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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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卷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
第三卷 1640至1642年
第4卷 

议会开会——议会夺权——宗教派及政治派的情形——国王的让步——国王与议会的领袖们磋商条件——陆军阴谋叛乱——斯特拉福德受审与死亡——国王赴苏格兰——爱尔兰暴乱——关于抗议书的辩论——国王回伦敦——革命在前进——暴动——五个议员——国王离伦敦——王后赴大陆——民团事务——谈判——国王定居于约克——两方备战——不许国王进入赫尔——调停无效——两军成立。

国王在指定的日期开议会。他未带仪仗队,也几乎没有多少扈从,就前往威斯敏斯特,这次不是象向来一样骑马在大街上走过,却是乘一条普通的船由泰晤士河前去,以避人耳目,就如同一个俘虏跟随得胜还朝的征服者一般。他的讲话空空洞洞扭扭捏捏。他在讲话里头答应缓解民间一切疾苦,但仍坚持称苏格兰人为反叛,他还竭力要求把苏格兰人逐出王国之外,好象战事仍在进行似的。下议院代表冷冰冰地听他讲话,态度还算恭敬,议会开幕式的出席的人以这次为最多,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他们在国王面前,脸上表现这样的傲慢,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国王刚走出议会,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从几群人的谈话中,就明显觉察出,公众的愤怒,甚至超出他们所担心害怕的程度。上次解散议会,就连最温和的议员也发了火。现在不再有人谈到和解或谨慎了。他们说,时机到了,要运用议会的全力以铲除所有的滥用权力的事,要收到全效,就象斩草除根一般,不留一点余剩。所以尽管议员们的力量各有大小,却都具有崇高的思想,大家一起严阵以待,同国王对垒。国王与教会在这十一年间,曾经实行他们的绝对的、独立的、天授的统治权。他们千方百计地强迫国人服从他们的统治。由于他们未能办到这一点,但还是硬要实施这些宗旨,他们发现本身软弱无力,就想求助于议会。可是议会却相信他们拥有自己的主权,且认为他们有能力实行自己的权力,但并不明白表示出来,也不将它大事宣扬。

他们开头先将他们所有疾苦都毫不含糊地宣布出来。各议员把他们所代表的市镇或一郡的请愿书带来,读给众人听,然后以它作为演说词的内容,建议在议会能够采用更有效的措施以前,至少也要先投票议决他们申诉的内容是否合法。所以,在几天之中,国内各处地方都提出了各自的意见,议会就是这样地把所有的苛政行为,如专卖、船捐、滥捕、主教们的擅权横行,非常法庭的胡作非为,一一加以揭发和谴责。没有人反对这些议案,院内的意见是如此一致,以至有几个议案还是不久之后就成为国王亲信的人提出来的。

议员们好象认为这种种措施还不足以暴露全部真相,于是派了四十多个委员调查弊病,并接受市民的疾苦申诉。每天都有商人和农人成群地骑马来议会呈递他们本镇或本区的申诉书。议会号召各方各处都来陈诉,有许多人在讲经台上发出呼吁,有的在大街上痛陈民间的疾苦。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写出来的,无论是从哪里送来的,都有人热情地收受,又无论是泛泛的控告整个政府,抑或是指名道姓专告某人,要求加以惩办,议员们全相信是实有其事。委员们操无限大权,无人有权拒绝他们,即使默不作声地拒绝也不行。枢密顾问官们若被传作证,也得直言汇报他们当日商议的是什么事。

下议院不独不赞成政府的各种行为,而且一般还要逐出干这些行为的人。凡是替国王办事的人,不问级别高下,只要参加执行过被议会所指斥的措施的,都被称为“失职者”。每郡都有名单列出本郡的失职者姓名。但不曾施用划一的和具体规定的惩罚以处置失职者;议会在任何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向,找到即使是最轻微的借口,认为失职者重犯了旧罪,就立即传他到来,勒令他缴纳罚款,或监禁他,或把他的财产充公。

议会在审查议员们自己的选举时,宣称凡查出曾经被授予专卖权的,都认为不符合充当议员的资格(1640年11月9日事)。1641年1月21日,就因此除了四个议员的名,亦有由于某某人的选举不符合规定的借口,也被除了名的,其实并没有合法的根据,只是因为人们不信任他们的意见。有两个声名狼藉的专卖家亨利·迈尔德梅爵士和惠特克先生,却反而无阻碍地当了议员,这是因为他们投到了占统治地位一派的怀抱之中。

国王的臣仆们看见下议院拥有这样意想不到的大权,又有使用此权的决心,因此凡是怕人控告或晓得自己有仇家的,无不人人自危。他们感到危机四伏,防卫无方。目前宫廷的唯一愿望就是逃避人们的注意,免生事端;国王企图掩饰自己的忧虑不安,而将自己隐藏在无所作为的帷幕之下;法官们为自己的安全害怕到发抖,不敢保护一个罪人;主教们眼见他们所推行的新制度新仪式处处被人取消,不敢企图阻止。牛津主教约翰·班克罗夫特,因为不堪其扰,加上害怕,骤然死了。长老会的牧师们,未经任何合法步骤,就恢复占有了他们原来教职和讲坛;所有不奉国教的各教派,又公然聚会起来了;各式各样的小册子享受充分的自由,可以随便流通。国王的专制和主教们的专制,虽然仍然存在,虽然还拥有他们的大臣们,以及法庭、法律、礼拜仪式,却全都动弹不得,毫无权力。

斯特拉福德是预见到这样的爆炸形势的。他曾苦劝国王,免除他出席下议院的任务。他写信给国王说道:“他在议会里,不但不能替国王效劳,而且反而会妨碍国王事务的进行。他预见到议会和苏格兰人的妒意和恶感,肯定会集中在他身上。他若是在议会露面,就肯定会大受议员们的注意,反之,他若是不到议会,他们就会少想到他。在此情况下,他们若向他攻击,无论他们对他下什么结论,由于他保持了距离,就可以易于躲避,退出危地。他既不在他们掌握中,就能够自由行动,回到爱尔兰或别的地方,他在那里仍可以替国王尽力。”但是国王十分急于要斯特拉福德前来,就下了命令,并告诉他道:“他既是英格兰的国王,就能够保护他不受任何危险,不准许议会动他一根头发。”斯特拉福德还是犹疑不决,国王再次请他来,他只好冒着风暴的危险,因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他就起程,决心在上议院根据他新近搜集到的证据,亲自控告下议院的几个主要议员,控告他们煽动与协助苏格兰人入侵英国。皮姆和他的朋友们晓得斯特拉福德快要动手,就先发制人。斯特拉福德于11月9日到伦敦。10日,他因劳累而发烧,养病在床。11日,下议院紧闭院门,并根据皮姆的提议,突然弹劾他大逆不道。只有福尔克兰勋爵一个人,虽然是斯特拉福德的仇人,却敢说句公道话,认为为了本院的公道与尊严起见,本案似宜稍缓,以便进行调查。皮姆说道:“稍微迟缓,也许就全盘失败,假使伯爵与国王谈一次话,议院就要被解散;况且,本院不过是弹劾,却不是当裁判官。”他们于是成立一个委员会,立刻进行将弹劾案送与上议院。

斯特拉福德这时候正同国王在一起,他一得到消息,就立刻赶到上议院,而皮姆已先他而到。他看见院门紧闭,门官曾一度迟疑地拒绝他入院,他就很生气地怪责门官。他向会议厅走去,打算入座,有几个声音叫他退出。伯爵立住脚,四面看看,犹豫了一会之后,只好退出。一小时之后再传他进来,他奉命在栏前跪下,上议院于是告诉他贵族们接受了弹劾他的陈诉,并且根据下议院要求,决定送他到伦敦塔受监禁。他想说话,但议院不许他说,于是命令执行了。

弹劾斯特拉福德之后,几乎立刻就跟着弹劾劳德,人们不那么怕他,但他的声名却更臭。他是个既虔诚又严酷的狂热之徒,他的良心并无丝毫自责,因此听见议院弹劾他之后,他非常惊诧。他说道:“在下议院里,没有一个人会从心里相信我是一个叛国的人。”埃塞克斯伯爵是控告他的人,他就抓住这句话,严厉声言他认为这是对平民代表的侮辱。劳德则表示更大的惊诧,说了一句抱歉的话,要求依照议会的古老的惯例对待他。塞伊勋爵很愤怒地说:他怎么敢指手划脚,指示我们该用什么程序进行!劳德大主教现在激动万分,一言不发,他不能象明白自己的情绪一样明白别人的情绪,亦不能记得他曾经对他的仇敌们用这种派头说过话。

还有两个大臣,一个是掌玺大臣芬奇,一个是国务大臣温德班克,两人都曾同样地积极参与暴政。芬奇为人狡猾,颇有先见之明,因而在最近三个月当中,不惜叫主子吃亏,下本钱取得反对党领袖们的包涵。温德班克却是一个懦弱的人,才学平庸,既不叫人厌恶,也不叫人害怕。平民代表们弹劾了这两个人,却并不带着多少恶感,好象只不过是要满足众人要求。温德班克潜逃了,芬奇获准在议院为自己申诉,他就在那里用低声下气的语气,委婉有致的态度,说了一番空无所有的悔过求谅的话(12月21日)。党人们听了很高兴,这是国王的一个大臣第一次拜倒于议会的威权之下,于是准许他于限期内出洋。有几个议员看到这样不公平,就很诧异,但是那两个巧妙的领袖皮姆与汉普登,却很乐于鼓励反对党的卑劣行为。后来又着手弹劾两个主教、几个神学家、六个法官。他们拚命抓住不放的,只有弹劾斯特拉福德一案,于是指派了一个秘密委员会,授以极大的权力,负责精密调查他的生平,要求在他的言语及行动中,特别在他关于改革的建议中,无论是否经国王采用,统统要追寻叛国的证据。在爱尔兰也成立了一个同样的委员会,协助议会的委员会。苏格兰人以一篇刻毒的声明表示同意,明白无误地表明,如不对他们最残酷的仇人加以严惩,他们的军队就决不撤出境外。对待人民的憎恨与畏惧的人,三个国家居然联合起来反对斯特拉福德这么一个犯人,但大众并不认为是太过分。

下议员们既已从他们的敌人手中得到解放,而且正准备对其中他们最害怕的一人进行大报复,下一步就是把政权夺过来。他们议决的供应,不过只是零星小款,仅够逐日之用。下议员们从议员中指名选派几个委员授权他们拨发这笔款子。拨发关税也是一样,只是每两个月议决一次,以后再随时议决重拨。但是要应付急需,却需要更多的与即刻可以到手的税捐收入。众议员们以自己的名义向本市的同党们借款,而且还向本院的议员们借用,以他们的允诺还款作为唯一的担保,这就是公债的起源。国王硬要遣散两支军队,尤其是苏格兰军队,国王说他们继续驻扎在英格兰境内是加重北方几郡的负担。但是下议院却需要这两支兵,且觉得他们所处的地位,能够劝导人民忍受这种负担;议员斯特罗德说道:“鄙俗无教育的人们势力仍然太大,我们不能不仰仗同盟。”他们躲闪国王的要求;岂止如此,他们在颁发军费时也是有偏向的,他们优待苏格兰军队过于英吉利军队。英国的军官们完全不能从议员们得到和苏格兰军官同等的信任。有几个英国军官不高兴,但议会不予理会。而且还不止于此,他们议决说,苏格兰人曾给予英吉利人以兄弟般的支援,因此嗣后应当以兄弟相称,议决送给苏格兰三十万镑的补贴款,作为一种赔款和补偿金。同苏格兰谈判议和的是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而不是国王的内阁。两院的领袖们,特别是下议院的领袖们,每天都在皮姆那里吃饭,钱却是他们自己出的。在这里和他们一同进食的有苏格兰的委员们,撰写主要请愿书的作者们,还有伦敦市最有影响人物,他们在这里讨论两个议院的事务以及国政。现在的形势是大权全归下议院,这时候国王的枢密顾问官们既不能也不敢自行决定即使是最细微的事,无事不请示下议院,而不用下议院提出要求。有一个罗马天主教的教士名叫古德曼,被判处死刑,国王竟不敢赦免他,而把他的性命交与平民代表们处分,只有这个方法,还可能挽救他的性命,因为下议院虽然激烈,却不想轻易杀人(1641年2月间事)。人们对于王后的母亲,玛丽·德·梅迪契斯积恨甚深,这时她逃避在伦敦,群众每天包围她的住处,不断羞辱她,威吓她,宫廷还要请示于平民代表们,她是否可以留在英国,以及应该怎样保障她的安全。代表们答称,她最好离开英国,议决送给她十万镑路费,宫廷立刻奉命照办(5月间事)。法庭久已宣布过的判决,以及国王及宫廷的私事,都要归平民代表们处理。他们说惩办普林、伯顿、巴斯特威克、莱顿以及利尔伯恩等人都是不合法的,就命令恢复他们的自由(11月7日),且付给很大一笔赔偿。他们却始终不曾收到这些赔款:已往的功绩的共同命运,不久就被新的功绩及新的需要弄得黯然失色了。他们所得的唯一报偿是民众的欢乐:人民一听说他们回来,就有五千人前往欢迎他们,他们所经过的大街,到处都张挂旗帜和桂叶,男子们的大帽上都插着迷迭香和桂叶。人民的狂欢和国王的懦弱,促使平民代表们独揽国家大权,各种力量汇集起来,拥戴他们拥有统治力量。

他们第一次的改革制度的尝试,如不是明显地宣布他们君临一切,至少也是宣布他们将独立行事。1641年1月19日提出了一个议案,规定至少每三年召集一次新的议会。如国王不召集,那么只要有十二个贵族在威斯敏斯特集会,就可以不经国王合作而召集议员开会;如果贵族们也不召集,郡长与市政官员可以实行选举议员。如郡长忽视不办,那么市民们有权召集人民举行代表的选举。若不经过两院的准许,不得解散或停止议会,而且规定只能于开会后五十日才可以解散,或暂停议会。又规定,选举各自的议长之权,完全属于两院各自本身。国王一听见这个议案,就打破了保持已久的沉默,他召集两院的议员们到白厅(1月23日),对大家说道:“我喜欢多多召开议会,这也是我的殷切的愿望,因为它是沟通国王之间正当了解的好工具。但你们要求把大权交给郡长及地方警官们以及不管什么人,来办该由我办的事,我却绝对不能让步。”下议院听了国王这番话后,就催促通过这个决议。没有人敢劝告国王拒绝,国王只好让步,但是于让步的时候,为了保持他的尊严,却要说几句话以表示他不愉快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不晓得你们将来有什么问题要我让步,因为截至此时为止,你们的确还不曾鼓舞我为你们尽过什么大力,因为你们所进行的只是与你们本身有关系的事,而不是与富国强民有关系的事。你们几乎把政府机关弄得糟成一团,七零八落,我简直可以说,完全脱节了。一个巧手的修表匠,因为要清洁一个表,自然要逐件拆卸下来,等到重新装配好的时候,这个表要走得更好,还要一个小钉也不许弄丢。现在我既已经做了所有我份内该做的事,你们也该知道你们要做些什么了。”(这是1641年2月16日的事)

两院议决致谢国王,就马上进行改革工作,接连议决要求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教会法庭及所有的非常法庭。

没有人反对这几个议案,甚至连辩论也没有,有的是关于民间疾苦的申述。即使有几个人开始害怕会发生骚动和民党的别有用心的策划,却不敢替有权势的人辩护。这种人已因多行不义而臭不可闻,而有些人则是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非法的活动。众人一致要求的就是改革政治,而不顾及社会情况或宗教意见。这个时候尚未有人用心预测到政治改革的具体后果及其影响的程度。人人都赞成政治改革,可是没有人追问自己的意向和动机。但是有若干目光远大、思想高人一等、或已经在行动上触范法律轨范的人物,例如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普尔顿等人,都已经在那里考虑如何将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权力从国王手上夺过来,又如何将政权移交给议会,使之永远不能丧失。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民的权利,这是人民和他们的唯一可靠的保证。他们不得不走这一步,并不是因为什么经过深思熟虑的原则,更多的是由于形势的需要;舆论既已予以认可,他们就着手完成这桩大业,而并不明白宣布其意图。许多人跟他们走,其中有激烈的信奉异端的人,也有极其活动但尚未知名的议员。克伦威尔和亨利·马丁,多次发言反对国王或政体,虽然话中充满威吓之词,但至少在议会中,这些人好象还是无足轻重或无甚声望。若干人虽然在听了他们粗暴而激烈的言词以后产生惊讶或愤怒,却并未惊慌失措。大多数的议员们正在自鸣得意,以为取缔了种种弊政之后,他们就可以回复到他们所谓的古老英国的情景,国王仍操至高无上的威权,只是要按期受两院的约束,把它限制在法律范围以内而已。与此同时,作为暂时的需要,他们接受了众议员们的近乎独占的大权,而对于驱策众议员们前进的思想和感情,即使其性质对他们还有些含混不清,他们是比他们所想象的还要感到称心满意的。就是这样,大家都同样向往的政治改革,尽管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看法和希望,如今却正在以不可抗拒的一致力量逐渐完成之中。

宗教事务方面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从第一天起,就可以显然看出人们的见解与愿望是极不相同的。伦敦市递上了一张一万五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全部废除主教制(1640年12月11日事)。几乎同时,还有七百名教士则只要求废止主教们的干预政治之权,废除他们在教堂里的专制,废止他们管理财政之权。不久又有从各郡递来的十九件请愿书,据说是有十多万人签名的,呈请保持主教制。即在议会里也出现这样的不同看法。伦敦市的请愿书差一点被下议院拒绝了,经过一番很激烈的辩论后它才被接受。有人提出一个议案,宣告凡是教士都不能担任官职,且不许主教们参加贵族院。但是为了劝导下议员们通过这个议案(1641年3月9日及11日),长老会方面不得不答应他们不再提进一步议案。仅仅是由于接受了这个条件,汉普登才得到福尔克兰勋爵的投票。不料这个议案到了贵族院竟遭否决(5月24日,6月7日)。长老会方面非常愤怒,就要求取消主教职权、教长职权以及牧师会(5月27日),但是遇到热烈的反对,他们就只好暂缓提出。有一个时期,两院好象同意一致要求制止各地所发生的公众礼拜问题上的混乱,而且要维持它的法定形式(1月16日),不料过了两天,他们的争议又出现了。下议员们只凭借自己的权威,甚至并未通知贵族院,就派委员们前往各郡,从教堂里取出神像、神坛、十字架以及偶像崇拜的所有其他遗留物品(1月23日)。在委员们未到达以前,群众已经闹事,现在这些使者的到来,就无异于认可了群众的激情。贵族方面一听见独立派人士公然再开会议(1月18日),就召集他们的领袖来听审(1月19日),而且责备他们,虽然责备得很轻微。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并不存在任何占绝对优势或普及全国的意见或意向。在赞成主教制的人们中,有一些人,尽管为数不多,却是被信仰的毅力或是个人利益的执拗所推动,坚持主教们拥有神赋之权。亦有人们把主教制看作一种世俗制度,认为它是君主制所不可缺少的,因此认为如果主教制受了严重打击,君权也不免受损。但其他许多人则是一面主张不许主教干预公众事务,却愿意保留主教们做教会的头脑,因为他们认为,为了传统,为了法律,以及为了国家的便利起见,好象是需要这样做似的。在反对的人中间,意见也殊不一致,有些人是出于习惯而留恋主教制,但他们在观念上却并不以主教制为然。据其中的许多最开明的人看来,无论哪种教会体制都没有神赋的权力,也不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发生改变的;议会永远有权可以更改它,而公共利益应该是决定主教制应否存在的唯一根据,因为关于维持或废除主教制,本无一定的原则。但是长老会的长老们和他们的牧师们,觉得主教制就是福音书所谴责的偶像崇拜,它既是天主教士的前驱者,又是该派的继承人。长老们以笃诚信仰而产生的愤怒起来反对天主教的礼拜仪节和礼拜形式,以及它的最深远的后果;而为了教会的民主体制,他们要求恢复被主教们夺走的神权。

政治改革初步成功之后,在一段时期内,这许多不同意见的争议阻止了议会的进展。一到把宗教问题交付讨论的时候,宫廷的反对者们就从本来是一致的立场转入分裂,甚至互相反对起来。谁占大多数,情况时常变化不定;没有见过有哪一派人每次都是被同样的精神所鼓舞,或致力于同一个计划,或者一定能够支配别派的人。政党领袖们皮姆、汉普登,着意地优容长老会派,支持即使是他们的最大胆的议案,但是人们都晓得他们并不同情长老会派的如醉似狂的激情,且知道他们心里想的只是削减主教们的干政之权,而并不想改变教会的根本体制。在最为众望所归的贵族之中,主教制却有许多拥护的人。有几个精明的人,就因此劝国王利用议会的分歧,劝他大胆地将朝廷大事拿来和政治改革家们推诚相商,以便阻止政治改革家与宗教改革家的联合。

谈判就是这么开始的。奉派会商的人们中以汉密尔顿侯爵最为出力,他常常很热心地在各派中居间调停。贝德福德伯爵是个温和的人,在上议院颇有影响,甚为公众所敬重,也以高贵的身分参与了磋商。上下两院的领袖们常常在他家里聚会;他得到他们的信任,好象是受权可以用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国王在早于他所期望的时刻,就同意先成立一个新的枢密院,贝德福德、埃塞克斯、沃里克、赛伊、金布尔顿等勋爵奉召进入枢密院。他们全是民党,其中亦有很热心地在反对派中办事,地位都是很高的。即使在这般人面前都要低头,查理的傲气早已受到损伤,现在就更不甘心向阶级更低的人承认失败了。但是他们坚持要求这一点,新的枢密顾问官们不肯同他们的朋友们分离;他们日益明白无误地向国王说明,国王切齿痛恨的那些下议院领袖是如何重要的人物。这几个人呢,他们并不拒绝国王向他们作出的主动表示,但也并不表现出多大热心。与其说这是由于他们对此处之淡然,满不在乎,不如说这是由于惶惑不安。他们若接到这个表示,他们确实也就达到了他们全部努力的主要目标;他们就可以以全国名义,合法地取得了大权,强迫国王承认他们所成立的内阁,并强使国王接受议会的意见。但是国王却要他们挽救斯特拉福德并保全教会,换句话说,就是要议会恢复他们最可怕的仇敌的自由,而叫他们和他们的最亲密的朋友长老会绝交。双方的疑虑都很大,彼此的互不信任是如此之深,以致不会这样早就向野心或畏惧屈服。但终于提出了直接的与明确的建议,以皮姆为管库大臣,汉普登做威尔斯亲王的师傅,霍利斯为国务大臣,圣约翰立刻升为总检察长,这个政府以贝德福德为首领,台衔是财政大臣。这些官位的前任们都已呈请辞职或已辞职了。

但是在谈判的时候,双方其实都对它不存多大希望,甚至也许并不十分期望其成功,还有别的建议送给国王,而那些是更投合他的心愿的。不满情绪在军队中传播;有几个军官,他们也是下议院的议员,当众表示不满。其中有一个威尔莫特委员在议会说道:“倘若苏格兰人要钱,只需一开口要求就可以到手,那么英吉利的士兵将会知道怎样学他们的样。”不久就有人把这种情绪告诉王后,她所宠任的人亨利·杰明就同心怀不满的人建立了关系。她就通过杰明在白厅接待英国军人,表示她对他们的处境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她还说她也同情国王所处的地位,不过国王的处境还不象他们那样艰难,不象他们那样危险就是了。王后情绪活跃,态度甚为客气,她把她的整个希望都寄托在他们身上,因此不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他们,使他们相信国家的命运是掌握在他们手中。于是双方多次秘密开会,在会议中曾提出各式各样的计划。有人提议应该将陆军开往伦敦,并立时将国王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其他较为冷静明智的人只是建议军队递一份请愿书给议会,表明忠于国王和教会;宣布他们认为政治改革已经完成,表示停止搞新政的时刻已经来到。也曾讨论过寻求外国援助,在葡萄牙、法兰西招兵。这都是一些轻率的想法,并无什么效果可言,大都由一些没有脑筋的人狂妄地提出的,也许是他们一顿饱餐之后的发言。无论怎样,他们多半是更热衷于自己向上爬,远过于关心倡仪中的事业的成功。和这些宫廷阴谋有关的,是一些陆军军人。他们也在陆军内部进行一些幕后活动,但是徒劳无功。许多心怀不满的人们来往于军营与伦敦之间,手写的短篇小册子在军队营盘中到处流通。过了不久,国王召见珀西,他是诺森伯兰伯爵的兄弟,也是阴谋者之一。根据珀西的建议,国王放弃了一切的激烈的计划,放弃了一切调兵到伦敦的想法。但是国王看到一份请愿书的副本,其中有许多威吓议会的话,一如众议员们所收受的请愿书中有许多恫吓国王和教会的话一样。国王同意这份请愿书,并听了珀西的话,违心地签上自己姓名的头一个字母以表示赞成,以便增加和此事有关的领袖们的威望。

阴谋策划仍在进行,但没有什么进展。请愿书并未递送上去,但是这事未能瞒过不信任朝廷的全国民众。一旦他们激起了妒忌情绪,他们就会把计划当作行动,把言词当作计划。有大群的自告奋勇的侦探们,在公众场所,在酒馆里,收集了军官们的不谨慎的说话,就汇报给皮姆知道,他是管侦探的。用不了多久,有人出卖朋友,透漏了更多的密谋。其中有一个阴谋者名叫戈林,把整个策划告诉了贝德福德伯爵。策划并未付诸实行,可是国王竟听信了许多将会招致最可怕的灾祸的建议。下议院的领袖们已得知这项建议,却秘而不宣,要等待大好时机来到时,再充分利用这个重大发现。他们甚至也不曾中断用国王名义进行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是委派他们担任官职。但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的会谈不再犹豫不决了,他们和狂热的长老会密切联合,他们只信任这一派人,认为他们是无限忠诚的,认为唯有他们有确定不移的原则,有热烈的激情,他们要求完成一个革命,而且拥有完成这个革命所必需的群众力量。与此同时,已经下定了弄死斯特拉福德的不可逆转的决心。3月22日,对他的审讯开始了。

下议院全体议员都坚持要到法庭出席,以支持这个弹劾案。同他们一起出席的,有为此案专程前来的苏格兰及爱尔兰的委员们,八十位贵族充当法官,下议员们坚决希望主教们也到庭,但他们辞谢了,因为对于有关生死的重案,主教们向来都是不愿到庭的。国王与王后坐在贵族席位上面的一处隔开了的厢座里,他们急于要看清楚全场的动静,但国王还要掩饰他的痛苦,王后则要掩饰她的好奇心。成群的看热闹的人,有男有女,多数属于上等阶级,有在四面的走廊里的,也有高踞在台阶上的,都是被这个轰动一时的场面、审判案情的重大以及受审人的众所皆知的特色吸引来的。

斯特拉福德经过水路从伦敦塔提到威斯敏斯特,他从拥挤在许多道门口的人丛中走过,既无纷乱,也没有人侮辱他。尽管为众人所恨,但他新近还是个大人物,他的仪表,他的令人闻而生畏的威名,仍然能令人起敬。他往前走,他因有病在身未老就驼背了,但他的眼睛还是同他青年时期一样地炯炯有神,一样地傲然自若。群众见他来,免冠让路,他也对他们还礼。他认为人民如此多礼,是一个吉兆。他并没有断绝希望,他看不起他的对手们,他曾经细心研究过他们的控词;他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能够洗刷大逆不道的罪名。只有爱尔兰的控词令他惊骇了一阵子,他不能理解,一直到那时还是对他唯命是听的一个王国爱尔兰——他们是一直向他献媚,愿为他而效力的

——怎样能够突然间这样改变了态度?

第二天一个偶然事件令他晓得他对他自己的处境以及为他自己辩护的困难都估计错了。当时他说:“我预料我将轻而易举地驳倒我的心怀恶意的仇敌们的诋毁。”办理这件重案的皮姆听了这句话,很生气地训斥他说:“你的这番侮辱性的话是针对下议院的,你说他们是心怀恶意的仇敌,我宣布,这就构成你的罪行。”斯特拉福德听了一惊,双膝跪下,道歉求饶。从此以后,他变作完全的镇静,能够控制自己,不叫自己流露出丝毫的怒意或不耐烦的神色,不再说一句可以招人反对他的话。

有十三个人轮番控告他,时达十七天之久,他单枪匹马地就他们所提出的罪名辩驳,并没有人协助他。有很多条控诉无可辩驳地证实他犯了不公正与暴虐之罪,但其余诸条,不是很愚蠢地言过其实,便是被盲目的仇怨所障,不符事实,都很容易地被他驳回了。事实上,没有一条是能安得上法律意义上的叛国罪的。斯特拉福德拚了全身的气力为叛国的指控洗刷,他很雅量地批评他自己的短处、自己的弱点,他以谦恭的尊严态度,对待对方的猛烈攻击,并以不带一丝侮辱的语言,证明对方所采取的审讯过程都是感情用事,而且是于法不合的。他的对手们使用种种不名誉的方法为他的辩护设置障碍。他排除了很大的困难,克服了下议院的阻挠,才得着几个律师来帮助他,但对方既不许律师摆事实,又不许他们询问证人。被告方面要传自己的证人,对方又不许,等到开审的前三天,才准许传讯证人,而大多数的证人却远在爱尔兰。期特拉福德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求他的权利。法官们若同意承认他的权利,他就感谢他们;在法官们拒不承认他的权利的时候,他也不出怨言。他的仇敌们由于斯特拉福德的能干的自我辩护所造成的拖延而大动其气时,他不过回答道:“我认为,既然你们有这么多的权利对我作致命的打击,我亦有同样多的权利来保护我的性命。”

由于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原告们狼狈不堪,丢失面子。下议员们曾两次催促贵族加速进行审讯,他们说这样迟缓糟塌了国家非常珍贵的时光,贵族们拒绝了。被告的成功使贵族们重新得到一些力量。原告方面控诉的发言结束之后,在斯特拉福德的律师还未发言,他自己亦还未曾再度继续为自己辩护以前,弹劾委员会已觉得败局已定,至少已觉得叛国的罪名不能成立。下议员们此时十分不安起来:这个伟大的罪犯,法律条文竟有利于他,他自己的具有决定性的天才也给了他极大的便宜;他快要逃出他的对头们的手掌心了;改革的事业几乎还没有诞生,就又要受它的最危险的仇敌的攻击了。于是就下定决心,采取突然的、大胆的一击。阿瑟·海斯勒利格爵士是个残酷卑鄙的人,他提议宣布斯特拉福德有罪,并以议会决议的形式判斯特拉福德的刑(1641年4月10日)。这种程序,使法官们无须依照法律办事,并非是没有前例的,虽然所有先例全属于肆行暴政的时代,而且一发生这种情况,就被谴责为罪恶行为。在哈里·文国务大臣的文件中,找出由他的儿子 交与皮姆的几张字条。这些就被作为补充证据提出来,以证明斯特拉福德犯了叛国的罪。这些字条涉及斯特拉福德,说他曾在公开会议上,劝国王用爱尔兰军队弹压英吉利。尽管被认为是他所说的那些话已被几个枢密顾问官或阁员的证词所否定,况且那些话本身完全可以作不那么险毒的解释,而恰与斯特拉福德的素日行为相吻合,且与他时常宣布的为人准则相符,即避免在众人心目中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这个议案立刻通过了第一读。有人认为他们为公道而牺牲法律,也有人说他们为需要而牺牲公道。

这一切都是在审判仍在进行的时候做的。因为下议员们不肯放弃反对被告的机会,也怕让议会的行动导致将斯特拉福德从法律的裁判下解脱出来的危险。斯特拉福德的律师们还未曾开始作关于法律问题的发言,斯特拉福德又为自己进行辩护了(4月13日)。他发言很长,他以卓越的雄辩才能专心致志地证明,无论根据什么法律都不能证明他的任何行动犯了叛国之罪。在他的法官们的心中,对被告人发言的信服程度日益增加。他善于抓紧这种信服情绪的进展,使他所说的话与他所窥见的涌现于他们心中的印象相适应。他深为激动,却又不容许他的感情阻止他观察并注意当时发生在他四周的事情。他最后说:“各位勋爵,这些先生们告诉我,他们所说的话原是为了保护国家,以便免受专制法律之害,请允许我说,我说的话也是为着保护国家以免受他们的专横的大逆不道之害。⋯⋯诸位勋爵,我们不是靠法律生活么?难道我们一定要受尚未订立出来的法律的惩罚么?诸位勋爵呀!假使这些罪名(他们称之为肆行叛逆)曾被无论哪一位熟悉法律的人所指出,我便不能以我不知有这条法律为理由而宽恕自己,但倘若根本并不存在这种法律,那怎么能单凭着高压和严厉定我的罪呢?我请你们当心,不要叫醒那许多睡狮、不要利用搜寻出来的忽视已久、已被虫所蛀的档案,那些睡狮,将来也许有一天会把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撕成碎块。当年你们的祖先们十分小心,把那些睡狮锁在议会所定的法令的笼子里,希望你们切勿在杀人的艺术上野心勃勃地和他们争奇斗胜。说到我的可怜的自身,假使我不是为你们诸位大人的利益,为了一个圣人的在天之灵 ,这位圣人把神圣不可侵犯的誓愿交付了给我,”——他说到这里就停止不语了,他一说及他的夫人,就泪下如雨,但是他立刻又抬头前望,接着说道:“我绝不该费事把我的朽旧寄庐 保持下去,我满身都是病,其实我殊不乐于再拖着我的病体,走来走去。”他又不说下去啦,好象在找寻一个意念:“诸位勋爵,——诸位勋爵,——诸位勋爵,我还有几句话要说,但是我的声音和精神不行了,我现在很谦恭地很服从地下跪在你们面前,无论你们断我死,断我生,在我眼中我都将认为是公正的。我将说:赞美天上的上帝。”

在场的听众听了他这番话,都可怜他,称赞他。皮姆正要回答,斯特拉福德看着他。斯特拉福德神色不改,凛不可犯。他的突出来的无血色的嘴唇,露出极端的轻藐。皮姆为之不安,停下了;他的两手发抖,他眼前放着一张纸,他却找来找去找不着,纸上写的就是他已准备好的答话,他只管在那里读,却无人听,他匆匆地念完这番话,却与议员的感情格格不入,念毕这段话很是不易。

激情过去了,但是愤怒还在!皮姆与他的朋友们愤怒到极点,他们匆匆地通过了剥夺犯人公权等等的二读(4月14日)。塞尔登,他是最老的又是最有声望的民权自由的卫护人,还有霍尔本,他是帮助汉普顿抗拒船捐的律师之一,此外还有几个人,都反对这个二读,但这都归枉然。他们这些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可采了,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贵族们不会以法官资格以及法律名义来定斯特拉福德的罪的。他们甚至打算立刻停止审讯,不听取斯特拉福德的律师发言。他们甚至粗暴到说要传讯那几个傲慢的律师,因为他们居然胆敢保护一个议会已宣布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人。他们还要办他们的罪。贵族们反对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他们听取斯特拉福德的律师们的陈诉,可是众议员们不作答复,甚至不听他们讲话,认为同律师们辩论,会丧失他们的尊严;四天之后,尽管迪格比勋爵(他一向本是最反对斯特拉福德的)竭力反对,那个剥夺公权等等的议案仍然通过了第三读。

十分苦恼的国王得知这个情报以后,只是想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拯救斯特拉福德。他写信给斯特拉福德说:“你只管放心相信我的活,无论你的生命或你的财产,抑或你的名誉,都决不会受到损伤。”于是害怕与忧愁导致盲目蛮干,所有的机器都开动起来。他向下议员的领导人作出种种的让步,还与人商定叫斯特拉福德逃走的阴谋。但是这个阴谋损害了谈判,谈判又损害了阴谋。贝德福德伯爵表示他愿意依从安排,但是突然去世了。海德曾经谈到国王的良心必定以不可克服的抵抗力来反对这个议决案。对此,埃塞克斯伯爵答道:“国王将不得不强使自己以及自己的认识来迁就议会的建议及良心。”有人愿以二万镑贿赂伦敦塔总管威廉·贝尔福爵士,并且许以斯特拉福德的一个女儿嫁与他的儿子,只要他肯帮助斯特拉福德逃走,但他拒绝了。有人建议爵士接受一百名经过精选的人入狱,作为卫兵,归一个心怀不满的军官比林斯利上尉统领。他反而把婚事与行贿事,告诉了下议员们。每天都有拯救伯爵的新计划出现,又都一个一个失败了。最后国王不理会斯特拉福德自己的判断,召集两院来,承认斯特拉福德的错误,答应永远不再起用他,甚至连一个警官也不给他当。同时却宣言,无论什么辩论,无论什么恐吓,都不能使他同意置斯特拉福德于死地(5月1日)。

但是下议员们的仇恨是分寸不让的,他们的大胆超过国王的忧愁。他们料到国王的抗拒,因而已准备好制服抗拒的办法。自从剥夺公权等等的议案到了上议院以后,群众每天携带长剑、小刀、棍棒,嘴里喊道:“我们要公道!我们要公道!”并包围威斯敏斯特大厅,威吓迟疑不投票的贵族们。阿伦德尔 被逼下车,脱帽在手,央求群众先退,他答应推动议会来满足群众的要求。有五十九个众议员投票反对这个议案,群众把他们的姓名张挂通衢,上面还写道:“这些人都是斯特拉福德同党,他们是卖国的叛徒!”教堂的讲坛上也发出似类的谴责,牧师们在讲道中求神“惩罚一个大罪人”。贵族们奉国王的命令,对这类的不规则行为向下议院表示不满(5月3日),下议员们置之下理。但是议案还是毫无着落。有人就决心使用专门为目前这种情况而保留在那里的决定性的一击。皮姆利用复仇心理加上恐怖心理,从他的席位上宣布,宫廷与军官们阴谋要举兵攻打议会。有几个与这事有牵连的人们溜走了,这就更证明此事属实,不由人不信了。议院与人民陷入一阵如狂的恐怖之中,于是议决应关闭议会大门,拆开每一议员的书信(5月11日)。人心已经浮动万状,又加上荒诞绝伦的恐慌传说。有谣言说:有人在下议院地下埋了火药,不久就会爆炸。民团已经武装戒备,成群的人跑到威斯敏斯特去。沃尔特·厄尔爵士赶快把谣言告诉下议院,他正说话的时候,有两个异常肥胖的人,米德尔顿先生和莫伊尔先生,忽然站起来听他说话,于是地板咯吱一声。有几个议员喊道:“议会被炸啦!”就冲出议会大厅,外面立刻挤满了人。在这个星期里头,又发生过一次同样恐慌,就在人心这样动摇的时候,下议院巧妙地巩固了它的力量,完成了它的策划。两院的议员们效法苏格兰人盟约的模式,也宣誓订立了一个同盟,以保护基督教和公众自由。下议员们想把这个同盟推广到民间,当贵族们不允推广于民间的时候,下议员们宣布,凡是不肯宣誓参加盟约的,一概不许在教会和政府中任职。后来因为要保障将来不致遭受危险,就提出一个议案,宣布本议会若不经议会本身的同意,就永远不能解散(5月7日)。即使这样大胆的措施也没有在当时引起什么惊奇;上议院借口借款需要保证,而这种保证据说现在更为困难了。现在人心惶惶,这就阻碍了对本案的一切反对。贵族们想修正这个议决案,也归于徒劳。上议院已被下议院征服了,而法官们现在又在上议院的软弱之外再加上他们公开承认自身的怯懦。他们宣告,照法律的意义上说,斯特拉福德的罪行已构成叛国之罪。剥夺公权的议案已交付最后的评议;曾参加审判的三十四名贵族现在缺席了,仍然出席的人中有二十六名投票赞成,有十九名投票反对(5月7日),现在只等国王批准啦。

查理还在反抗,心想自己不能做出这样不名誉的事。他召来斯特拉福德的妻舅霍利斯,他因为沾亲的原因没有预闻弹劾斯特拉福德之事。国王很痛苦地问道:“怎样才能救他呢?”霍利斯说,斯特拉福德应该呈请国王特赦,国王应亲自到议会面交斯特拉福德的呈文,霍利斯就当场替国王写了一篇演说词,交与国王以便照念,同时,他答应尽力劝他的朋友们给斯特拉福德以放逐处分了事。这样布置好了以后,君臣就分手了。有人说霍利斯的计划,已经有几分成功;可是,王后是向来仇视斯特拉福德的,现时看见人民的骚动日趋激烈,就恐慌起来。况且她又听见他的亲信们说,斯特拉福德为要救自己性命,正在揭发他所知道的王后的一切阴私,王后就害怕起来,拿她的怀疑和恐惧来纠缠国王,她说她十分恐怖,她想飞速逃返法国,她已经摒挡好一切,准备起程。查理为王后的眼泪所动,自己又不能作主,就先召见顾问官,随后又传见主教们。只有伦敦主教贾克森劝国王服从良心的指导,其余的主教们,尤其是林肯主教(原是一个好搞阴谋的主教)久已反对宫廷,力劝国王牺牲一个个人以保全君位;宁要国王的良心,而不要一个个人的良心。这个主教才走出议事厅,就有人将斯特拉福德的一封信交给国王,其中说道:“陛下,在长时间的和艰苦的思想斗争以后,我得到了对我唯一合适的结论;一切的私人利益都要让位于陛下的神圣本身的幸福,以及国家的幸福。我求陛下通过批准议案,以移开阻止国王与臣民同心同德的一切障碍。陛下,我既在这里表示同意,那么陛下就更可以告无罪于上帝,比全世界任何别人更能告无罪于上帝。一个人既出于自愿,就无所谓受到损害。我的灵魂快离开我的肉体了,蒙上帝施恩,现在我以无限的满足赦宥所有的人对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我只求陛下施惠于我的可怜的儿子和他的三个姐妹,陛下所施的恩惠,既不宜多于、又不宜少于他们的不幸的父亲所应该受惠的,这当然要看不久以后的一天判他有罪或无罪而定了。”

次日,国务大臣卡尔顿代表国王去告诉斯特拉福德说,国王已同意那件决定命运的议案了。斯特拉福德感到有点出乎意外,作为他的唯一的答复,他举手向天,用拉丁文喊道:“不要信赖君主们,也不要信赖人的儿子们,因为从他们是不能得到拯救的。”

国王原答应霍利斯自己要亲自前往议会请他们给伯爵特赦,这个时候只是打发威尔斯亲王送一封信去,信尾附笔说道:“倘若一定要处死他,请暂缓至星期六再执行,是为德便。”议会读了此信两次,没有理会国王这个冷冰冰的要求,便吩咐次日行刑(5月11日)。

伦敦塔的总管奉命陪伴斯特拉福德,力劝他坐马车,以避免群众的粗暴行动,他答道:“狱官,我是敢正视死亡的,我希望人民也敢正视死亡。你得当心不让我逃走,我一点不在乎我怎样死法,无论是刽子手杀死我,抑或是人民的狂怒杀死我,都无所谓;如果亲自动手杀我,会给人民更多的满意,那对我却都是一样的。”他徒步走出狱门,走在卫兵前头,向四周顾盼,就好似他是在大踏步走在一列军队前面一样。当他走过劳德被囚的屋子时,昨晚他已先派人告知大主教,请他届时在窗口相候,并给他祝福。此时他鞠躬说道:“大主教,请你祈祷,请你赐福。”大主教两手伸向他,不料大主教的心不如他的朋友那么坚强,年纪又老了,精力不济了,大主教朝后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斯特拉福德往前走,说道:“大主教,我向你告别啦,但求上帝保护你的无辜!”他走到断头台,毫不迟疑地登台,跟随在后的有他的兄弟,有教会的牧师们及几个朋友。他跪下了一会,随即站起来对群众说道:“我愿我们王国享受人间的一切繁荣;我生在世上一日,我一直为此进行不息的努力;我在临死之时,这也是我的唯一的愿望。但是对于听我说话的各位,我请求你们扪心自问,认真地检查你们自己,在开始改革一个国家的时候,是否就要用血写出这个改革?当你们回家的时候,你们得想想这个问题。你们切勿让我的最小的一滴血,起而判断你们之中的任何人有罪,那使我为之不欢。但是我怕你们正在走错了路。”他又跪下,祈祷了一刻钟,随后掉过脸来,对着他的朋友们,向他们告别,同每个人握手,说一两句话相劝。他说道:“我快说完啦!一刀下来,就将使我妻成为无夫之妇,使我的子女成为无父之儿,使我的仆人们成为无主之仆,使我和我的亲兄弟及所有我的朋友们分离,惟求上帝,爱你们如爱他们一样!”他脱下袍子,又说道:“我谢谢上帝,我并不怕死,亦不会被害怕所产生的任何灰心所吓倒,现在很高兴地脱下我的夹衣,如同我平日上床前脱衣时候一样高兴。”他喊刽子手过来,宽恕了他,祈祷了片刻,把头放在砧上,自己给刽子手下动手的信号。他的头落了下来;刽子手高举这个头给众人看,说道:“上帝保佑国王!”人们一阵一阵地狂呼乱喊;有几群人散往市中,大声叫喊,庆祝胜利,但也有些人不声不响地散去,他们虽然刚才亲眼看见如愿以偿地杀了人,但心里反而充满怀疑和不安,不知道已偿的愿是否公道。

上议员们看见上述的许多人的怀疑与不安的表现,自己也感到心绪不宁,只好用全力将这种感觉抑压下去;最能使胜利者不安的莫过于看到一个已死的敌人仍具有危险性。有一个议员名叫泰勒先生,由于他曾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议员们犯了借法庭之手杀人之罪,因此被禁在伦敦塔里,被逐出议会,永远不许再当议员(5月27日)。迪格比勋爵曾演说反对剥夺公权的议案,并刊行了这篇演说,议会不许其散发,且由刽子手予以焚毁。下议院的势力从来没有象这个时期这样雄厚,这样巩固。国王同意他们处斯特拉福德伯爵死刑;国王几乎连一眼也未看,就批准实施他们的议案:这个议案剥夺了国王不必经过议会本身同意就可解散议会的权力。但是,下议院还需要得到保证。他们的权力越增大,就越发不得不趋向于专制。国王抛弃斯特拉福德交给他们处置,据下议院看来,就无异于国王降低了自己身分,这只有更叫他们不相信他。他们愈加恨他,也就愈加不相信他。除了宫廷党之外,又有一个王党开始在他们之中成立起来。皮姆、汉普顿以及霍利斯,觉得他们不能不同不奉国教的派系更加亲密联系,就连拥护民权自由的朋友们也对这样的结合感到不高兴。他们问道:“用是非难判的问题来增添政治改革的麻烦,所为何来?国人们对于宗教礼拜和纪律,意见不同,但反对专制全国则是一致的。我们要一致起来毫不留情地打倒的,就是专制,这是我们的唯一的仇敌。”有时候这样的看法占了上风,下议院在重新审查民间疾苦问题时,意见又复归于一致。于是又具体宣布要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审院以及所有的专制独裁的法庭。在迟疑了两天之后,国王最后还是允准废除(7月5日)。政治改革,至少是最初所希望最初所设想的政治改革,好象已大功告成了,但若这许多改革的实行还要有待于议会的敌人们,那么将改革固定为法律条文,又有什么用处呢?国王的迟疑不决,谣传中的许多阴谋诡计,人们所已觉察、或预料会发生在军营里与在议会里的变节行为,都激使议员们发生恐慌。议员的领袖们觉到,如果失去权力,那就要毁了他们自己,也毁了他们的奋斗目标。要保住权力,就不能不需要人民帮助,而忠于长老会的人民,现在却要求分享胜利的成果了。一切反对教会的议案,现在又重新提出来了,苏格兰人甚至开始公开要求两国采用统一的礼拜仪式。这些企图又失败了。而一事无成以及两院被许多感情和五花八门的宗教计划弄得头昏脑胀的情况,使他们在审议程序时显得毫无把握,疲敝不堪,有几个议员竟睡着啦。但是宗教问题的斗争越来越明显了。不奉国教的派系胆子越大,正统教会就越动摇。上议院一向是教会的坚固的支持者,而现在无一事不显示教会的衰落;现时不复按照习惯在提案上端先特别列出主教们的大名了。上议院的职员,当宣读提案的时候,也老是转身子去以背对着主教们的席位了。在公开的典礼上,世俗的、非教会的贵族位次也是排列在前面。这种征象,瞒不了长老会派的眼光。他们不停地一再攻击,他们充当政治改革派的领袖,他们支持改革派所取得的权力。长老会党在外表上好象失败了,其实正日趋于胜利。

国王忽然想起他原定访问苏格兰的计划,他说因为要签订即将达成协议的和约,需要他亲自到场。这时有人说,王后以身体有病为借口,准备前赴大陆。心怀不满的军队驻扎在国王将要经过的路上,而且国人早已疑心王后与大陆时有往来。国王与王后突然同时出行更在人们的怀疑火上加油。人们的疑心是有道理的。查理在伦敦既无权又无势,在他左右的不过是一群无用的廷臣和惊惶万状的枢密顾问官们,他的思绪就转向他祖先的王国与欧洲的专制帝王们。他的意图是要在苏格兰作出大量的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让步,以赢得民心,并普施恩惠于贵族。他将亲自探视陆军,他想作出和解姿态,准能在陆军中增加附从他的人数。说到大陆,他的看法还不那么明确;但是他既未曾想象到或预料到会打仗,因此要在那里寻求经费与同盟。下议员们并没将他们的怀疑形之于口,但是他们要求王后不离开伦敦,要求国王暂缓起程(6月26日)。查理因此流露不悦神色,假装认为这样的要求不过是无意识的一时的任性。为了假装他觉得他自己的答复是无足轻重的,就要下议员们去问苏格兰的委员团,他说是委员们敦促他起程的,又要他们去问王后。苏格兰人自愿同意国王暂缓起程,王后也即时答应了不走。下议员们暂时放了心,却紧紧地催促查理遣散军队,在此以前他们有意地推迟了这个要求。下议院向军队写信保证迅即发给他们所要求的军饷。因为要筹军饷,有若干热心的市民,熔化了他们的金银器皿;国王又下令借款及抽收新税。但是遣散军队进行得很缓慢,一因无款,二因有许多军官有意为难。国王心里暗自庆幸,因为这可以叫下议员们再度焦急。国王答应暂缓出行的期限现在已经到了,下议员们又要求国王再次展期,可是国王不允(8月8日)。且声称他快要动身了。下议院开始执行一个计划,要求国王出国的时候,派定一个摄政,以便国事不致停顿,但是这个意思却不曾见诸实行。国王指定埃塞克斯伯爵为特伦特以南的大将军,他觉得无需再做他事了,便于8月10日离开伦敦。他有着满肚子的希望,而且情不自禁地以听不分明的言词说出了口,但是谁也不能领会到希望的根据何在。

下议院不久就看出,在国王出行的时候,如果他们坐在那里举棋不定和无所作为,那将是蹉跎时光。更重要的是严密注视他们的对手的行动,与重新激发在各郡的党人们的热心。在开会两个星期毫无收获之后,就决定暂时休会(8月27日)。许多议员想料理私事,或略事休息,但是领袖们却不肯偷闲。受汉普登指挥的一个委员会奉命前往苏格兰,要在国王的近旁密切留心议会的利益。另外一个委员会,人数既多,权力又大,于议会休息期间,坐镇威斯敏斯特,以皮姆为其委员长。上议院也是这样办,有许多上议员散往国内各处,急于传播他们的意见与他们的忧惧,两党都以暂时的休战作掩饰,各自在外寻求新的力量,两党都在考虑展开新的战斗。英吉利军队正在遣散中,苏格兰军队则在回国途中。国王在半途上英吉利和苏格兰军队中间穿过的时候,感到不宜于久停。但他想联络兵士们尤其是联络军官们的意图流露得太明显了,以致办理遣散的霍兰勋爵为此写了一封信给埃塞克斯伯爵,表示对此事很不放心。信中并说,他回到伦敦的时候,还将有许多话同他面谈。查理到了爱丁堡就让步于议会和苏格兰教会的所有要求,如每三年召开议会一次,放弃国王的古老的权力,并惩办反对盟约的重要人物。连议会要干预国王提名选派阁员(或枢密顾问官)之权也答应了,一条也不曾拒绝。国王自己很俯就地参加长老会的礼拜仪式,做得很严肃,毫无勉强迁就的神色,他不辞劳苦地亲临他们常常举行的祈祷会,一心专注地听他们的长篇大论的讲经。他很优待盟约党的党魁们,无论他们是无圣职的教徒或有圣职的教士,亦无论他们是贵族还是市民,他毫不吝啬地赐给他们以头衔、官位、许诺以及年金。

忽然有谣言传遍爱丁堡市(10月初的事)说议会里最有势力的贵族汉密尔顿和阿盖尔已经离开议会,后面跟着他们的朋友们,退居金内尔堡(这是汉密尔顿的兄弟兰拉克伯爵的住宅),以躲避被拘捕或被暗杀的危险。人们听了惶恐到极点。无人不问,国王为什么出这种主意,为什么使逃难人这样害怕,却无人能回答。于是到处传播着许多奇怪的臆测,国王傲慢地大发牢骚说,这些谣言侮辱了他,他要求议会逐出汉密尔顿,直到国王的荣誉恢复为止。议会却是既坚定又稳健周密,不肯作匆匆的决定,而是下命令调查。听了许多见证人发言以后,委员会作了报告。报告说,详情没有叙说的必要,但国王没有必要要求赔偿名誉,逃亡者也没有恐惧的必要。两个贵族果然回到议会来,对于以往的事,一语不发。查理也是这样。人民大众从他们嘴里再也听不见什么情况了。

两造都不愿意让人知道更多情况,但是这件事却多少有了一个解释。那时,国王因为要把苏格兰赢过来,以反对英格兰,因而作了许多让步,他正在那里思考设法打倒两个王国内的他的仇敌呢。他知道,英格兰的心怀不满的人曾同苏格兰盟约党秘密通信,或许就因此导致苏格兰最后兴兵入侵。他自己就是亲身来找寻证据的,他深信法官们不能不判这种私通外国为叛逆。他打算于回国的时候,就指控议会的领袖们,但由于斯特拉福德被人迅速地用先发的手段制住,因而来不及宣布他们的叛国罪状,控告他们。有一个年轻而大胆的贵族,起初原效忠于盟约党的,后来又重新得到国王的恩遇,他就是蒙特罗斯伯爵。他曾应允替国王找出他急于想弄到手的文件。依仗这个许诺,查理就启程向北方来,但是他未到达以前,阿盖尔截留到一封用密码书写的信,这就引起苏格兰人的疑心。国王也已得知,蒙特罗斯已被监禁。蒙特罗斯伯爵被危险和热烈如火的报复要求所激,就打发人告诉国王,说国王若能够见他,他就可将国王的仇敌们的真实姓名,与他们过去的阴谋,全盘告诉国王。蒙特罗斯得到几个靠得住的朋友帮助,偷偷地从监狱出来,晚上走进国王的卧室,把他所晓得的消息和盘托出,他控告汉密尔顿同阿盖尔参与不逞之徒的阴谋,他使国王深信他们的文件会证实这件事,他最后又说服国王立刻拘捕这两个贵族,他们若敢抵抗,就立刻杀了他们。查理一向是不惜采用大胆的决定的。他一点也不起一想,这样粗暴的举动不可能不对于他想与之言归于好的人民产生不良后果。他全部同意了蒙特罗斯的意见。阴谋与让步同时进行。不料正当执行计划的时候,那两个贵族及早得到了警告,公然走了,使全局失败。

苏格兰议会很明智地尽力压下这件事,议会不复怕有危险,但也不敢走极端,以冒得而复失的危险。国王要掩饰他的阴谋计划及其失败,竟提升了两个贵族,进封汉密尔顿为公爵,进封阿盖尔为侯爵,并封莱斯利为莱文伯爵;但是汉普顿与英格兰的委员会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因此赶快报知伦敦,其时议会即将开会。那里的党人很恐慌,他们虽然不完全相信查理,却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种危险,领袖们一向以为他们从前与苏格兰叛党所发生的关系,以及那次的叛乱,已经被最近的和约所赦宥了。国王既表现出这样执拗不化的报复意图,他们自己也是决不可能妥协的,尽管这些人在平时还是不走极端的温和人士。海德会见了埃塞克斯勋爵和荷兰勋爵,他们正在很热烈地讨论新闻。海德讥笑他们胆小,要他们追忆他们去年对于汉密尔顿和阿盖尔二人曾有过什么想法,他们答道:“自从那个时候以来,时局与宫廷都有了很大改变啦。”下议员们第一天开会,他们就请求埃塞克斯伯爵派卫兵。他们说,为保卫议会的安全,卫兵是不可少的。伯爵立刻照派。两院的领袖们在荷兰勋爵在肯辛顿的住宅里开会,以他们随时所得的消息及怀疑互相通知,且商量怎样对付。他们全是惶惶不安,日夜不宁,这就逼得他们敢作敢为。纽波特勋爵说道:“国王若阴谋反对我们,他的妻室和儿女全在这里。”他们听了这句话就更恐慌,因为他们不敢利用国王的妻室和儿女来激动人民,因为既然苏格兰不曾发生什么事变,在伦敦就没有什么可以揭露的。

正在这样秘密骚动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11月1日),说爱尔兰发生暴动,其势甚猛,蔓延各地,到处屠杀,基督教和议会都受到眼前危险的威胁。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其领袖与人民,在各处起事,要求礼拜自由和政治自由,向王后乃至国王呼吁;并且将据他们自己说是他们所奉到的国王的委任令出示,并宣布他们将他们自己及国王从英格兰的请教徒派手下解放出来的计划,清教徒原是他们的共同的压迫者。这个阴谋久已在全国酝酿,此次纯然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泄露出来的,而且仅是在都柏林(10月22日)在爆发的前两天晚上泄露出来的,所以几乎没有时间保护政府所在地,以免受到惊扰。变乱一起,就势如破竹,到处都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在爱尔兰的基督教徒,随处都是在毫无准备情况下被乱党攻击,被逐出他们的住宅,被他们穷追,被他们杀害,受尽种种危险。凡是宗教的仇视与爱国的仇视所能发明出来的用以反对异端、外国人以及暴政当局的各种折磨方法,无不用尽。伦敦得到基督教徒的遭受的最可怕及最令人难受的消息,说杀了无数的人,受了不曾听到前例的痛苦。实际上,这场灾祸确是如此之大,即使按着各人的恐惧或意图加以夸大,仍然不能算是不实,而不会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是一个半野蛮的民族,死抱着野蛮制度不放,那是压迫者们造成的令人感到可耻的制度,压迫者们还阻止半野蛮人摆脱这制度。现时压迫者本身闹分裂,半野蛮人自然是欣喜欲狂地乘机抓住解放的希望。他们急于要在一天之内报复几十代所受的虐待和痛苦。他们在自豪的欢乐中所干的过火行为,使得他们的旧主人们恐怖万分,张惶失措。英格兰的当局们,此刻简直无法抵抗。议会心目中只有对斯特拉福德与国王的仇恨,一心倾注在在英国确立民权自由的计划上,却忘记了议会还要在爱尔兰保留专制虐政。在那里,国库空虚,戒严法已废除,陆军已经缩小成微不足道的一支队伍,君权也被解除了武装。那里的政府甚至违反了国王的意图,禁止遣散的爱尔兰兵投效外国;因此这些爱尔兰兵也就布满全国,加添暴动者的力量。最后,尽管莱斯特伯爵已奉命继任斯特拉福德的职位,这时候还没有驻扎在爱尔兰的总督;总督公务归两个法官办理,他们既无才能又缺影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热心的长老派,所以才取得了这样难办的职位。

整个英格兰都响起反对天主教士的一片叫喊声,声音中充满了恐怖和仇恨。基督教徒人人自危。国王在苏格兰得到消息,就赶快告知议会两院,宣布他在苏格兰人帮助之下,已经进行平乱,但是将来对此事的处理,完全交与议会办理。查理与暴乱并无关系,费林·奥尼尔爵士拿出来示人的国王委任令原来是一份伪造的公文。但是众人都知道,国王是憎恶清教徒的,他又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信任天主教徒,最近三月他派人在爱尔兰搞的许多阴谋诡计,目的就是企图在必要时占据要塞及取得军队的助力,加上王后又曾答应过爱尔兰人,因此他们认为大可利用国王的名义,而不必害怕国王会作什么真诚的否认。一旦爱尔兰造反,查理就希望这样的危险会使议会更加就范一些。他并不帮助叛党,又丝毫不想同叛党联络。他与他的人民不同,他听见爱尔兰造反,既不发怒,又不害怕,也并不忙于要平乱。他把责任交与议会,那么如果平乱出了差错,就可以叫议会受国人的指责,同时又可以免得自己蒙受参预其事的嫌疑,这真是一举两得。他还可以摆脱他自己的责任,以免他的天主教民因为必将临头的严酷待遇而怪他。但是民意很激昂,用狡诈手段去对付是无济于事的,他既乏真心诚意,就骗不过他们。下议员的领袖们手段更巧妙,所处的地位更好,只想利用群众的高涨的情绪以为己利。他们的不安现在已经消失,因为英吉利人以为自己陷入的危境与他们相同。虽然爱尔兰乱党的宣言是很夸张的,他们的威吓也很激烈,但下议员的领袖都立即接受了国王所给他们的平乱的权力,尽管他们并不甚注意于平乱。英国送往爱尔兰的军队及军饷都不充足,而且送得很慢,部署又不好。他们的所有演说都是对英格兰而发的,他们所有的实际行动也全是针对英格兰的,他们决定采用一个决定性的、出其不意的步骤,要干就干到底。

议会开会之后不久,就有一个委员会奉命撰写了一篇大抗议书,指出全国所受的疾苦以及解救的途径。但是改革已经进行得如此之快,以致他们对于来自民间的怨诉未予重视。大多数的疾苦,至少政治方面的疾苦已经消失了。委员会不复注意于他们的任务,看来无人再想到这个问题了。

现在委员会忽然奉命(在11月初)恢复工作,并赶快写出一个报告。几天之中,委员们就写好一篇抗议书交与议会,当初的用意不过是揭露存在的以及急需要废除的苛政,以及全国人民的一致愿望。现在却不然啦。要把以往的弊政及过去的疾苦,说得漆黑一片,并缕述国王的全部罪愆,拿来同议会的功德相比较,还要讲议会所克服的困难和遇到的艰险,尤其是议会现在仍然面临着的威胁,因此需要议会竭尽全力来对付。简而言之,这篇抗议书就是向人民发出的一个呼吁,是特别针对着处于发狂状态的长老会派说话的。爱尔兰的叛乱已经重新点燃了火苗,这篇文章又加以煽动,要激发他们死心塌地地拥护议会,认识到只有下议院才能够把他们从天主教士、主教们以及国王手中解救出来。

当初次宣读抗议书的时候,有许多人嘁嘁喳喳表示反对。这样的敌视行动既缺乏公共的基础,又没有任何直接的或明显的目标,反而引起完全说不上是同宫廷友好的许多议员们的诧异与怀疑。他们抱怨说,抗议书用的语言太过于辛辣,又说对于已经解决了的疾苦还要表示愤怒,未免是多余的,又说文章对国王太粗暴无礼,而且给奉异端的人们以很多希望。现在,究竟存在什么隐蔽的阴谋,什么人所不知的危险,才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暴烈办法呢?倘若这篇抗议书只是对国王而发的,我们能够希望有什么用处呢?倘若是对人民而发的,那么倡议的人又有什么权利由议会向人民发出呼吁呢?党魁们没有作出答复,由于不能把话全说出来。但是在私人谈话中,他们很热心地致力于多得赞成票,他们郑重解释说,他们不过是要威吓一下宫廷,使其阴谋诡计难逞而已。他们还说,他们要的只是通过这个议案,他们并不打算公布它。这几句话也不无效果,因为对事物的怀疑正在流行,只要提议人不说过激的话,而且言之成理,那么即使是平日性格中和的人也会接受的。过了几天(11月21日),议会开了几个小时,正要散会的时候,党魁提议要将抗议书立刻交付投票表决。他们计算过他们的人数,认为准定能够通过。但是福尔克兰勋爵、海德、科尔佩珀、帕尔默等人激烈反对这个动议,坚持改到次日投票,本院很愿意地照办了。克伦威尔对福尔克兰说道:“你为什么要改到明天?今天很快就可决定啦。”福尔克兰勋爵说道:“时间不够呀,因为这个议案必定要辩论一些时候!”克伦威尔答道:“很令人不快的辩论。”他说话带着坚决自信的神色,不知是真的抑或是假装的。翌日午后3时开会,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好象还未开始辩论。现在不复是宫廷与国民对垒啦!这是头一次有两个党派相争,倘若两党都不代表全国,至少也是来自全国的。两党都挺身而出,都说是要支持公共利益与感情,两党都自称拥有高尚的和独立的市民作为追随者。共同的希望将他们联合成为一体,而方向相反的畏惧,却分开了他们。每党都很明智地预先洞察到一旦对方得胜的后果,却都料错了本党得胜将会产生的结果。两党互仇互恨,斗争激烈,为前此所未有;由于他们还顾一点面子,又不敢按照内心的怀疑平直地扬声互控,因此就更加相持不下,互不相让。辩论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身体孱弱的人,年高的人与无所谓的人们因为劳倦,都走了。国王的一个代理人国务大臣尼古拉斯,不等辩论完毕就先走了。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说道:“这将是一个腹内无食的陪审团的一次判决。” 濒临夜半,他们终于投票啦。赞成通过抗议书的一百五十九票,反对的一百四十八票。于是汉普登立即站起来,提议立刻付印。很多人叫喊道:“我们早已晓得了,你们要抬高人民,撵走贵族。”海德说道:“本院不习惯于这样地刊布其议决案,我以为刊布是不合法律的,且会产生有害的后果。若要通过这个议案,请允许我抗议。”帕尔默说道:“我抗议!”他的朋友们同声附和道:“我抗议!我抗议!”这却引起对方的惊骇和愤怒。贵族院习用抗议,可是在下议院是前所未闻的。皮姆站起来,证明抗议是非法而且是危险的。有人用咒骂打断他的话。他不加理会,还是说下去,就有人以威吓的话对答,于是全体议员都站起来。有几个议员势将拔剑出鞘,好象就要在议会里开内战似的。就是这样过了两个小时,有人又重新掀起骚动,以企图通过决议。后来汉普顿温和地但严肃地对这场丢脸的混乱表示惋惜,他建议议会暂时休会,下午再讨论。他们果然散了。福尔克兰勋爵出来的时候对克伦威尔说道:“这算是一场辩论么?”克伦威尔说道:“我将来再相信你的话。”克伦威尔于是斩钉截铁地对勋爵附耳低语道:“假使他们刚才否决了抗议书,明天我就要变卖我所有的财产,永远不再见英格兰的面。而且我晓得有好几个忠实人,都作了同样的决定。”下午的会议比较安静些,保王党放弃了胜利的希望,他们的对头们认为自己濒于失败的边缘,因此也无意再奋斗下去。他们已经宣布要弹劾主张抗议的人;但是海德在下院里有不肯抛弃他的朋友。帕尔默确实已被送到伦敦塔,但是他几乎立刻又出来了。在相互解释一番之后,这次斗争就默尔而息了。凭着三十二票的多数,就命人去印刷抗议书,但是命令的执行遇到了延搁,因为需要先送与国王一阅,他每日都在期待着。

他果然来了,自信而又态度傲岸,尽管他在苏格兰碰了钉子,尽管他对于议会的新的刻薄态度也是有所闻的。凡是他沿途所经的地方,特别是在约克,人民都欢声雷动,兴高采烈,表示亲切和欣喜。在很多地方,他对苏格兰人的让步,颇令人民欢喜。他们并不知道或不明白他的秘密手段,况且保王党无论在乡间或在议会,都聚在一起,表示他们的好感。在伦敦市也是这样,国王的朋友们选出了新市长理查德·古尔尼。他是一个活动而勇敢的人,他忠于国王,准备了一个很漂亮的盛会以欢迎他的主人。有一群市民骑马持械,在许多商行的旗帜导引下前进,迎接国王。人们在欢呼声中拥着国王到了白厅。国王盛设华筵款待他们,答谢他们的厚意,以爵士勋位赐封给市长和几个市参议员们。他到达的次日,为了向众议员们表示他认为自己地位已经巩固,国王就撤退了卫兵,那些卫兵是在国王出国时埃塞克斯伯爵专为下议员们的安全而命令设置的(11月26日)。

时局现在改观了,从前是举国一致的热心,现在则继之以党争;从前是改革,现在则继之以革命。领袖们看出这一点,因此他们的行动忽然表现出新的特点。这一年12月1日,向国王呈递了抗议书。宣读抗议书的时候,国王很耐心地听了,随后他对委员会说道:“议会想刊印这篇宣言书么?”他们答道:“我们无法回答。”国王说道:“既是这样,我假定你们不期望我会对于这样长的一篇呈文立刻予以答复。事关重大,我将以和这件事的重要性相称的速度尽快作出答复。”下议员的领袖们都不在乎这一点。他们毫不拖延地立即提出几个计划,内容是抗议书所未曾提出过的。前此,他们已经要求解除民间疾苦,所援引的是古老的法律,现在他们所宣布的是一些新原则,不客气地要求革新。他们正在讨论一项议案,要求征兵出击爱尔兰,在议案的前言里,他们加进了下列几句话,“除了外兵入侵的时期以外,在任何情况下,国王都无权强迫自由的人民当兵,因为这是与人民的自由权利不相容的。”他们又提出另一议案:将来遇有组织民团和选派其军官等事,必须先得到议会的同意及许可方能进行(12月7日)。在国王回来之前数天,有一项不许教会教士做官的议案,曾经利用长老会派的势力,再度提出,要求通过。但是上议院搁置不理。下议员们因此很是愤怒,说道:“我们下议院原是整个王国的代表,他们贵族不过是特别的个人,他们是以一种特别资格参加议会的。他们若是不高兴同意通过为保障国家生存和安全所必需的这几项议案以及其他议案,本院将同较为明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贵族们联合起来,将议案呈与国王。”声望很高的几个贵族如诺森伯兰、埃塞克斯与沃里克诸伯爵,竟对这种语气不闻不问。在会外,这个政党以同样的热心团结在他们的党魁周围,居然刊出了抗议书(9月14日)。伦敦市宣布,这次如此空前隆重地接待国王,决不意味伦敦市民对于他们的真朋友们的好感有任何改变,并表示,他们愿与议会共存,死生不渝。艺徒们也递了一张呈子,把贸易及工商业所受的损失,说得很是可悲,他们将这些都归咎于天主教士、主教们以及行为极坏的地方议员们。在各郡成立了许多联合会,专为保卫人民的权利与宗教信仰。国人从四面八方迅速前来,协助下议员们。不时有不祥的消息传来,证明国人对下议院的亲密关切;有一次谣传皮姆的生命遭受威胁;有一次说爱尔兰叛党准备入侵;一次神秘的访问,街上一句流言,都足够叫民党抓住,用来作为一个计划的根据,以号召同党们宣誓重申联合意志。下议员们每天在要求恢复他们的卫队,群众每天也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四面,做下议员们的卫兵,不停地发出喊声,宣称共同的危险即将来临。

面对这种依靠吵吵闹闹的情绪所维持的大胆的要求,查理这方面也召聚他所有的党徒,他们都是享受专制权力好处的臣仆们、国王的忠诚保卫者(他们不问国王的事业是什么,都照样忠诚保卫)。此外他还吸引许多市民,他们直到最近还是反对专制的,但是由于害怕新事物,又害怕过火行为,这些人又回来躲在国王宝座脚下。这些市民(也只有这些市民)在下议院形成了日益得势的保王党。这一派人以福尔克兰勋爵、海德以及约翰·科尔佩珀爵士为其领袖,查理决计要他们亲附他自己。查理在未赴苏格兰之先,曾同海德秘密会谈过几次,由于海德的相当聪明的建议,又由于他反对一切新事物,特别是由于他对教会的忠诚,所以他得到查理的信任。国王却并不同样地喜欢福尔克兰勋爵,因为他藐视宫廷,不太爱戴国王,他又不曾亲近过国王。福尔克兰反对维新人士,这是因为维新使执法过于不公,而并不是因为君权受到威胁。查理害怕他,觉得在他面前很拘束,但是又不能不敷衍他。海德是他的最亲密朋友,担任了谈判的任务。福尔克兰最初没有同意;他具有不肯苟且的品格,因此他不愿支持革命,但是他的原则性,他的理想,以及他的多少有些浪漫的想象力,常常逼他靠拢民权自由的朋友们。他将他对宫廷的反感归因于他不能服务宫廷,且归因于他决心永远不愿做假,不沾贪污,不用坐探。他说:“这些都是有用的方法,也许是不能不用的方法,但我却绝不肯以此玷污我的双手。”查理觉得有必要俯求于一个臣民,因此暗自惊讶,又感到难堪,但是别无他法,只好坚持下去。海德对福尔克兰强调说,这样拒绝帮忙,必会对国王有很大损害。福尔克兰只得勉为其难,但是在受任以前就已觉得灰心,因为他这样为忠君而牺牲自己,既不是由于有什么特别感情,亦不是由于对前途怀什么希望。国王派他当了国务大臣。科尔佩珀虽然影响很差,却以富有胆量和在辩论中足智多谋闻名而做了管库大臣。惟有海德一人,与国王的愿望相违反,力拒担任任何职位,这并不是因为他害怕,而是因为为人审慎,又因他抱了一种见解,认为如果他保持他的外表上的独立地位,将可以更好地帮助国王。这三个朋友负起在下议院中为国王办事之责。查理也应允了若不先同他们三人商量,就不尝试做什么事。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臣仆,其用处虽不及那三个人,但比他们更热心,急速地从国内四面八方前来保卫国王的名誉和他的生命。他们说,国王的名誉和生命,都在议会威胁之中。尽管封建制度日趋腐朽,但这种制度所孕育的感情,仍然能够使许多乡绅们振奋。他们在乡间的住宅里无所事事,又不习惯于思考或辩论,可是他们从心坎里看不起那班喜欢喋喋不休、吹毛求疵的市民,这些市民的阴暗的信条是:禁止饮酒、打猎等等古老英格兰的娱乐,他们居然擅敢约束国王,而他们的祖先们连伺候国王的体面差使还够不上呢。乡绅们追怀他们自己的独立地位,从而感到骄傲,因此就满不在乎民权自由的新需要了。他们与人民一样也发过怨言,反对过宫廷与暴政;但在他们看到国王已经作了许多让步之后,他们的缺乏远见和忠君之心使他们对于维新人士的目中无人和寸步不让的态度,感到愤愤不平。他们手持军械来到伦敦,高视阔步地在大街上整队游行,炫耀自己,且在酒店和公共场所大声发表他们的意见,还常常走到白厅,表示他们愿为国王效力,且求国王量才施恩。这时候还有其他的人来同他们联合,这种人并不真是那么一片忠诚,可是盲目瞎闯却有甚于他们,这些人是:被遣散的一文不名的军官,无所事事的人,其中多半是投机分子和冒险家,谁肯多花钱,他们就帮谁。他们在大陆上打过仗,放荡,贪婪,胆大如天。他们很讨厌议会,因为议会夺去了他们的行业,他们又反对人民,因为人民憎厌他们的作风。他们准备为无论什么主人及无论什么事业出力,只要有人肯用他们。此外还有青年律师,法律学生,宫廷豢养的人们,或急于要分享宫廷乐趣的人。有人以为与宫廷一鼻孔出气就可以证明他们的出身高贵和好尚文雅。这种种人,加入了终日挤满白厅的不安分的冒昧行事的人的行列。他们咒骂下议员,且侮辱拥护下议员的人,说了许多自夸自赞和挖苦他人的话,他们急于要替国王出力,或找寻机会以证明他们的忠君,从而猎取富贵。

民党也一样地急于要给予他们这个机会。民党的聚会日益增多,而且越加慷慨激昂。成群的学徒、工匠、妇女每日清晨从伦敦市往威斯敏斯特去,在经过白厅的时候就喊道:“不要主教,不要天主教士的贵族!”他们喊得加倍出力。他们有时站住,行列中的一个人爬上柱子,对着群众宣读下议院的“心怀不满的代表们”的姓名,或上议院的“奸诈恶劣、腐败透顶的贵族们”的姓名。甚至胆大到公然要求撤去看守宫门的卫士,以便平民无论什么时候高兴的话都可以见国王。此后不久,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于是用起两个名称分别称呼两党,即保王党与圆颅党 。市民起初反对圆颅党的名称,视之为侮辱,后来竟以这个称呼为荣。保王党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周围找寻他们的仇人,侮辱他们,同时保护离开上议院时受人威胁的保王党们。人民的忿怒特别指向上议院,因为排斥主教们不许他们当贵族院议员的议案还搁置在上议院里,不肯交付讨论。约克大主教威廉斯徒步前往上议院途中,试图捉拿一个尾随在他后面侮辱他的青年,群众就向大主教冲来,他的朋友们费了很大的事方才把他救出来。两党轮流地捕人和释放被捕的人,这样一来,自然就发生流血。保王党夸海口说打散了许多对手,以此挖苦对手。翌日,他们的对头圆颅党又来回敬,这次他们有了更多的经验了,手里也有更好的军械了。有一天晚上,上议院正在开会,外面闹得太凶了,赫特福德侯爵走到主教们的席位前,劝他们不要走出议会。他说道:“因为那些人发誓要等你们出去,用火把照着每一辆马车搜寻你们,使你们逃脱不了。”主教们问道:“我们必须在这里过夜吗!”有几个主张排斥主教的议员们微笑地说道:

“很可能要在这里过夜!”不过主教们还是离开议院了,有的坐在群众所爱戴的贵族们的马车里,有的主教则从后门小道溜走。现在,即使是主教的朋友们之中,也有人开始想,主教们冒出席议院的风险,是犯不着的。上院曾经两次请求下院帮忙镇压(12月20日至30日)。但下议员们闷声不响,或者反以保王党本身扰乱治安为答复。领袖们说道:“现时正是用得着我们所有的朋友的时候,我们不能叫他们灰心。”“上帝不许下议院用任何方法使人们灰心,阻挠人们用这样的方法来求得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贵族们只好找地方官,请他们用法律来反对闹事的人们;地方官们奉了印有大玺的命令,才吩咐警察们派兵环绕威斯敏斯特大厅,以驱散乱民。下议员们却把警察拘来听审,认为那道有印信的命令是滥用权利,并送一个地方官入伦敦塔监禁。同时,下议院投票议决,国王既然屡次拒绝不肯派卫兵保护议院,只好由每个议员各带一个仆从来,派他把守议院大门,随他用什么武器装备都行。

这样的闹事,这样无休无止的吵嚷,这样不断发生的无法管束的扰乱秩序,使国王又生气又害怕;即使在他生平最恐慌的时候,也未曾有过这样的扰乱情景进入他的想象中,堂堂的人君,竟要忍受这样的大不敬,令他惊诧,也令他愤怒。现在他不仅仅是为了他的权力害怕了,而是为了他本人的安全,至少是为他的身体和生命的尊严而害怕了。王后比他更加心慌意乱,常常抓住他不放,诉说她的恐怖。做人君主的傲气与做丈夫的柔情蜜意,使得他想到,他所爱的人以及与他分享宝位的人,竟然面临危险与侮辱,他实在受不了。他四面看看,要找可以抗拒群众的柱石,要想方设法阻止或惩办他们的过火行为,他就决计免了伦敦塔总管威兼·巴尔福爵士之职,因为他是最矢忠于下议院的,国王要另派一个靠得住而有胆量的人继任。查理变卖了王后的珠宝,得了三千镑,赏给被免职的巴尔福爵士,来平他的气。后任就是托马斯·伦斯福德爵士(12月20日以前的事),他是在白厅聚会的保王党的最大胆领袖之一。这时,国王对下议院声色俱厉,现在轮到他竭力用威吓手段啦。海德写好一篇坚决和有才华的文章,作为对下议院抗议书的答复。查理采用了这篇文章,并以自己的名义刊布它。征兵议案尚在议会讨论中,在此案尚未送与国王阅看之先,他亲到议会宣布说,前言里有一段话取消了他下令征兵的权力,因此必须先删去这一段话他才肯予接受(12月14日)。爱尔兰事务没有进展,他就要求平民代表坚决办好这件事。只要下议院肯给军饷,他就愿意召集一万人的义勇队(12月29日)。主教们也许得到君主的允许,聚会商讨他们的处境和地位。有人在上议院门外准备对他们行凶,他们就决定不来,并在一篇抗议书上发表他们所以不出席的原因,声明无论什么议案,若未曾经过议会全体合法的及必要的议员们的同意,一律无效。这篇抗议是突然之间由十二个主教 起草并签字的,立刻送与国王。国王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个抗议使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这个文件为借口,宣告他所无法压制的关系重大的议会法案为无效。他并不向他的新的顾问们提到这件事,与其说他尊重这些人的影响,不如说他更害怕听他们的忠告。他立刻吩咐掌玺大臣当天将这公文送给上议院,国王因为这篇东西而洋洋得意起来(12月30日)。

贵族们见了大为惊愕。他们不能想象十二个主教(他们自身能否当议员的资格问题都尚在讨论中)居然敢于规定议会本身的命运,妄图以他们的缺席来否定议会。上院赶快把主教们的抗议交与下院。下议员们收到这件东西后,外表表示愤怒,而内心却是正中下怀,分外高兴。那是敌人的过错所引起的高兴。下院于是立刻提议弹劾主教们共谋反对国家的根本大法以及议会的存在。此事立刻提出并通过了,主教们的朋友被他们的孟浪从事激怒了,也许也是乐于找到借口以便可以坦然无愧地抛弃一个已经破产的事业吧,所以也就不声不响。只有一个人起来替主教们说话,说他们简直是疯了,因此不必送他们到法官面前,只须送他们到疯人院。上议院批准了弹劾案,把主教们送入伦敦塔监禁。下议院的领袖们急于充分利用这个好机会,于是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国王对于征兵议案曾经表示不满,议员们就说,这是破坏议员们的权利,这个权利就是,国王不得关注正在讨论中的任何措施。他们现在坚持要保护他们的权利。这是在这样惊涛骇浪之中的唯一的安全的寄碇所在。他们抗议国王派托马斯·伦斯福德爵士管理伦敦塔,因为此人声名狼藉,一无财产,二无宗教,又无道德,只以暴虐反对人民而闻名,且干得出极端残酷的事。他们还说,伦敦市面,一得到这个消息,无不恐怖万分,商人与外国人也不复将他们的现金现银寄藏在伦敦塔里。他们要求另派管理人员。迪格比勋爵现在成了国王最亲信的人,他曾因说过议会是不自由的而受到谴责。最后,还有种传闻,说王后不久也可能要被弹劾犯有叛国罪。

国王好象有打算让步的模样,他并没有采取援救主教们的行动;他免去伦斯福德管理伦敦塔之职,改派约翰·拜伦爵士充任。拜伦是个严肃而稳重的人,很受人们的敬重。国王不再提到闹事,对最近的辩论也不发牢骚了,可是仍然有秘密消息和含混的耳语使下议院的议员们不安。王后缄默不语,好象有什么希望提起了她的精神。迪格比勋爵一向以胆大妄为出名,常常晋见王后,好象与王后和国王越发亲密了。在白厅聚集的保王党人数倍增了。下议员们到了12月31日,再一次地请求派警卫队给他们,但并未明说他们害怕什么。国王对于这个请求不予答复,下院若有请求,应该使用书面申请。这么一来,众议员们就命人送军械到下议院里,好象目前就有危险似的。过了三天,国王的答复来了,是拒绝所请。答复的结尾说道:“君王言必以信,我今郑重对你们宣谕,我担保你们人人安全,不受暴力骚扰,如同我保护自己一样,与保护我的儿女一样。”但是下议院更加恐怖逾常,命令市长、执行官们以及市议会,调齐伦敦的民团待命,并派有力的卫兵把守本市各要点。

就在那一天(1642年1月3日)检察长爱德华·赫伯特爵士以国王的名义进入上议院,控告金布尔顿勋爵及下议员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罗德以及哈斯勒里格等五人以叛逆罪。罪名之一,他们阴谋推翻本国的根本大法,企图剥夺国王的法定权威。之二,他们散播丑恶的谣言,使人民与国王离心离德。之三,他们兴兵抗拒国王。之四,他们勾结外兵即苏格兰人入侵。之五,他们取消两院的权利,并根本否定其存在。之六,他们聚众滋事激起民变,以反对国王与议会,意在用暴力手段使他们的罪恶计划得逞。之七,告他们招兵置械,与国王宣战。爱德华·赫伯特爵士同时要求上议院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所告各款,并请看管所告五人。

贵族们听了,如同晴天霹雳,从来没有人预见事情会这样发展,也没有人敢第一个发言。金布尔顿勋爵起来说道:“我准备服从本院任何命令,但因弹劾我是公开的,我只要求审判我也是公开的。”他坐下来以后,众人还是不发一言。迪格比勋爵坐在他身旁,附耳对他说道:“他们给国王出的什么坏主意呀!我去打听打听看,谁献的计,我就叫谁倒霉!”于是他就马上走出议院,好象去打听他所说的消息。可是据说怂恿国王做这件事的人,恰恰就是他,而不是别人。况且他还担保,他将要求立刻拘捕金布尔顿勋爵,只要检察官一控告,他就动手。

当下贵族院就派人送信向下议院报告情况,说他们刚刚听说国王的人已经前往那五个议员的住宅,正在将房内无论什么东西全用盖过印信的封条封上。下议院当即投票议决,认为这种行动是侵害被控议员所应享的权利,于是命令警察尽职抗拒,并拘捕国王的官吏们作为犯人,解来议会听审。又打发约翰·霍瑟姆爵士赴贵族院要求立刻会商,他还奉命宣布,倘若贵族院不肯同下议员们一道向国王要求派卫兵,下议员们就要退往更安全的地方。当下议员们正在等待贵族院的答复的时候,有一个纠察官走来说道:“我以我主人国王的名义,来请议长把五个议员交给我看管,我奉国王之命前来拘捕这五个犯叛逆罪的议员。”他就念出五个人的姓名来,五个人全在议院里,但并无一人离座。议长命这个纠察官退出。议院既不喧嚷,又无人反对,于是指定一个委员会,在议会仍在开会时前去告诉国王,说这样重要的信息需要考虑成熟后,方能答复。委员会里头就有国王的两个大臣,福尔克兰勋爵和约翰·科尔佩珀爵士。他们对于这个计划是一无所知。于是下院同上院共同会议,不到一个钟头的功夫,就联合议决,下令撤去贴在五个议员们的文件上的封条,同时还要求派来卫队。求派卫队的呈文,是由里奇蒙公爵送与国王的。他是国王的一个最忠诚的宠臣。国王答复道:“我明天作出答复。”下议员们暂停会议,定于明天一时复会,吩咐被告们照常来威斯敏斯特出席。

1月4日1时,下院照预定时间开会。现在他们加倍地不安,加倍地愤怒。人人心里都被一种新鲜的、无名的但是认为肯定要到来的危险的预感所激动。保王党们坐在那里面带戚容,一言不发。在他们对手之中,则传播着千百种的谣言,有起始于前夜的,亦有起始于昨晚与今早的:传说保王党已经开过会,说国王传话,要他们准备好,并说有两桶火药及武器已经从伦敦塔送往白厅。众人都挤在那五个议员的周围,有作种种猜测的,有报消息的,亦有提建议的。实际上他们自己了解到的情况比报告消息的人多得多;法兰西公使早已同他们通了秘密消息;有人说,皮姆的情妇卡莱尔伯爵夫人,早已告诉他们正在准备政变的消息;但他们却对此一字不提。忽然有一个军官走进下院,他是兰格里什上尉,新近从法兰西服役回来,他同几个被免职的军官有关系,因此有机会知晓所有进行中的事态。他宣告国王即将来到,他说他看到国王已从白厅出发,由三、四百人,其中有卫士、保王党、学生等簇拥着,都执有军器,亲自来拘捕被告的五个议员来啦。下院立时沸腾起来,但是他们需要立刻决定办法,因此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下院力劝五个议员躲避,其时已有几个找出剑来,准备抵抗。皮姆、汉普登、霍利斯、哈斯勒里格四人立刻走了。斯特罗德不肯走,人们就求他走,逼他走。国王已经进入庭院;最后斯特罗德的朋友沃尔特·厄尔爵士用力把他推了出去。其余的议员全都各就各位。国王穿过成斯敏斯特大厅,在两排的随从中走过,但是只有他的卫队随同他登楼,到了议会门口,他就不许他们再进一步,违者杀无赦。他免冠走进议会,陪他的只有他的一个侄几,特殊伯爵。全体议员免冠起立,国王走过的时候,看看皮姆平日所坐的地方,没有见到皮姆在座,就走向议长说道:“议长先生,我请你让我,我要借你的位子坐一会儿。”他坐下了,四围看看,说道:“诸位议员先生,我这次到你们这里来,我的心里是很感歉意。昨天我因为一件要事,打发纠察官来,拘捕被指控为叛国的一些人,我指望的是你们服从,而不是得到你们的一个消息。我今天必须对你们声明,英格兰自有国王以来,决无一个人比我更关心你们的权利,更愿尽其权力所及以维护这样的权利。但是你们要晓得,一个人一旦犯了叛国罪,就无权利可言,所以我亲自到此。我想得知被控告的议员们中有谁仍在这里?诸位议员先生,我必须告诉你们,只要我所控告的人是在这里(所告的不是小过,而是大逆不道的重罪),我就不能说议会是如我所衷心期望的那样正确,所以我到来告诉你们,我在无论什么地方找到他们,我必定要拘捕他们。议长先生,他们在哪里?”议长双膝跪下答道:“陛下听言,我在这儿是议院的仆人,我除了听从议员的指挥之外,我自己是无眼看事,无口说话的。我很卑下地求陛下赦宥,陛下无论怎样问我,我只能这样答复。”国王说道:“也罢,既然我看见所有的鸟都飞了,等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望你们把他们送交给我。一个国王说话是算数的。你们应该深信我从来不想使用武力,我将使用一种合乎法律和公平的办法,进行对他们的控告,因为我一向不想用别的办法。现在因为我无法办理我来此要办的事,我就不再烦你们啦,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他们一到这里,我望你们将他们送到我那里,不然的话,我只得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找到他们了。”他说完就离座,他的帽子还在手中。议员们仍然动也不动。但当国王退出的时候,从议场的几个部分都有人喊道:“权利!权利!”国王一走,下议院什么工作也不进行,什么事情也不宣布,就休会一直到第二大。议员们全走了,他们急于要了解国王的计划已经进行到什么程度,以及舆论认为如何?他们看见在外面,在台阶上、在大堂里、在大门口,在伺候他们的仆人中,在聚集的群众中,有一种情绪,其气氛之强烈,一点不亚于他们自己的情绪。当日有可靠的人说道,这个时候大家别的什么都不谈,谈的只是保王党的侮辱。有一个保王党,名叫海德上尉,从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开玩笑他说:“枪里没有装弹药。”但是试打开一看,里面装满弹药,他说,他共有五发弹药。他咒骂议会,骂议员是竖耳朵 ,割耳朵的恶棍,他还说要杀死议员,尽他的能力能杀死多少就杀死多少。五个议员退居市内,市民们执械以待,市长尝试平息他们也无效。人民自动地组成了强大的巡防队,以保卫公共安全。整个上半夜,都有成群的艺徒们巡行在大街上,挨户叫喊,说保王党快来放火烧市区了,还有人加上一句,说国王亲自率领他们来了。

白厅也是一样地乱哄哄。国王与王后切望这次政变能会成功,他们心里早就对它寄予最大的希望了。在他们同宠信们私下谈话中,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策划。这天早上,查理先吻他的王后才出宫,答应她他将于一小时之内回来。他说,他终于做了他的王国的主人翁了。王后拿表在手,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直到他回宫。可是现在全盘失败了。虽然国王仍然坚持实现他们这个策划,却不指望有什么效果,亦不晓得怎样才能办成这件事了。他的最聪明的朋友们福尔克兰、海德和科尔佩珀都怒气冲冲,愁肠满腹,远远避开,也不献什么计策了。于是国王下令关闭城门,不许市民窝藏被告。但是宫里的人们没有一个相信这样的命令能有什么效果。那五个议员所住的地方,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没有人肯去捉拿他们。只有迪格比勋爵自告奋勇,为了洗刷在弹劾五个议员时,他在贵族院所提的有欠审慎的意见,以及他的退缩不前,借此将功补过。他在国王前面自告奋勇,愿同伦斯福德以及几个保王党一起,前往躲藏地方拘捕五个议员,无论是死是活,都拘来见国王。查理现在拒绝了这个贵族的建议,也许是因为他还剩下几分尊重法律的心,不然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摇摆于大胆与怯懦之间,他决定明天亲临伦敦市,郑重地命令市政厅(公会)交出那五个议员。他料想他御驾亲临,加上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能够平息他们的怒气,可是没料想到他对这股怒气的估计是大错特错了。

国王于是在1月5日10时左右离开白厅,不带卫兵,表示他完全深信民情的爱戴。群众聚集在他所过的路上,冷淡无言,有时不过有几个人扬声劝告他与议会同心同德。有几处地方却有人说了恐吓的话,“议会的权利!”“议会的权利!”的呼声在他的四周回荡。有一个人名叫沃克,将一本小册子摔进他的马车,书名叫《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这是耶路撒冷十个部落向罗波安王造反的口号。 查理到了市政厅,要求交出五个议员。他语气和平,态度和善,并坚决表示他崇奉新教,又说他的许多让步全是出于至诚,他允诺遵照法律办事。当下没有人说恭维的话答复他。市政会同人民一样,也是严肃而面带愁容。国王对一个执行官说话(据说是一个热心的长老会派),说他要同他进餐,这个官员鞠躬。等到市政会全体人员站起来散会的时候,他很隆重而恭敬地欢迎国王到他家里吃了饭。查理返回白厅的时候,群众的反应还是同他出宫时一样。在他再进宫的时候,他怀着一肚皮的气,闷闷不乐。

1月5日下议员们开会,他们投票议决,说在他们权利受到这样巨大打击之后,必须得到补偿。又说必须等到有可靠的卫兵来保护他们,才可免再受这样的危险,否则,他们坐在这里开会,是不会感到自由的。因此,暂时休会六天。他们虽然暂停会议,却没有停止行动。有一个被赋予大权的委员会,在伦敦市成立,调查议员们新近所受的侮辱,与王国的一般情况,尤其是爱尔兰的情形。调查工作应与议会的可靠朋友即市民们协同进行。这个委员会很隆重地在市政厅开始办公(1月6日),由一队有力的卫兵保护着,市政委员会派一个代表团同他们晤见,并把本市的全部兵力以及所有为本市服务的机关交与他们,提供他们调度使用。这个委员会议事同下议院一样繁忙,凡是议员都有出席的权利。五个议员所在的地方离此不远,因此这个委员会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听他们的建议,都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甚至亲自到过委员会好几次。当他们走过的时候,市民们大声向他们欢呼,以他们住在自己身旁,以能为他们的代表们担任保护人而感到自豪。正当下议员们得到胜利的时候,下议员的领袖们却用巧妙手段,用保持他们的畏惧心理来增高他们的热情。议员们与伦敦市民之间的联系愈来愈亲密,而且彼此互相壮胆。委员会终于以自己的独立权力(据说,好象已经将委员会当作议会一模一样)公布一个宣言,详叙其调查所得的结果。市政会于是递一呈文与国王,内容是抱怨国王任用恶劣的枢密顾问官、保王党、天主教士以及伦敦塔的新总管。呈文也为五个议员的主张大事宣扬,加以崇高评价,此外还要求所有的改革,那是议员们过去只是稍稍提到一下的(1642年1月7日事)。

国王孤立了,独自一人深闭在白厅里,他的比较诚实的党徒们也不再承认他啦。甚至保王党现在也感到威胁,有一些已作鸟兽散,或则就是默不作声。国王试图写一封回信,答复市政会的请愿书,再次下令拘捕那五个议员

(1月8日)。可惜这个答复竟毫无影响,他的命令也毫无结果。两天之后,他知道议会又要开会了,民团、市民、连泰晤士河上的船夫,都亲自护送那五个议员回威斯敏斯特,气派就如同凯旋一般。国王向来以为有把握得到船夫们的爱戴的,现在却很气愤地说道:“怎么?连水老鼠们也弃我于不顾了么?”等到船夫们知道他说过这句话以后,就认为是奇耻大辱,宣称此仇必报。查理被人们抛弃,受了屈辱,无人理睬他。他每天必听到普遍攻击他的呼声,却没有一个人肯替他说一言半语反对他的仇敌,想到这点他就生气。一想到他的仇人们在他的王宫前凯旋般地走过,他就更加受不了。王后一会儿怒不可遏,一会儿又害怕得发抖,她力劝他离开伦敦。保王党与他所派的分赴各地的使者,都答应他说到处都有势力,到处都可以保他平安。保王党在伦敦失败,却夸口说他们在各郡都很有势力,他们说国王一离开议会,就能够自由啦。说议会如无国王,那么能做些什么呢?于是作出决定,一致同意国王先退到汉普顿行宫,随后若是必要,再退远些。他们又打发人将秘密命令送到各处地方官,认为他们好象是靠得住的。纽卡斯尔伯爵出发赴北方,因为他在那里很有势力。1月10日,在下议员们复会之先一日,查理就离开了伦敦与白厅,同行的只有他的王后与他的儿女们,以及几个仆从,他从此注定与伦敦永别,一直等到后来上行刑台时再度回来。

国王出走以后,次日约下午2时,泰晤士河上有许多武装了的船只护送那五个议员回到威斯敏斯特,跟随在后面的有许多小艇,悬挂旗帜,装满市民。伦敦的民团在河的两岸上走着,长矛的尖子上插着议会的最后宣言。有一个军官是在瑞典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军中造就成材的,名叫斯基庞上尉,早一天奉命统率民团。他是一个粗野不识字的人,却很有胆量,律己谨严,甚为市民们所喜欢。有无数的人跟随这一队人走,当他们经过白厅的时候,他们立住了脚,大声叫喊道:“国王同他的保王党哪里去了?他们现在怎么样啦?”等到他们到了威斯敏斯特大厅的时候,那五个议员当即颂扬伦敦市热心国事,执行官们被介绍入议院,领受议长的感谢。等到他们走了的时候,又有另外一群人走上来,这是四千名骑士、乡绅、地主等,骑了马,从白金汉郡(这是汉普顿的故乡)来递呈子,指控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们,恶劣的顾问们,并表扬他们的可尊敬的代表。他们还有第二张呈子给上议院,第三张递与国王。在他们各人的帽上都有一张印好的誓词,誓词是:无论谁是议会的仇敌,他们誓与议会同生死,共存亡。四面八方都涌现出欢欣鼓舞,自豪自信的热心,它容许并号召人民的领袖们作最大胆的决定。下议员们就在人民号召下作出经过斟酌的让步,如同领港的舵手,让步于狂暴的顺风一般。在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已经投票表决,若无议会的允许,不得用无论什么借口拘捕议员。又议决了一个议案,遇有必要时,上下两院都有权力可以暂时休会,改往别的地方开会。他们又递呈文与国王,请他免去约翰·拜伦管理伦敦塔之职,他们命斯基庞派卫兵围住伦敦塔,严密防守各处进口,以待国王答复。于是又发信与朴斯茅斯的地方长官戈林,告诉他若不曾奉议会授权命令,不许在本镇接待军队或接受军火。又命令约翰·霍瑟姆爵士(他是约克郡的一个有钱有势的乡绅)立刻领兵前去防守赫尔,这是一个要害之地,是英格兰北部的重镇,况且这里有几处大军械库。到了第三日(1月13日)议院投票议决,已受威胁的王国应该立即宣布进入防卫状态。贵族们不肯批准这样的宣言。但是这无关紧要:下议院通过了这个议案,把他们的意愿告诉人民,因此就达到了目的。

下议院预料有战事,料得不错。国王现在一心只想准备打仗,他在伦敦既无权力又受人侮辱。但是他一离开伦敦就只有他的党徒在他的四周,他就不会再时时刻刻地收到他自己懦弱的证据,他就可以全心沉醉这样的希望之中:用军队来征服他未作任何斗争163自己就先逃掉的仇敌。保王党又自高自大起来啦,他们象是已经宣过战似的,急于要打第一仗。国王走后第一天,议会就知道伦斯福德带领二百名保王党徒正向金斯顿前进,这里离伦敦十二英里,是萨里郡的军械库所在,他们好象要夺取这个地方作为据点的样子。议会又得悉,迪格比勋爵奉国王之命前来欢迎这支队伍,感谢他们的热忱,并同他们会商一个攻敌的计策。议会立时采取措施,因此对方的这些企图都归失败。迪格比勋爵受到很有力的谴责,只好出洋逃避。查理仍嫌汉普顿行宫距伦敦太近,就于1642年1月12日前往温泽,伦斯福德及他的保王党徒跟随国王,他们在这里秘密商定,由王后携带王室的珍宝,前往荷兰,购买军械和弹药,以求取大陆的国王们的援助,用的借口是送玛丽公主给奥林奇王子。他在六个月前同公主结了婚,其时她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国王这方面仍然继续同议会谈判条件,打算慢慢退到北方(北方的徒党最多),定居于约克,就在那里等待机会和行动方式的成熟。如此,诸事俱已议妥之后,王后极其秘密地准备出发,国王则请议会起草一篇包罗议会全部不满事项的陈诉书,一次呈递给他,他答应一天也不耽搁地立刻秉公解决一切,以便这样地结束君民之间的争议(1月20日)。

贵族院得了这个消息,很是高兴,院中有许多国王的朋友。其他许多贵族之中有感到惊惶的,也有疲于奔命的,都愿结束这次斗争,以后就可以不必为将来而焦虑了。但是下议员们料事较为明澈,又较为坚决,他们不相信国王会答应他们的全部要求,即使他答应了,他们也不相信他说话会算数。在他们看来,他的提议不过是一种战略,想一举解决他们,以便把他们解散之后,他可以重揽大权,独断独行。下议员们对于贵族们如此急于感谢王恩浩荡,不敢苟同。若要他们赞成的话,那么先要国王让出伦敦塔、国王的各处堡垒以及民团的指挥权,交与议会所信得过的人掌握。贵族们不接受这条修正案,但却有三十二个贵族反对这个拒绝。在这些少数人的支持下,下议员们就用他们自己的名义将请求上呈国王。国王在答复(1月28日)中拒绝交出伦敦塔及各处堡垒的管理权,至于民团,却含糊其词地用躲闪的说法表示反对交出。国王的唯一的用意,显然是不再让步,同时延宕时间。下议院却不愿再耽误时机。下议员们到处都有侦探和朋友,有温泽有人帮他们的忙,正如在伦敦一般(因为到处的舆论都知道他们力量强大)。他们对于国王的一切计划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也明白王后出洋的用意,以及宫廷在北方和在大陆的种种阴谋。危险咄咄逼人,在民团领导权问题解决之前,国王可能已准备好开战,那么议会怎样抗拒他呢?似乎近在眼前而纯属猜测的恐慌,激动着人心,人们谈及从伦敦塔里运走了许多弹药,又说有人计划谋害众望所归的几个领袖们的性命。况且几次的征战都全无效果,人们甚表不满。有人认为,惟有一场新的、有力的舆论热情的爆发,才能克服目前出现的种种新障碍;才能够迫使热心人士行动起来;才能够激励那些不冷不热的人上前;才能够叫他们的仇敌灰心丧胆。于是请愿书雪片似地从王国的各部分,从各郡,从各阶级的市民飞来,艺徒们、小店主、贫穷的工人、伦敦的搬运工,还有妇女们,成群结队地环绕着威斯敏斯特大厅,呈递请愿书。统率卫兵的斯基庞,看见这许多妇女,大为惊诧。她们喊道:“你们得听我们说话,今天来了一个妇女,明天就会有五百个妇女来。”斯基庞只好向下议院请示,回来以好言劝她们回去。过了两天,她们又来啦,她们推举了安·斯塔格(她是一个有钱的酿酒店主的妻子),代表她们讲话。手里拿一件请愿书,她们很仔细地在请愿书末尾说明她们的动机,她们说道:“我们妇女跑到这个庄严的会议地方来递请愿书,好象有点奇怪,有点不象样。但是基督赎买我们女人,出过很贵的代价,如同赎买男人一样, 所以要求我们既然得过同样的恩惠,就应同男人一样地服从神的旨意。对公众的灾祸,我们也一样分享一部分。我们今天来这里既不是自大也不是自夸,也不是求与男人比肩,也不是求与男人有同样的权力,同样的智慧,不过是按照我们的地位,对于上帝和上帝的教会的任务,尽我们的职责。”议会接受了请愿书,皮姆走出来表示谢意,他说:“善良的妇女们,你们的请愿书以及列举的理由已经收到了,而且已予宣读,本院谢谢你们,你们的请愿书递得正是时候。我们请求你们回家后,把请愿书作为祈祷文,在家为我们祈祷。我们准备解救你们、你们的丈夫和你们的儿女,已往是这样,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她们就静静地走了,在群众热情的狂热和兴奋中,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克制,在党派以阴谋互相倾轧之中,这是一种有道德的理智清明。

所有的请愿书说的都是完全一样的话,它们无不要求改革教会,惩办天主教士,镇压保王党。有些说得更详细具体一些,其中有公然威胁贵族院的。他们对下议员们说道:“让那些在投票议决时和你们意见一致的高尚的贵族们,同下议院团结在一起,如同一个整体一样与你们一同出席,一同投票。我们希望这就会扫除我们有害的恐惧心理,扫除了恐惧心理之后,就可以防止恐惧心理往往造成的后果:连最明智、最和平的人也会铤而走险。”人民在威斯敏斯特大门说道:“我们从来不怀疑众议员们,但是无论什么事,一到贵族院就行不通啦。我们要求知道那些阻止贵族们与平民代表们和谐一致的人们的姓名。”甚至在贵族院里头,两个党派的语言开始变作兵戎相见的语言。诺森伯兰伯爵说过:“关于民团问题,凡是拒绝同意下议院意见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有人叫他解释,他的朋友们就喊道:“我们跟他有同样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些朋友当时只占全体的少数。广大群众聚集在门口,贵族们就害怕起来,有几个人出去了,有几个人改变了意见。大法官利特尔顿本人,除保留了几条无关宏诣的条件以外,和下议员们站在同一立场投票,这个议案最后得到众议院的批准。几天之后(2月5日),悬了三个月未进行讨论的将主教们排斥于议会之外的议案,也通过了。

最后这个议案是单独呈与国王的(2月7日)。关于民团的法令尚未起草。国王对此大惑不解。他刚刚告诉议会,王后即将启程;为了要和缓他们,他正式取消了控告五议员一案(2月2日)。他还应允派下议院所推荐的约翰·科尼尔斯爵士管理伦敦塔(2月11日)。但是在这一切之中,他的目的是避免处理任何重大问题,一直到他有充分力量足以拒绝他们的一切要求为止。不许主教们充当上议院的议员,他良心上有点过不去;把民团交让出来,岂不是将全国可用的兵力,全盘交与仇敌统领?但是下院逼得很紧,他自己的枢密顾问官们也认为他无法拒绝。福尔克兰勋爵常常主张妥协,姑且假定他这人依旧是真诚的。科尔佩珀并不是特别忠心的人,而且他常常为自己打算,力劝国王批准不许主教们充当上议院议员的决议案。他又说,民团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有刀在手,什么东西都可以失而复得,随后就可以很容易地宣告,凡是以暴力强迫国王批准的法案,统统归于无效。国王问道:“这是海德献的意见么?”他答道:“不是的,但我却必须承认,我认为这两个议案,没有一个是应该批准的。”国王说道:“你说得非常对,我就照你的建议办。”科尔佩珀去见王后,指出国王和她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她在赴外国途中存在的障碍,而前往外国是目前唯一能够使国王推翻敌人的方法。他的态度诚恳,语气迫切,很快就感动了王后,他使她信服,也使她增添恐惧和希望,又使她不再那么友好地看待国教的主教们了。她冲进她丈夫的住室,泪如雨下,哀求他考虑他们夫妇的安全与儿女们的安全。查理不能抗拒她,他只好忧愁地让了步。他心头的悔恨滋味,颇有点象从前判决斯特拉福德时一模一样。他授权委员们用他的名义,签署批准排斥主教案,而对于民团则一字未提。他立刻于2月6日前赴多佛(2月16日),王后要在这个港口登舟。

他一到多佛,下议院就派人跟踪送信来。下议员们与科尔佩珀一样,认为民团问题远比排斥主教问题重要得多。主教们自己已经失败,而且已被监禁在监狱里了。下议员们已经迅速制定了法令,其中规定了统领各郡民团的将官们的姓名,要求国王立刻予以批准。国王说道:“我需要时间去考虑这件事,等我回来就给回信。”王后登舟启程后,国王在返回途中,又在坎特伯雷接到另一封信(2月25日),比第一信更加催逼得紧。同时他知道,下议员们反对他的儿子威尔斯亲王(亦名查理)出国,国王本来叫他往格林威治,意在携他同往北方。他又听说,代表们指控检察长赫伯特,告他以听从信国王的话而控告了那五个议员。国王并且获知,下议员们曾截留并拆读了迪格比勋爵给王后的一封信。他已经作了这么多的让步,但是反遭他们那样的不相信,很令他生气,一若他的让步真是出于至诚似的。他怒气冲冲地接见送信的人,却未给他们任何决定性的答复。2月26日,他到了格林威治,看到威尔斯亲王,原来亲王的师傅赫特福德侯爵,不顾下议员们的禁令,居然应国王之召,同亲王立刻到达了这里。现在他对于他的王后和孩子们放心了,他就送信给下议院。他应允把民团交与下议院所派的统领们,但是条件是如果他觉得应该免他们的职,它就可以免他们的职。而且声明,国内几个重要市镇的民团应除外,在这些地方的民团,仍旧依照各该处被授予的特许状和古时的法律管理。后来,他不等议会的答复,就启程前往约克,这一路是分几段走的。他到了西奥巴芝,就有议会派来的十二个委员赶上了他(3月1日)。议会得到国王的回信,就议决认为这个回信是明确无误的拒绝。他若固执不允许,议会只好不同国王商量,就处理民团之事。议会还说,只有国王回到伦敦才能够阻止眼前威胁着王国的祸事。议会公文的语气是粗暴的,突如其来的,好象要表示,议会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且不怕使用它的力量。国王说道:“议会的话使我惊奇得不知如何答复是好。你们居然说到妒忌和恐惧!你们试扪心自问,我是否也可能同样地被妒忌及恐惧所扰?若说是的,我老实对你们说,你们送来的公文并没有减轻我的不安,关于民团问题,在我给予上次答复之前,我曾经考虑再三。我深深相信我的答复是适合于你们所能够提出的任何公平合理的要求的,也是适合于我所能够提供的任何正大光明的赐予的,因此,我实在是不便有所更改。至于说到要求我住在与你们相近的地方,只要能照顾到安全与不失体面,使我无理由要离开白厅也就行了。你们试扪心自问,我有需要离开白厅的理由吗?至于我的儿子,我必须好好地照应他,使我在上帝面前不愧于为父的天职,使我在国人面前也不负为君的大任。最后,我以我的荣誉向你们保证,我对于人民只希求公道和太平,我将用一切公正的方法来主持公道,永保太平。我依赖上帝的仁爱与天命,来保护我的身体和权利。”他说完这几句话以后,继续上路。一星期后(3月9日),他到了纽马克特,又有几个委员来见他。他们带来了一篇宣言,议会在宣言中重新综述了所有苦情,所有恐惧,重申他们行为的正义性,再一次敦劝国王返回伦敦,与他的人民达成谅解,以消除促使全国人心惶惶的不祥的前途黑暗的预感。在这几句坚决的语言里头,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当国王和委员们相见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流露。君民谈话谈得很久,很急迫,很诚恳,就好象是人们在面对即将来临的决裂时刻的激动心情,却仍然互相苦劝,力图避免最后的决裂。在这个时候,双方显然都觉得,虽然对于将来的各自道路都已看得清楚,虽然已无和解的途径,虽然觉得将来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避免的,因此只好下定决心奋斗到底,但是双方都感到开始这场斗争的痛苦,不忍即发,所以虽然明知无望,却不能不作最后的努力,以阻止其触发。国王说道:“你们要我怎么样呢?我违犯了你们的法律吗?我拒绝批准过任何服务于我的人民的安乐与安全的议案吗?我并没有问你们曾为我做过什么事。我的人民之中有谁曾被恐惧和忧虑导致发狂的?我曾给人民以自由和普遍的大赦,那是符合你们的设想的。所有我的思想和我的意图都是正直的,都是为了要拥护真正的基督教信仰,遵守和保全本国的法律,因此希望上帝也照此对待我和我的一切吧。我望上帝祝福那些使我得以保全的法律吧。”荷兰勋爵说道:“但是民团怎么样?”“民团么,我不曾拒绝它呀。”“但是陛下肯驾临靠近议会的地方么?”“我希望你们给我以理由,但是我深信这样的宣言不能使我回来。在亚里斯多德的全部修辞学中是找不出这种说服人的理由的。”彭布罗克勋爵说道:“议会曾谦抑地请求陛下住到邻近议会的地方。”“你们的宣言已使我懂得,光听你们的言词是不够的。”“陛下肯否告诉我们,究竟陛下意欲如何?”“如果威斯敏斯特学校的一个小学生听见我的答话还不能说出我的意向,我就会打他一顿。如你们以为我的答复是拒绝,那你就大错了。”“陛下不能允许议会暂时指挥民团吗?”“上帝在上,我不能允许,一个小时也不能。你们对我提出的要求,是向来不曾有人向一个国王提出过的,我只相信我自己该指挥民团,这样的兵权,我是连交给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也不肯的。”查理随即掉过头来对下议院的委员们说道:“爱尔兰的事不能用你们的办法处理,四百个人绝不能办那样的事情,它必须由一个人才能办得了。假使交给我办,我肯拿我的头作抵押来了结这件事。我自己虽然是一个不名一文的乞丐,上帝在上,我却能够筹款办这件事。”这最后几句话很令人犯疑,委员们看出这几句话里就是承认有秘密的财源,意在以爱尔兰的事归咎于议会,使议会蒙受恶名,最后一层,他要自己一个人指挥军队,随他的好恶,任意处置。会议并无进展,委员们就返回伦敦。国王继续前进,平安地到达约克。

议会与国王现在开始斗争了,这是欧洲向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革命的清晰而光荣的象征从此开始了,而它注定要在我们的时代完成。双方不断进行谈判,双方都不希望有什么结果,甚至并不提出对待的条件。他们彼此间的宣告与书信往来,现在并不是针对对方说话,而是向全国人民说话了。现在双方都是对全国、对舆论说话,都向着人民方面寻求力量,寻求成功。君权的根据、君权的范围、上下两院的特别权利、人民必须服从君主到什么限度、民团、请愿书、分配官职,全变作正式公开辩论的问题,在辩论中,下列的问题先后出现,并经过解释和评论:社会秩序的普遍原则,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自由所享的最基本的权利,英格兰的历史、法律和习俗。当议会两党的辩论暂时休止的时候,以及两者在战场上暂停战斗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理性及科学所创造的几个月的中间阶段,使事态进行暂停一时,而各使用其最有才能的努力,彼此都争相在这一或那一事业上打上合法的印记,以求人民的自由归附。在议会开会的时候,英国不愿、甚至根本不曾想到革命;不奉国教的人想到的只是教会的革命。国人的唯一的企求和向往,就是(至少人们这样认为)回到法定的秩序,重新享受古代的自由,改革现存的及非改不可的弊政。领袖们自己尽管比常人更大胆,更有目光,但几乎不曾形成更远大些的计划。他们意志上的力量,大过他们思想上的壮志,他们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并无终极的目标,也无系统,不过是被他们所处地位事态的发展驱使前进,勉强满足迫不及待的需要罢了。到了要拔刀相向的时候,他们都愕然起来。这并不是说他们胆怯,也不是说从议会和人民眼中看来,抽象的内战有什么不可思议或是犯罪行为。相反,他们在民权大宪章里头读到内战时候,总是很引以自豪的,在本国历史中读到内战也是如此,他们不止一次向国王挑战,废君立君的事也曾干过,这都是许久以前的事,当时笼罩在这些史迹上的苦难已经忘记了,人们只看见他们力量和权力的光辉典范。但是人民宣告他们的抗拒,通常用的都是法律的名义,用清楚无误以及已经公认的权利的名义;过去,在取得权利的过程中,英格兰总是认为它不过是在保卫它自己的传统。受到大众自发的尊重的只有“法律”和“法定秩序”,这种尊重是不允许讨论的,而且它可以批准最大胆的计划。而现在却不同了,双方各以“非法”和“标新立异”来指控对方,而且双方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方违犯了王国的古老权利,不肯否定专制的大经大法,另一方却以尚乏规定而且含糊不清的原则为名,要求享有不久前还不为人所知的自由和权利。双方都觉得有必要在他们野心和行动上面披上合法的外衣,都企图不独用理性而且用法律证明他们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全国人民同双方一样地很热烈地参加进来,他们比各自的领袖们更加感情冲动,这些感情好象是互相矛盾的,其实都是出自真诚的。有许多压迫人民的苛政,原是他们的祖先们的法律谴责过但未能防止的。他们现在刚刚从这些苛政之下摆脱出来,就很热心地追求更加有效力的保障。但是,他们仍将希望寄托在经验已经证明为不健全的法律上面。许多新见解和新思想正在他们脑子里酝酿着,他们对之予以生动的纯真的信赖。他们决心全力以赴地、信心十足地献身于追求真理的胜利的狂热,任何代价在所不惜,而且很尊重旧时的各项制度。他们愿意相信,他们不但没有更改什么旧事物,事实上他们是真心诚意地尊重古时的风俗制度,恢复它们的活力。所以英格兰这个时候刊行了许多小册子,有的是公家刊行的,亦有不是的,它们风行于全国各地。其中的言论,有大刀阔斧的,也有小心翼翼的,有一片真诚的,也有心存伪善的。全国人民的热情是漫无边际的,运动是普遍的,前所未见的,无所节制的。小册子,定期和不定期的杂志,在伦敦与约克以及所有大城镇成倍地增长,无远弗届。其中关于政治、宗教、历史问题、新闻、宗教经论无所不谈,此外还有计划、建议,还有骂人的文章,应有尽有,包罗万象。无论什么问题都有人提出来讨论。有许多人自愿在各处叫卖,有的在法庭前,在集日市场里,或在教堂的门口叫卖,人们争先恐后地买来阅读。正在这个四面八方思想潮涌的时候,这样的诉诸舆论,原是一件很新鲜的事。与此同时,在当时的作品和纪事中,可以看到,骨子里占中心位置的却是国民主权和国王的神赋权力之间的斗争,但是常引用法令、法律、传统以及本国的风习,以作争论的唯一的合法的标准。其实到处都在革命,不过没有人敢说出口,甚至人们都不愿说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人心既然如此,因此议会在道义上处于虚伪的地位,因为革命本是由议会发动的,而且是为了议会的利益而进行的。议会既被迫而进行革命,同时又拒绝承认革命,那么议会的言和行就交替地互相背弃,议会也就有时很大胆,有时却很狡诈,有时很暴烈,有时又以伪善面目出现,如此反复无常。如果当作只适用于某一危机时期的例外的原则和措施,到必要时就可以废而不用的话,议会的根本原则是真确的,它所决定的议案也是合法的。但是双方都不肯以得到稍纵即逝的合法性为满足,况且各民族也绝不满足于为了短暂的道理和利益而热心努力。当他们单纯为了“今天”而决定他们的意见与行为的时候,他们试图相信这些意见和行为都是为了长久之计,而且他们自以为是在以永恒真理的名义驾驭未来。议会不满足于得到统治大权,还要作为一个重要原则议决,同时又好象是要规定出法律似的,不将统率民团之权交与国王。而且规定,国王不得拒绝批准人民所要求的议案,又规定,两院有权宣布什么是法律,而无须经过国王同意。最后,又规定,凡申请变更习惯法和现行法令都是可行的,但是所有申请保留旧法的,却应加以拒绝,作为无效。尽管古时的先例是不很确定的,又是多种多样的,但如将这许多通则作为永久性的大众的权利,则是显然和专制政体的历史基础相违反;其通常的情况,也与独裁制的存在格格不入。国王就利用了这一点。现在轮到他以旧时的英格兰名义,追述古代的法律,回顾以往的情况。有几个有才学的赞助人替国王鼓吹。爱德华·海德仍然住在伦敦,有时他独自一人,有时他会同福尔克兰勋爵,起草文章答复议会的各种宣言,用秘密使者很快地送到约克,私下呈与国王,国王又彻夜不眠,亲手加以抄录(使别人不晓得原作者是谁),以他的内阁的名义,刊布出来。这些文章,写得很有才华,很为晓畅,有时说几句讽刺话,如同刀刃一般锋利。其特别目的是在于揭露议会的奸猾手法,矫揉造作,以及违法行为。查理现在已不复统理国事,因此也不存在什么实际上的专制可解除。他把他自己的私见、他的终极打算和他的独裁希望一古脑儿深藏不露,一字不提。他居然征引法律来攻击他的敌人,也就是目前转而执行专制大权的那些人物。国王的出版物产生这样的效果,以致议会竭力予以禁止。同时,国王却把议会言论的原文,与他的答复,并列起来刊布。保王党的力量明显增大;他们不久就变得更大胆,以自由的名义作武器,反击他们的对手。伦敦市有一个富商乔治·贝尼昂,上两院一个呈文,反对他们关于民团的法令,有许多有势力的市民也在上面签字。肯特的乡绅们在巡回法庭开庭的时候(3月25日),又递了一个呈子,主张维持君权和主教制度。有几个议员(其中就有爱德华·迪林爵士,他是第一个提议反对主教的)公然请人做这样的事。保王党的小册子议论辛辣,调门不凡,自视甚高,目无别人,却大受读者的欢迎。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他们咒骂下议员的领袖,颇受群众的欢迎与信任。他们反复指控皮姆,挖苦他是“皮姆王”,是“甜面包”,因为他从前受过这样的礼,国王赐给过皮姆的一万金镑,据说是当他嫁女儿的时候国王所送的嫁奁。又挖苦沃里克伯爵的胆小怕事,说“他的灵魂在他的鞋子里”。此外还有千百句不堪入耳的粗话,若在不久以前,是不会有人出口,亦不会有人听的。国王的朋友们在两院里神气十足,动不动发脾气,有些在过去本来是不大开口的人,如拉尔夫·霍普顿爵士,以及赫伯特勋爵,现在他们严词斥责对国王隐约地表现大不敬的一切言论。许多人显然以为国王又得势了,因此他们有时就应该拥护国王的立场,采取他的主张,不再迟疑不决了。议会恐慌起来了。这和议会领袖们的自我陶醉、自负不凡颇为抵触的。他们是在群众颂扬声中成长的,哪里肯耐心地忍受侮辱和轻蔑?现在双方正在打笔墨官司,他们决不肯允许敌人方面占有上风。为对付目前面临的新危险,不论危险是从政策或是从个人愤怒来的,他们只好使用极端的专制,以抗拒这种新危险。言论自由完全禁止了。拉尔夫·霍普顿爵士被监禁在伦敦塔里(3月7日),赫伯特勋爵受到斥责和威吓(3月20日)。乔治·贝尼昂受到弹劾(3月31日和4月26日),由肯特地方来的请愿书,被摔在桌子底下(3月25日)。谣传这个文件还要再度呈送上来。克伦威尔赶快报告下议员们,他奉命拦阻此文的呈递(4月28日)。此刻下议院还不甚注意克伦威尔,但是他比别人更有才能,而且比其他任何人更深入地明了革命的图谋。这个人的活动和影响,特别多使用于革命的对外工作,用于激发人心,用于观察、谴责以及引诱保王党走出家门。

战争近在眉睫,这是无可怀疑的了。双方不再能共处,亦不能在一个议会厅内同席共座了。每天都有议员离开伦敦,有几个人由于这种不和引起的憎厌或惊慌,而回转到他们庄园了,亦有人远离意料中将要失败的战场,到别处去寻求新的武力,以抗拒他们的仇敌。多数的人到了国王那里,他的全体枢密顾问官们或阁臣们,已经同他在一起了。有一宗出乎意料的事件,加速了这样的运动,从此无可挽回地分裂了双方。4月23日,国王率领三百名骑兵向赫尔前进,并打发人向守将约翰·霍瑟姆爵士打招呼,吩咐他把地方交出。霍瑟姆为人懦弱,优柔寡断。他并不十分反对国王,可是由于不曾奉有上面训令,就使得他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只好哀求国王暂等,以便他把国王的命令告知议会。查理不管这些,继续前进,上午11点钟就兵临城下了。城里原有他的党徒;在前一天晚上,他的儿子詹姆斯即约克公爵和他的侄儿(是个有王室特权的王子)以及纽波特勋爵,都已经进了城,伪称只想在城里逗留一天。市长和市民们前去想开城门;霍瑟姆命令他们各回各家,随即带领他的几个军官登上城楼。国王亲口令他开城,霍瑟姆双膝跪下,张皇失措地口称恕不开城,因为他曾经宣誓守城,以候议会处置。国王左右的保王党们不胜愤怒之至,咕喽了一通。他们威吓霍瑟姆,骂他反叛,骂他卖国。他们对守城的军官们说:“你们杀了他!你们把他扔到城外来!”但是决定请霍瑟姆抗拒王师的本是这班军官们。查理自己无论怎样努力威吓他们或引诱他们,都是枉然。对话了许久之后,国王暂时后退到离城很近的地方,过了一个小时,打发人去要求霍瑟姆容他只带二十骑入城,霍瑟姆仍不允许。他写信告诉议会说道:“假使他只带十骑入城,我就不再能够做这个城的主人了。”国王回到城脚下,命人宣布霍瑟姆和他手下的人是反叛,同日写信给议会,要求对于这样的罪大恶极加以惩办。议会完全赞同镇守将领的行动,回复国王说,国内的城堡与军械库都不是个人的私产。人们能够拥有他的田产或他的房舍作为己物,但国王无论引据什么法律都不能说城堡与武库是他的私产。当初把这些地方授交他经管的时候,原本为的是王国的安全,因此根据同一动机,亦可以授权于议会负起管理之责。这两句答复是很坦白又够符合法律的,却无异于对国王宣战。双方都认为这就是宣战。于是就有三十二个贵族,六十多个下议员(内中就有海德)都离开伦敦,前往约克。埃塞克斯伯爵和霍兰伯爵,以及一个内侍大臣,及管国王寝宫的其他头等人物,都奉了国王命令,前往陪侍他。他指令他们随侍左右,借此夺走议会的助力。但是他们得到议会的允许,拒绝服从国王的命令。国王就免了他们的职。掌玺大臣利特尔顿畏缩迟疑了许久,才把大玺送给国王,然后于次日走开了。伦敦人民因此哗然大惊。他们向来认为大玺所在就是合法政府所在,贵族们很惊慌,准备让步,但是下议员们的毅力阻止了这一切的犹豫不决。于是召集缺席的议员回到议会(5月25日和6月2日),有九个贵族正式宣布拒绝回来,立刻就受到弹劾(6月15日)。又下令(5月17日)不许任何国民接受国王命令拿起武器。议会命令各郡立即组织民团(6月4日),有好几处地方自动地召集民团,并即操练起来。议会下令把赫尔地方的军械等运来伦敦,虽然遇着许多阻挠,却办到了。国王曾命令威斯敏斯特的各法院在约克审案,以便把全部合法政府集中在他的左右。但是议会抗命。各法院服从了议会。最后下议员们派了一个委员会同伦敦市磋商借款,却不说明是为了什么用途(5月31日),又派遣委员会前往约克。他们全是本郡有钱有势的乡绅,议会命令他们在与国王毗邻的地方居住,不管国王对此有何意见。凡是他们所观察到的,都要报告议会知道(5月2日)。

委员们的坚决程度,完全不逊于他们的使命所带来的危险程度。当他们到达的时候(5月9日),国王说道:“诸位先生,你们来此想要些什么?我命令你们走开。”他们不肯走开,国王说道:“你们若当真不服从我,我就劝你们不要成群结党,或者妨害我的公事。你们若是违反我的话,我就把你们关押起来。”他们很恭敬地作了回答,却还住在这里不走,无一不受侮辱,屡次受威吓,往往不能自由出门,却仍能设法探取这里的一切动静,送往伦敦。整个约克与伦敦相同,全是一片骚动。国王开始组成卫队,却不敢用高压手段逼人入伍。他召集附近地方的绅士们,想依靠他们的热心来办成这件事。许多人到了会,讨论时一片喧闹(5月15日),每当国王说一句话,他们就大声喝采一次。但议会的委员们一出现,就被他们大叫轰走。但是同一天有几千个小地主和农民来到约克,这都是大人们认为够不上被召集的资格的。他们却说,他们也有权会商国事,和绅士们一样,因此自动来到保王党会议厅的门口。保王党不许他们进来,他们就在别处聚会,反抗他们听到的绅士们所议定的办法。绅士们本身甚至也发生了分裂,因为对于征集国王卫兵一案,有五十多个绅士签字反对,在这五十多人里头为首的就是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那时他还年轻,并不知名,但日后却证明是一个勇敢真诚的爱国之士。查理看见这种情形,有点畏惧,只好召开另一个会议,请所有小地主们参加,但不许议会的委员们与会。可是,会场设在海沃思泽地,与这些议员的住处相近,他们的朋友们就把会议详情告诉他们,且请问他们应该怎样办。赴会的人有四万多,其中有小地主,有农民,有市民,有步行的,有骑马的,有成群成群来的,亦有跑来跑去约集朋友的。保王党不久就察觉,他们正在传阅一篇请愿书,其中要求国王彻底打消开仗的意图,并与议会取得和解。他们(保王党)破口大骂,连咒诅带威吓,放马冲入成群的人丛中,从读者手中把请愿书抢走,说国王是不会接受请愿书的。查理来了,看了这情形颇不高兴,手足不知所措,又不知该对群众说些什么。他们的到来,以及他们的吵吵闹闹,已经触犯了他的行不通的唯我独尊的架子,他读了一通冷冰冰的模棱两可的宣言以后,就急匆匆地离开,以避免答复,不料这个时候,年轻的费尔法克斯走近他身旁,忽然一膝跪下,把群众的请愿书,放在他的鞍头上,他虽然在国王脚下,却不怕逆他的旨。查理放马冲他,逼他退后,也是无用。

这一郡原是最忠于国王的,居然有这些胆大包天的人,敢在国王面前递请愿书,保王党就害怕起来,尤其是刚从伦敦来的保王党人,他们满脑子里都是议会的势力和力量。他们以为来到这里加入保王党的队伍,向国王作衷心拥护的表示,已是太够危险的了。他们不愿再往前冒险,所以他们一到了约克,就露出冷淡和胆小。查理要求他们发表一个宣言,说明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离开伦敦的,以便告诉大众,议会经过这样许多纷乱和暴力之后,已不复是自由的,因而也就不成其为合法的了。他们在上面签了字,不料到了次日,有几个人告诉国王,他若公布这份宣言,他们将不得不予以否认。查理大怒,问道:“既是这样,你们要我怎样处置这份宣言?”他们始终不肯让步,宣言只得不发表。保王党尽管人多,尽管夸了许多海口,却不曾办出一件事。约克既无金钱,又无军器火药,连军粮也没有。国王几乎不能供给自已的膳食与日常的家用。王后在荷兰变卖了一些王宫的珍宝,但是议会的威势如此之大,以致过了许久时候王后才能将钱送到国王之手。他严禁人民遵行关于民团的法令(5月27日),他自己下令委派各郡重要的保王党,以他的名义征兵并组织他们成军。但是国王发过这道命令之后,为了缓和这项措施的影响,又立即郑重宣告,他并无战争的念头。在约克的贵族们,通过一篇谨慎地分发的正式宣言,内中申明,据他们所知,根本不存在关于战争的筹备或进行的意图。这许多的迟疑不决和这许多的诈骗行为,并不仅仅是出于软弱。自从议会的逃亡议员来到约克以来,查理颇被许多互相矛盾的献策所困恼。他深信他最可靠的力量,是建立在人民对合法秩序的尊重上。律师、地方官和较为知理的人士,都认为从此以后,如果他们已严格恪守法律,他就可以说,只有议会是破坏法律的,从而使议会信誉扫地。保王党却大声力争说,耽延会误大事,认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以先发制人为妙。查理对于无论哪一派的策士都不能割舍,而尝试轮流听从两派的话,使双方都满意。

相反,议会的情况却和国王的情况不同,议会的问题现在简单起来了。走了许多保王党议员,使革命的领袖们得以独揽大权,不再受人掣肘,虽然偶尔还会听见少量反对的声音,但也只限于几声郁郁不得志的哀叹和警告。议会几乎根本不想给他们任何答复。大多数人认为打仗是不可避免的,就很大胆地接受这个事态,但主战的人的见解和感情却各不相同。为了装模作样起见,委派一个委员会设法阻止战争的发生(5月27日),于是起草了一个包含十九条的妥协建议,正式送与国王(6月2日)。但是在他们等候国王回信的时候,他们继续禁止下面送上和平请愿书,而且公开地大力进行战争准备。爱尔兰之乱日见蔓延,查理表示愿意亲自前往征讨,议会不要他去(4月15日)。下议员们推荐沃里克勋爵当海军指挥。国王拒绝派他。尽管国王不允许,沃里克勋爵仍做了海军指挥。伦敦市长古尔尼胆敢在伦敦刊布国王的命令,派人用国王的名义征集民团替他出力。这个市长受到弹劾,解往伦敦塔,并被免职,而改由一个热心的清教徒彭宁顿当市长(8月18日)。伦敦借出十万镑(6月4日)。并由公款提出十万镑以平爱尔兰之乱(6月

30日)。两院进行募捐(6月10日),要每个议员立刻一一表示他的态度。有几个议员不肯捐,亨利·基利格鲁爵士说道,“倘有需要的话,我将自备一匹好马,一把利剑,而且用不着说,我自会找到一个斗争目标的。”说完,他就觉得还是以退居到他的乡下住地为妙,因为说过这番话之后,在伦敦大街上行走,是绝对会遇见危险的。人民的狂热已到达顶点,保王党出走之后,无论是在威斯敏斯特抑或在伦敦市的不曾出走的保王党人,都心灰意懒了。议会诉诸市民的爱国心,人们就捐钱,捐金银器皿,捐珠宝,无论什么都捐出来,以装备几个骑兵队,这是借款,允许将来给百分之八的利息。教堂的讲坛上回荡着牧师们号召人民捐款的呼声,而收获远远超过了最热心的人们的要求和最高希望的人们的意料。在十个整天之中,有许多金银器皿,川流不息地送入市政府,人们来不及收,地方又不够装,贫穷妇女们送来她们的结婚戒指,她们的金银发簪。有许多人需要在门外等候许久,才能够把所捐献的物件交上。查理听见下议员们这个办法很得手,也颇想照办试试。可惜热心爱国却是不好摹仿的。牛津大学将它的金银器皿送与国王,剑桥大学也想学样,把金银器皿包扎好了,事实上有一部分已经送走啦,不料那个警惕心很高的克伦威尔忽然到来,不许他们再往国王那里送。国王的委员们好不容易地从这个那个贵族的乡下住宅里,收取寥寥可数的几宗微少的捐款。现在保王党人方面,唯一剩下的聊以自慰的消遣方法,就是嘲笑这些一毛不拔的朋友,殊不知这正是一个在失败中的朝廷的最无用而富有危险的自我满足呀!

妥协条件到了约克。它们超出最卤莽的保王党的意料之外,也夺走了最温和的人士们的希望。议会要求完全取消国王的权力,权力完全归议会掌握,例如:册封新贵族,任免职官,教育国王的儿女以及他们的婚姻事项,全归议会作主;对于军事事务,文官事务以及宗教事务,无论有什么措施,必须先取得议会的正式许可。归根结底,这是他们骨子里的真正目的,有朝一日,这些均将成为革命的无法估价的成果。但是以议会统治权取代国王统治权,此刻尚非其时;这些是要等到后来的制度的自然作用,加上下议员们能在日常行使的权力中发挥其虽不直接但能左右一切的影响时,方能办到。由于当时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还不能迫使国王任用民党的领袖们充当政府顾问,这就不能不使国王受他们的正式节制。他们深信,非如此就不能保证自身安全。这是一个错误的和不切实际的方法,不会得到什么良好效果,徒然陷国家于无政府状况。但是这是这个时期中最有才华的议员们所能想出的唯一办法。国王读了议会所提出的条件后,两眼冒出怒火,满脸胀得通红,说道:“批准这许多条件之后,我们也许还可以光着头受人服侍,也许还会有人吻我们的手,口口声声称呼我陛下,而你们的命令‘仍将以议会上下两院所宣布的国王权力形式发出’;我们也许还可以有人捧着我们的剑与权杖为前导;我们也许还以眼中看见一顶王冕与权杖而聊以自慰(但是,这都不过是枝枝叶叶,一旦根本死去,就永远不能再有枝荣叶茂了)。说到真权实力,我们早已被拒于门外,我们不过空有国王的虚名,不过徒有国王的象征而已。”国王从此中止了一切谈判。

议会本来也不预期有别的答复。议会一得到国王的答复,便连所有形式上的迟疑也消失了,于是正式提出内战的议案(7月9日)。只有一个人反对,这个人就是初开会时反对讨论民间疾苦的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他说道:“议长先生,对于本院的荣誉和本议会的成功的忧虑,使我感慨万分!如果我们追忆三年前的事,我们就可以更明了地看清今天的形势,当时假使有人信而可征地告诉我说,在三年之内,王后将借故出国,逃到荷兰,国王将离开议会,离开伦敦往约克,宣称他在伦敦感到不安全,爱尔兰将会造反,在教会里头及在政府里头都将有象今天这样的不和,我们必定会一想起就不寒而栗。我们今天既然真的已经到达这个地步,我们就应该明达一些。从另一方面看,假使当时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说在三年之内你们将会有一个议会,那会被当作好消息,如果那人就议会将下一道法令,取消船捐并将船捐存在的理由及根据全予以根绝,以使这样的及类似的税捐,永不再有;假使说专卖权、高等法院、星法院以及主教们的投票权全将被取消,说要整顿会议,且加以限制,森林也要有扩张的限制,说我们将有三年召集一次的议会,或更好一些,要有一个长期的议会(除议员们本身之外,无人有解散议会之权),我们那时会认为,这是一场可望不可及的好梦。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全盘到手啦,但我们却不以为乐。我们今日已站在更加安全的地位。事实上,有了这种种好处,其本身就是一种便利的、可观的安全保障,它们起着彼此互相巩固的作用。我们要留心,不要去争那些危险的、不安全的保证,不然的话,就许会冒得而复失的危险。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如愿以偿,我们却不能制造一种如数学那样准确的保证。须知一切人为的事前防范都会腐朽,都会归于失败。上帝的安排,不受凡人限制,成败全在上帝。⋯⋯议长先生,现在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全部聪明才智,因为我们正濒临一场骚动、混乱的边缘。一旦流起血来,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陷入一场必然的痛苦,而成功则是未定之数。唯有上帝晓得何时成功,以及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成功!凡是在这里的人,无不应该各本天良,竭尽所能,以阻止流血。流血是大罪恶,它会污染大地。让我们挽救我们的权利和财产,但是这也是为了我们可以拯救我们的灵魂。我现在倾吐了我的良心话,我希望众位也畅快地说良心话。”这是一个好人的忠告,但徒劳无功,这个战场太过扰乱,不适于他的宁静和清纯的胸襟,使他只有引退的一途。其他的预见,其他的忧惧,同是具有充分根据的,但是更为意气用事,较少美德的激情结合在一起,很危险地左右着民党。现在这一天到了,善与恶、得救与逢险,在一片昏暗中交织在一起了;在其中,即使是最坚决的人,亦不能解开这个结,却全做了造物之主手中的工具,他今日使用人民来惩罚国王,明日又使用国王来惩罚人民。下议院只有四十五个议员和拉迪亚德一道站在审慎的立场。上议院只有波兰特伯爵提出抗议。于是,立时通过战争的措施,两院夺了政府全部公帑由自己使用,各郡奉命提供军火器材,号令一发,就必须立刻供应。于是设立一个保安委员会,会内有五个贵族和十个下议员,奉命负责国防,监督各机关执行议会的命令(这是1642年7月4日的事),最后下令组织一个军队,其中包括二十营步兵,每营约一千人,七十五支马队,每队六十匹马。金布尔顿勋爵、布鲁克勋爵、梅里克、汉普顿、霍利斯、克伦威尔,这些人在威斯敏斯特与军营中,同当人民的领袖。他们奉命统率军队,以埃塞克斯伯爵为大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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