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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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
作者:陳獨秀
1920年5月1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卷7

我的意見[1]

長沙新聞界諸君因為代湖南女工向厚生紗廠要求待遇改良,受了穆藕初先生一場奚落,實在是自尋侮辱呵!大家要曉得二十世紀的勞動運動,已經是要求管理權時代,不是要求待遇時代了。無論待遇如何改良,終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勞動者要求資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樣的勞而無功,徒然失了身分。溫情主義,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是主人待奴隸一種沒有保障的恩惠,我們羞於去要求的況且要求不著,白受奚落,真是侮辱上又加侮辱;前清末年要求立憲就是一個榜樣,長沙新聞界現在又戳了一個同樣的霉頭!

有人說中國機械工業還不發達,勞動運動還沒有萌芽,去勞動者要求管理權時代還遠,眼前的待遇問題,還是不能放松的;況且穆藕初先生是一個很有學問見識的人,和一般專門牟利的商人不同,和他討論討論勞動問題也未嘗不可。這話我卻不反對。因為代勞動者向資本家要求固然是我們所不屑,但穆先生雖然站在資本家地位,實質上恐怕還不算是資本家;況且他若不拿資本家資格,來和我們平心靜氣的討論勞動問題,我們也犯不著拒絕他。

中國人向來相互不承認他人的人格,所以全體沒有人格;這件事若責備穆先生獨為其難,未免太看重他了。

每月八元的工資,在長沙或者不算很少,在上海的生活程度,僅夠做工的個人不至凍餓而死罷了。在穆先生底意思,中國人絕對沒有衣食的人很多,現在只要有工做得免餓凍而死就算福氣了,你們還要得寸思尺嗎?但是我們要知道得寸思尺是人類底天性,譬如穆先生辦紗廠去年得利六十萬難道今年不想得利百二十萬嗎?假定穆先生底工廠用一千工人,每人每月以八元計算,一年工資是九萬六千元;倘若一年得凈利二十萬元,內中提出二萬四千元分配給工人,每人每月就可以增加工資二元;資本家除官利外又得那十七萬六千元,總不算太吃虧罷。從前放債的利息過了二分,打官司還要受罰;開典當的,照法律只準按月二分息;安僥安福部的省議會通過了典當利息二分五厘的議案,社會上就說這是倪嗣沖禍害安徽的一種罪案;我們現在要請問上海紡紗廠底股東,去年得了幾分息?中國人說的什麽紅利,工人照例得不著分毫(馬克思說這是剩余價值,都應該分配給工人的)。照穆先生說,年前每日工資只一角七八分,五年前只二角四五分,現在有三角左右,表面上已經是遞加的現象;照馬克思底學說,工人每日勞力結果所生 — 即生產物 — 底價值,就算是五年前比十年前只加倍,現在又比五年前只加一倍,而兩次工資增加都不及一倍,實際上豈不是遞減的現象嗎?這種遞減去的不是都歸到剩余價值裏面,被資本家 — 股東 — 掠奪去了嗎?這且不談,就以工人生活費而論,各項物價合計起來比十年前增加不止一倍;而工資增加不及一倍,這也是減少不算是增加。穆先生要曉得這都是事實、常識,並不是“泰西之糟粕”!

工作時間,不單是工人個人問題,也還是社會問題。假定上海日作十二時工的有二十萬人,若改為八時制,夜三班,機器並不停歇,而社會上可以減少十萬個失業的人;資本家所損失的工資增加半倍,若照前例計算,一千人的工廠增加五百人,每年工資增加不過四萬八千元,在凈利中提出這點,還不及全額四分之一。穆先生如果不專為資本家 — 股東 — 牟利,如果明白“紡織業與民生之關系”,如果可憐“平民生計不寬裕”,如果要使地方進於治安之軌道中”,如果提倡“紡織界拯救時艱之主義”,如果憂慮“社會國家亦間接蒙其害”,如果饊得“救國愛群之要道”,就應該主張減少工作時間,好叫做工的人多失業的人少才是!況且十二時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問題便絕對沒有辦法照這樣下去,工業越發達,人民底知識精力越退步,將造成人種衰微的現象;這種社會的損失,前幾天我曾和聶雲臺先生談過,他也覺得有這樣的危險先生也說要謀工人教育,非減少工作時間不可,他並且主張八時制。聶先生到底是基督徒,是有點慈悲心腸,是比別的“想入天國較駱駝穿過針孔還難”的富人不同呀!我希望信仰“愛之宗教”的聶先生,要學耶穌的犧牲精神,莫學耶穌所深惡痛絕的富人,趕快實行八時制,為窮苦的工人謀點教育,救救他們的苦惱。我並且希望別的資本家莫讓憂先生獨得賢者之名!

工人教育問題,固然非工作時間減少無辦法!工人衛生間題,也非減少時間無辦法。至於工人儲蓄問題,誠然要緊得很;但照現時的工資僅僅足以糊個人的口,養家還差得遠,拿什麽來儲蓄?

穆先生說:“英國有紡紗錠子五千七百萬枚,美國有四千二百萬枚,……日本人口僅及我國人口八分之一,有紡紗錠子四百萬枚……而我國今日僅有錠子一百五十萬枚;此一百五十萬枚中,尚被日商、英商占去七十萬枚,完全為我華人所有者不及百萬枚。……研究全國人口及紡紗錠數,不識諸君子有動於中否?”又說:“若徒唱道多給工值,而不問其工作能力之大小,與責任心之有無,此唱彼和,認其為新思想,而相率提倡之,實業界中固直接蒙其害;因此而投資人多所顧慮,工業振興將無望,國貨空虛,外貨愈得安然占據我腹地之市場,制我全國之死命,然則社會國家亦間接蒙其害焉。”執信先生對穆先生這兩段批評道:“振興工業,還是做生意;幾個人做生產攢錢,中國就不窮了麽?”又道:“於是乎實業提倡起來,外貨不進,生貨不出;做生貨的人少一千萬,做熟貨的人加六百七十萬,兩下對銷,就逼出三百三十萬個失業的人;平心想想,這個時候,社會上是有益還是有損呢?”執信先生這兩段批評,可算是對於借口什麽振興工業,什麽抵制外貨,什麽謀社會國家底利益來牟個人私利的人一個頂門針。

另外我還有幾層意思也要請教於穆先生:我們只主張把“工值”給工人,並不主張在“工資”以外要多給一點。“工值”是什麽?是工人每目勞力結果的生產額在市面上的價值,不是資本家任意定的三角兩角。三角兩角以外的剩余工值,都被資本家 — 股東 — 用紅利底名義搶奪去了,工人絲毫分不著;工值搶了去,反過臉來還要審問被搶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與責任心之有無,這實在是清平世界裏不可赦的罪惡!工人若沒有能力和責任心,股東底官利紅利是從那裏來的?每日三角兩角的工資還要減少幾何,每日工作十二時以外還要增加幾時,才算有能力有責任心呢?利息是社會上不勞而獲的人底救星,利息制度一天不掃除,社會上不勞而獲的人一天不能絕跡;不但放債,開典當是利息制度,凡是自己不勞動,用資本去生息象靠田租、房租、股票生活的一班人,都是利息制度之下底寄生廢物。現時卑之無甚高論,我們暫且不去反對利息制度,不去把他根本取消,但是也得有點限制才好。穆先生恐怕“投資人多所顧慮,工業振興將無望”,是以為必用重利引誘資本家,集合得資本雄厚起來,才可以振興工業。近世機械工業固非資本集合不可,但是集合底方法,就是不廢私有財產制,不廢利息制,似乎不可而且不必拿七八分重利甚至於對本對利來引誘。田地房屋和存在銀行底利息都只得幾厘,尚且有人肯做;工業只要有信用,未見得拿一分利還招不著股。若嫌一分利不能引誘資本家,資本集合太微太,不能夠和外資競爭,這個問題卻大了,決不是現時的招股集資方法可以救濟的。照現時的經濟組織,聽憑穆先生、聶先生等如何熱心拿厚利來引誘資本家,充其量也不過招得二三千萬元;不說歐美底資本家了,只要周學熙勾一個日木資本家來就壓倒了。我以為要想中國產業界資本雄厚可以同外國競爭,非由公共的力量強行把全國底資本都集合到社會的工業上不可。果然是社會的工業,他的發達,社會上人人底幸福都跟著平等的發展,工資少點,工作時間多點,都還沒甚稀奇。象現在個人的工業,犧牲了無數的窮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數的資本家個人手裏;若用這樣厚利去引誘資本家,免得多所顧慮,那麽,工業或者可以振興;若說有利益於社會國家,除非是少數資本家獨有的社會國家,除非是多數工人除外的杜會國家。歐、美、日本底社會危機,就是這個人的工業主義造出來的,我希望想“使地方進於治安之軌道中”的穆先生及其他企業家,千萬別跟歐、美、日本人走這條錯路!

穆先生或者可以說,我們中國紗業底勢力,漫說英、美了,就是比日本還不及四分之一;現時紗業雖有點利益,正要少數的資本家壟斷這種利益,才能夠把資本聚住,才能夠叫他們樂於投資而且便於投資,才能夠使這資本有再生產的效力;若是分配給工人,這資本不但分散了,而且都用在消費上,失了再生產的效力,因此營業不能夠推廣,豈不是社會的損失嗎?穆先生倘若說出這個理由,恐怕有許多舊式的經濟學者都要點頭稱是,就是我也以為這個理由含有一半真理,不能全然否認;但是我以為也有一種法子,可以免除這個人和社會間底利害沖突。這法子是什麽呢?就是采用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一方面承認工人都有得紅利底權利,一方面規定所有股東、經理以下事務員、工人等應得的紅利,一律作為股本,填給股票,以便推廣營業;如此工人都可以漸漸變到資本家地位,個人方面比現在賣勞力而得不著全工值總好得多資本都用在再生產上,社會方面工業也因此推廣了;這法子似乎可以使個人社會間利益兩全,不識穆先生有動於中否?

還有一層:因為近來工廠生意不差,什麽周學熙,什麽梁士詒,聽說都紅了眼睛,倘然大規模的中日棉業公司(聽說日本三千萬元)或是中日棉紗廠(聽說日本七千萬元)只要有一個實現,聽憑穆先生用什麽厚利去招股都不能和他們對敵。我想只有用Co-operative Society制度,或者可抵制。他們要在中國設廠制造,最大部分是因為中國工價低廉,我們工業界若采用這個制度,他們若不一致,招工便不容易,就是招到,和我們的廠裏工人相形之下,也必然沒有從前那樣容易對付;若和我們一致,他們就來辦一萬個工廠,我們都一律歡迎。

厚生廠在湖南招募女工無論辦法好歹,都不但不單是湖南的女工的問題,也不單是上海男女工人問題,乃是全中國勞動問題。有人責備厚生廠苛待湖南女工,所以穆先生不服我現在拉雜寫了許多,都不專是討論湖南女工問題,也並不把穆先生當做個資本家來攻擊他的厚生廠;乃是把穆先生當做一位關心社會問題的人,所以研究一下勞動問題來請教。

穆先生企業的才能和他在社會事業上的功勞,我們當然要尊敬他正因為尊敬他,所以才希望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由個人的工業主義進步到社會的工業主義!

中國底資本固然還沒有集中到工業上,但是現在已經起首了;倘然仍舊走歐美、日本人的錯路,前途遍地荊棘,這是不可不預防的。穆先生很有預防的力量,或者不是我過於看重了他。我希望穆先生及其他企業家,都要有預防社會前途危險的大覺大悟,使我這篇拉雜亂談中當心的地方將來不至成了預言,那才是社會的大幸呵!

一九二〇,五,一。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號

  1. 一九二〇年春,上海厚生紗廠要在湖南招收五十名女工。規定每日工作十二小時,每月工資八元,其它待遇亦差;應招女工並須由家長簽署誌願書和有力量的鋪保。為此事,長沙《大公報》、《湖南日報》紛紛載文指出工時過長、工資太低,以及婦女的人格、衛生、醫藥等等問題。厚生紗廠總經理穆藕初對上述的責難,進行辯護,遺到朱執信等人的反駁。全文共有十六節,陳獨秀的《我的意見》是最後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