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論問題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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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論問題與主義
作者:胡適
1919年8月24日
本作品收錄於《《每週評論》第三十六號

  我那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承藍知非、李守常兩先生,做長篇的文章,同我討論,把我的一點意思,發揮的更透徹明了,還有許多匡正的地方,我很感激他們兩位。

  藍君和李君的意思,有很相同的一點:他們都說主義是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李君的話),是「多數人共同行動的標準,或是對於某種問題的進行趨向或態度」(藍君的話)。這種界說,和我原文所說的話,並沒有衝突。我說,「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我所說的是主義的歷史,他們所說的是主義的現在的作用。試看一切主義的歷史,從老子的無為主義,到現在的布爾札維克主義,那一個主義起初不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

  藍、李兩君的誤會由於他們錯解我所用的「具體」兩個字。凡是可以指為這個或那個的,凡是關於個體的及特別的事物的,都是具體的。譬如俄國新憲法,主張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森林,礦產,水力,銀行,收歸國有;把製造和運輸等事,歸工人自己管理;無論何人,必須工作;一切遺產制度,完全廢止;一切秘密的國際條約,完全無效:……這都是個體的政策,這都是這個那個政治或社會問題的解決法。 ——這都是「具體的主張」。現在世界各國,有一班「把耳朵當眼睛」的妄人,耳朵裡聽見一個「布爾札維克主義」的名詞,或只是記得一個「過激主義」的名詞,全不懂得這一個抽象名詞所代表的是什麼具體的主張,便大起恐慌,便出告示捉拿「過激黨」,便硬把「過激黨」三個字套在某人某人的頭上。這種妄人,腦筋裡的主義,便是我所攻擊的「抽象名詞」的主義。我所說的「主義的危險」,便是指這種危險。

  藍君的第二個大誤會,是把我所用的「抽象」兩個字解錯了。我所攻擊的「抽象的主義」,乃是指那些空空蕩盪,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全稱名詞。如現在官場所用的「過激主義」,便是一例;如現在許多盲目文人心裡的「文學革命」大恐慌,便是二例。藍君誤會我的意思,把「抽象」兩個字,解作「理想」,這便是大錯了。理想不是抽象的,是想像的。譬如一個科學家,遇著一個困難的問題,他腦子裡推想出幾種解決方法,又把每種假設的解決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像出來,這都是理想的。但這些理想的內容,都是一個個具體的想像,並不是抽象的。我那篇原文自始至終,不但不曾反對理想,並且極力恭維理想。我說: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眼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算不得輿論家,只可算是抄書手。

  這不是極力恭維理想的作用嗎?

  但是我所說的理想的作用,乃是這一種根據於具體事實和學問的創造的想像力,並不是那些抄襲現成的抽象的口頭禪的主義。我所攻擊的,也是這種不根據事實的,不從研究問題下手的抄襲成文的主義。

  藍、李兩君所辯護的主義,其實乃是些抽象名詞所代表的種種具體的主張(這個分別,請兩君及一切讀者,不要忘記了)。如此所說的主義,我並不曾輕視。我屢次說過,「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只是我們研究問題的工具」。我又屢次說過,「有了學理做參考的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看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方法」。我這種議論,和李君所說的「應該使社會上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態度」,並沒有什麼衝突的地方。和藍君所說的「我們要提出一種具體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必定先要鼓吹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引起一般人的反省」,也沒有什麼衝突的地方。因為藍、李兩君這兩段話,所含的意思,都是要用主義學理作解決問題的工具和參考材料,所以同我的意見相合。如果藍、李兩君認定主義學理的用處,不過是能供給「這問題」的意義,以及理論上的根據,——如果兩君認定這觀點,我決沒有話可以駁回了。

  但是藍君把「抽象」和理想混作一事,故把我所反對的和我所恭維的,也混作一事。如他說「問題愈廣,理想的分子亦愈多;問題愈狹,現實的色影亦愈甚」。這是我所承認的。但是此處所謂「理想的分子」,乃是上文我所說的「推想」,「假設」,「想像」幾步工夫,並不是說問題的本身是「抽象的」。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都是具體的,都只是這個問題或那個問題。決沒有空空蕩盪,不能指定這個那個的問題,而可以成為問題的。

  藍君說,「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這裡他把「抽象性」三字,代替上文的「理想的分子」五字,便容易使人誤解了。試看他所舉的例,如法國大革命所標的自由平等,如中國辛亥革命所標示的排滿,都不是問題本身,都是具體問題的解決。為什麼要排滿呢?因為滿清末年的種種具體的腐敗情形,種種具體的民生痛苦,和政治黑暗,剌激一般有思想的志士,成了具體的問題,所以他們提出排滿的目標,作為解決當時的問題的計劃。這問題是具體的,這解決也是具體的。法國革命以前的情形,社會不平等,人民不自由,痛苦的剌激,引起一般學者的研究。一般學者的答案說:人類本生來自由平等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都只是不自然的政治社會的結果。故法國大革命所標示的自由平等,乃是對於法國當日情形的具體解決。法國大革命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具體的。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在我們眼裡,自然很抽象了,在當日都是具體的主張,因為這些抽象名詞,在當日所代表的政策,如廢王室,廢貴族制度,行民主政體,人人互稱「同胞」,……那一件不是具體的主張?

  所以我要說:藍君說的「問題的範圍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是錯了。他應該說,「問題的範圍愈大,我們研究這種問題時所需要的思想作用格外繁難,格外復雜,思想的方法,應該格外小心,格外精密」。更進一步:他應該說,「問題的範圍愈大,裡面的具體小問題愈多。我們研究時,決不可單靠幾個好聽的抽象名詞,就可敷衍過去;我們應該把那太大的範圍縮小下來,把那復雜的分子分析出來,使他們都成一個一個的具體的簡單問題,如此然後可以做研究的工夫」。

  我且舉幾個例:譬如手指割破了,牙齒蟲蛀了,這都是很簡單的病,可以隨手解決。假如你生了腸熱症(Typhoid),病狀一時不容易明了,因為裡面的分子太復雜了。你的醫生,必須用種種精密的試驗方法,每時記載你的熱度,每日畫成曲線表,表示熱度的升降,診察你的脈,看你的舌苔,化驗你的大小便,取出你的血來,化驗血裡的微菌:……如此方才可以斷定你的病是否腸熱症。斷定之後,方才可以用療治的方法。一切大問題,一切復雜的問題,並不是「抽象性增加」;乃是裡面所含的具體分子太多了,所以研究的時候,所需要的思想作用,也更復雜繁難了。補救這種繁難,沒有別法子,只有用「分析」,把具體的大問題,分作許多更具體的小問題。

  分析之後,然後把各分子的現象,綜合起來,看他們有什麼共同的意義。譬如醫生把病人的脈,血,小便,熱度等現象綜合起來,尋出腸熱症的意義,這便是「綜合」。但是這種綜合的結果,仍舊是一個具體的問題(腸熱病),仍舊要用一種具體的解決法(腸熱病的療法)。並不是如藍君所說「從許多要求中,抽出幾種共同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種抽象性的問題」。

  以上所說,泛論「問題與主義」,大旨只有幾句話:「凡是能成問題的問題,無論範圍大小,都是具體的,決不是抽象的;凡是一種主義的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決不是空空蕩盪,沒有具體的內容的。問題本身,並沒有什麼抽象性;但是研究問題的時候,往往必須經過一番理想的作用;這一層理想的作用,不可錯認作問題本身的抽象性。主義本來都是具體問題的具體解決法。但是一種問題的解決法,在大同小異的別國別時代,往往可以藉來作參考材料。所以我們可以說主義的原起,雖是個體的,主義的應用,有時帶著幾分普遍性。但不可因為這或有或無的幾分普遍性,就說主義本來只是一種抽象的理想。」

  藍君和我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我認定主義起初都是一些具體的主張。藍君便不然。他說:

  一種主張,能成為標準趨向態度,與具體的方法恰成反比例。因為愈具體,各部分的利害愈不一致。 ……故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 ……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那實行的方法也並不是一定要從主義中推演出來的。 ……故往往有一種主義,在主義進行的時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團結也非常堅強。一到具體問題的時候,主張紛歧,立刻成一紛擾的現象。

  藍君這幾段話,簡直是自己證明主義決不可和具體的方法分開。因為有些人,用了幾個抽象名詞,來號召大眾;因為他們的「主義」裡面,不幸不曾含有「實行的方法」和「具體的主張」;所以當鼓吹的時候,未嘗不能轟轟烈烈的哄動了無數信徒,一到了實行解決具體問題的時候,便鬧糟了,便鬧出「主張紛歧,立刻擾亂」的笑柄來了。所以後來擾亂的原因,正為當初所「鼓吹」的,只不過是幾個糊塗的抽象名詞,裡面並不曾含有具體的主張。最大最明的例,就是這一次威爾遜先生在巴黎和會的大失敗。威總統提出了許多好聽的抽象名詞,——人道,民族自決,永久和平,公道正誼等等,——受了全世界人的崇拜,他的信徒,比釋迦、耶穌在日多了無數倍,總算「效力非常之大」了。但他一到了巴黎,遇著了克里蒙梭、魯意喬治、牧野、奧蘭多等一班大奸雄,他們袖子裡抽出無數現成的具體的方法,貼上「人道」,「民族自決」,「永久和平」的籤條,——於是威總統大失敗了,連口都開不得。這就可證明主義決不可不含具體的主張。沒有具體主張的「主義」,必致鬧到擾亂失敗的地位。所以我說藍君的「主義是一件事,實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只是人類一樁大毛病,只是世界一個大禍根,並不是主義應該如此的。

  請問我們為什麼要提倡一個主義呢?難道單是為了「號召黨徒」嗎?還是要想收一點實際的效果,做一點實際的改良呢?如果是為了實際的改革,那就應該使主義和實行的方法,合為一件事,決不可分為兩件不相關的事。我常說中國人(其實不單是中國人)有一個大毛病,這病有兩種病徵:一方面是「目的熱」,一方面是「方法盲」。藍君所說的「主義並不一定含著實行的方法」,便是犯了這兩種病。只管提出「涵蓋力大」的主義,便是目的熱;不管實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

  李君的話,也帶著這個毛病。他說: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不論在那一國,大致都很相同。把這個理想適用到實際的政治土去,那就因時,因地,因事的性質情形,有些不同。 ……我只要把這個那個主義拿來做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地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用環境的變化。

  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主義論。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講演,也曾說民治主義在法國便偏重平等;在英國便偏重自由,不認平等;在美國並重自由與平等,但美國所謂自由,又不是英國的消極自由,所謂平等,也不是法國的天然平等。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並不是民治主義的自然適應環境,這都是因為英國、法國、美國的先哲,當初都能針對當日本國的時勢需要,提出具體的主張,故三國的民治各有特別的性質(試看法國革命的第一二次憲法,和英國邊沁等人的駁議,便可見兩國本來主張不同)。這一個例,應該給我們一個很明顯的教訓:我們應該先從研究中國社會上政治上種種具體問題下手;有什麼病,下什麼藥;診察的時候,可以參用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臨症須知」;開藥方的時候,可以參考西洋先進國的歷史和學說,用作一種「驗方新編」。不然,我們只記得幾首湯頭歌訣,便要開方下藥,妄想所用的藥進了病人肚裡,自然「會」起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那就要犯一種「庸醫殺人」的大罪了。

  藍君對於主義的抽象性極力推崇,認他為最合於人類的一種神秘性;又說:「抽象性大,涵蓋力可以增大。涵蓋力大,歸依的人數愈增多。」這種議論,自然有一部分真理。但是我們同時也該承認人類的這種「神秘性」,實在是人類的一點大缺陷。藍君所謂「神秘性」,老實說來,只是人類的愚昧性。因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為牛為馬,為魚為肉。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這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不要說別的,試看一個「忠」字,一個「節」字,害死了多少中國人?試看現今世界上多少黑暗無人道的制度,那一件不是全靠幾個抽象名詞,在那裡替他做護法門神的?人類受這種劣根性的遺毒,也盡夠了。我們做學者事業的,做輿論家的生活的,正應該可憐人類的弱點,打破他們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使他們以後不容易受這種抽象的名詞的欺騙。所以我對於藍君的推崇抽象性和人類的「神秘性」,實在很不滿意。藍君是很有學者態度的人,他將來也許承認我這種不滿意是不錯的。

  但是我們對於人類迷信抽象名詞的弱點,該用什麼方法去補救他呢?我的答案是:多研究些具體的問題,少談些抽象的主義。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該研究,但是只可認作一些假設的見解,不可認作天經地義的信條;只可認作參考印證的材料,不可奉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啟發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聰明,停止思想的絕對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漸漸養成人類的創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漸漸使人類有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

民國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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