院去，当时就宣布了解散议会，这就是说，开会之后三个星期，议会就解散了。

解散后一小时，后来成为克拉伦顿勋爵的爱德华·海德，会见了汉普登的朋友圣约翰（反对党的领袖之一，其时反对派已结成了一党）。海德感到沮丧，圣约翰却不然。虽然圣约翰这个人有着一副天生的严肃面孔，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笑过，可是这时候他反而喜形于色，两眼闪光。他对海德说道，

“什么事叫你心烦呀？”海德答道，“就是叫很多公正的人心烦意乱的那件事。解散这样一个通情达理又稳健的议会，真是最冒失的行动。目前我们国内很不安，只有这样的议会或者还能够加以补救。”圣约翰说道，“哎，算了吧，若要局面变得好些，一定要等局面变得更坏些，这次议会是绝对做不出它必须要做的事情的。”

当天傍晚，查理很懊悔；他说，人们把议会的意向向他作了不真实的报告。他从来未曾授权叫哈里·文对议会宣布，他一定要十二笔款项，少一点他都不接受。翌日，他还是很不安就召集几个有经验的人来问，是否可以收回解散的成命，他们认为这不可能。于是查理又回到专制，稍微增加了一些焦虑，可是与新近尝试放弃专制以前一样鲁莽和傲慢。

形势紧迫，一时倒使他的大臣们恢复了一些自信，也使他们的措施恢复了一些功效。斯特拉福德已经从爱尔兰回来（4月4日）。由于剧烈的痛风病，又有胸膜炎的趋势，他行动不便，但是他已从爱尔兰议会得到他所要求的全部东西，得到了供应、武装人员、贡献和承诺，刚刚离开病榻，他就用他惯有的精力与忠诚动手办事。不到三个星期，自愿的捐输，在他个人的榜样影响下，滚滚而来输入到国库中，约达三千万镑，其中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所供给的。此外又加上用扰民的手段敲来的款项，如勒借、船捐、专卖，甚至有人还提议铸发成色较低的货币。在国王及臣仆们看来，需款甚殷就成了不择手段的全部理由。但是专制虐政向来不以需要为限制。查理又对议员们用起他旧时用过的、比不起作用还糟的迫害和报复手段。有两位爵士，亨利·贝拉西斯和约翰·霍瑟姆，因为发言被监禁，布鲁克勋爵的住宅与他的文件被搜查，有一个议员卡鲁先生是议院所委的核查民间所递的诉词的委员会主席，由于拒绝交出委员会收受的诉词，就被监禁在伦敦塔里。国王强迫全体教士宣誓永远不赞同对管理教会方式的任何修改。誓词的末尾附有“等等”字样，这引起了人们的不信任的讪笑和愤怒。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使用这样高傲和苛刻的语言：有几个约克郡的乡绅拒绝一种专横的征收，内阁要求严惩他们，斯特拉福德说道，“对待我的这些乡绅们的唯一办法，就是传他们来，把他们关起来。”他比任何别人都清楚，这种不可避免的弊政可能坏到什么程度，但是他的感情用事使他忘记一切顾忌和畏惧之心。他正在使用最大的努力，似乎正把导致人们看不见自己的真正处境和面临的危险的一种热病传染给国王、内阁和宫廷。他又病倒了，病到几乎要进坟墓了，但是他的身体衰弱反而使他的意见更加严厉，他在几乎还不能站起来的时候，就同国王一起去检阅军队，军队聚集在苏格兰边界，这是归他统率的军队。

他在途中得悉，采取攻势的苏格兰人已于8月21日进入英格兰境内。他到了约克就得悉苏格兰人于8月18日已在纽伯恩打败了和他们初次遭遇的英格兰军队。这两件事并不是苏格兰人独自做出来的。当讲和的时候，苏格兰的代理人在伦敦同许多心怀不满的人的领袖们，缔结了很紧密的联盟，这些英吉利人要求他们，若再开战，就赶快来入侵英国，答应他们将有一支人数很多的队伍帮助他们。甚至还派遣了一个使者到苏格兰，带着一根空心手杖，内中藏一件公文，答应相助。公文的末尾，有萨维尔勋爵（他是这件阴谋的出头露面的唯一首领）所伪造的六个英国最伟大的贵族的签名，以促进苏格兰人的更大的信任。萨维尔是一个不足道的人物，在英国不甚为人们看重，仅仅因为他对斯特拉福德恨之入骨，才导致他进行这样胆大包天的阴谋。但是预闻秘密的，极可能还有几个最真诚最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他们并没有错估了人民的意向。议会刚一解散，各地方就立即公开表现反战情绪。伦敦张贴出许多告白，号召学徒们起来，把造出这许多罪孽的罪魁祸首劳德揪出来碎尸万段。一群狂怒的人们攻打劳德的住宅，他只好逃往白厅躲藏。另一群人围攻设在圣保罗大教堂里的高等委员会的法庭，他们高呼：“不要主教们，不要高等委员会！”政府在各郡征兵，只有用暴力手段才征到兵，有许多人为了避免入伍，不惜自残其肢体，还有自缢的。亦有并不抵抗而服从命令入伍的，在街上走过，就被人羞辱，亲友们都把他当作懦夫。参加行伍之后，他们在所到之处，也遭到同样的白眼。有一些军官被认为有天主教徒的嫌疑，竟被当兵的杀死。等到英吉利军队与苏格兰军队遭遇的时候，不服从号令和私下发牢骚的现象倍增了。英吉利军队看见苏格兰军队的大旗上竟将盟约大书特书在上面，在空中飘扬。又听见鼓声咚咚，叫士兵们去听讲圣经，太阳一出可以听见全军朗朗的唱圣诗与祈祷声。英吉利军队眼见这种情况，又听人说苏格兰很以友好和虔敬的热情对待英国人，英国兵软了心肠，又转为愤怒，咒骂这次的渎神的战争。英国兵未战先已失败，因为他们认为这次的作战是反对自己的同胞弟兄和上帝的。苏格兰人到了泰恩河畔，他们并无敌意，只是请英兵准许他们渡河。一个英国哨兵开枪打他们，他们放几炮答复；一场行动开始了，但英吉利军几乎立刻溃散，斯特拉福德只好率领军队回到约克，让苏格兰人占领了在约克与两国边界之间的地方及市镇，如入无人之境。

从这时起，斯特拉福德自己已被打败了。他一会儿好言好语，一会儿又大事恫吓，力图激动士兵们打仗，都归于枉然；他勉强地向军官们讨好，却遮掩不住他对他们的轻视和愤怒；他的严厉手段仅仅激怒了官兵，却并未能吓倒他们。不久就有几郡的呈文到来，请求国王议和。有两个勋爵，沃顿和霍华德，居然胆敢以自己的名义呈请议和，斯特拉福德下令拘捕他们，交付军事法庭，要将二人以襄助叛乱的罪名论处，要求当着军队枪毙他们。法庭一言不发，最后汉弥尔顿对斯特拉福德说道：“我的爵爷，宣布你这个判决的时候，你对士兵们有把握么？”斯特拉福德好象忽然如有所见，为之震动，浑身发抖，掉过头去默不作答。但是此人傲骨难驯，仍然不甘放弃他的希望。他写信给劳德说：“只要国王肯出一言，我就有本领叫苏格兰人以比来时还要快的速度滚回去，我以生命负责，但是这个指令不能出自我口，只好出自他人之口。”其实查理已经有意回避他，就是害怕他的建议时的那股劲头。

现在这位国王深陷绝望之中，每天都发生一些事端证实他懦弱成性。国库空虚，需要急迫，旧法筹款已经呼应不灵，士兵们成群结队地哗变或逃亡，各处的人民都在扰攘不安之中，急于要知道现在已不可避免的结局。在国王的左右，在他的营里，甚至在他的家里，又有许多人同苏格兰人暗通消息。而苏格兰人行动仍然很审慎，说话很谦恭，对所入侵的地方秋毫无犯，对待俘虏更是仁慈相待，优礼有加。遇有机会，必竭力坚持说他们以和平为志，忠于国王；他们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切望它能导致和平的胜利。说到讲和两个字，就开始联系到议会。查理一听见就害怕。不知是听了谁的建议，他决定（9月7日）在约克召集国内贵族开一个大会。这是封建的会议，有四个世纪之久不曾召集过了。在从前平民软弱无力的时候，只有贵族往往分享国王的权力。宫廷不太晓得这是什么会议，亦不晓得这种会议能够做些什么，只希望它更能迁就，更肯尊重国王的面子。于是宫廷中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会议本身能否单独议决供应问题？但是大会还未曾开，就送来两个呈文，一是伦敦市送来的，一个是最显贵的十二个贵族送来的，用明白无误的语言要求召开一个宪法议会。对于一个不能再做任何事的国王，这两个呈文就足够扫除国王的所剩无几的抵抗了。正在这种疑惧之际，斯特拉福德好象要泄忿又好象要证明他的计划的正确性，就进攻苏格兰人，得到一些胜利。有人弹劾他置国王于不利之地，他奉命不得离开自己的住处。9月24日，贵族们集会，查理对他们宣告说他快要召开议会，今天仅仅是要听取他们对怎样对付苏格兰人的意见。谈判开始了。十六个倾向于民党的贵族，奉命负责和敌方谈判条款，首先一条就是规定两军停在原地不动，国王应发给苏格兰与英格兰两方的军饷。为了这个用途就要求伦敦市借款二十万镑，贵族和国王共同保证不挪作别用。在里彭草签了初步条款之后，查理急于要陪同王后，摆脱这许多困难与麻烦，图一个轻松，就下令谈判改在伦敦进行（10月23日），此时议员快要在伦敦开议会啦。苏格兰的委员们也赶来伦敦，他们知道那里准有有力量的同盟者。英格兰这个时候正在办全国选举，民情极其激昂。宫廷既愁惨又灰心，虽很想操纵议会选举，但是徒劳无益。他们所挑的候选人没有得到多少人支持，各处都遭到失败。国王想要托马斯·加德纳爵士充当下议院的议长，但是在选举中加德纳连议员也没选上。议会定于11月3日开幕。有人力劝劳德另定议会开会日期，他们说这一天是个不祥的日子，说当亨利八世在位之时，曾于11月3日开议会，开会时死了红衣大主教沃尔西，闭会时许多寺院被毁。劳德不理会这些预言，并不是因为他对于优胜的把握很有自信，只是因为他已经疲于奋斗，所以他同国王一样，轻率地指靠未来的机运，谁知胜利者与失败者双方都远远不曾猜到将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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