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與民望

一致與民望
作者：李大釗　1917年

1917年2月21日

　　余前為一文，登之本報，旨在申明國人不惟不可以外交問題為攻詰政府之具，同時亦不可以外交問題為攘奪政權之具。蓋恐有強附聯立內閣之名以求自效於政治者，故以此論促其覺悟也。此之自效，或即本愛國之念而發，吾儕對之，亦深所仰佩，但當外交吃緊之際，因此又增一層紛擾。究之由更迭所獲之利益，尚在不可知之數，而由更迭所增之紛擾，乃確呈於吾人之目前。其得其失，惟望明達之士，稍一審思，即可立証。此實吾人立言之本旨也。

　　論者不以其為出人意外之議論而棄之，輒復加以評判，並為之詳為析論曰：“今吾國政治勢力之中心，既不屬於政黨，雖閣員中之一部分，亦有營政黨生活或帶政黨彩色者，即在局中，己不無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感。此等了無痕跡之集合，他日甲去乙來，亦不過進退更迭之常，況與政黨無與，於聯立二字尤無與，更何得失之足雲乎？”由斯以談，聯立內閣在吾國今日，絕無是物，為其本非政黨內閣之國也。此其為言，頗足釋余之疑慮。惟論者告余，吾既非政黨之國，而論者又復推論，及於政黨之壟斷政治與軍人之武斷政治無擇，謂為政黨之責。此其出人意外，不幾視余論強附聯立內閣之名之得失者為尤甚乎？

　　論者又雲：“今日國勢，千鈞一發，原有閣員，能否舉此責任，誠屬疑問。”斯言余亦雲然。蓋以中國今日之國勢，即請古今中外之著名政家，為吾治理，其能舉此責任與否，亦罔不為一疑問，況於原有之閣員。但將原有閣員更迭之后，繼任閣員之能否舉其責任，寧獨不為疑問乎？如其果為疑問，以繼任者與原有者相較，能保其不猶吾大夫崔子或更等而下之乎？

　　論者又雲：“萬一必欲變更，則與其著眼於政黨，毋寧注重於民望。”余於斯言，亦以為然。惟余所欲問者，則民望之表示當以如何之形式耳？以余言之，吾國表示民望之形式，即在國會對於政府提出之國務員投同意票與否之行為也。得同意者自為民望所歸，遭否決者即為民望所棄，舍此更無表見民望之道也。若必離於國會而言民望，則甲將曰吾為民望所歸也，乙亦將曰吾為民望所歸也﹔甲派將曰乙某為民望所棄也，乙派亦將曰甲某為民望所棄也。此亦一民望，彼亦一民望，紛呶喧爭，莫衷一是，而民望斯真無憑矣，而民望斯真無一致之道矣。苟余言為不謬，則試問原有之閣員，果真“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而為“了無痕跡之集合”者乎？以余所知，則殊不然。蓋原有之閣員，皆經國會同意而后集合於此者，此殆其一致之証。蓋其雲一致者，即一致於國會之同意也。論者若曰：此非真實之一致，當以別種方法，改組內部一致之內閣，則舍“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了無痕跡之集合”外，諒無別法。然則以表見於一定之形式者為非民望所足征，而其他龐雜特殊各自冒托之民望反足取以一致，於國會同意之集合為非一致，而“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了無痕跡之集合”反能一致。余誠不知其何說，而亟欲就教於明達者也。

　　總之，當此外交吃緊之際，吾人欲政府及國民，以一致對外之精神處理此事，乃論者與余輩之所同。苟其應時勢之必要，或有社會真正之要求，且不致惹起紛擾，致國民及政府之精神又分於疏通調和、爭執應付之間，余輩亦非絕對以改組內閣為不可。而若無此必要，無此要求，適以增加一層紛擾，紛擾之后，又難保其非猶吾大夫崔子，徒因一二人之急於自效，而不憚犯此紛擾以為之，此其人之無論為以政黨之資格而來，抑以所謂民望之資格而來，余終期期以此為愛國之士所當審慎自處而后動者也。

　　1917年2月21日

　　《甲寅》日刊

　　署名：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