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〇年英國革命史/第3卷

姊妹計劃: 數據項

議會開會——議會奪權——宗教派及政治派的情形——國王的讓步——國王與議會的領袖們磋商條件——陸軍陰謀叛亂——斯特拉福德受審與死亡——國王赴蘇格蘭——愛爾蘭暴亂——關於抗議書的辯論——國王回倫敦——革命在前進——暴動——五個議員——國王離倫敦——王后赴大陸——民團事務——談判——國王定居於約克——兩方備戰——不許國王進入赫爾——調停無效——兩軍成立。

國王在指定的日期開議會。他未帶儀仗隊，也幾乎沒有多少扈從，就前往威斯敏斯特，這次不是象向來一樣騎馬在大街上走過，卻是乘一條普通的船由泰晤士河前去，以避人耳目，就如同一個俘虜跟隨得勝還朝的征服者一般。他的講話空空洞洞扭扭捏捏。他在講話裡頭答應緩解民間一切疾苦，但仍堅持稱蘇格蘭人為反叛，他還竭力要求把蘇格蘭人逐出王國之外，好象戰事仍在進行似的。下議院代表冷冰冰地聽他講話，態度還算恭敬，議會開幕式的出席的人以這次為最多，這是前所未有的。而他們在國王面前，臉上表現這樣的傲慢，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國王剛走出議會，他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從幾群人的談話中，就明顯覺察出，公眾的憤怒，甚至超出他們所擔心害怕的程度。上次解散議會，就連最溫和的議員也發了火。現在不再有人談到和解或謹慎了。他們說，時機到了，要運用議會的全力以剷除所有的濫用權力的事，要收到全效，就象斬草除根一般，不留一點余剩。所以儘管議員們的力量各有大小，卻都具有崇高的思想，大家一起嚴陣以待，同國王對壘。國王與教會在這十一年間，曾經實行他們的絕對的、獨立的、天授的統治權。他們千方百計地強迫國人服從他們的統治。由於他們未能辦到這一點，但還是硬要實施這些宗旨，他們發現本身軟弱無力，就想求助於議會。可是議會卻相信他們擁有自己的主權，且認為他們有能力實行自己的權力，但並不明白表示出來，也不將它大事宣揚。

他們開頭先將他們所有疾苦都毫不含糊地宣布出來。各議員把他們所代表的市鎮或一郡的請願書帶來，讀給眾人聽，然後以它作為演說詞的內容，建議在議會能夠採用更有效的措施以前，至少也要先投票議決他們申訴的內容是否合法。所以，在幾天之中，國內各處地方都提出了各自的意見，議會就是這樣地把所有的苛政行為，如專賣、船捐、濫捕、主教們的擅權橫行，非常法庭的胡作非為，一一加以揭發和譴責。沒有人反對這些議案，院內的意見是如此一致，以至有幾個議案還是不久之後就成為國王親信的人提出來的。

議員們好象認為這種種措施還不足以暴露全部真相，於是派了四十多個委員調查弊病，並接受市民的疾苦申訴。每天都有商人和農人成群地騎馬來議會呈遞他們本鎮或本區的申訴書。議會號召各方各處都來陳訴，有許多人在講經台上發出呼籲，有的在大街上痛陳民間的疾苦。無論是以什麼形式寫出來的，無論是從哪裡送來的，都有人熱情地收受，又無論是泛泛的控告整個政府，抑或是指名道姓專告某人，要求加以懲辦，議員們全相信是實有其事。委員們操無限大權，無人有權拒絕他們，即使默不作聲地拒絕也不行。樞密顧問官們若被傳作證，也得直言匯報他們當日商議的是什麼事。

下議院不獨不贊成政府的各種行為，而且一般還要逐出幹這些行為的人。凡是替國王辦事的人，不問級別高下，只要參加執行過被議會所指斥的措施的，都被稱為「失職者」。每郡都有名單列出本郡的失職者姓名。但不曾施用劃一的和具體規定的懲罰以處置失職者；議會在任何時候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向，找到即使是最輕微的藉口，認為失職者重犯了舊罪，就立即傳他到來，勒令他繳納罰款，或監禁他，或把他的財產充公。

議會在審查議員們自己的選舉時，宣稱凡查出曾經被授予專賣權的，都認為不符合充當議員的資格（1640年11月9日事）。1641年1月21日，就因此除了四個議員的名，亦有由於某某人的選舉不符合規定的藉口，也被除了名的，其實並沒有合法的根據，只是因為人們不信任他們的意見。有兩個聲名狼藉的專賣家亨利·邁爾德梅爵士和惠特克先生，卻反而無阻礙地當了議員，這是因為他們投到了占統治地位一派的懷抱之中。

國王的臣僕們看見下議院擁有這樣意想不到的大權，又有使用此權的決心，因此凡是怕人控告或曉得自己有仇家的，無不人人自危。他們感到危機四伏，防衛無方。目前宮廷的唯一願望就是逃避人們的注意，免生事端；國王企圖掩飾自己的憂慮不安，而將自己隱藏在無所作為的帷幕之下；法官們為自己的安全害怕到發抖，不敢保護一個罪人；主教們眼見他們所推行的新制度新儀式處處被人取消，不敢企圖阻止。牛津主教約翰·班克羅夫特，因為不堪其擾，加上害怕，驟然死了。長老會的牧師們，未經任何合法步驟，就恢復占有了他們原來教職和講壇；所有不奉國教的各教派，又公然聚會起來了；各式各樣的小冊子享受充分的自由，可以隨便流通。國王的專制和主教們的專制，雖然仍然存在，雖然還擁有他們的大臣們，以及法庭、法律、禮拜儀式，卻全都動彈不得，毫無權力。

斯特拉福德是預見到這樣的爆炸形勢的。他曾苦勸國王，免除他出席下議院的任務。他寫信給國王說道：「他在議會裡，不但不能替國王效勞，而且反而會妨礙國王事務的進行。他預見到議會和蘇格蘭人的妒意和惡感，肯定會集中在他身上。他若是在議會露面，就肯定會大受議員們的注意，反之，他若是不到議會，他們就會少想到他。在此情況下，他們若向他攻擊，無論他們對他下什麼結論，由於他保持了距離，就可以易於躲避，退出危地。他既不在他們掌握中，就能夠自由行動，回到愛爾蘭或別的地方，他在那裡仍可以替國王盡力。」但是國王十分急於要斯特拉福德前來，就下了命令，並告訴他道：「他既是英格蘭的國王，就能夠保護他不受任何危險，不准許議會動他一根頭髮。」斯特拉福德還是猶疑不決，國王再次請他來，他只好冒着風暴的危險，因為那是不可避免的。他就起程，決心在上議院根據他新近搜集到的證據，親自控告下議院的幾個主要議員，控告他們煽動與協助蘇格蘭人入侵英國。皮姆和他的朋友們曉得斯特拉福德快要動手，就先發制人。斯特拉福德於11月9日到倫敦。10日，他因勞累而發燒，養病在床。11日，下議院緊閉院門，並根據皮姆的提議，突然彈劾他大逆不道。只有福爾克蘭勳爵一個人，雖然是斯特拉福德的仇人，卻敢說句公道話，認為為了本院的公道與尊嚴起見，本案似宜稍緩，以便進行調查。皮姆說道：「稍微遲緩，也許就全盤失敗，假使伯爵與國王談一次話，議院就要被解散；況且，本院不過是彈劾，卻不是當裁判官。」他們於是成立一個委員會，立刻進行將彈劾案送與上議院。

斯特拉福德這時候正同國王在一起，他一得到消息，就立刻趕到上議院，而皮姆已先他而到。他看見院門緊閉，門官曾一度遲疑地拒絕他入院，他就很生氣地怪責門官。他向會議廳走去，打算入座，有幾個聲音叫他退出。伯爵立住腳，四面看看，猶豫了一會之後，只好退出。一小時之後再傳他進來，他奉命在欄前跪下，上議院於是告訴他貴族們接受了彈劾他的陳訴，並且根據下議院要求，決定送他到倫敦塔受監禁。他想說話，但議院不許他說，於是命令執行了。

彈劾斯特拉福德之後，幾乎立刻就跟着彈劾勞德，人們不那麼怕他，但他的聲名卻更臭。他是個既虔誠又嚴酷的狂熱之徒，他的良心並無絲毫自責，因此聽見議院彈劾他之後，他非常驚詫。他說道：「在下議院裡，沒有一個人會從心裡相信我是一個叛國的人。」埃塞克斯伯爵是控告他的人，他就抓住這句話，嚴厲聲言他認為這是對平民代表的侮辱。勞德則表示更大的驚詫，說了一句抱歉的話，要求依照議會的古老的慣例對待他。塞伊勳爵很憤怒地說：他怎麼敢指手劃腳，指示我們該用什麼程序進行！勞德大主教現在激動萬分，一言不發，他不能象明白自己的情緒一樣明白別人的情緒，亦不能記得他曾經對他的仇敵們用這種派頭說過話。

還有兩個大臣，一個是掌璽大臣芬奇，一個是國務大臣溫德班克，兩人都曾同樣地積極參與暴政。芬奇為人狡猾，頗有先見之明，因而在最近三個月當中，不惜叫主子吃虧，下本錢取得反對黨領袖們的包涵。溫德班克卻是一個懦弱的人，才學平庸，既不叫人厭惡，也不叫人害怕。平民代表們彈劾了這兩個人，卻並不帶着多少惡感，好象只不過是要滿足眾人要求。溫德班克潛逃了，芬奇獲准在議院為自己申訴，他就在那裡用低聲下氣的語氣，委婉有致的態度，說了一番空無所有的悔過求諒的話（12月21日）。黨人們聽了很高興，這是國王的一個大臣第一次拜倒於議會的威權之下，於是准許他於限期內出洋。有幾個議員看到這樣不公平，就很詫異，但是那兩個巧妙的領袖皮姆與漢普登，卻很樂於鼓勵反對黨的卑劣行為。後來又着手彈劾兩個主教、幾個神學家、六個法官。他們拚命抓住不放的，只有彈劾斯特拉福德一案，於是指派了一個秘密委員會，授以極大的權力，負責精密調查他的生平，要求在他的言語及行動中，特別在他關於改革的建議中，無論是否經國王採用，統統要追尋叛國的證據。在愛爾蘭也成立了一個同樣的委員會，協助議會的委員會。蘇格蘭人以一篇刻毒的聲明表示同意，明白無誤地表明，如不對他們最殘酷的仇人加以嚴懲，他們的軍隊就決不撤出境外。對待人民的憎恨與畏懼的人，三個國家居然聯合起來反對斯特拉福德這麼一個犯人，但大眾並不認為是太過分。

下議員們既已從他們的敵人手中得到解放，而且正準備對其中他們最害怕的一人進行大報復，下一步就是把政權奪過來。他們議決的供應，不過只是零星小款，僅夠逐日之用。下議員們從議員中指名選派幾個委員授權他們撥發這筆款子。撥發關稅也是一樣，只是每兩個月議決一次，以後再隨時議決重撥。但是要應付急需，卻需要更多的與即刻可以到手的稅捐收入。眾議員們以自己的名義向本市的同黨們借款，而且還向本院的議員們借用，以他們的允諾還款作為唯一的擔保，這就是公債的起源。國王硬要遣散兩支軍隊，尤其是蘇格蘭軍隊，國王說他們繼續駐紮在英格蘭境內是加重北方幾郡的負擔。但是下議院卻需要這兩支兵，且覺得他們所處的地位，能夠勸導人民忍受這種負擔；議員斯特羅德說道：「鄙俗無教育的人們勢力仍然太大，我們不能不仰仗同盟。」他們躲閃國王的要求；豈止如此，他們在頒發軍費時也是有偏向的，他們優待蘇格蘭軍隊過於英吉利軍隊。英國的軍官們完全不能從議員們得到和蘇格蘭軍官同等的信任。有幾個英國軍官不高興，但議會不予理會。而且還不止於此，他們議決說，蘇格蘭人曾給予英吉利人以兄弟般的支援，因此嗣後應當以兄弟相稱，議決送給蘇格蘭三十萬鎊的補貼款，作為一種賠款和補償金。同蘇格蘭談判議和的是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而不是國王的內閣。兩院的領袖們，特別是下議院的領袖們，每天都在皮姆那裡吃飯，錢卻是他們自己出的。在這裡和他們一同進食的有蘇格蘭的委員們，撰寫主要請願書的作者們，還有倫敦市最有影響人物，他們在這裡討論兩個議院的事務以及國政。現在的形勢是大權全歸下議院，這時候國王的樞密顧問官們既不能也不敢自行決定即使是最細微的事，無事不請示下議院，而不用下議院提出要求。有一個羅馬天主教的教士名叫古德曼，被判處死刑，國王竟不敢赦免他，而把他的性命交與平民代表們處分，只有這個方法，還可能挽救他的性命，因為下議院雖然激烈，卻不想輕易殺人（1641年2月間事）。人們對於王后的母親，瑪麗·德·梅迪契斯積恨甚深，這時她逃避在倫敦，群眾每天包圍她的住處，不斷羞辱她，威嚇她，宮廷還要請示於平民代表們，她是否可以留在英國，以及應該怎樣保障她的安全。代表們答稱，她最好離開英國，議決送給她十萬鎊路費，宮廷立刻奉命照辦（5月間事）。法庭久已宣布過的判決，以及國王及宮廷的私事，都要歸平民代表們處理。他們說懲辦普林、伯頓、巴斯特威克、萊頓以及利爾伯恩等人都是不合法的，就命令恢復他們的自由（11月7日），且付給很大一筆賠償。他們卻始終不曾收到這些賠款：已往的功績的共同命運，不久就被新的功績及新的需要弄得黯然失色了。他們所得的唯一報償是民眾的歡樂：人民一聽說他們回來，就有五千人前往歡迎他們，他們所經過的大街，到處都張掛旗幟和桂葉，男子們的大帽上都插着迷迭香和桂葉。人民的狂歡和國王的懦弱，促使平民代表們獨攬國家大權，各種力量匯集起來，擁戴他們擁有統治力量。

他們第一次的改革制度的嘗試，如不是明顯地宣布他們君臨一切，至少也是宣布他們將獨立行事。1641年1月19日提出了一個議案，規定至少每三年召集一次新的議會。如國王不召集，那麼只要有十二個貴族在威斯敏斯特集會，就可以不經國王合作而召集議員開會；如果貴族們也不召集，郡長與市政官員可以實行選舉議員。如郡長忽視不辦，那麼市民們有權召集人民舉行代表的選舉。若不經過兩院的准許，不得解散或停止議會，而且規定只能於開會後五十日才可以解散，或暫停議會。又規定，選舉各自的議長之權，完全屬於兩院各自本身。國王一聽見這個議案，就打破了保持已久的沉默，他召集兩院的議員們到白廳（1月23日），對大家說道：「我喜歡多多召開議會，這也是我的殷切的願望，因為它是溝通國王之間正當了解的好工具。但你們要求把大權交給郡長及地方警官們以及不管什麼人，來辦該由我辦的事，我卻絕對不能讓步。」下議院聽了國王這番話後，就催促通過這個決議。沒有人敢勸告國王拒絕，國王只好讓步，但是於讓步的時候，為了保持他的尊嚴，卻要說幾句話以表示他不愉快到什麼程度。他說：「我不曉得你們將來有什麼問題要我讓步，因為截至此時為止，你們的確還不曾鼓舞我為你們盡過什麼大力，因為你們所進行的只是與你們本身有關係的事，而不是與富國強民有關係的事。你們幾乎把政府機關弄得糟成一團，七零八落，我簡直可以說，完全脫節了。一個巧手的修表匠，因為要清潔一個表，自然要逐件拆卸下來，等到重新裝配好的時候，這個表要走得更好，還要一個小釘也不許弄丟。現在我既已經做了所有我份內該做的事，你們也該知道你們要做些什麼了。」（這是1641年2月16日的事）

兩院議決致謝國王，就馬上進行改革工作，接連議決要求廢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教會法庭及所有的非常法庭。

沒有人反對這幾個議案，甚至連辯論也沒有，有的是關於民間疾苦的申述。即使有幾個人開始害怕會發生騷動和民黨的別有用心的策劃，卻不敢替有權勢的人辯護。這種人已因多行不義而臭不可聞，而有些人則是披着合法的外衣進行非法的活動。眾人一致要求的就是改革政治，而不顧及社會情況或宗教意見。這個時候尚未有人用心預測到政治改革的具體後果及其影響的程度。人人都贊成政治改革，可是沒有人追問自己的意向和動機。但是有若干目光遠大、思想高人一等、或已經在行動上觸范法律軌範的人物，例如漢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普爾頓等人，都已經在那裡考慮如何將足以決定生死存亡的權力從國王手上奪過來，又如何將政權移交給議會，使之永遠不能喪失。在他們看來，這是國民的權利，這是人民和他們的唯一可靠的保證。他們不得不走這一步，並不是因為什麼經過深思熟慮的原則，更多的是由於形勢的需要；輿論既已予以認可，他們就着手完成這樁大業，而並不明白宣布其意圖。許多人跟他們走，其中有激烈的信奉異端的人，也有極其活動但尚未知名的議員。克倫威爾和亨利·馬丁，多次發言反對國王或政體，雖然話中充滿威嚇之詞，但至少在議會中，這些人好象還是無足輕重或無甚聲望。若干人雖然在聽了他們粗暴而激烈的言詞以後產生驚訝或憤怒，卻並未驚慌失措。大多數的議員們正在自鳴得意，以為取締了種種弊政之後，他們就可以回復到他們所謂的古老英國的情景，國王仍操至高無上的威權，只是要按期受兩院的約束，把它限制在法律範圍以內而已。與此同時，作為暫時的需要，他們接受了眾議員們的近乎獨占的大權，而對於驅策眾議員們前進的思想和感情，即使其性質對他們還有些含混不清，他們是比他們所想象的還要感到稱心滿意的。就是這樣，大家都同樣嚮往的政治改革，儘管各人有各人的不同看法和希望，如今卻正在以不可抗拒的一致力量逐漸完成之中。

宗教事務方面的情況卻大不相同。從第一天起，就可以顯然看出人們的見解與願望是極不相同的。倫敦市遞上了一張一萬五千人簽名的請願書，要求全部廢除主教制（1640年12月11日事）。幾乎同時，還有七百名教士則只要求廢止主教們的干預政治之權，廢除他們在教堂里的專制，廢止他們管理財政之權。不久又有從各郡遞來的十九件請願書，據說是有十多萬人簽名的，呈請保持主教制。即在議會裡也出現這樣的不同看法。倫敦市的請願書差一點被下議院拒絕了，經過一番很激烈的辯論後它才被接受。有人提出一個議案，宣告凡是教士都不能擔任官職，且不許主教們參加貴族院。但是為了勸導下議員們通過這個議案（1641年3月9日及11日），長老會方面不得不答應他們不再提進一步議案。僅僅是由於接受了這個條件，漢普登才得到福爾克蘭勳爵的投票。不料這個議案到了貴族院竟遭否決（5月24日，6月7日）。長老會方面非常憤怒，就要求取消主教職權、教長職權以及牧師會（5月27日），但是遇到熱烈的反對，他們就只好暫緩提出。有一個時期，兩院好象同意一致要求制止各地所發生的公眾禮拜問題上的混亂，而且要維持它的法定形式（1月16日），不料過了兩天，他們的爭議又出現了。下議員們只憑藉自己的權威，甚至並未通知貴族院，就派委員們前往各郡，從教堂里取出神像、神壇、十字架以及偶像崇拜的所有其他遺留物品（1月23日）。在委員們未到達以前，群眾已經鬧事，現在這些使者的到來，就無異於認可了群眾的激情。貴族方面一聽見獨立派人士公然再開會議（1月18日），就召集他們的領袖來聽審（1月19日），而且責備他們，雖然責備得很輕微。其實，對於這個問題，當時並不存在任何占絕對優勢或普及全國的意見或意向。在贊成主教制的人們中，有一些人，儘管為數不多，卻是被信仰的毅力或是個人利益的執拗所推動，堅持主教們擁有神賦之權。亦有人們把主教制看作一種世俗制度，認為它是君主制所不可缺少的，因此認為如果主教制受了嚴重打擊，君權也不免受損。但其他許多人則是一面主張不許主教干預公眾事務，卻願意保留主教們做教會的頭腦，因為他們認為，為了傳統，為了法律，以及為了國家的便利起見，好象是需要這樣做似的。在反對的人中間，意見也殊不一致，有些人是出於習慣而留戀主教制，但他們在觀念上卻並不以主教制為然。據其中的許多最開明的人看來，無論哪種教會體制都沒有神賦的權力，也不具有絕對的合法性，因此是可以隨時隨地發生改變的；議會永遠有權可以更改它，而公共利益應該是決定主教制應否存在的唯一根據，因為關於維持或廢除主教制，本無一定的原則。但是長老會的長老們和他們的牧師們，覺得主教制就是福音書所譴責的偶像崇拜，它既是天主教士的前驅者，又是該派的繼承人。長老們以篤誠信仰而產生的憤怒起來反對天主教的禮拜儀節和禮拜形式，以及它的最深遠的後果；而為了教會的民主體制，他們要求恢復被主教們奪走的神權。

政治改革初步成功之後，在一段時期內，這許多不同意見的爭議阻止了議會的進展。一到把宗教問題交付討論的時候，宮廷的反對者們就從本來是一致的立場轉入分裂，甚至互相反對起來。誰占大多數，情況時常變化不定；沒有見過有哪一派人每次都是被同樣的精神所鼓舞，或致力於同一個計劃，或者一定能夠支配別派的人。政黨領袖們皮姆、漢普登，着意地優容長老會派，支持即使是他們的最大膽的議案，但是人們都曉得他們並不同情長老會派的如醉似狂的激情，且知道他們心裡想的只是削減主教們的干政之權，而並不想改變教會的根本體制。在最為眾望所歸的貴族之中，主教制卻有許多擁護的人。有幾個精明的人，就因此勸國王利用議會的分歧，勸他大膽地將朝廷大事拿來和政治改革家們推誠相商，以便阻止政治改革家與宗教改革家的聯合。

談判就是這麼開始的。奉派會商的人們中以漢密爾頓侯爵最為出力，他常常很熱心地在各派中居間調停。貝德福德伯爵是個溫和的人，在上議院頗有影響，甚為公眾所敬重，也以高貴的身分參與了磋商。上下兩院的領袖們常常在他家裡聚會；他得到他們的信任，好象是受權可以用他們的名義處理一切。國王在早於他所期望的時刻，就同意先成立一個新的樞密院，貝德福德、埃塞克斯、沃里克、賽伊、金布爾頓等勳爵奉召進入樞密院。他們全是民黨，其中亦有很熱心地在反對派中辦事，地位都是很高的。即使在這般人面前都要低頭，查理的傲氣早已受到損傷，現在就更不甘心向階級更低的人承認失敗了。但是他們堅持要求這一點，新的樞密顧問官們不肯同他們的朋友們分離；他們日益明白無誤地向國王說明，國王切齒痛恨的那些下議院領袖是如何重要的人物。這幾個人呢，他們並不拒絕國王向他們作出的主動表示，但也並不表現出多大熱心。與其說這是由於他們對此處之淡然，滿不在乎，不如說這是由於惶惑不安。他們若接到這個表示，他們確實也就達到了他們全部努力的主要目標；他們就可以以全國名義，合法地取得了大權，強迫國王承認他們所成立的內閣，並強使國王接受議會的意見。但是國王卻要他們挽救斯特拉福德並保全教會，換句話說，就是要議會恢復他們最可怕的仇敵的自由，而叫他們和他們的最親密的朋友長老會絕交。雙方的疑慮都很大，彼此的互不信任是如此之深，以致不會這樣早就向野心或畏懼屈服。但終於提出了直接的與明確的建議，以皮姆為管庫大臣，漢普登做威爾斯親王的師傅，霍利斯為國務大臣，聖約翰立刻升為總檢察長，這個政府以貝德福德為首領，台銜是財政大臣。這些官位的前任們都已呈請辭職或已辭職了。

但是在談判的時候，雙方其實都對它不存多大希望，甚至也許並不十分期望其成功，還有別的建議送給國王，而那些是更投合他的心願的。不滿情緒在軍隊中傳播；有幾個軍官，他們也是下議院的議員，當眾表示不滿。其中有一個威爾莫特委員在議會說道：「倘若蘇格蘭人要錢，只需一開口要求就可以到手，那麼英吉利的士兵將會知道怎樣學他們的樣。」不久就有人把這種情緒告訴王后，她所寵任的人亨利·傑明就同心懷不滿的人建立了關係。她就通過傑明在白廳接待英國軍人，表示她對他們的處境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她還說她也同情國王所處的地位，不過國王的處境還不象他們那樣艱難，不象他們那樣危險就是了。王后情緒活躍，態度甚為客氣，她把她的整個希望都寄托在他們身上，因此不費多少口舌就說服了他們，使他們相信國家的命運是掌握在他們手中。於是雙方多次秘密開會，在會議中曾提出各式各樣的計劃。有人提議應該將陸軍開往倫敦，並立時將國王從束縛中解放出來，其他較為冷靜明智的人只是建議軍隊遞一份請願書給議會，表明忠於國王和教會；宣布他們認為政治改革已經完成，表示停止搞新政的時刻已經來到。也曾討論過尋求外國援助，在葡萄牙、法蘭西招兵。這都是一些輕率的想法，並無什麼效果可言，大都由一些沒有腦筋的人狂妄地提出的，也許是他們一頓飽餐之後的發言。無論怎樣，他們多半是更熱衷於自己向上爬，遠過於關心倡儀中的事業的成功。和這些宮廷陰謀有關的，是一些陸軍軍人。他們也在陸軍內部進行一些幕後活動，但是徒勞無功。許多心懷不滿的人們來往於軍營與倫敦之間，手寫的短篇小冊子在軍隊營盤中到處流通。過了不久，國王召見珀西，他是諾森伯蘭伯爵的兄弟，也是陰謀者之一。根據珀西的建議，國王放棄了一切的激烈的計劃，放棄了一切調兵到倫敦的想法。但是國王看到一份請願書的副本，其中有許多威嚇議會的話，一如眾議員們所收受的請願書中有許多恫嚇國王和教會的話一樣。國王同意這份請願書，並聽了珀西的話，違心地簽上自己姓名的頭一個字母以表示贊成，以便增加和此事有關的領袖們的威望。

陰謀策劃仍在進行，但沒有什麼進展。請願書並未遞送上去，但是這事未能瞞過不信任朝廷的全國民眾。一旦他們激起了妒忌情緒，他們就會把計劃當作行動，把言詞當作計劃。有大群的自告奮勇的偵探們，在公眾場所，在酒館裡，收集了軍官們的不謹慎的說話，就匯報給皮姆知道，他是管偵探的。用不了多久，有人出賣朋友，透漏了更多的密謀。其中有一個陰謀者名叫戈林，把整個策劃告訴了貝德福德伯爵。策劃並未付諸實行，可是國王竟聽信了許多將會招致最可怕的災禍的建議。下議院的領袖們已得知這項建議，卻秘而不宣，要等待大好時機來到時，再充分利用這個重大發現。他們甚至也不曾中斷用國王名義進行的談判，談判的內容是委派他們擔任官職。但是從這個時候起，他們的會談不再猶豫不決了，他們和狂熱的長老會密切聯合，他們只信任這一派人，認為他們是無限忠誠的，認為唯有他們有確定不移的原則，有熱烈的激情，他們要求完成一個革命，而且擁有完成這個革命所必需的群眾力量。與此同時，已經下定了弄死斯特拉福德的不可逆轉的決心。3月22日，對他的審訊開始了。

下議院全體議員都堅持要到法庭出席，以支持這個彈劾案。同他們一起出席的，有為此案專程前來的蘇格蘭及愛爾蘭的委員們，八十位貴族充當法官，下議員們堅決希望主教們也到庭，但他們辭謝了，因為對於有關生死的重案，主教們向來都是不願到庭的。國王與王后坐在貴族席位上面的一處隔開了的廂座里，他們急於要看清楚全場的動靜，但國王還要掩飾他的痛苦，王后則要掩飾她的好奇心。成群的看熱鬧的人，有男有女，多數屬於上等階級，有在四面的走廊里的，也有高踞在台階上的，都是被這個轟動一時的場面、審判案情的重大以及受審人的眾所皆知的特色吸引來的。

斯特拉福德經過水路從倫敦塔提到威斯敏斯特，他從擁擠在許多道門口的人叢中走過，既無紛亂，也沒有人侮辱他。儘管為眾人所恨，但他新近還是個大人物，他的儀表，他的令人聞而生畏的威名，仍然能令人起敬。他往前走，他因有病在身未老就駝背了，但他的眼睛還是同他青年時期一樣地炯炯有神，一樣地傲然自若。群眾見他來，免冠讓路，他也對他們還禮。他認為人民如此多禮，是一個吉兆。他並沒有斷絕希望，他看不起他的對手們，他曾經細心研究過他們的控詞；他毫不懷疑地相信自己能夠洗刷大逆不道的罪名。只有愛爾蘭的控詞令他驚駭了一陣子，他不能理解，一直到那時還是對他唯命是聽的一個王國愛爾蘭——他們是一直向他獻媚，願為他而效力的

——怎樣能夠突然間這樣改變了態度？

第二天一個偶然事件令他曉得他對他自己的處境以及為他自己辯護的困難都估計錯了。當時他說：「我預料我將輕而易舉地駁倒我的心懷惡意的仇敵們的詆毀。」辦理這件重案的皮姆聽了這句話，很生氣地訓斥他說：「你的這番侮辱性的話是針對下議院的，你說他們是心懷惡意的仇敵，我宣布，這就構成你的罪行。」斯特拉福德聽了一驚，雙膝跪下，道歉求饒。從此以後，他變作完全的鎮靜，能夠控制自己，不叫自己流露出絲毫的怒意或不耐煩的神色，不再說一句可以招人反對他的話。

有十三個人輪番控告他，時達十七天之久，他單槍匹馬地就他們所提出的罪名辯駁，並沒有人協助他。有很多條控訴無可辯駁地證實他犯了不公正與暴虐之罪，但其餘諸條，不是很愚蠢地言過其實，便是被盲目的仇怨所障，不符事實，都很容易地被他駁回了。事實上，沒有一條是能安得上法律意義上的叛國罪的。斯特拉福德拚了全身的氣力為叛國的指控洗刷，他很雅量地批評他自己的短處、自己的弱點，他以謙恭的尊嚴態度，對待對方的猛烈攻擊，並以不帶一絲侮辱的語言，證明對方所採取的審訊過程都是感情用事，而且是於法不合的。他的對手們使用種種不名譽的方法為他的辯護設置障礙。他排除了很大的困難，克服了下議院的阻撓，才得着幾個律師來幫助他，但對方既不許律師擺事實，又不許他們詢問證人。被告方面要傳自己的證人，對方又不許，等到開審的前三天，才准許傳訊證人，而大多數的證人卻遠在愛爾蘭。期特拉福德只要一有機會，就要求他的權利。法官們若同意承認他的權利，他就感謝他們；在法官們拒不承認他的權利的時候，他也不出怨言。他的仇敵們由於斯特拉福德的能幹的自我辯護所造成的拖延而大動其氣時，他不過回答道：「我認為，既然你們有這麼多的權利對我作致命的打擊，我亦有同樣多的權利來保護我的性命。」

由於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原告們狼狽不堪，丟失面子。下議員們曾兩次催促貴族加速進行審訊，他們說這樣遲緩糟塌了國家非常珍貴的時光，貴族們拒絕了。被告的成功使貴族們重新得到一些力量。原告方面控訴的發言結束之後，在斯特拉福德的律師還未發言，他自己亦還未曾再度繼續為自己辯護以前，彈劾委員會已覺得敗局已定，至少已覺得叛國的罪名不能成立。下議員們此時十分不安起來：這個偉大的罪犯，法律條文竟有利於他，他自己的具有決定性的天才也給了他極大的便宜；他快要逃出他的對頭們的手掌心了；改革的事業幾乎還沒有誕生，就又要受它的最危險的仇敵的攻擊了。於是就下定決心，採取突然的、大膽的一擊。阿瑟·海斯勒利格爵士是個殘酷卑鄙的人，他提議宣布斯特拉福德有罪，並以議會決議的形式判斯特拉福德的刑（1641年4月10日）。這種程序，使法官們無須依照法律辦事，並非是沒有前例的，雖然所有先例全屬於肆行暴政的時代，而且一發生這種情況，就被譴責為罪惡行為。在哈里·文國務大臣的文件中，找出由他的兒子交與皮姆的幾張字條。這些就被作為補充證據提出來，以證明斯特拉福德犯了叛國的罪。這些字條涉及斯特拉福德，說他曾在公開會議上，勸國王用愛爾蘭軍隊彈壓英吉利。儘管被認為是他所說的那些話已被幾個樞密顧問官或閣員的證詞所否定，況且那些話本身完全可以作不那麼險毒的解釋，而恰與斯特拉福德的素日行為相吻合，且與他時常宣布的為人準則相符，即避免在眾人心目中造成一種強烈的印象。這個議案立刻通過了第一讀。有人認為他們為公道而犧牲法律，也有人說他們為需要而犧牲公道。

這一切都是在審判仍在進行的時候做的。因為下議員們不肯放棄反對被告的機會，也怕讓議會的行動導致將斯特拉福德從法律的裁判下解脫出來的危險。斯特拉福德的律師們還未曾開始作關於法律問題的發言，斯特拉福德又為自己進行辯護了（4月13日）。他發言很長，他以卓越的雄辯才能專心致志地證明，無論根據什麼法律都不能證明他的任何行動犯了叛國之罪。在他的法官們的心中，對被告人發言的信服程度日益增加。他善於抓緊這種信服情緒的進展，使他所說的話與他所窺見的湧現於他們心中的印象相適應。他深為激動，卻又不容許他的感情阻止他觀察並注意當時發生在他四周的事情。他最後說：「各位勳爵，這些先生們告訴我，他們所說的話原是為了保護國家，以便免受專製法律之害，請允許我說，我說的話也是為着保護國家以免受他們的專橫的大逆不道之害。⋯⋯諸位勳爵，我們不是靠法律生活麼？難道我們一定要受尚未訂立出來的法律的懲罰麼？諸位勳爵呀！假使這些罪名（他們稱之為肆行叛逆）曾被無論哪一位熟悉法律的人所指出，我便不能以我不知有這條法律為理由而寬恕自己，但倘若根本並不存在這種法律，那怎麼能單憑着高壓和嚴厲定我的罪呢？我請你們當心，不要叫醒那許多睡獅、不要利用搜尋出來的忽視已久、已被蟲所蛀的檔案，那些睡獅，將來也許有一天會把你們與你們的子孫撕成碎塊。當年你們的祖先們十分小心，把那些睡獅鎖在議會所定的法令的籠子裡，希望你們切勿在殺人的藝術上野心勃勃地和他們爭奇鬥勝。說到我的可憐的自身，假使我不是為你們諸位大人的利益，為了一個聖人的在天之靈，這位聖人把神聖不可侵犯的誓願交付了給我，」——他說到這裡就停止不語了，他一說及他的夫人，就淚下如雨，但是他立刻又抬頭前望，接着說道：「我絕不該費事把我的朽舊寄廬保持下去，我滿身都是病，其實我殊不樂於再拖着我的病體，走來走去。」他又不說下去啦，好象在找尋一個意念：「諸位勳爵，——諸位勳爵，——諸位勳爵，我還有幾句話要說，但是我的聲音和精神不行了，我現在很謙恭地很服從地下跪在你們面前，無論你們斷我死，斷我生，在我眼中我都將認為是公正的。我將說：讚美天上的上帝。」

在場的聽眾聽了他這番話，都可憐他，稱讚他。皮姆正要回答，斯特拉福德看着他。斯特拉福德神色不改，凜不可犯。他的突出來的無血色的嘴唇，露出極端的輕藐。皮姆為之不安，停下了；他的兩手發抖，他眼前放着一張紙，他卻找來找去找不着，紙上寫的就是他已準備好的答話，他只管在那裡讀，卻無人聽，他匆匆地念完這番話，卻與議員的感情格格不入，念畢這段話很是不易。

激情過去了，但是憤怒還在！皮姆與他的朋友們憤怒到極點，他們匆匆地通過了剝奪犯人公權等等的二讀（4月14日）。塞爾登，他是最老的又是最有聲望的民權自由的衛護人，還有霍爾本，他是幫助漢普頓抗拒船捐的律師之一，此外還有幾個人，都反對這個二讀，但這都歸枉然。他們這些人現在只有這個辦法可采了，因為他們看得很清楚，貴族們不會以法官資格以及法律名義來定斯特拉福德的罪的。他們甚至打算立刻停止審訊，不聽取斯特拉福德的律師發言。他們甚至粗暴到說要傳訊那幾個傲慢的律師，因為他們居然膽敢保護一個議會已宣布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人。他們還要辦他們的罪。貴族們反對這種荒謬絕倫的提議；他們聽取斯特拉福德的律師們的陳訴，可是眾議員們不作答覆，甚至不聽他們講話，認為同律師們辯論，會喪失他們的尊嚴；四天之後，儘管迪格比勳爵（他一向本是最反對斯特拉福德的）竭力反對，那個剝奪公權等等的議案仍然通過了第三讀。

十分苦惱的國王得知這個情報以後，只是想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要拯救斯特拉福德。他寫信給斯特拉福德說：「你只管放心相信我的活，無論你的生命或你的財產，抑或你的名譽，都決不會受到損傷。」於是害怕與憂愁導致盲目蠻幹，所有的機器都開動起來。他向下議員的領導人作出種種的讓步，還與人商定叫斯特拉福德逃走的陰謀。但是這個陰謀損害了談判，談判又損害了陰謀。貝德福德伯爵表示他願意依從安排，但是突然去世了。海德曾經談到國王的良心必定以不可克服的抵抗力來反對這個議決案。對此，埃塞克斯伯爵答道：「國王將不得不強使自己以及自己的認識來遷就議會的建議及良心。」有人願以二萬鎊賄賂倫敦塔總管威廉·貝爾福爵士，並且許以斯特拉福德的一個女兒嫁與他的兒子，只要他肯幫助斯特拉福德逃走，但他拒絕了。有人建議爵士接受一百名經過精選的人入獄，作為衛兵，歸一個心懷不滿的軍官比林斯利上尉統領。他反而把婚事與行賄事，告訴了下議員們。每天都有拯救伯爵的新計劃出現，又都一個一個失敗了。最後國王不理會斯特拉福德自己的判斷，召集兩院來，承認斯特拉福德的錯誤，答應永遠不再起用他，甚至連一個警官也不給他當。同時卻宣言，無論什麼辯論，無論什麼恐嚇，都不能使他同意置斯特拉福德於死地（5月1日）。

但是下議員們的仇恨是分寸不讓的，他們的大膽超過國王的憂愁。他們料到國王的抗拒，因而已準備好制服抗拒的辦法。自從剝奪公權等等的議案到了上議院以後，群眾每天攜帶長劍、小刀、棍棒，嘴裡喊道：「我們要公道！我們要公道！」並包圍威斯敏斯特大廳，威嚇遲疑不投票的貴族們。阿倫德爾被逼下車，脫帽在手，央求群眾先退，他答應推動議會來滿足群眾的要求。有五十九個眾議員投票反對這個議案，群眾把他們的姓名張掛通衢，上面還寫道：「這些人都是斯特拉福德同黨，他們是賣國的叛徒！」教堂的講壇上也發出似類的譴責，牧師們在講道中求神「懲罰一個大罪人」。貴族們奉國王的命令，對這類的不規則行為向下議院表示不滿（5月3日），下議員們置之下理。但是議案還是毫無着落。有人就決心使用專門為目前這種情況而保留在那裡的決定性的一擊。皮姆利用復仇心理加上恐怖心理，從他的席位上宣布，宮廷與軍官們陰謀要舉兵攻打議會。有幾個與這事有牽連的人們溜走了，這就更證明此事屬實，不由人不信了。議院與人民陷入一陣如狂的恐怖之中，於是議決應關閉議會大門，拆開每一議員的書信（5月11日）。人心已經浮動萬狀，又加上荒誕絕倫的恐慌傳說。有謠言說：有人在下議院地下埋了火藥，不久就會爆炸。民團已經武裝戒備，成群的人跑到威斯敏斯特去。沃爾特·厄爾爵士趕快把謠言告訴下議院，他正說話的時候，有兩個異常肥胖的人，米德爾頓先生和莫伊爾先生，忽然站起來聽他說話，於是地板咯吱一聲。有幾個議員喊道：「議會被炸啦！」就衝出議會大廳，外面立刻擠滿了人。在這個星期裡頭，又發生過一次同樣恐慌，就在人心這樣動搖的時候，下議院巧妙地鞏固了它的力量，完成了它的策劃。兩院的議員們效法蘇格蘭人盟約的模式，也宣誓訂立了一個同盟，以保護基督教和公眾自由。下議員們想把這個同盟推廣到民間，當貴族們不允推廣於民間的時候，下議員們宣布，凡是不肯宣誓參加盟約的，一概不許在教會和政府中任職。後來因為要保障將來不致遭受危險，就提出一個議案，宣布本議會若不經議會本身的同意，就永遠不能解散（5月7日）。即使這樣大膽的措施也沒有在當時引起什麼驚奇；上議院藉口借款需要保證，而這種保證據說現在更為困難了。現在人心惶惶，這就阻礙了對本案的一切反對。貴族們想修正這個議決案，也歸於徒勞。上議院已被下議院征服了，而法官們現在又在上議院的軟弱之外再加上他們公開承認自身的怯懦。他們宣告，照法律的意義上說，斯特拉福德的罪行已構成叛國之罪。剝奪公權的議案已交付最後的評議；曾參加審判的三十四名貴族現在缺席了，仍然出席的人中有二十六名投票贊成，有十九名投票反對（5月7日），現在只等國王批准啦。

查理還在反抗，心想自己不能做出這樣不名譽的事。他召來斯特拉福德的妻舅霍利斯，他因為沾親的原因沒有預聞彈劾斯特拉福德之事。國王很痛苦地問道：「怎樣才能救他呢？」霍利斯說，斯特拉福德應該呈請國王特赦，國王應親自到議會面交斯特拉福德的呈文，霍利斯就當場替國王寫了一篇演說詞，交與國王以便照念，同時，他答應盡力勸他的朋友們給斯特拉福德以放逐處分了事。這樣布置好了以後，君臣就分手了。有人說霍利斯的計劃，已經有幾分成功；可是，王后是向來仇視斯特拉福德的，現時看見人民的騷動日趨激烈，就恐慌起來。況且她又聽見他的親信們說，斯特拉福德為要救自己性命，正在揭發他所知道的王后的一切陰私，王后就害怕起來，拿她的懷疑和恐懼來糾纏國王，她說她十分恐怖，她想飛速逃返法國，她已經摒擋好一切，準備起程。查理為王后的眼淚所動，自己又不能作主，就先召見顧問官，隨後又傳見主教們。只有倫敦主教賈克森勸國王服從良心的指導，其餘的主教們，尤其是林肯主教（原是一個好搞陰謀的主教）久已反對宮廷，力勸國王犧牲一個個人以保全君位；寧要國王的良心，而不要一個個人的良心。這個主教才走出議事廳，就有人將斯特拉福德的一封信交給國王，其中說道：「陛下，在長時間的和艱苦的思想鬥爭以後，我得到了對我唯一合適的結論；一切的私人利益都要讓位於陛下的神聖本身的幸福，以及國家的幸福。我求陛下通過批准議案，以移開阻止國王與臣民同心同德的一切障礙。陛下，我既在這裡表示同意，那麼陛下就更可以告無罪於上帝，比全世界任何別人更能告無罪於上帝。一個人既出於自願，就無所謂受到損害。我的靈魂快離開我的肉體了，蒙上帝施恩，現在我以無限的滿足赦宥所有的人對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我只求陛下施惠於我的可憐的兒子和他的三個姐妹，陛下所施的恩惠，既不宜多於、又不宜少於他們的不幸的父親所應該受惠的，這當然要看不久以後的一天判他有罪或無罪而定了。」

次日，國務大臣卡爾頓代表國王去告訴斯特拉福德說，國王已同意那件決定命運的議案了。斯特拉福德感到有點出乎意外，作為他的唯一的答覆，他舉手向天，用拉丁文喊道：「不要信賴君主們，也不要信賴人的兒子們，因為從他們是不能得到拯救的。」

國王原答應霍利斯自己要親自前往議會請他們給伯爵特赦，這個時候只是打發威爾斯親王送一封信去，信尾附筆說道：「倘若一定要處死他，請暫緩至星期六再執行，是為德便。」議會讀了此信兩次，沒有理會國王這個冷冰冰的要求，便吩咐次日行刑（5月11日）。

倫敦塔的總管奉命陪伴斯特拉福德，力勸他坐馬車，以避免群眾的粗暴行動，他答道：「獄官，我是敢正視死亡的，我希望人民也敢正視死亡。你得當心不讓我逃走，我一點不在乎我怎樣死法，無論是劊子手殺死我，抑或是人民的狂怒殺死我，都無所謂；如果親自動手殺我，會給人民更多的滿意，那對我卻都是一樣的。」他徒步走出獄門，走在衛兵前頭，向四周顧盼，就好似他是在大踏步走在一列軍隊前面一樣。當他走過勞德被囚的屋子時，昨晚他已先派人告知大主教，請他屆時在窗口相候，並給他祝福。此時他鞠躬說道：「大主教，請你祈禱，請你賜福。」大主教兩手伸向他，不料大主教的心不如他的朋友那麼堅強，年紀又老了，精力不濟了，大主教朝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斯特拉福德往前走，說道：「大主教，我向你告別啦，但求上帝保護你的無辜！」他走到斷頭台，毫不遲疑地登台，跟隨在後的有他的兄弟，有教會的牧師們及幾個朋友。他跪下了一會，隨即站起來對群眾說道：「我願我們王國享受人間的一切繁榮；我生在世上一日，我一直為此進行不息的努力；我在臨死之時，這也是我的唯一的願望。但是對於聽我說話的各位，我請求你們捫心自問，認真地檢查你們自己，在開始改革一個國家的時候，是否就要用血寫出這個改革？當你們回家的時候，你們得想想這個問題。你們切勿讓我的最小的一滴血，起而判斷你們之中的任何人有罪，那使我為之不歡。但是我怕你們正在走錯了路。」他又跪下，祈禱了一刻鐘，隨後掉過臉來，對着他的朋友們，向他們告別，同每個人握手，說一兩句話相勸。他說道：「我快說完啦！一刀下來，就將使我妻成為無夫之婦，使我的子女成為無父之兒，使我的僕人們成為無主之仆，使我和我的親兄弟及所有我的朋友們分離，惟求上帝，愛你們如愛他們一樣！」他脫下袍子，又說道：「我謝謝上帝，我並不怕死，亦不會被害怕所產生的任何灰心所嚇倒，現在很高興地脫下我的袷衣，如同我平日上床前脫衣時候一樣高興。」他喊劊子手過來，寬恕了他，祈禱了片刻，把頭放在砧上，自己給劊子手下動手的信號。他的頭落了下來；劊子手高舉這個頭給眾人看，說道：「上帝保佑國王！」人們一陣一陣地狂呼亂喊；有幾群人散往市中，大聲叫喊，慶祝勝利，但也有些人不聲不響地散去，他們雖然剛才親眼看見如願以償地殺了人，但心裡反而充滿懷疑和不安，不知道已償的願是否公道。

上議員們看見上述的許多人的懷疑與不安的表現，自己也感到心緒不寧，只好用全力將這種感覺抑壓下去；最能使勝利者不安的莫過於看到一個已死的敵人仍具有危險性。有一個議員名叫泰勒先生，由於他曾在一次私下談話中，說議員們犯了借法庭之手殺人之罪，因此被禁在倫敦塔里，被逐出議會，永遠不許再當議員（5月27日）。迪格比勳爵曾演說反對剝奪公權的議案，並刊行了這篇演說，議會不許其散發，且由劊子手予以焚毀。下議院的勢力從來沒有象這個時期這樣雄厚，這樣鞏固。國王同意他們處斯特拉福德伯爵死刑；國王幾乎連一眼也未看，就批准實施他們的議案：這個議案剝奪了國王不必經過議會本身同意就可解散議會的權力。但是，下議院還需要得到保證。他們的權力越增大，就越發不得不趨向於專制。國王拋棄斯特拉福德交給他們處置，據下議院看來，就無異於國王降低了自己身分，這隻有更叫他們不相信他。他們愈加恨他，也就愈加不相信他。除了宮廷黨之外，又有一個王黨開始在他們之中成立起來。皮姆、漢普頓以及霍利斯，覺得他們不能不同不奉國教的派系更加親密聯繫，就連擁護民權自由的朋友們也對這樣的結合感到不高興。他們問道：「用是非難判的問題來增添政治改革的麻煩，所為何來？國人們對於宗教禮拜和紀律，意見不同，但反對專制全國則是一致的。我們要一致起來毫不留情地打倒的，就是專制，這是我們的唯一的仇敵。」有時候這樣的看法占了上風，下議院在重新審查民間疾苦問題時，意見又復歸於一致。於是又具體宣布要廢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審院以及所有的專制獨裁的法庭。在遲疑了兩天之後，國王最後還是允准廢除（7月5日）。政治改革，至少是最初所希望最初所設想的政治改革，好象已大功告成了，但若這許多改革的實行還要有待於議會的敵人們，那麼將改革固定為法律條文，又有什麼用處呢？國王的遲疑不決，謠傳中的許多陰謀詭計，人們所已覺察、或預料會發生在軍營里與在議會裡的變節行為，都激使議員們發生恐慌。議員的領袖們覺到，如果失去權力，那就要毀了他們自己，也毀了他們的奮鬥目標。要保住權力，就不能不需要人民幫助，而忠於長老會的人民，現在卻要求分享勝利的成果了。一切反對教會的議案，現在又重新提出來了，蘇格蘭人甚至開始公開要求兩國採用統一的禮拜儀式。這些企圖又失敗了。而一事無成以及兩院被許多感情和五花八門的宗教計劃弄得頭昏腦脹的情況，使他們在審議程序時顯得毫無把握，疲敝不堪，有幾個議員竟睡着啦。但是宗教問題的鬥爭越來越明顯了。不奉國教的派系膽子越大，正統教會就越動搖。上議院一向是教會的堅固的支持者，而現在無一事不顯示教會的衰落；現時不復按照習慣在提案上端先特別列出主教們的大名了。上議院的職員，當宣讀提案的時候，也老是轉身子去以背對着主教們的席位了。在公開的典禮上，世俗的、非教會的貴族位次也是排列在前面。這種徵象，瞞不了長老會派的眼光。他們不停地一再攻擊，他們充當政治改革派的領袖，他們支持改革派所取得的權力。長老會黨在外表上好象失敗了，其實正日趨於勝利。

國王忽然想起他原定訪問蘇格蘭的計劃，他說因為要簽訂即將達成協議的和約，需要他親自到場。這時有人說，王后以身體有病為藉口，準備前赴大陸。心懷不滿的軍隊駐紮在國王將要經過的路上，而且國人早已疑心王后與大陸時有往來。國王與王后突然同時出行更在人們的懷疑火上加油。人們的疑心是有道理的。查理在倫敦既無權又無勢，在他左右的不過是一群無用的廷臣和驚惶萬狀的樞密顧問官們，他的思緒就轉向他祖先的王國與歐洲的專制帝王們。他的意圖是要在蘇格蘭作出大量的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讓步，以贏得民心，並普施恩惠於貴族。他將親自探視陸軍，他想作出和解姿態，准能在陸軍中增加附從他的人數。說到大陸，他的看法還不那麼明確；但是他既未曾想象到或預料到會打仗，因此要在那裡尋求經費與同盟。下議員們並沒將他們的懷疑形之於口，但是他們要求王后不離開倫敦，要求國王暫緩起程（6月26日）。查理因此流露不悅神色，假裝認為這樣的要求不過是無意識的一時的任性。為了假裝他覺得他自己的答覆是無足輕重的，就要下議員們去問蘇格蘭的委員團，他說是委員們敦促他起程的，又要他們去問王后。蘇格蘭人自願同意國王暫緩起程，王后也即時答應了不走。下議員們暫時放了心，卻緊緊地催促查理遣散軍隊，在此以前他們有意地推遲了這個要求。下議院向軍隊寫信保證迅即發給他們所要求的軍餉。因為要籌軍餉，有若干熱心的市民，熔化了他們的金銀器皿；國王又下令借款及抽收新稅。但是遣散軍隊進行得很緩慢，一因無款，二因有許多軍官有意為難。國王心裡暗自慶幸，因為這可以叫下議員們再度焦急。國王答應暫緩出行的期限現在已經到了，下議員們又要求國王再次展期，可是國王不允（8月8日）。且聲稱他快要動身了。下議院開始執行一個計劃，要求國王出國的時候，派定一個攝政，以便國事不致停頓，但是這個意思卻不曾見諸實行。國王指定埃塞克斯伯爵為特倫特以南的大將軍，他覺得無需再做他事了，便於8月10日離開倫敦。他有着滿肚子的希望，而且情不自禁地以聽不分明的言詞說出了口，但是誰也不能領會到希望的根據何在。

下議院不久就看出，在國王出行的時候，如果他們坐在那裡舉棋不定和無所作為，那將是蹉跎時光。更重要的是嚴密注視他們的對手的行動，與重新激發在各郡的黨人們的熱心。在開會兩個星期毫無收穫之後，就決定暫時休會（8月27日）。許多議員想料理私事，或略事休息，但是領袖們卻不肯偷閒。受漢普登指揮的一個委員會奉命前往蘇格蘭，要在國王的近旁密切留心議會的利益。另外一個委員會，人數既多，權力又大，於議會休息期間，坐鎮威斯敏斯特，以皮姆為其委員長。上議院也是這樣辦，有許多上議員散往國內各處，急於傳播他們的意見與他們的憂懼，兩黨都以暫時的休戰作掩飾，各自在外尋求新的力量，兩黨都在考慮展開新的戰鬥。英吉利軍隊正在遣散中，蘇格蘭軍隊則在回國途中。國王在半途上英吉利和蘇格蘭軍隊中間穿過的時候，感到不宜於久停。但他想聯絡兵士們尤其是聯絡軍官們的意圖流露得太明顯了，以致辦理遣散的霍蘭勳爵為此寫了一封信給埃塞克斯伯爵，表示對此事很不放心。信中並說，他回到倫敦的時候，還將有許多話同他面談。查理到了愛丁堡就讓步於議會和蘇格蘭教會的所有要求，如每三年召開議會一次，放棄國王的古老的權力，並懲辦反對盟約的重要人物。連議會要干預國王提名選派閣員（或樞密顧問官）之權也答應了，一條也不曾拒絕。國王自己很俯就地參加長老會的禮拜儀式，做得很嚴肅，毫無勉強遷就的神色，他不辭勞苦地親臨他們常常舉行的祈禱會，一心專注地聽他們的長篇大論的講經。他很優待盟約黨的黨魁們，無論他們是無聖職的教徒或有聖職的教士，亦無論他們是貴族還是市民，他毫不吝嗇地賜給他們以頭銜、官位、許諾以及年金。

忽然有謠言傳遍愛丁堡市（10月初的事）說議會裡最有勢力的貴族漢密爾頓和阿蓋爾已經離開議會，後面跟着他們的朋友們，退居金內爾堡（這是漢密爾頓的兄弟蘭拉克伯爵的住宅），以躲避被拘捕或被暗殺的危險。人們聽了惶恐到極點。無人不問，國王為什麼出這種主意，為什麼使逃難人這樣害怕，卻無人能回答。於是到處傳播着許多奇怪的臆測，國王傲慢地大發牢騷說，這些謠言侮辱了他，他要求議會逐出漢密爾頓，直到國王的榮譽恢復為止。議會卻是既堅定又穩健周密，不肯作匆匆的決定，而是下命令調查。聽了許多見證人發言以後，委員會作了報告。報告說，詳情沒有敘說的必要，但國王沒有必要要求賠償名譽，逃亡者也沒有恐懼的必要。兩個貴族果然回到議會來，對於以往的事，一語不發。查理也是這樣。人民大眾從他們嘴裡再也聽不見什麼情況了。

兩造都不願意讓人知道更多情況，但是這件事卻多少有了一個解釋。那時，國王因為要把蘇格蘭贏過來，以反對英格蘭，因而作了許多讓步，他正在那裡思考設法打倒兩個王國內的他的仇敵呢。他知道，英格蘭的心懷不滿的人曾同蘇格蘭盟約黨秘密通信，或許就因此導致蘇格蘭最後興兵入侵。他自己就是親身來找尋證據的，他深信法官們不能不判這種私通外國為叛逆。他打算於回國的時候，就指控議會的領袖們，但由於斯特拉福德被人迅速地用先發的手段制住，因而來不及宣布他們的叛國罪狀，控告他們。有一個年輕而大膽的貴族，起初原效忠於盟約黨的，後來又重新得到國王的恩遇，他就是蒙特羅斯伯爵。他曾應允替國王找出他急於想弄到手的文件。依仗這個許諾，查理就啟程向北方來，但是他未到達以前，阿蓋爾截留到一封用密碼書寫的信，這就引起蘇格蘭人的疑心。國王也已得知，蒙特羅斯已被監禁。蒙特羅斯伯爵被危險和熱烈如火的報復要求所激，就打發人告訴國王，說國王若能夠見他，他就可將國王的仇敵們的真實姓名，與他們過去的陰謀，全盤告訴國王。蒙特羅斯得到幾個靠得住的朋友幫助，偷偷地從監獄出來，晚上走進國王的臥室，把他所曉得的消息和盤托出，他控告漢密爾頓同阿蓋爾參與不逞之徒的陰謀，他使國王深信他們的文件會證實這件事，他最後又說服國王立刻拘捕這兩個貴族，他們若敢抵抗，就立刻殺了他們。查理一向是不惜採用大膽的決定的。他一點也不起一想，這樣粗暴的舉動不可能不對於他想與之言歸於好的人民產生不良後果。他全部同意了蒙特羅斯的意見。陰謀與讓步同時進行。不料正當執行計劃的時候，那兩個貴族及早得到了警告，公然走了，使全局失敗。

蘇格蘭議會很明智地盡力壓下這件事，議會不復怕有危險，但也不敢走極端，以冒得而復失的危險。國王要掩飾他的陰謀計劃及其失敗，竟提升了兩個貴族，進封漢密爾頓為公爵，進封阿蓋爾為侯爵，並封萊斯利為萊文伯爵；但是漢普頓與英格蘭的委員會完全明白髮生了什麼事，因此趕快報知倫敦，其時議會即將開會。那裡的黨人很恐慌，他們雖然不完全相信查理，卻完全沒有料到會有這種危險，領袖們一向以為他們從前與蘇格蘭叛黨所發生的關係，以及那次的叛亂，已經被最近的和約所赦宥了。國王既表現出這樣執拗不化的報復意圖，他們自己也是決不可能妥協的，儘管這些人在平時還是不走極端的溫和人士。海德會見了埃塞克斯勳爵和荷蘭勳爵，他們正在很熱烈地討論新聞。海德譏笑他們膽小，要他們追憶他們去年對於漢密爾頓和阿蓋爾二人曾有過什麼想法，他們答道：「自從那個時候以來，時局與宮廷都有了很大改變啦。」下議員們第一天開會，他們就請求埃塞克斯伯爵派衛兵。他們說，為保衛議會的安全，衛兵是不可少的。伯爵立刻照派。兩院的領袖們在荷蘭勳爵在肯辛頓的住宅里開會，以他們隨時所得的消息及懷疑互相通知，且商量怎樣對付。他們全是惶惶不安，日夜不寧，這就逼得他們敢作敢為。紐波特勳爵說道：「國王若陰謀反對我們，他的妻室和兒女全在這裡。」他們聽了這句話就更恐慌，因為他們不敢利用國王的妻室和兒女來激動人民，因為既然蘇格蘭不曾發生什麼事變，在倫敦就沒有什麼可以揭露的。

正在這樣秘密騷動的時候，忽然傳來消息（11月1日），說愛爾蘭發生暴動，其勢甚猛，蔓延各地，到處屠殺，基督教和議會都受到眼前危險的威脅。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其領袖與人民，在各處起事，要求禮拜自由和政治自由，向王后乃至國王呼籲；並且將據他們自己說是他們所奉到的國王的委任令出示，並宣布他們將他們自己及國王從英格蘭的請教徒派手下解放出來的計劃，清教徒原是他們的共同的壓迫者。這個陰謀久已在全國醞釀，此次純然是由於偶然的機會泄露出來的，而且僅是在都柏林（10月22日）在爆發的前兩天晚上泄露出來的，所以幾乎沒有時間保護政府所在地，以免受到驚擾。變亂一起，就勢如破竹，到處都沒有遇到什麼障礙。在愛爾蘭的基督教徒，隨處都是在毫無準備情況下被亂黨攻擊，被逐出他們的住宅，被他們窮追，被他們殺害，受盡種種危險。凡是宗教的仇視與愛國的仇視所能發明出來的用以反對異端、外國人以及暴政當局的各種折磨方法，無不用盡。倫敦得到基督教徒的遭受的最可怕及最令人難受的消息，說殺了無數的人，受了不曾聽到前例的痛苦。實際上，這場災禍確是如此之大，即使按着各人的恐懼或意圖加以誇大，仍然不能算是不實，而不會令人難以置信。他們是一個半野蠻的民族，死抱着野蠻制度不放，那是壓迫者們造成的令人感到可恥的制度，壓迫者們還阻止半野蠻人擺脫這制度。現時壓迫者本身鬧分裂，半野蠻人自然是欣喜欲狂地乘機抓住解放的希望。他們急於要在一天之內報復幾十代所受的虐待和痛苦。他們在自豪的歡樂中所干的過火行為，使得他們的舊主人們恐怖萬分，張惶失措。英格蘭的當局們，此刻簡直無法抵抗。議會心目中只有對斯特拉福德與國王的仇恨，一心傾注在在英國確立民權自由的計劃上，卻忘記了議會還要在愛爾蘭保留專制虐政。在那裡，國庫空虛，戒嚴法已廢除，陸軍已經縮小成微不足道的一支隊伍，君權也被解除了武裝。那裡的政府甚至違反了國王的意圖，禁止遣散的愛爾蘭兵投效外國；因此這些愛爾蘭兵也就布滿全國，加添暴動者的力量。最後，儘管萊斯特伯爵已奉命繼任斯特拉福德的職位，這時候還沒有駐紮在愛爾蘭的總督；總督公務歸兩個法官辦理，他們既無才能又缺影響，僅僅因為他們都是熱心的長老派，所以才取得了這樣難辦的職位。

整個英格蘭都響起反對天主教士的一片叫喊聲，聲音中充滿了恐怖和仇恨。基督教徒人人自危。國王在蘇格蘭得到消息，就趕快告知議會兩院，宣布他在蘇格蘭人幫助之下，已經進行平亂，但是將來對此事的處理，完全交與議會辦理。查理與暴亂並無關係，費林·奧尼爾爵士拿出來示人的國王委任令原來是一份偽造的公文。但是眾人都知道，國王是憎惡清教徒的，他又不止一次地表示他信任天主教徒，最近三月他派人在愛爾蘭搞的許多陰謀詭計，目的就是企圖在必要時占據要塞及取得軍隊的助力，加上王后又曾答應過愛爾蘭人，因此他們認為大可利用國王的名義，而不必害怕國王會作什麼真誠的否認。一旦愛爾蘭造反，查理就希望這樣的危險會使議會更加就範一些。他並不幫助叛黨，又絲毫不想同叛黨聯絡。他與他的人民不同，他聽見愛爾蘭造反，既不發怒，又不害怕，也並不忙於要平亂。他把責任交與議會，那麼如果平亂出了差錯，就可以叫議會受國人的指責，同時又可以免得自己蒙受參預其事的嫌疑，這真是一舉兩得。他還可以擺脫他自己的責任，以免他的天主教民因為必將臨頭的嚴酷待遇而怪他。但是民意很激昂，用狡詐手段去對付是無濟於事的，他既乏真心誠意，就騙不過他們。下議員的領袖們手段更巧妙，所處的地位更好，只想利用群眾的高漲的情緒以為己利。他們的不安現在已經消失，因為英吉利人以為自己陷入的危境與他們相同。雖然愛爾蘭亂黨的宣言是很誇張的，他們的威嚇也很激烈，但下議員的領袖都立即接受了國王所給他們的平亂的權力，儘管他們並不甚注意於平亂。英國送往愛爾蘭的軍隊及軍餉都不充足，而且送得很慢，部署又不好。他們的所有演說都是對英格蘭而發的，他們所有的實際行動也全是針對英格蘭的，他們決定採用一個決定性的、出其不意的步驟，要干就干到底。

議會開會之後不久，就有一個委員會奉命撰寫了一篇大抗議書，指出全國所受的疾苦以及解救的途徑。但是改革已經進行得如此之快，以致他們對於來自民間的怨訴未予重視。大多數的疾苦，至少政治方面的疾苦已經消失了。委員會不復注意於他們的任務，看來無人再想到這個問題了。

現在委員會忽然奉命（在11月初）恢復工作，並趕快寫出一個報告。幾天之中，委員們就寫好一篇抗議書交與議會，當初的用意不過是揭露存在的以及急需要廢除的苛政，以及全國人民的一致願望。現在卻不然啦。要把以往的弊政及過去的疾苦，說得漆黑一片，並縷述國王的全部罪愆，拿來同議會的功德相比較，還要講議會所克服的困難和遇到的艱險，尤其是議會現在仍然面臨着的威脅，因此需要議會竭盡全力來對付。簡而言之，這篇抗議書就是向人民發出的一個呼籲，是特別針對着處於發狂狀態的長老會派說話的。愛爾蘭的叛亂已經重新點燃了火苗，這篇文章又加以煽動，要激發他們死心塌地地擁護議會，認識到只有下議院才能夠把他們從天主教士、主教們以及國王手中解救出來。

當初次宣讀抗議書的時候，有許多人嘁嘁喳喳表示反對。這樣的敵視行動既缺乏公共的基礎，又沒有任何直接的或明顯的目標，反而引起完全說不上是同宮廷友好的許多議員們的詫異與懷疑。他們抱怨說，抗議書用的語言太過於辛辣，又說對於已經解決了的疾苦還要表示憤怒，未免是多餘的，又說文章對國王太粗暴無禮，而且給奉異端的人們以很多希望。現在，究竟存在什麼隱蔽的陰謀，什麼人所不知的危險，才有必要採取這樣的暴烈辦法呢？倘若這篇抗議書只是對國王而發的，我們能夠希望有什麼用處呢？倘若是對人民而發的，那麼倡議的人又有什麼權利由議會向人民發出呼籲呢？黨魁們沒有作出答覆，由於不能把話全說出來。但是在私人談話中，他們很熱心地致力於多得贊成票，他們鄭重解釋說，他們不過是要威嚇一下宮廷，使其陰謀詭計難逞而已。他們還說，他們要的只是通過這個議案，他們並不打算公布它。這幾句話也不無效果，因為對事物的懷疑正在流行，只要提議人不說過激的話，而且言之成理，那麼即使是平日性格中和的人也會接受的。過了幾天（11月21日），議會開了幾個小時，正要散會的時候，黨魁提議要將抗議書立刻交付投票表決。他們計算過他們的人數，認為準定能夠通過。但是福爾克蘭勳爵、海德、科爾佩珀、帕爾默等人激烈反對這個動議，堅持改到次日投票，本院很願意地照辦了。克倫威爾對福爾克蘭說道：「你為什麼要改到明天？今天很快就可決定啦。」福爾克蘭勳爵說道：「時間不夠呀，因為這個議案必定要辯論一些時候！」克倫威爾答道：「很令人不快的辯論。」他說話帶着堅決自信的神色，不知是真的抑或是假裝的。翌日午後3時開會，等到天快黑的時候，好象還未開始辯論。現在不復是宮廷與國民對壘啦！這是頭一次有兩個黨派相爭，倘若兩黨都不代表全國，至少也是來自全國的。兩黨都挺身而出，都說是要支持公共利益與感情，兩黨都自稱擁有高尚的和獨立的市民作為追隨者。共同的希望將他們聯合成為一體，而方向相反的畏懼，卻分開了他們。每黨都很明智地預先洞察到一旦對方得勝的後果，卻都料錯了本黨得勝將會產生的結果。兩黨互仇互恨，鬥爭激烈，為前此所未有；由於他們還顧一點面子，又不敢按照內心的懷疑平直地揚聲互控，因此就更加相持不下，互不相讓。辯論進行了好幾個小時，身體孱弱的人，年高的人與無所謂的人們因為勞倦，都走了。國王的一個代理人國務大臣尼古拉斯，不等辯論完畢就先走了。本傑明·拉迪亞德爵士說道：「這將是一個腹內無食的陪審團的一次判決。」瀕臨夜半，他們終於投票啦。贊成通過抗議書的一百五十九票，反對的一百四十八票。於是漢普登立即站起來，提議立刻付印。很多人叫喊道：「我們早已曉得了，你們要抬高人民，攆走貴族。」海德說道：「本院不習慣於這樣地刊布其議決案，我以為刊布是不合法律的，且會產生有害的後果。若要通過這個議案，請允許我抗議。」帕爾默說道：「我抗議！」他的朋友們同聲附和道：「我抗議！我抗議！」這卻引起對方的驚駭和憤怒。貴族院習用抗議，可是在下議院是前所未聞的。皮姆站起來，證明抗議是非法而且是危險的。有人用咒罵打斷他的話。他不加理會，還是說下去，就有人以威嚇的話對答，於是全體議員都站起來。有幾個議員勢將拔劍出鞘，好象就要在議會裡開內戰似的。就是這樣過了兩個小時，有人又重新掀起騷動，以企圖通過決議。後來漢普頓溫和地但嚴肅地對這場丟臉的混亂表示惋惜，他建議議會暫時休會，下午再討論。他們果然散了。福爾克蘭勳爵出來的時候對克倫威爾說道：「這算是一場辯論麼？」克倫威爾說道：「我將來再相信你的話。」克倫威爾於是斬釘截鐵地對勳爵附耳低語道：「假使他們剛才否決了抗議書，明天我就要變賣我所有的財產，永遠不再見英格蘭的面。而且我曉得有好幾個忠實人，都作了同樣的決定。」下午的會議比較安靜些，保王黨放棄了勝利的希望，他們的對頭們認為自己瀕於失敗的邊緣，因此也無意再奮鬥下去。他們已經宣布要彈劾主張抗議的人；但是海德在下院裡有不肯拋棄他的朋友。帕爾默確實已被送到倫敦塔，但是他幾乎立刻又出來了。在相互解釋一番之後，這次鬥爭就默爾而息了。憑着三十二票的多數，就命人去印刷抗議書，但是命令的執行遇到了延擱，因為需要先送與國王一閱，他每日都在期待着。

他果然來了，自信而又態度傲岸，儘管他在蘇格蘭碰了釘子，儘管他對於議會的新的刻薄態度也是有所聞的。凡是他沿途所經的地方，特別是在約克，人民都歡聲雷動，興高采烈，表示親切和欣喜。在很多地方，他對蘇格蘭人的讓步，頗令人民歡喜。他們並不知道或不明白他的秘密手段，況且保王黨無論在鄉間或在議會，都聚在一起，表示他們的好感。在倫敦市也是這樣，國王的朋友們選出了新市長理查德·古爾尼。他是一個活動而勇敢的人，他忠於國王，準備了一個很漂亮的盛會以歡迎他的主人。有一群市民騎馬持械，在許多商行的旗幟導引下前進，迎接國王。人們在歡呼聲中擁着國王到了白廳。國王盛設華筵款待他們，答謝他們的厚意，以爵士勛位賜封給市長和幾個市參議員們。他到達的次日，為了向眾議員們表示他認為自己地位已經鞏固，國王就撤退了衛兵，那些衛兵是在國王出國時埃塞克斯伯爵專為下議員們的安全而命令設置的（11月26日）。

時局現在改觀了，從前是舉國一致的熱心，現在則繼之以黨爭；從前是改革，現在則繼之以革命。領袖們看出這一點，因此他們的行動忽然表現出新的特點。這一年12月1日，向國王呈遞了抗議書。宣讀抗議書的時候，國王很耐心地聽了，隨後他對委員會說道：「議會想刊印這篇宣言書麼？」他們答道：「我們無法回答。」國王說道：「既是這樣，我假定你們不期望我會對於這樣長的一篇呈文立刻予以答覆。事關重大，我將以和這件事的重要性相稱的速度儘快作出答覆。」下議員的領袖們都不在乎這一點。他們毫不拖延地立即提出幾個計劃，內容是抗議書所未曾提出過的。前此，他們已經要求解除民間疾苦，所援引的是古老的法律，現在他們所宣布的是一些新原則，不客氣地要求革新。他們正在討論一項議案，要求徵兵出擊愛爾蘭，在議案的前言裡，他們加進了下列幾句話，「除了外兵入侵的時期以外，在任何情況下，國王都無權強迫自由的人民當兵，因為這是與人民的自由權利不相容的。」他們又提出另一議案：將來遇有組織民團和選派其軍官等事，必須先得到議會的同意及許可方能進行（12月7日）。在國王回來之前數天，有一項不許教會教士做官的議案，曾經利用長老會派的勢力，再度提出，要求通過。但是上議院擱置不理。下議員們因此很是憤怒，說道：「我們下議院原是整個王國的代表，他們貴族不過是特別的個人，他們是以一種特別資格參加議會的。他們若是不高興同意通過為保障國家生存和安全所必需的這幾項議案以及其他議案，本院將同較為明了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的貴族們聯合起來，將議案呈與國王。」聲望很高的幾個貴族如諾森伯蘭、埃塞克斯與沃里克諸伯爵，竟對這種語氣不聞不問。在會外，這個政黨以同樣的熱心團結在他們的黨魁周圍，居然刊出了抗議書（9月14日）。倫敦市宣布，這次如此空前隆重地接待國王，決不意味倫敦市民對於他們的真朋友們的好感有任何改變，並表示，他們願與議會共存，死生不渝。藝徒們也遞了一張呈子，把貿易及工商業所受的損失，說得很是可悲，他們將這些都歸咎於天主教士、主教們以及行為極壞的地方議員們。在各郡成立了許多聯合會，專為保衛人民的權利與宗教信仰。國人從四面八方迅速前來，協助下議員們。不時有不祥的消息傳來，證明國人對下議院的親密關切；有一次謠傳皮姆的生命遭受威脅；有一次說愛爾蘭叛黨準備入侵；一次神秘的訪問，街上一句流言，都足夠叫民黨抓住，用來作為一個計劃的根據，以號召同黨們宣誓重申聯合意志。下議員們每天在要求恢復他們的衛隊，群眾每天也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大廳的四面，做下議員們的衛兵，不停地發出喊聲，宣稱共同的危險即將來臨。

面對這種依靠吵吵鬧鬧的情緒所維持的大膽的要求，查理這方面也召聚他所有的黨徒，他們都是享受專制權力好處的臣僕們、國王的忠誠保衛者（他們不問國王的事業是什麼，都照樣忠誠保衛）。此外他還吸引許多市民，他們直到最近還是反對專制的，但是由於害怕新事物，又害怕過火行為，這些人又回來躲在國王寶座腳下。這些市民（也只有這些市民）在下議院形成了日益得勢的保王黨。這一派人以福爾克蘭勳爵、海德以及約翰·科爾佩珀爵士為其領袖，查理決計要他們親附他自己。查理在未赴蘇格蘭之先，曾同海德秘密會談過幾次，由於海德的相當聰明的建議，又由於他反對一切新事物，特別是由於他對教會的忠誠，所以他得到查理的信任。國王卻並不同樣地喜歡福爾克蘭勳爵，因為他藐視宮廷，不太愛戴國王，他又不曾親近過國王。福爾克蘭反對維新人士，這是因為維新使執法過於不公，而並不是因為君權受到威脅。查理害怕他，覺得在他面前很拘束，但是又不能不敷衍他。海德是他的最親密朋友，擔任了談判的任務。福爾克蘭最初沒有同意；他具有不肯苟且的品格，因此他不願支持革命，但是他的原則性，他的理想，以及他的多少有些浪漫的想象力，常常逼他靠攏民權自由的朋友們。他將他對宮廷的反感歸因於他不能服務宮廷，且歸因於他決心永遠不願做假，不沾貪污，不用坐探。他說：「這些都是有用的方法，也許是不能不用的方法，但我卻絕不肯以此玷污我的雙手。」查理覺得有必要俯求於一個臣民，因此暗自驚訝，又感到難堪，但是別無他法，只好堅持下去。海德對福爾克蘭強調說，這樣拒絕幫忙，必會對國王有很大損害。福爾克蘭只得勉為其難，但是在受任以前就已覺得灰心，因為他這樣為忠君而犧牲自己，既不是由於有什麼特別感情，亦不是由於對前途懷什麼希望。國王派他當了國務大臣。科爾佩珀雖然影響很差，卻以富有膽量和在辯論中足智多謀聞名而做了管庫大臣。惟有海德一人，與國王的願望相違反，力拒擔任任何職位，這並不是因為他害怕，而是因為為人審慎，又因他抱了一種見解，認為如果他保持他的外表上的獨立地位，將可以更好地幫助國王。這三個朋友負起在下議院中為國王辦事之責。查理也應允了若不先同他們三人商量，就不嘗試做什麼事。

與此同時，還有其他臣僕，其用處雖不及那三個人，但比他們更熱心，急速地從國內四面八方前來保衛國王的名譽和他的生命。他們說，國王的名譽和生命，都在議會威脅之中。儘管封建制度日趨腐朽，但這種制度所孕育的感情，仍然能夠使許多鄉紳們振奮。他們在鄉間的住宅里無所事事，又不習慣於思考或辯論，可是他們從心坎里看不起那班喜歡喋喋不休、吹毛求疵的市民，這些市民的陰暗的信條是：禁止飲酒、打獵等等古老英格蘭的娛樂，他們居然擅敢約束國王，而他們的祖先們連伺候國王的體面差使還夠不上呢。鄉紳們追懷他們自己的獨立地位，從而感到驕傲，因此就滿不在乎民權自由的新需要了。他們與人民一樣也發過怨言，反對過宮廷與暴政；但在他們看到國王已經作了許多讓步之後，他們的缺乏遠見和忠君之心使他們對於維新人士的目中無人和寸步不讓的態度，感到憤憤不平。他們手持軍械來到倫敦，高視闊步地在大街上整隊遊行，炫耀自己，且在酒店和公共場所大聲發表他們的意見，還常常走到白廳，表示他們願為國王效力，且求國王量才施恩。這時候還有其他的人來同他們聯合，這種人並不真是那麼一片忠誠，可是盲目瞎闖卻有甚於他們，這些人是：被遣散的一文不名的軍官，無所事事的人，其中多半是投機分子和冒險家，誰肯多花錢，他們就幫誰。他們在大陸上打過仗，放蕩，貪婪，膽大如天。他們很討厭議會，因為議會奪去了他們的行業，他們又反對人民，因為人民憎厭他們的作風。他們準備為無論什麼主人及無論什麼事業出力，只要有人肯用他們。此外還有青年律師，法律學生，宮廷豢養的人們，或急於要分享宮廷樂趣的人。有人以為與宮廷一鼻孔出氣就可以證明他們的出身高貴和好尚文雅。這種種人，加入了終日擠滿白廳的不安分的冒昧行事的人的行列。他們咒罵下議員，且侮辱擁護下議員的人，說了許多自誇自贊和挖苦他人的話，他們急於要替國王出力，或找尋機會以證明他們的忠君，從而獵取富貴。

民黨也一樣地急於要給予他們這個機會。民黨的聚會日益增多，而且越加慷慨激昂。成群的學徒、工匠、婦女每日清晨從倫敦市往威斯敏斯特去，在經過白廳的時候就喊道：「不要主教，不要天主教士的貴族！」他們喊得加倍出力。他們有時站住，行列中的一個人爬上柱子，對着群眾宣讀下議院的「心懷不滿的代表們」的姓名，或上議院的「奸詐惡劣、腐敗透頂的貴族們」的姓名。甚至膽大到公然要求撤去看守宮門的衛士，以便平民無論什麼時候高興的話都可以見國王。此後不久，就發生了激烈的衝突，於是用起兩個名稱分別稱呼兩黨，即保王黨與圓顱黨。市民起初反對圓顱黨的名稱，視之為侮辱，後來竟以這個稱呼為榮。保王黨在威斯敏斯特大廳周圍找尋他們的仇人，侮辱他們，同時保護離開上議院時受人威脅的保王黨們。人民的忿怒特別指向上議院，因為排斥主教們不許他們當貴族院議員的議案還擱置在上議院裡，不肯交付討論。約克大主教威廉斯徒步前往上議院途中，試圖捉拿一個尾隨在他後面侮辱他的青年，群眾就向大主教衝來，他的朋友們費了很大的事方才把他救出來。兩黨輪流地捕人和釋放被捕的人，這樣一來，自然就發生流血。保王黨誇海口說打散了許多對手，以此挖苦對手。翌日，他們的對頭圓顱黨又來回敬，這次他們有了更多的經驗了，手裡也有更好的軍械了。有一天晚上，上議院正在開會，外面鬧得太兇了，赫特福德侯爵走到主教們的席位前，勸他們不要走出議會。他說道：「因為那些人發誓要等你們出去，用火把照着每一輛馬車搜尋你們，使你們逃脫不了。」主教們問道：「我們必須在這裡過夜嗎！」有幾個主張排斥主教的議員們微笑地說道：

「很可能要在這裡過夜！」不過主教們還是離開議院了，有的坐在群眾所愛戴的貴族們的馬車裡，有的主教則從後門小道溜走。現在，即使是主教的朋友們之中，也有人開始想，主教們冒出席議院的風險，是犯不着的。上院曾經兩次請求下院幫忙鎮壓（12月20日至30日）。但下議員們悶聲不響，或者反以保王黨本身擾亂治安為答覆。領袖們說道：「現時正是用得着我們所有的朋友的時候，我們不能叫他們灰心。」「上帝不許下議院用任何方法使人們灰心，阻撓人們用這樣的方法來求得他們應該享受的權利！」貴族們只好找地方官，請他們用法律來反對鬧事的人們；地方官們奉了印有大璽的命令，才吩咐警察們派兵環繞威斯敏斯特大廳，以驅散亂民。下議員們卻把警察拘來聽審，認為那道有印信的命令是濫用權利，並送一個地方官入倫敦塔監禁。同時，下議院投票議決，國王既然屢次拒絕不肯派衛兵保護議院，只好由每個議員各帶一個僕從來，派他把守議院大門，隨他用什麼武器裝備都行。

這樣的鬧事，這樣無休無止的吵嚷，這樣不斷發生的無法管束的擾亂秩序，使國王又生氣又害怕；即使在他生平最恐慌的時候，也未曾有過這樣的擾亂情景進入他的想象中，堂堂的人君，竟要忍受這樣的大不敬，令他驚詫，也令他憤怒。現在他不僅僅是為了他的權力害怕了，而是為了他本人的安全，至少是為他的身體和生命的尊嚴而害怕了。王后比他更加心慌意亂，常常抓住他不放，訴說她的恐怖。做人君主的傲氣與做丈夫的柔情蜜意，使得他想到，他所愛的人以及與他分享寶位的人，竟然面臨危險與侮辱，他實在受不了。他四面看看，要找可以抗拒群眾的柱石，要想方設法阻止或懲辦他們的過火行為，他就決計免了倫敦塔總管威兼·巴爾福爵士之職，因為他是最矢忠於下議院的，國王要另派一個靠得住而有膽量的人繼任。查理變賣了王后的珠寶，得了三千鎊，賞給被免職的巴爾福爵士，來平他的氣。後任就是托馬斯·倫斯福德爵士（12月20日以前的事），他是在白廳聚會的保王黨的最大膽領袖之一。這時，國王對下議院聲色俱厲，現在輪到他竭力用威嚇手段啦。海德寫好一篇堅決和有才華的文章，作為對下議院抗議書的答覆。查理採用了這篇文章，並以自己的名義刊布它。徵兵議案尚在議會討論中，在此案尚未送與國王閱看之先，他親到議會宣布說，前言裡有一段話取消了他下令徵兵的權力，因此必須先刪去這一段話他才肯予接受（12月14日）。愛爾蘭事務沒有進展，他就要求平民代表堅決辦好這件事。只要下議院肯給軍餉，他就願意召集一萬人的義勇隊（12月29日）。主教們也許得到君主的允許，聚會商討他們的處境和地位。有人在上議院門外準備對他們行兇，他們就決定不來，並在一篇抗議書上發表他們所以不出席的原因，聲明無論什麼議案，若未曾經過議會全體合法的及必要的議員們的同意，一律無效。這篇抗議是突然之間由十二個主教起草並簽字的，立刻送與國王。國王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這個抗議使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這個文件為藉口，宣告他所無法壓制的關係重大的議會法案為無效。他並不向他的新的顧問們提到這件事，與其說他尊重這些人的影響，不如說他更害怕聽他們的忠告。他立刻吩咐掌璽大臣當天將這公文送給上議院，國王因為這篇東西而洋洋得意起來（12月30日）。

貴族們見了大為驚愕。他們不能想象十二個主教（他們自身能否當議員的資格問題都尚在討論中）居然敢於規定議會本身的命運，妄圖以他們的缺席來否定議會。上院趕快把主教們的抗議交與下院。下議員們收到這件東西後，外表表示憤怒，而內心卻是正中下懷，分外高興。那是敵人的過錯所引起的高興。下院於是立刻提議彈劾主教們共謀反對國家的根本大法以及議會的存在。此事立刻提出並通過了，主教們的朋友被他們的孟浪從事激怒了，也許也是樂於找到藉口以便可以坦然無愧地拋棄一個已經破產的事業吧，所以也就不聲不響。只有一個人起來替主教們說話，說他們簡直是瘋了，因此不必送他們到法官面前，只須送他們到瘋人院。上議院批准了彈劾案，把主教們送入倫敦塔監禁。下議院的領袖們急於充分利用這個好機會，於是發動大規模的攻擊。國王對於徵兵議案曾經表示不滿，議員們就說，這是破壞議員們的權利，這個權利就是，國王不得關注正在討論中的任何措施。他們現在堅持要保護他們的權利。這是在這樣驚濤駭浪之中的唯一的安全的寄碇所在。他們抗議國王派托馬斯·倫斯福德爵士管理倫敦塔，因為此人聲名狼藉，一無財產，二無宗教，又無道德，只以暴虐反對人民而聞名，且幹得出極端殘酷的事。他們還說，倫敦市面，一得到這個消息，無不恐怖萬分，商人與外國人也不復將他們的現金現銀寄藏在倫敦塔里。他們要求另派管理人員。迪格比勳爵現在成了國王最親信的人，他曾因說過議會是不自由的而受到譴責。最後，還有種傳聞，說王后不久也可能要被彈劾犯有叛國罪。

國王好象有打算讓步的模樣，他並沒有採取援救主教們的行動；他免去倫斯福德管理倫敦塔之職，改派約翰·拜倫爵士充任。拜倫是個嚴肅而穩重的人，很受人們的敬重。國王不再提到鬧事，對最近的辯論也不發牢騷了，可是仍然有秘密消息和含混的耳語使下議院的議員們不安。王后緘默不語，好象有什麼希望提起了她的精神。迪格比勳爵一向以膽大妄為出名，常常晉見王后，好象與王后和國王越發親密了。在白廳聚集的保王黨人數倍增了。下議員們到了12月31日，再一次地請求派警衛隊給他們，但並未明說他們害怕什麼。國王對於這個請求不予答覆，下院若有請求，應該使用書面申請。這麼一來，眾議員們就命人送軍械到下議院裡，好象目前就有危險似的。過了三天，國王的答覆來了，是拒絕所請。答覆的結尾說道：「君王言必以信，我今鄭重對你們宣諭，我擔保你們人人安全，不受暴力騷擾，如同我保護自己一樣，與保護我的兒女一樣。」但是下議院更加恐怖逾常，命令市長、執行官們以及市議會，調齊倫敦的民團待命，並派有力的衛兵把守本市各要點。

就在那一天（1642年1月3日）檢察長愛德華·赫伯特爵士以國王的名義進入上議院，控告金布爾頓勳爵及下議員漢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羅德以及哈斯勒里格等五人以叛逆罪。罪名之一，他們陰謀推翻本國的根本大法，企圖剝奪國王的法定權威。之二，他們散播醜惡的謠言，使人民與國王離心離德。之三，他們興兵抗拒國王。之四，他們勾結外兵即蘇格蘭人入侵。之五，他們取消兩院的權利，並根本否定其存在。之六，他們聚眾滋事激起民變，以反對國王與議會，意在用暴力手段使他們的罪惡計劃得逞。之七，告他們招兵置械，與國王宣戰。愛德華·赫伯特爵士同時要求上議院派一個委員會調查所告各款，並請看管所告五人。

貴族們聽了，如同晴天霹靂，從來沒有人預見事情會這樣發展，也沒有人敢第一個發言。金布爾頓勳爵起來說道：「我準備服從本院任何命令，但因彈劾我是公開的，我只要求審判我也是公開的。」他坐下來以後，眾人還是不發一言。迪格比勳爵坐在他身旁，附耳對他說道：「他們給國王出的什麼壞主意呀！我去打聽打聽看，誰獻的計，我就叫誰倒霉！」於是他就馬上走出議院，好象去打聽他所說的消息。可是據說慫恿國王做這件事的人，恰恰就是他，而不是別人。況且他還擔保，他將要求立刻拘捕金布爾頓勳爵，只要檢察官一控告，他就動手。

當下貴族院就派人送信向下議院報告情況，說他們剛剛聽說國王的人已經前往那五個議員的住宅，正在將房內無論什麼東西全用蓋過印信的封條封上。下議院當即投票議決，認為這種行動是侵害被控議員所應享的權利，於是命令警察盡職抗拒，並拘捕國王的官吏們作為犯人，解來議會聽審。又打發約翰·霍瑟姆爵士赴貴族院要求立刻會商，他還奉命宣布，倘若貴族院不肯同下議員們一道向國王要求派衛兵，下議員們就要退往更安全的地方。當下議員們正在等待貴族院的答覆的時候，有一個糾察官走來說道：「我以我主人國王的名義，來請議長把五個議員交給我看管，我奉國王之命前來拘捕這五個犯叛逆罪的議員。」他就念出五個人的姓名來，五個人全在議院裡，但並無一人離座。議長命這個糾察官退出。議院既不喧嚷，又無人反對，於是指定一個委員會，在議會仍在開會時前去告訴國王，說這樣重要的信息需要考慮成熟後，方能答覆。委員會裡頭就有國王的兩個大臣，福爾克蘭勳爵和約翰·科爾佩珀爵士。他們對於這個計劃是一無所知。於是下院同上院共同會議，不到一個鐘頭的功夫，就聯合議決，下令撤去貼在五個議員們的文件上的封條，同時還要求派來衛隊。求派衛隊的呈文，是由里奇蒙公爵送與國王的。他是國王的一個最忠誠的寵臣。國王答覆道：「我明天作出答覆。」下議員們暫停會議，定於明天一時復會，吩咐被告們照常來威斯敏斯特出席。

1月4日1時，下院照預定時間開會。現在他們加倍地不安，加倍地憤怒。人人心裡都被一種新鮮的、無名的但是認為肯定要到來的危險的預感所激動。保王黨們坐在那裡面帶戚容，一言不發。在他們對手之中，則傳播着千百種的謠言，有起始於前夜的，亦有起始於昨晚與今早的：傳說保王黨已經開過會，說國王傳話，要他們準備好，並說有兩桶火藥及武器已經從倫敦塔送往白廳。眾人都擠在那五個議員的周圍，有作種種猜測的，有報消息的，亦有提建議的。實際上他們自己了解到的情況比報告消息的人多得多；法蘭西公使早已同他們通了秘密消息；有人說，皮姆的情婦卡萊爾伯爵夫人，早已告訴他們正在準備政變的消息；但他們卻對此一字不提。忽然有一個軍官走進下院，他是蘭格里什上尉，新近從法蘭西服役回來，他同幾個被免職的軍官有關係，因此有機會知曉所有進行中的事態。他宣告國王即將來到，他說他看到國王已從白廳出發，由三、四百人，其中有衛士、保王黨、學生等簇擁着，都執有軍器，親自來拘捕被告的五個議員來啦。下院立時沸騰起來，但是他們需要立刻決定辦法，因此很快就平靜下來了。下院力勸五個議員躲避，其時已有幾個找出劍來，準備抵抗。皮姆、漢普登、霍利斯、哈斯勒里格四人立刻走了。斯特羅德不肯走，人們就求他走，逼他走。國王已經進入庭院；最後斯特羅德的朋友沃爾特·厄爾爵士用力把他推了出去。其餘的議員全都各就各位。國王穿過成斯敏斯特大廳，在兩排的隨從中走過，但是只有他的衛隊隨同他登樓，到了議會門口，他就不許他們再進一步，違者殺無赦。他免冠走進議會，陪他的只有他的一個侄幾，特殊伯爵。全體議員免冠起立，國王走過的時候，看看皮姆平日所坐的地方，沒有見到皮姆在座，就走向議長說道：「議長先生，我請你讓我，我要借你的位子坐一會兒。」他坐下了，四圍看看，說道：「諸位議員先生，我這次到你們這裡來，我的心裡是很感歉意。昨天我因為一件要事，打發糾察官來，拘捕被指控為叛國的一些人，我指望的是你們服從，而不是得到你們的一個消息。我今天必須對你們聲明，英格蘭自有國王以來，決無一個人比我更關心你們的權利，更願盡其權力所及以維護這樣的權利。但是你們要曉得，一個人一旦犯了叛國罪，就無權利可言，所以我親自到此。我想得知被控告的議員們中有誰仍在這裡？諸位議員先生，我必須告訴你們，只要我所控告的人是在這裡（所告的不是小過，而是大逆不道的重罪），我就不能說議會是如我所衷心期望的那樣正確，所以我到來告訴你們，我在無論什麼地方找到他們，我必定要拘捕他們。議長先生，他們在哪裡？」議長雙膝跪下答道：「陛下聽言，我在這兒是議院的僕人，我除了聽從議員的指揮之外，我自己是無眼看事，無口說話的。我很卑下地求陛下赦宥，陛下無論怎樣問我，我只能這樣答覆。」國王說道：「也罷，既然我看見所有的鳥都飛了，等他們回到這裡的時候，我望你們把他們送交給我。一個國王說話是算數的。你們應該深信我從來不想使用武力，我將使用一種合乎法律和公平的辦法，進行對他們的控告，因為我一向不想用別的辦法。現在因為我無法辦理我來此要辦的事，我就不再煩你們啦，但是我要告訴你們，他們一到這裡，我望你們將他們送到我那裡，不然的話，我只得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找到他們了。」他說完就離座，他的帽子還在手中。議員們仍然動也不動。但當國王退出的時候，從議場的幾個部分都有人喊道：「權利！權利！」國王一走，下議院什麼工作也不進行，什麼事情也不宣布，就休會一直到第二大。議員們全走了，他們急於要了解國王的計劃已經進行到什麼程度，以及輿論認為如何？他們看見在外面，在台階上、在大堂里、在大門口，在伺候他們的僕人中，在聚集的群眾中，有一種情緒，其氣氛之強烈，一點不亞於他們自己的情緒。當日有可靠的人說道，這個時候大家別的什麼都不談，談的只是保王黨的侮辱。有一個保王黨，名叫海德上尉，從衣袋裡掏出一把手槍，開玩笑他說：「槍里沒有裝彈藥。」但是試打開一看，裡面裝滿彈藥，他說，他共有五發彈藥。他咒罵議會，罵議員是豎耳朵，割耳朵的惡棍，他還說要殺死議員，盡他的能力能殺死多少就殺死多少。五個議員退居市內，市民們執械以待，市長嘗試平息他們也無效。人民自動地組成了強大的巡防隊，以保衛公共安全。整個上半夜，都有成群的藝徒們巡行在大街上，挨戶叫喊，說保王黨快來放火燒市區了，還有人加上一句，說國王親自率領他們來了。

白廳也是一樣地亂鬨鬨。國王與王后切望這次政變能會成功，他們心裡早就對它寄予最大的希望了。在他們同寵信們私下談話中，念念不忘的就是這個策劃。這天早上，查理先吻他的王后才出宮，答應她他將於一小時之內回來。他說，他終於做了他的王國的主人翁了。王后拿表在手，一分鐘一分鐘地數，直到他回宮。可是現在全盤失敗了。雖然國王仍然堅持實現他們這個策劃，卻不指望有什麼效果，亦不曉得怎樣才能辦成這件事了。他的最聰明的朋友們福爾克蘭、海德和科爾佩珀都怒氣沖沖，愁腸滿腹，遠遠避開，也不獻什麼計策了。於是國王下令關閉城門，不許市民窩藏被告。但是宮裡的人們沒有一個相信這樣的命令能有什麼效果。那五個議員所住的地方，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沒有人肯去捉拿他們。只有迪格比勳爵自告奮勇，為了洗刷在彈劾五個議員時，他在貴族院所提的有欠審慎的意見，以及他的退縮不前，藉此將功補過。他在國王前面自告奮勇，願同倫斯福德以及幾個保王黨一起，前往躲藏地方拘捕五個議員，無論是死是活，都拘來見國王。查理現在拒絕了這個貴族的建議，也許是因為他還剩下幾分尊重法律的心，不然就是因為他本來就是搖擺於大膽與怯懦之間，他決定明天親臨倫敦市，鄭重地命令市政廳（公會）交出那五個議員。他料想他御駕親臨，加上說幾句好聽的話，就能夠平息他們的怒氣，可是沒料想到他對這股怒氣的估計是大錯特錯了。

國王於是在1月5日10時左右離開白廳，不帶衛兵，表示他完全深信民情的愛戴。群眾聚集在他所過的路上，冷淡無言，有時不過有幾個人揚聲勸告他與議會同心同德。有幾處地方卻有人說了恐嚇的話，「議會的權利！」「議會的權利！」的呼聲在他的四周迴蕩。有一個人名叫沃克，將一本小冊子摔進他的馬車，書名叫《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這是耶路撒冷十個部落向羅波安王造反的口號。查理到了市政廳，要求交出五個議員。他語氣和平，態度和善，並堅決表示他崇奉新教，又說他的許多讓步全是出於至誠，他允諾遵照法律辦事。當下沒有人說恭維的話答覆他。市政會同人民一樣，也是嚴肅而面帶愁容。國王對一個執行官說話（據說是一個熱心的長老會派），說他要同他進餐，這個官員鞠躬。等到市政會全體人員站起來散會的時候，他很隆重而恭敬地歡迎國王到他家裡吃了飯。查理返回白廳的時候，群眾的反應還是同他出宮時一樣。在他再進宮的時候，他懷着一肚皮的氣，悶悶不樂。

1月5日下議員們開會，他們投票議決，說在他們權利受到這樣巨大打擊之後，必須得到補償。又說必須等到有可靠的衛兵來保護他們，才可免再受這樣的危險，否則，他們坐在這裡開會，是不會感到自由的。因此，暫時休會六天。他們雖然暫停會議，卻沒有停止行動。有一個被賦予大權的委員會，在倫敦市成立，調查議員們新近所受的侮辱，與王國的一般情況，尤其是愛爾蘭的情形。調查工作應與議會的可靠朋友即市民們協同進行。這個委員會很隆重地在市政廳開始辦公（1月6日），由一隊有力的衛兵保護着，市政委員會派一個代表團同他們晤見，並把本市的全部兵力以及所有為本市服務的機關交與他們，提供他們調度使用。這個委員會議事同下議院一樣繁忙，凡是議員都有出席的權利。五個議員所在的地方離此不遠，因此這個委員會無論做什麼事，都要聽他們的建議，都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甚至親自到過委員會好幾次。當他們走過的時候，市民們大聲向他們歡呼，以他們住在自己身旁，以能為他們的代表們擔任保護人而感到自豪。正當下議員們得到勝利的時候，下議員的領袖們卻用巧妙手段，用保持他們的畏懼心理來增高他們的熱情。議員們與倫敦市民之間的聯繫愈來愈親密，而且彼此互相壯膽。委員會終於以自己的獨立權力（據說，好象已經將委員會當作議會一模一樣）公布一個宣言，詳敘其調查所得的結果。市政會於是遞一呈文與國王，內容是抱怨國王任用惡劣的樞密顧問官、保王黨、天主教士以及倫敦塔的新總管。呈文也為五個議員的主張大事宣揚，加以崇高評價，此外還要求所有的改革，那是議員們過去只是稍稍提到一下的（1642年1月7日事）。

國王孤立了，獨自一人深閉在白廳里，他的比較誠實的黨徒們也不再承認他啦。甚至保王黨現在也感到威脅，有一些已作鳥獸散，或則就是默不作聲。國王試圖寫一封回信，答覆市政會的請願書，再次下令拘捕那五個議員

（1月8日）。可惜這個答覆竟毫無影響，他的命令也毫無結果。兩天之後，他知道議會又要開會了，民團、市民、連泰晤士河上的船夫，都親自護送那五個議員回威斯敏斯特，氣派就如同凱旋一般。國王向來以為有把握得到船夫們的愛戴的，現在卻很氣憤地說道：「怎麼？連水老鼠們也棄我於不顧了麼？」等到船夫們知道他說過這句話以後，就認為是奇恥大辱，宣稱此仇必報。查理被人們拋棄，受了屈辱，無人理睬他。他每天必聽到普遍攻擊他的呼聲，卻沒有一個人肯替他說一言半語反對他的仇敵，想到這點他就生氣。一想到他的仇人們在他的王宮前凱旋般地走過，他就更加受不了。王后一會兒怒不可遏，一會兒又害怕得發抖，她力勸他離開倫敦。保王黨與他所派的分赴各地的使者，都答應他說到處都有勢力，到處都可以保他平安。保王黨在倫敦失敗，卻誇口說他們在各郡都很有勢力，他們說國王一離開議會，就能夠自由啦。說議會如無國王，那麼能做些什麼呢？於是作出決定，一致同意國王先退到漢普頓行宮，隨後若是必要，再退遠些。他們又打發人將秘密命令送到各處地方官，認為他們好象是靠得住的。紐卡斯爾伯爵出發赴北方，因為他在那裡很有勢力。1月10日，在下議員們復會之先一日，查理就離開了倫敦與白廳，同行的只有他的王后與他的兒女們，以及幾個僕從，他從此註定與倫敦永別，一直等到後來上行刑台時再度回來。

國王出走以後，次日約下午2時，泰晤士河上有許多武裝了的船隻護送那五個議員回到威斯敏斯特，跟隨在後面的有許多小艇，懸掛旗幟，裝滿市民。倫敦的民團在河的兩岸上走着，長矛的尖子上插着議會的最後宣言。有一個軍官是在瑞典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軍中造就成材的，名叫斯基龐上尉，早一天奉命統率民團。他是一個粗野不識字的人，卻很有膽量，律己謹嚴，甚為市民們所喜歡。有無數的人跟隨這一隊人走，當他們經過白廳的時候，他們立住了腳，大聲叫喊道：「國王同他的保王黨哪裡去了？他們現在怎麼樣啦？」等到他們到了威斯敏斯特大廳的時候，那五個議員當即頌揚倫敦市熱心國事，執行官們被介紹入議院，領受議長的感謝。等到他們走了的時候，又有另外一群人走上來，這是四千名騎士、鄉紳、地主等，騎了馬，從白金漢郡（這是漢普頓的故鄉）來遞呈子，指控信奉天主教的貴族們，惡劣的顧問們，並表揚他們的可尊敬的代表。他們還有第二張呈子給上議院，第三張遞與國王。在他們各人的帽上都有一張印好的誓詞，誓詞是：無論誰是議會的仇敵，他們誓與議會同生死，共存亡。四面八方都湧現出歡欣鼓舞，自豪自信的熱心，它容許並號召人民的領袖們作最大膽的決定。下議員們就在人民號召下作出經過斟酌的讓步，如同領港的舵手，讓步於狂暴的順風一般。在幾個小時之內，他們已經投票表決，若無議會的允許，不得用無論什麼藉口拘捕議員。又議決了一個議案，遇有必要時，上下兩院都有權力可以暫時休會，改往別的地方開會。他們又遞呈文與國王，請他免去約翰·拜倫管理倫敦塔之職，他們命斯基龐派衛兵圍住倫敦塔，嚴密防守各處進口，以待國王答覆。於是又發信與朴斯茅斯的地方長官戈林，告訴他若不曾奉議會授權命令，不許在本鎮接待軍隊或接受軍火。又命令約翰·霍瑟姆爵士（他是約克郡的一個有錢有勢的鄉紳）立刻領兵前去防守赫爾，這是一個要害之地，是英格蘭北部的重鎮，況且這裡有幾處大軍械庫。到了第三日（1月13日）議院投票議決，已受威脅的王國應該立即宣布進入防衛狀態。貴族們不肯批准這樣的宣言。但是這無關緊要：下議院通過了這個議案，把他們的意願告訴人民，因此就達到了目的。

下議院預料有戰事，料得不錯。國王現在一心只想準備打仗，他在倫敦既無權力又受人侮辱。但是他一離開倫敦就只有他的黨徒在他的四周，他就不會再時時刻刻地收到他自己懦弱的證據，他就可以全心沉醉這樣的希望之中：用軍隊來征服他未作任何鬥爭163自己就先逃掉的仇敵。保王黨又自高自大起來啦，他們象是已經宣過戰似的，急於要打第一仗。國王走後第一天，議會就知道倫斯福德帶領二百名保王黨徒正向金斯頓前進，這裡離倫敦十二英里，是薩里郡的軍械庫所在，他們好象要奪取這個地方作為據點的樣子。議會又得悉，迪格比勳爵奉國王之命前來歡迎這支隊伍，感謝他們的熱忱，並同他們會商一個攻敵的計策。議會立時採取措施，因此對方的這些企圖都歸失敗。迪格比勳爵受到很有力的譴責，只好出洋逃避。查理仍嫌漢普頓行宮距倫敦太近，就於1642年1月12日前往溫澤，倫斯福德及他的保王黨徒跟隨國王，他們在這裡秘密商定，由王后攜帶王室的珍寶，前往荷蘭，購買軍械和彈藥，以求取大陸的國王們的援助，用的藉口是送瑪麗公主給奧林奇王子。他在六個月前同公主結了婚，其時她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女孩子。國王這方面仍然繼續同議會談判條件，打算慢慢退到北方（北方的徒黨最多），定居於約克，就在那裡等待機會和行動方式的成熟。如此，諸事俱已議妥之後，王后極其秘密地準備出發，國王則請議會起草一篇包羅議會全部不滿事項的陳訴書，一次呈遞給他，他答應一天也不耽擱地立刻秉公解決一切，以便這樣地結束君民之間的爭議（1月20日）。

貴族院得了這個消息，很是高興，院中有許多國王的朋友。其他許多貴族之中有感到驚惶的，也有疲於奔命的，都願結束這次鬥爭，以後就可以不必為將來而焦慮了。但是下議員們料事較為明澈，又較為堅決，他們不相信國王會答應他們的全部要求，即使他答應了，他們也不相信他說話會算數。在他們看來，他的提議不過是一種戰略，想一舉解決他們，以便把他們解散之後，他可以重攬大權，獨斷獨行。下議員們對於貴族們如此急於感謝王恩浩蕩，不敢苟同。若要他們贊成的話，那麼先要國王讓出倫敦塔、國王的各處堡壘以及民團的指揮權，交與議會所信得過的人掌握。貴族們不接受這條修正案，但卻有三十二個貴族反對這個拒絕。在這些少數人的支持下，下議員們就用他們自己的名義將請求上呈國王。國王在答覆（1月28日）中拒絕交出倫敦塔及各處堡壘的管理權，至於民團，卻含糊其詞地用躲閃的說法表示反對交出。國王的唯一的用意，顯然是不再讓步，同時延宕時間。下議院卻不願再耽誤時機。下議員們到處都有偵探和朋友，有溫澤有人幫他們的忙，正如在倫敦一般（因為到處的輿論都知道他們力量強大）。他們對於國王的一切計劃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也明白王后出洋的用意，以及宮廷在北方和在大陸的種種陰謀。危險咄咄逼人，在民團領導權問題解決之前，國王可能已準備好開戰，那麼議會怎樣抗拒他呢？似乎近在眼前而純屬猜測的恐慌，激動着人心，人們談及從倫敦塔里運走了許多彈藥，又說有人計劃謀害眾望所歸的幾個領袖們的性命。況且幾次的征戰都全無效果，人們甚表不滿。有人認為，惟有一場新的、有力的輿論熱情的爆發，才能克服目前出現的種種新障礙；才能夠迫使熱心人士行動起來；才能夠激勵那些不冷不熱的人上前；才能夠叫他們的仇敵灰心喪膽。於是請願書雪片似地從王國的各部分，從各郡，從各階級的市民飛來，藝徒們、小店主、貧窮的工人、倫敦的搬運工，還有婦女們，成群結隊地環繞着威斯敏斯特大廳，呈遞請願書。統率衛兵的斯基龐，看見這許多婦女，大為驚詫。她們喊道：「你們得聽我們說話，今天來了一個婦女，明天就會有五百個婦女來。」斯基龐只好向下議院請示，回來以好言勸她們回去。過了兩天，她們又來啦，她們推舉了安·斯塔格（她是一個有錢的釀酒店主的妻子），代表她們講話。手裡拿一件請願書，她們很仔細地在請願書末尾說明她們的動機，她們說道：「我們婦女跑到這個莊嚴的會議地方來遞請願書，好象有點奇怪，有點不象樣。但是基督贖買我們女人，出過很貴的代價，如同贖買男人一樣，所以要求我們既然得過同樣的恩惠，就應同男人一樣地服從神的旨意。對公眾的災禍，我們也一樣分享一部分。我們今天來這裡既不是自大也不是自誇，也不是求與男人比肩，也不是求與男人有同樣的權力，同樣的智慧，不過是按照我們的地位，對於上帝和上帝的教會的任務，盡我們的職責。」議會接受了請願書，皮姆走出來表示謝意，他說：「善良的婦女們，你們的請願書以及列舉的理由已經收到了，而且已予宣讀，本院謝謝你們，你們的請願書遞得正是時候。我們請求你們回家後，把請願書作為祈禱文，在家為我們祈禱。我們準備解救你們、你們的丈夫和你們的兒女，已往是這樣，現在和將來都是這樣。」她們就靜靜地走了，在群眾熱情的狂熱和興奮中，這是一種了不起的克制，在黨派以陰謀互相傾軋之中，這是一種有道德的理智清明。

所有的請願書說的都是完全一樣的話，它們無不要求改革教會，懲辦天主教士，鎮壓保王黨。有些說得更詳細具體一些，其中有公然威脅貴族院的。他們對下議員們說道：「讓那些在投票議決時和你們意見一致的高尚的貴族們，同下議院團結在一起，如同一個整體一樣與你們一同出席，一同投票。我們希望這就會掃除我們有害的恐懼心理，掃除了恐懼心理之後，就可以防止恐懼心理往往造成的後果：連最明智、最和平的人也會鋌而走險。」人民在威斯敏斯特大門說道：「我們從來不懷疑眾議員們，但是無論什麼事，一到貴族院就行不通啦。我們要求知道那些阻止貴族們與平民代表們和諧一致的人們的姓名。」甚至在貴族院裡頭，兩個黨派的語言開始變作兵戎相見的語言。諾森伯蘭伯爵說過：「關於民團問題，凡是拒絕同意下議院意見的人，就是國家的敵人。」有人叫他解釋，他的朋友們就喊道：「我們跟他有同樣想法！」在這個問題上，他的這些朋友當時只占全體的少數。廣大群眾聚集在門口，貴族們就害怕起來，有幾個人出去了，有幾個人改變了意見。大法官利特爾頓本人，除保留了幾條無關宏詣的條件以外，和下議員們站在同一立場投票，這個議案最後得到眾議院的批准。幾天之後（2月5日），懸了三個月未進行討論的將主教們排斥於議會之外的議案，也通過了。

最後這個議案是單獨呈與國王的（2月7日）。關於民團的法令尚未起草。國王對此大惑不解。他剛剛告訴議會，王后即將啟程；為了要和緩他們，他正式取消了控告五議員一案（2月2日）。他還應允派下議院所推薦的約翰·科尼爾斯爵士管理倫敦塔（2月11日）。但是在這一切之中，他的目的是避免處理任何重大問題，一直到他有充分力量足以拒絕他們的一切要求為止。不許主教們充當上議院的議員，他良心上有點過不去；把民團交讓出來，豈不是將全國可用的兵力，全盤交與仇敵統領？但是下院逼得很緊，他自己的樞密顧問官們也認為他無法拒絕。福爾克蘭勳爵常常主張妥協，姑且假定他這人依舊是真誠的。科爾佩珀並不是特別忠心的人，而且他常常為自己打算，力勸國王批准不許主教們充當上議院議員的決議案。他又說，民團問題更為重要，因為有刀在手，什麼東西都可以失而復得，隨後就可以很容易地宣告，凡是以暴力強迫國王批准的法案，統統歸於無效。國王問道：「這是海德獻的意見麼？」他答道：「不是的，但我卻必須承認，我認為這兩個議案，沒有一個是應該批准的。」國王說道：「你說得非常對，我就照你的建議辦。」科爾佩珀去見王后，指出國王和她所面臨的危險，以及她在赴外國途中存在的障礙，而前往外國是目前唯一能夠使國王推翻敵人的方法。他的態度誠懇，語氣迫切，很快就感動了王后，他使她信服，也使她增添恐懼和希望，又使她不再那麼友好地看待國教的主教們了。她衝進她丈夫的住室，淚如雨下，哀求他考慮他們夫婦的安全與兒女們的安全。查理不能抗拒她，他只好憂愁地讓了步。他心頭的悔恨滋味，頗有點象從前判決斯特拉福德時一模一樣。他授權委員們用他的名義，簽署批准排斥主教案，而對於民團則一字未提。他立刻於2月6日前赴多佛（2月16日），王后要在這個港口登舟。

他一到多佛，下議院就派人跟蹤送信來。下議員們與科爾佩珀一樣，認為民團問題遠比排斥主教問題重要得多。主教們自己已經失敗，而且已被監禁在監獄裡了。下議員們已經迅速制定了法令，其中規定了統領各郡民團的將官們的姓名，要求國王立刻予以批准。國王說道：「我需要時間去考慮這件事，等我回來就給回信。」王后登舟啟程後，國王在返回途中，又在坎特伯雷接到另一封信（2月25日），比第一信更加催逼得緊。同時他知道，下議員們反對他的兒子威爾斯親王（亦名查理）出國，國王本來叫他往格林威治，意在攜他同往北方。他又聽說，代表們指控檢察長赫伯特，告他以聽從信國王的話而控告了那五個議員。國王並且獲知，下議員們曾截留並拆讀了迪格比勳爵給王后的一封信。他已經作了這麼多的讓步，但是反遭他們那樣的不相信，很令他生氣，一若他的讓步真是出於至誠似的。他怒氣沖沖地接見送信的人，卻未給他們任何決定性的答覆。2月26日，他到了格林威治，看到威爾斯親王，原來親王的師傅赫特福德侯爵，不顧下議員們的禁令，居然應國王之召，同親王立刻到達了這裡。現在他對於他的王后和孩子們放心了，他就送信給下議院。他應允把民團交與下議院所派的統領們，但是條件是如果他覺得應該免他們的職，它就可以免他們的職。而且聲明，國內幾個重要市鎮的民團應除外，在這些地方的民團，仍舊依照各該處被授予的特許狀和古時的法律管理。後來，他不等議會的答覆，就啟程前往約克，這一路是分幾段走的。他到了西奧巴芝，就有議會派來的十二個委員趕上了他（3月1日）。議會得到國王的回信，就議決認為這個回信是明確無誤的拒絕。他若固執不允許，議會只好不同國王商量，就處理民團之事。議會還說，只有國王回到倫敦才能夠阻止眼前威脅着王國的禍事。議會公文的語氣是粗暴的，突如其來的，好象要表示，議會知道自己的力量，並且不怕使用它的力量。國王說道：「議會的話使我驚奇得不知如何答覆是好。你們居然說到妒忌和恐懼！你們試捫心自問，我是否也可能同樣地被妒忌及恐懼所擾？若說是的，我老實對你們說，你們送來的公文並沒有減輕我的不安，關於民團問題，在我給予上次答覆之前，我曾經考慮再三。我深深相信我的答覆是適合於你們所能夠提出的任何公平合理的要求的，也是適合於我所能夠提供的任何正大光明的賜予的，因此，我實在是不便有所更改。至於說到要求我住在與你們相近的地方，只要能照顧到安全與不失體面，使我無理由要離開白廳也就行了。你們試捫心自問，我有需要離開白廳的理由嗎？至於我的兒子，我必須好好地照應他，使我在上帝面前不愧於為父的天職，使我在國人面前也不負為君的大任。最後，我以我的榮譽向你們保證，我對於人民只希求公道和太平，我將用一切公正的方法來主持公道，永保太平。我依賴上帝的仁愛與天命，來保護我的身體和權利。」他說完這幾句話以後，繼續上路。一星期後（3月9日），他到了紐馬克特，又有幾個委員來見他。他們帶來了一篇宣言，議會在宣言中重新綜述了所有苦情，所有恐懼，重申他們行為的正義性，再一次敦勸國王返回倫敦，與他的人民達成諒解，以消除促使全國人心惶惶的不祥的前途黑暗的預感。在這幾句堅決的語言裡頭，充滿了深厚的感情。當國王和委員們相見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流露。君民談話談得很久，很急迫，很誠懇，就好象是人們在面對即將來臨的決裂時刻的激動心情，卻仍然互相苦勸，力圖避免最後的決裂。在這個時候，雙方顯然都覺得，雖然對於將來的各自道路都已看得清楚，雖然已無和解的途徑，雖然覺得將來的相互鬥爭是必不可避免的，因此只好下定決心奮鬥到底，但是雙方都感到開始這場鬥爭的痛苦，不忍即發，所以雖然明知無望，卻不能不作最後的努力，以阻止其觸發。國王說道：「你們要我怎麼樣呢？我違犯了你們的法律嗎？我拒絕批准過任何服務於我的人民的安樂與安全的議案嗎？我並沒有問你們曾為我做過什麼事。我的人民之中有誰曾被恐懼和憂慮導致發狂的？我曾給人民以自由和普遍的大赦，那是符合你們的設想的。所有我的思想和我的意圖都是正直的，都是為了要擁護真正的基督教信仰，遵守和保全本國的法律，因此希望上帝也照此對待我和我的一切吧。我望上帝祝福那些使我得以保全的法律吧。」荷蘭勳爵說道：「但是民團怎麼樣？」「民團麼，我不曾拒絕它呀。」「但是陛下肯駕臨靠近議會的地方麼？」「我希望你們給我以理由，但是我深信這樣的宣言不能使我回來。在亞里斯多德的全部修辭學中是找不出這種說服人的理由的。」彭布羅克勳爵說道：「議會曾謙抑地請求陛下住到鄰近議會的地方。」「你們的宣言已使我懂得，光聽你們的言詞是不夠的。」「陛下肯否告訴我們，究竟陛下意欲如何？」「如果威斯敏斯特學校的一個小學生聽見我的答話還不能說出我的意向，我就會打他一頓。如你們以為我的答覆是拒絕，那你就大錯了。」「陛下不能允許議會暫時指揮民團嗎？」「上帝在上，我不能允許，一個小時也不能。你們對我提出的要求，是向來不曾有人向一個國王提出過的，我只相信我自己該指揮民團，這樣的兵權，我是連交給我的妻子和我的兒子也不肯的。」查理隨即掉過頭來對下議院的委員們說道：「愛爾蘭的事不能用你們的辦法處理，四百個人絕不能辦那樣的事情，它必須由一個人才能辦得了。假使交給我辦，我肯拿我的頭作抵押來了結這件事。我自己雖然是一個不名一文的乞丐，上帝在上，我卻能夠籌款辦這件事。」這最後幾句話很令人犯疑，委員們看出這幾句話里就是承認有秘密的財源，意在以愛爾蘭的事歸咎於議會，使議會蒙受惡名，最後一層，他要自己一個人指揮軍隊，隨他的好惡，任意處置。會議並無進展，委員們就返回倫敦。國王繼續前進，平安地到達約克。

議會與國王現在開始鬥爭了，這是歐洲向來未曾出現過的情況。革命的清晰而光榮的象徵從此開始了，而它註定要在我們的時代完成。雙方不斷進行談判，雙方都不希望有什麼結果，甚至並不提出對待的條件。他們彼此間的宣告與書信往來，現在並不是針對對方說話，而是向全國人民說話了。現在雙方都是對全國、對輿論說話，都向着人民方面尋求力量，尋求成功。君權的根據、君權的範圍、上下兩院的特別權利、人民必須服從君主到什麼限度、民團、請願書、分配官職，全變作正式公開辯論的問題，在辯論中，下列的問題先後出現，並經過解釋和評論：社會秩序的普遍原則，各種不同的國家制度，自由所享的最基本的權利，英格蘭的歷史、法律和習俗。當議會兩黨的辯論暫時休止的時候，以及兩者在戰場上暫停戰鬥的時候，人們可以看到理性及科學所創造的幾個月的中間階段，使事態進行暫停一時，而各使用其最有才能的努力，彼此都爭相在這一或那一事業上打上合法的印記，以求人民的自由歸附。在議會開會的時候，英國不願、甚至根本不曾想到革命；不奉國教的人想到的只是教會的革命。國人的唯一的企求和嚮往，就是（至少人們這樣認為）回到法定的秩序，重新享受古代的自由，改革現存的及非改不可的弊政。領袖們自己儘管比常人更大膽，更有目光，但幾乎不曾形成更遠大些的計劃。他們意志上的力量，大過他們思想上的壯志，他們過了一天又一天，心中並無終極的目標，也無系統，不過是被他們所處地位事態的發展驅使前進，勉強滿足迫不及待的需要罷了。到了要拔刀相向的時候，他們都愕然起來。這並不是說他們膽怯，也不是說從議會和人民眼中看來，抽象的內戰有什麼不可思議或是犯罪行為。相反，他們在民權大憲章裡頭讀到內戰時候，總是很引以自豪的，在本國歷史中讀到內戰也是如此，他們不止一次向國王挑戰，廢君立君的事也曾幹過，這都是許久以前的事，當時籠罩在這些史跡上的苦難已經忘記了，人們只看見他們力量和權力的光輝典範。但是人民宣告他們的抗拒，通常用的都是法律的名義，用清楚無誤以及已經公認的權利的名義；過去，在取得權利的過程中，英格蘭總是認為它不過是在保衛它自己的傳統。受到大眾自發的尊重的只有「法律」和「法定秩序」，這種尊重是不允許討論的，而且它可以批准最大膽的計劃。而現在卻不同了，雙方各以「非法」和「標新立異」來指控對方，而且雙方都是有道理的，因為一方違犯了王國的古老權利，不肯否定專制的大經大法，另一方卻以尚乏規定而且含糊不清的原則為名，要求享有不久前還不為人所知的自由和權利。雙方都覺得有必要在他們野心和行動上面披上合法的外衣，都企圖不獨用理性而且用法律證明他們所作所為都是正確的。全國人民同雙方一樣地很熱烈地參加進來，他們比各自的領袖們更加感情衝動，這些感情好象是互相矛盾的，其實都是出自真誠的。有許多壓迫人民的苛政，原是他們的祖先們的法律譴責過但未能防止的。他們現在剛剛從這些苛政之下擺脫出來，就很熱心地追求更加有效力的保障。但是，他們仍將希望寄托在經驗已經證明為不健全的法律上面。許多新見解和新思想正在他們腦子裡醞釀着，他們對之予以生動的純真的信賴。他們決心全力以赴地、信心十足地獻身於追求真理的勝利的狂熱，任何代價在所不惜，而且很尊重舊時的各項制度。他們願意相信，他們不但沒有更改什麼舊事物，事實上他們是真心誠意地尊重古時的風俗制度，恢復它們的活力。所以英格蘭這個時候刊行了許多小冊子，有的是公家刊行的，亦有不是的，它們風行於全國各地。其中的言論，有大刀闊斧的，也有小心翼翼的，有一片真誠的，也有心存偽善的。全國人民的熱情是漫無邊際的，運動是普遍的，前所未見的，無所節制的。小冊子，定期和不定期的雜誌，在倫敦與約克以及所有大城鎮成倍地增長，無遠弗屆。其中關於政治、宗教、歷史問題、新聞、宗教經論無所不談，此外還有計劃、建議，還有罵人的文章，應有盡有，包羅萬象。無論什麼問題都有人提出來討論。有許多人自願在各處叫賣，有的在法庭前，在集日市場裡，或在教堂的門口叫賣，人們爭先恐後地買來閱讀。正在這個四面八方思想潮湧的時候，這樣的訴諸輿論，原是一件很新鮮的事。與此同時，在當時的作品和紀事中，可以看到，骨子裡占中心位置的卻是國民主權和國王的神賦權力之間的鬥爭，但是常引用法令、法律、傳統以及本國的風習，以作爭論的唯一的合法的標準。其實到處都在革命，不過沒有人敢說出口，甚至人們都不願說自己有這樣的想法。

人心既然如此，因此議會在道義上處於虛偽的地位，因為革命本是由議會發動的，而且是為了議會的利益而進行的。議會既被迫而進行革命，同時又拒絕承認革命，那麼議會的言和行就交替地互相背棄，議會也就有時很大膽，有時卻很狡詐，有時很暴烈，有時又以偽善面目出現，如此反覆無常。如果當作只適用於某一危機時期的例外的原則和措施，到必要時就可以廢而不用的話，議會的根本原則是真確的，它所決定的議案也是合法的。但是雙方都不肯以得到稍縱即逝的合法性為滿足，況且各民族也絕不滿足於為了短暫的道理和利益而熱心努力。當他們單純為了「今天」而決定他們的意見與行為的時候，他們試圖相信這些意見和行為都是為了長久之計，而且他們自以為是在以永恆真理的名義駕馭未來。議會不滿足於得到統治大權，還要作為一個重要原則議決，同時又好象是要規定出法律似的，不將統率民團之權交與國王。而且規定，國王不得拒絕批准人民所要求的議案，又規定，兩院有權宣布什麼是法律，而無須經過國王同意。最後，又規定，凡申請變更習慣法和現行法令都是可行的，但是所有申請保留舊法的，卻應加以拒絕，作為無效。儘管古時的先例是不很確定的，又是多種多樣的，但如將這許多通則作為永久性的大眾的權利，則是顯然和專制政體的歷史基礎相違反；其通常的情況，也與獨裁制的存在格格不入。國王就利用了這一點。現在輪到他以舊時的英格蘭名義，追述古代的法律，回顧以往的情況。有幾個有才學的贊助人替國王鼓吹。愛德華·海德仍然住在倫敦，有時他獨自一人，有時他會同福爾克蘭勳爵，起草文章答覆議會的各種宣言，用秘密使者很快地送到約克，私下呈與國王，國王又徹夜不眠，親手加以抄錄（使別人不曉得原作者是誰），以他的內閣的名義，刊布出來。這些文章，寫得很有才華，很為曉暢，有時說幾句諷刺話，如同刀刃一般鋒利。其特別目的是在於揭露議會的奸猾手法，矯揉造作，以及違法行為。查理現在已不復統理國事，因此也不存在什麼實際上的專制可解除。他把他自己的私見、他的終極打算和他的獨裁希望一古腦兒深藏不露，一字不提。他居然徵引法律來攻擊他的敵人，也就是目前轉而執行專制大權的那些人物。國王的出版物產生這樣的效果，以致議會竭力予以禁止。同時，國王卻把議會言論的原文，與他的答覆，並列起來刊布。保王黨的力量明顯增大；他們不久就變得更大膽，以自由的名義作武器，反擊他們的對手。倫敦市有一個富商喬治·貝尼昂，上兩院一個呈文，反對他們關於民團的法令，有許多有勢力的市民也在上面簽字。肯特的鄉紳們在巡迴法庭開庭的時候（3月25日），又遞了一個呈子，主張維持君權和主教制度。有幾個議員（其中就有愛德華·迪林爵士，他是第一個提議反對主教的）公然請人做這樣的事。保王黨的小冊子議論辛辣，調門不凡，自視甚高，目無別人，卻大受讀者的歡迎。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中，他們咒罵下議員的領袖，頗受群眾的歡迎與信任。他們反覆指控皮姆，挖苦他是「皮姆王」，是「甜麵包」，因為他從前受過這樣的禮，國王賜給過皮姆的一萬金鎊，據說是當他嫁女兒的時候國王所送的嫁奩。又挖苦沃里克伯爵的膽小怕事，說「他的靈魂在他的鞋子裡」。此外還有千百句不堪入耳的粗話，若在不久以前，是不會有人出口，亦不會有人聽的。國王的朋友們在兩院裡神氣十足，動不動發脾氣，有些在過去本來是不大開口的人，如拉爾夫·霍普頓爵士，以及赫伯特勳爵，現在他們嚴詞斥責對國王隱約地表現大不敬的一切言論。許多人顯然以為國王又得勢了，因此他們有時就應該擁護國王的立場，採取他的主張，不再遲疑不決了。議會恐慌起來了。這和議會領袖們的自我陶醉、自負不凡頗為牴觸的。他們是在群眾頌揚聲中成長的，哪裡肯耐心地忍受侮辱和輕蔑？現在雙方正在打筆墨官司，他們決不肯允許敵人方面占有上風。為對付目前面臨的新危險，不論危險是從政策或是從個人憤怒來的，他們只好使用極端的專制，以抗拒這種新危險。言論自由完全禁止了。拉爾夫·霍普頓爵士被監禁在倫敦塔里（3月7日），赫伯特勳爵受到斥責和威嚇（3月20日）。喬治·貝尼昂受到彈劾（3月31日和4月26日），由肯特地方來的請願書，被摔在桌子底下（3月25日）。謠傳這個文件還要再度呈送上來。克倫威爾趕快報告下議員們，他奉命攔阻此文的呈遞（4月28日）。此刻下議院還不甚注意克倫威爾，但是他比別人更有才能，而且比其他任何人更深入地明了革命的圖謀。這個人的活動和影響，特別多使用於革命的對外工作，用於激發人心，用於觀察、譴責以及引誘保王黨走出家門。

戰爭近在眉睫，這是無可懷疑的了。雙方不再能共處，亦不能在一個議會廳內同席共座了。每天都有議員離開倫敦，有幾個人由於這種不和引起的憎厭或驚慌，而迴轉到他們莊園了，亦有人遠離意料中將要失敗的戰場，到別處去尋求新的武力，以抗拒他們的仇敵。多數的人到了國王那裡，他的全體樞密顧問官們或閣臣們，已經同他在一起了。有一宗出乎意料的事件，加速了這樣的運動，從此無可挽回地分裂了雙方。4月23日，國王率領三百名騎兵向赫爾前進，並打發人向守將約翰·霍瑟姆爵士打招呼，吩咐他把地方交出。霍瑟姆為人懦弱，優柔寡斷。他並不十分反對國王，可是由於不曾奉有上面訓令，就使得他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只好哀求國王暫等，以便他把國王的命令告知議會。查理不管這些，繼續前進，上午11點鐘就兵臨城下了。城裡原有他的黨徒；在前一天晚上，他的兒子詹姆斯即約克公爵和他的侄兒（是個有王室特權的王子）以及紐波特勳爵，都已經進了城，偽稱只想在城裡逗留一天。市長和市民們前去想開城門；霍瑟姆命令他們各回各家，隨即帶領他的幾個軍官登上城樓。國王親口令他開城，霍瑟姆雙膝跪下，張皇失措地口稱恕不開城，因為他曾經宣誓守城，以候議會處置。國王左右的保王黨們不勝憤怒之至，咕嘍了一通。他們威嚇霍瑟姆，罵他反叛，罵他賣國。他們對守城的軍官們說：「你們殺了他！你們把他扔到城外來！」但是決定請霍瑟姆抗拒王師的本是這班軍官們。查理自己無論怎樣努力威嚇他們或引誘他們，都是枉然。對話了許久之後，國王暫時後退到離城很近的地方，過了一個小時，打發人去要求霍瑟姆容他只帶二十騎入城，霍瑟姆仍不允許。他寫信告訴議會說道：「假使他只帶十騎入城，我就不再能夠做這個城的主人了。」國王回到城腳下，命人宣布霍瑟姆和他手下的人是反叛，同日寫信給議會，要求對於這樣的罪大惡極加以懲辦。議會完全贊同鎮守將領的行動，回復國王說，國內的城堡與軍械庫都不是個人的私產。人們能夠擁有他的田產或他的房舍作為己物，但國王無論引據什麼法律都不能說城堡與武庫是他的私產。當初把這些地方授交他經管的時候，原本為的是王國的安全，因此根據同一動機，亦可以授權於議會負起管理之責。這兩句答覆是很坦白又夠符合法律的，卻無異於對國王宣戰。雙方都認為這就是宣戰。於是就有三十二個貴族，六十多個下議員（內中就有海德）都離開倫敦，前往約克。埃塞克斯伯爵和霍蘭伯爵，以及一個內侍大臣，及管國王寢宮的其他頭等人物，都奉了國王命令，前往陪侍他。他指令他們隨侍左右，藉此奪走議會的助力。但是他們得到議會的允許，拒絕服從國王的命令。國王就免了他們的職。掌璽大臣利特爾頓畏縮遲疑了許久，才把大璽送給國王，然後於次日走開了。倫敦人民因此譁然大驚。他們向來認為大璽所在就是合法政府所在，貴族們很驚慌，準備讓步，但是下議員們的毅力阻止了這一切的猶豫不決。於是召集缺席的議員回到議會（5月25日和6月2日），有九個貴族正式宣布拒絕回來，立刻就受到彈劾（6月15日）。又下令（5月17日）不許任何國民接受國王命令拿起武器。議會命令各郡立即組織民團（6月4日），有好幾處地方自動地召集民團，並即操練起來。議會下令把赫爾地方的軍械等運來倫敦，雖然遇着許多阻撓，卻辦到了。國王曾命令威斯敏斯特的各法院在約克審案，以便把全部合法政府集中在他的左右。但是議會抗命。各法院服從了議會。最後下議員們派了一個委員會同倫敦市磋商借款，卻不說明是為了什麼用途（5月31日），又派遣委員會前往約克。他們全是本郡有錢有勢的鄉紳，議會命令他們在與國王毗鄰的地方居住，不管國王對此有何意見。凡是他們所觀察到的，都要報告議會知道（5月2日）。

委員們的堅決程度，完全不遜於他們的使命所帶來的危險程度。當他們到達的時候（5月9日），國王說道：「諸位先生，你們來此想要些什麼？我命令你們走開。」他們不肯走開，國王說道：「你們若當真不服從我，我就勸你們不要成群結黨，或者妨害我的公事。你們若是違反我的話，我就把你們關押起來。」他們很恭敬地作了回答，卻還住在這裡不走，無一不受侮辱，屢次受威嚇，往往不能自由出門，卻仍能設法探取這裡的一切動靜，送往倫敦。整個約克與倫敦相同，全是一片騷動。國王開始組成衛隊，卻不敢用高壓手段逼人入伍。他召集附近地方的紳士們，想依靠他們的熱心來辦成這件事。許多人到了會，討論時一片喧鬧（5月15日），每當國王說一句話，他們就大聲喝采一次。但議會的委員們一出現，就被他們大叫轟走。但是同一天有幾千個小地主和農民來到約克，這都是大人們認為夠不上被召集的資格的。他們卻說，他們也有權會商國事，和紳士們一樣，因此自動來到保王黨會議廳的門口。保王黨不許他們進來，他們就在別處聚會，反抗他們聽到的紳士們所議定的辦法。紳士們本身甚至也發生了分裂，因為對於徵集國王衛兵一案，有五十多個紳士簽字反對，在這五十多人裡頭為首的就是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爵士，那時他還年輕，並不知名，但日後卻證明是一個勇敢真誠的愛國之士。查理看見這種情形，有點畏懼，只好召開另一個會議，請所有小地主們參加，但不許議會的委員們與會。可是，會場設在海沃思澤地，與這些議員的住處相近，他們的朋友們就把會議詳情告訴他們，且請問他們應該怎樣辦。赴會的人有四萬多，其中有小地主，有農民，有市民，有步行的，有騎馬的，有成群成群來的，亦有跑來跑去約集朋友的。保王黨不久就察覺，他們正在傳閱一篇請願書，其中要求國王徹底打消開仗的意圖，並與議會取得和解。他們（保王黨）破口大罵，連咒詛帶威嚇，放馬沖入成群的人叢中，從讀者手中把請願書搶走，說國王是不會接受請願書的。查理來了，看了這情形頗不高興，手足不知所措，又不知該對群眾說些什麼。他們的到來，以及他們的吵吵鬧鬧，已經觸犯了他的行不通的唯我獨尊的架子，他讀了一通冷冰冰的模稜兩可的宣言以後，就急匆匆地離開，以避免答覆，不料這個時候，年輕的費爾法克斯走近他身旁，忽然一膝跪下，把群眾的請願書，放在他的鞍頭上，他雖然在國王腳下，卻不怕逆他的旨。查理放馬沖他，逼他退後，也是無用。

這一郡原是最忠於國王的，居然有這些膽大包天的人，敢在國王面前遞請願書，保王黨就害怕起來，尤其是剛從倫敦來的保王黨人，他們滿腦子裡都是議會的勢力和力量。他們以為來到這裡加入保王黨的隊伍，向國王作衷心擁護的表示，已是太夠危險的了。他們不願再往前冒險，所以他們一到了約克，就露出冷淡和膽小。查理要求他們發表一個宣言，說明是什麼動機促使他們離開倫敦的，以便告訴大眾，議會經過這樣許多紛亂和暴力之後，已不復是自由的，因而也就不成其為合法的了。他們在上面簽了字，不料到了次日，有幾個人告訴國王，他若公布這份宣言，他們將不得不予以否認。查理大怒，問道：「既是這樣，你們要我怎樣處置這份宣言？」他們始終不肯讓步，宣言只得不發表。保王黨儘管人多，儘管誇了許多海口，卻不曾辦出一件事。約克既無金錢，又無軍器火藥，連軍糧也沒有。國王幾乎不能供給自已的膳食與日常的家用。王后在荷蘭變賣了一些王宮的珍寶，但是議會的威勢如此之大，以致過了許久時候王后才能將錢送到國王之手。他嚴禁人民遵行關於民團的法令（5月27日），他自己下令委派各郡重要的保王黨，以他的名義徵兵並組織他們成軍。但是國王發過這道命令之後，為了緩和這項措施的影響，又立即鄭重宣告，他並無戰爭的念頭。在約克的貴族們，通過一篇謹慎地分發的正式宣言，內中申明，據他們所知，根本不存在關於戰爭的籌備或進行的意圖。這許多的遲疑不決和這許多的詐騙行為，並不僅僅是出於軟弱。自從議會的逃亡議員來到約克以來，查理頗被許多互相矛盾的獻策所困惱。他深信他最可靠的力量，是建立在人民對合法秩序的尊重上。律師、地方官和較為知理的人士，都認為從此以後，如果他們已嚴格恪守法律，他就可以說，只有議會是破壞法律的，從而使議會信譽掃地。保王黨卻大聲力爭說，耽延會誤大事，認為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以先發制人為妙。查理對於無論哪一派的策士都不能割捨，而嘗試輪流聽從兩派的話，使雙方都滿意。

相反，議會的情況卻和國王的情況不同，議會的問題現在簡單起來了。走了許多保王黨議員，使革命的領袖們得以獨攬大權，不再受人掣肘，雖然偶爾還會聽見少量反對的聲音，但也只限於幾聲鬱郁不得志的哀嘆和警告。議會幾乎根本不想給他們任何答覆。大多數人認為打仗是不可避免的，就很大膽地接受這個事態，但主戰的人的見解和感情卻各不相同。為了裝模作樣起見，委派一個委員會設法阻止戰爭的發生（5月27日），於是起草了一個包含十九條的妥協建議，正式送與國王（6月2日）。但是在他們等候國王回信的時候，他們繼續禁止下面送上和平請願書，而且公開地大力進行戰爭準備。愛爾蘭之亂日見蔓延，查理表示願意親自前往征討，議會不要他去（4月15日）。下議員們推薦沃里克勳爵當海軍指揮。國王拒絕派他。儘管國王不允許，沃里克勳爵仍做了海軍指揮。倫敦市長古爾尼膽敢在倫敦刊布國王的命令，派人用國王的名義徵集民團替他出力。這個市長受到彈劾，解往倫敦塔，並被免職，而改由一個熱心的清教徒彭寧頓當市長（8月18日）。倫敦借出十萬鎊（6月4日）。並由公款提出十萬鎊以平愛爾蘭之亂（6月

30日）。兩院進行募捐（6月10日），要每個議員立刻一一表示他的態度。有幾個議員不肯捐，亨利·基利格魯爵士說道，「倘有需要的話，我將自備一匹好馬，一把利劍，而且用不着說，我自會找到一個鬥爭目標的。」說完，他就覺得還是以退居到他的鄉下住地為妙，因為說過這番話之後，在倫敦大街上行走，是絕對會遇見危險的。人民的狂熱已到達頂點，保王黨出走之後，無論是在威斯敏斯特抑或在倫敦市的不曾出走的保王黨人，都心灰意懶了。議會訴諸市民的愛國心，人們就捐錢，捐金銀器皿，捐珠寶，無論什麼都捐出來，以裝備幾個騎兵隊，這是借款，允許將來給百分之八的利息。教堂的講壇上迴蕩着牧師們號召人民捐款的呼聲，而收穫遠遠超過了最熱心的人們的要求和最高希望的人們的意料。在十個整天之中，有許多金銀器皿，川流不息地送入市政府，人們來不及收，地方又不夠裝，貧窮婦女們送來她們的結婚戒指，她們的金銀髮簪。有許多人需要在門外等候許久，才能夠把所捐獻的物件交上。查理聽見下議員們這個辦法很得手，也頗想照辦試試。可惜熱心愛國卻是不好摹仿的。牛津大學將它的金銀器皿送與國王，劍橋大學也想學樣，把金銀器皿包紮好了，事實上有一部分已經送走啦，不料那個警惕心很高的克倫威爾忽然到來，不許他們再往國王那裡送。國王的委員們好不容易地從這個那個貴族的鄉下住宅里，收取寥寥可數的幾宗微少的捐款。現在保王黨人方面，唯一剩下的聊以自慰的消遣方法，就是嘲笑這些一毛不拔的朋友，殊不知這正是一個在失敗中的朝廷的最無用而富有危險的自我滿足呀！

妥協條件到了約克。它們超出最鹵莽的保王黨的意料之外，也奪走了最溫和的人士們的希望。議會要求完全取消國王的權力，權力完全歸議會掌握，例如：冊封新貴族，任免職官，教育國王的兒女以及他們的婚姻事項，全歸議會作主；對於軍事事務，文官事務以及宗教事務，無論有什麼措施，必須先取得議會的正式許可。歸根結底，這是他們骨子裡的真正目的，有朝一日，這些均將成為革命的無法估價的成果。但是以議會統治權取代國王統治權，此刻尚非其時；這些是要等到後來的制度的自然作用，加上下議員們能在日常行使的權力中發揮其雖不直接但能左右一切的影響時，方能辦到。由於當時民黨力量還不夠強大，還不能迫使國王任用民黨的領袖們充當政府顧問，這就不能不使國王受他們的正式節制。他們深信，非如此就不能保證自身安全。這是一個錯誤的和不切實際的方法，不會得到什麼良好效果，徒然陷國家於無政府狀況。但是這是這個時期中最有才華的議員們所能想出的唯一辦法。國王讀了議會所提出的條件後，兩眼冒出怒火，滿臉脹得通紅，說道：「批准這許多條件之後，我們也許還可以光着頭受人服侍，也許還會有人吻我們的手，口口聲聲稱呼我陛下，而你們的命令『仍將以議會上下兩院所宣布的國王權力形式發出』；我們也許還可以有人捧着我們的劍與權杖為前導；我們也許還以眼中看見一頂王冕與權杖而聊以自慰（但是，這都不過是枝枝葉葉，一旦根本死去，就永遠不能再有枝榮葉茂了）。說到真權實力，我們早已被拒於門外，我們不過空有國王的虛名，不過徒有國王的象徵而已。」國王從此中止了一切談判。

議會本來也不預期有別的答覆。議會一得到國王的答覆，便連所有形式上的遲疑也消失了，於是正式提出內戰的議案（7月9日）。只有一個人反對，這個人就是初開會時反對討論民間疾苦的本傑明·拉迪亞德爵士。他說道：「議長先生，對於本院的榮譽和本議會的成功的憂慮，使我感慨萬分！如果我們追憶三年前的事，我們就可以更明了地看清今天的形勢，當時假使有人信而可徵地告訴我說，在三年之內，王后將藉故出國，逃到荷蘭，國王將離開議會，離開倫敦往約克，宣稱他在倫敦感到不安全，愛爾蘭將會造反，在教會裡頭及在政府裡頭都將有象今天這樣的不和，我們必定會一想起就不寒而慄。我們今天既然真的已經到達這個地步，我們就應該明達一些。從另一方面看，假使當時有人能夠令人信服地告訴我們，說在三年之內你們將會有一個議會，那會被當作好消息，如果那人就議會將下一道法令，取消船捐並將船捐存在的理由及根據全予以根絕，以使這樣的及類似的稅捐，永不再有；假使說專賣權、高等法院、星法院以及主教們的投票權全將被取消，說要整頓會議，且加以限制，森林也要有擴張的限制，說我們將有三年召集一次的議會，或更好一些，要有一個長期的議會（除議員們本身之外，無人有解散議會之權），我們那時會認為，這是一場可望不可及的好夢。但是我們現在真的全盤到手啦，但我們卻不以為樂。我們今日已站在更加安全的地位。事實上，有了這種種好處，其本身就是一種便利的、可觀的安全保障，它們起着彼此互相鞏固的作用。我們要留心，不要去爭那些危險的、不安全的保證，不然的話，就許會冒得而復失的危險。現在我們雖然已經如願以償，我們卻不能製造一種如數學那樣準確的保證。須知一切人為的事前防範都會腐朽，都會歸於失敗。上帝的安排，不受凡人限制，成敗全在上帝。⋯⋯議長先生，現在我們需要運用我們的全部聰明才智，因為我們正瀕臨一場騷動、混亂的邊緣。一旦流起血來，用不了多久，我們就要陷入一場必然的痛苦，而成功則是未定之數。唯有上帝曉得何時成功，以及得到的是什麼樣的成功！凡是在這裡的人，無不應該各本天良，竭盡所能，以阻止流血。流血是大罪惡，它會污染大地。讓我們挽救我們的權利和財產，但是這也是為了我們可以拯救我們的靈魂。我現在傾吐了我的良心話，我希望眾位也暢快地說良心話。」這是一個好人的忠告，但徒勞無功，這個戰場太過擾亂，不適於他的寧靜和清純的胸襟，使他只有引退的一途。其他的預見，其他的憂懼，同是具有充分根據的，但是更為意氣用事，較少美德的激情結合在一起，很危險地左右着民黨。現在這一天到了，善與惡、得救與逢險，在一片昏暗中交織在一起了；在其中，即使是最堅決的人，亦不能解開這個結，卻全做了造物之主手中的工具，他今日使用人民來懲罰國王，明日又使用國王來懲罰人民。下議院只有四十五個議員和拉迪亞德一道站在審慎的立場。上議院只有波蘭特伯爵提出抗議。於是，立時通過戰爭的措施，兩院奪了政府全部公帑由自己使用，各郡奉命提供軍火器材，號令一發，就必須立刻供應。於是設立一個保安委員會，會內有五個貴族和十個下議員，奉命負責國防，監督各機關執行議會的命令（這是1642年7月4日的事），最後下令組織一個軍隊，其中包括二十營步兵，每營約一千人，七十五支馬隊，每隊六十匹馬。金布爾頓勳爵、布魯克勳爵、梅里克、漢普頓、霍利斯、克倫威爾，這些人在威斯敏斯特與軍營中，同當人民的領袖。他們奉命統率軍隊，以埃塞克斯伯爵為大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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