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之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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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宣言 1924年9月10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对于时局之主张

(载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二期)

  我们早已看透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剥削操纵及国内军阀之扰乱,非人民起来以革命的手段外而反抗列强内而解除军阀之政权及武装,别的方法都是药不对症,白费力气。

  然而短视而又懒惰的国民,总喜欢在国民革命以外,费尽气力试用各种药不对症的方法,考验的结果,至今只有空言和平免战,结局仍旧移家逃难丧失生命财产,别无办法!

  在直皖直奉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安福派及奉张完全失势,在表面上似乎是中国政治上进步的现象,实际上却不然,因为打倒安福派与奉张并非由于人民的力量,乃是由于另一部分军阀曹吴背后挟着英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当时国人迷信曹吴,以为借重他们而国民自己不费气力便可以达到统一和平的希望。殊不知世界上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事,军阀曹锟吴佩孚和帝国主义的英美勾结为患的局面之下,只有去统一和平更远;因此,我们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之意见,主张全国革命分子结成联合战线,继续民主的革命战争,以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军阀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唯一的道路。

  曹锟吴佩孚眼见国民很容易被他们欺骗,得了政权以后,反动的局面日益严重起来:迫压北京知识阶级;以武力及阴谋扰乱川湘闽粤;惨杀京汉罢工工人;驱逐他们自己所利用为傀儡总统的黎元洪;至此,直系军阀之罪才为国民所认识。此时,国民依旧不信任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找不出第二个象以前所崇拜的吴佩孚,遂转而出于消极否认及国会南迁等懦弱无能的办法,即避开革命的办法;因此,我们第二次发表对于时局之意见,主张由国民党或人民团体出来号召一个国民会以,开始以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来解决一切对外对内的政治问题。

  直系军阀,腐败政党外交系及帝国主义者,都看破中国国民懦弱无能,遂敢于沆瀣一气,进行中外古今所希有之公开的贿选。曹锟贿选成功将近一年以来的成绩是:

  (一)承认列强临城案[1]的要求,以为列强承认贿选之交换条件;

  (二)力谋承认威海卫案[2],金佛郎案[3],宜阳丸案[4],以取得帝国主义者的援助;

  (三)利用赵恒惕杨森吞噬湖南四川,暗助周荫人陈炯明扰乱闽粤;

  (四)因袒护贿选议员,名〔命〕捕安徽全省学校学生数百人,并累及其家属;

  (五)向外商进行津赤,烟潍,沧石三路[5]借款;

  (六)在天津购买意大利军械,价值五百五十万元;

  (七)吴佩孚派人强提胶济路款,以充由广东降北之海军军饷,并滥提盐款,强截捐税,种烟贩烟;

  (八)解散胶济铁路工会,并逮捕及开除工人多名;

  (九)因拥扩曹党私人北洋大学校校长冯熙运,直隶省长派出保安队,包围学校,驱逐学生,逮捕学生代表;

  (十)曹锟的妾舅任意殴伤铁路人员,曹锟的卫队任意打死警察;

  (十一)在汉口郑州石家庄逮捕工人杨德甫孙云鹏等七人,在北京逮捕张国焘等五人,均未宣布罪名;

  (十二)禁止学生着白色衣白布靴走过新华门,禁止北京戏馆唱演《捉放曹》《打鼓骂曹》《徐母骂曹》等戏;

  (十三)接受日本公使的照会,通令全国严禁人民“五七”“五九”开会纪念国耻;

  (十四)容纳列强干涉中国商标之要求,商标公报用英文,商标局聘外人为顾问,对于李义元陈〔刘〕魁元[6]及英舰炮击万县等案之丧权辱国;

  (十五)办理德发债票案[7],国库损失至少三千万元,收回前存伦敦拟付德债之款,悉作军用;

  (十六)重禁京沪所出多种新书新报;

  (十七)为办金佛郎案,纵令王克敏迫孙宝琦去职;

  (十八)向美国购运大批军火价值三百二十八万元,又购德国军火三百五十大箱;

  (十九)力持以造路名义攫取各国退回的庚子赔款;

  (二十)纵令齐燮元兴师攻浙。

  此次齐燮元兴师攻浙,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说简单的齐卢个人战争,或江浙战争,其战争之实际性质,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

  我们不可迷信中国的军阀真有独立作战之可能,——倘有此可能,已应有一个军阀主义的独立国家。每次内战都有国际帝国主义争斗的背景。国际帝国主义者,欧战后以英美法日四国为其代表;他们在中国的关系:从前独霸远东的英国只须保守其既得权利已足惊人;与英争霸欧洲大陆的法国现时工业状况,中国虽还不是他必以死力争的市场,然而也不是可以忘情的肥肉;在中国竞争最烈的乃是欧战中骤然澎涨〔膨胀〕的美日两个帝国主义者。因为种种的关系,法国与日本站在一边,英国与美国站在一边。日本是帝国主义中之最幼稚者,还有结托中国统治阶级以政治的支配达到经济的侵略之必要;美国是侵略中国之后至者,全中国已没有他回旋的隙地,所以也必须援助一派军阀,树立他在中国政治的势力,以倾覆他在中国经济的敌人——日本。华盛顿会议美国给日本第一次大打击,直皖奉直战争,美国给日本第二次大打击,自此以后,美日在中国的势力消长,我们当已看出;此次直系兴师攻浙,乃是美国给日本第三次总结束的打击。

  贿选前(去年五月),美公使曾到保定府和曹锟接洽最高问题;贿选前(六月),美总统哈丁表示美银行团可助中国统一的意见;贿选成时,美使首先称贺;列强为曹政府以武力制止广东政府分取关余时,美国最出力;直系爪牙赵恒惕将失长沙时,以炮舰拒谭助赵的也是美国;以大批军火运到天津给吴佩孚的也是美国:以大批军火运到厦门给直系军队的也是美国;和齐燮元进行导淮借款的也是美国;美国扶助直系是不可掩的事实,此次助直兴师统一中国(不只是对浙),乃是结束一切可与日本接近之政治的势力。

  这次战争的爆发是与美国国务卿休士赴伦敦所订关于处置中国之密约(见本月五日路透电)有直接关系;而于英国帝国主义此时勾结广东商团以图推翻孙中山之举尤足证明。我们再看战前直与反直两方之财政与军火的准备:英美赞助曹吴解决德发债票外,英福公司与吴佩孚订定的道济借款为百五十万镑,美公使替该国商人与吴佩孚做成的军火买卖为步枪一万枝子弹二千万颗,机关枪二百五十架,而吴佩孚的飞机队完全由美国人替他组织与训练,并且与苏齐[8]进行导淮借款。日法军火之输入奉浙,最近张作霖向法商订购快枪三千枝,子弹六百万发及其他军用品若干),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奉浙飞机队之发展显然法国人为之主持,故上次法飞行家杜氏来华,备受奉浙之优待而遭齐燮元严厉之反对。至于张作霖与日本之秘密交涉,也不下于曹吴与英美。张作霖与日本订约,任其在满洲取得三十年租借权,以换得军火与财政之援助;而齐燮元于宣战时更向美国宣言下沪后任美国在沪设立无线电台。故此次战争直接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间接乃是英美与日法帝国主义的战争。

  在开战的两方:直方于数省人民水灾待救不遑中,大兴排除异己之师,残害人民,自然是此次战乱之罪魁祸首;浙方虽宣布讨曹而非反直,实际上当然是反直战争。反直战争,在目前政治现象上虽然是必不可免的事势,然而我们绝对不能认为救国卫民的战争,其理由:(一)在逻辑上,只有反国际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战争,可以全称肯定他是为国为民,至若“反直即是为国为民”,我们实未能加以承认;(二)军阀自身的性质与环境,在客观上亦无由实现他为国为民的余地;(三)在他们政治的行为上,一向连为国为民的倾向也没有,出兵宣言中虽然抬出抽象的正义与民意,直军讨伐安福奉张时,更说得词严义正,自来口说无凭。所以此次战争,我们只能承认是直与反直的军阀战争,只能承认是帝国主义与军阀重苦吾人民之较前更大的惨杀。

  因此,我们可推定此次战争之结果:第一,直胜,则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政治的统一压制,以成就美国在中国经济的统一侵略。第二,直败,则为日本势力结合安福奉张,支配中国的政治经济。我们对于前者固深恶痛绝,对于后者又岂能欢迎!无论前者后者,外力侵入断送国家生命的惨痛都是有加无已,内部战争屠戮人民牺牲人民的惨痛也都是有加无已。第三,假若双方势均力敌胜负不分或直系形势大有不利时,则野心勃勃的美国帝国主义必然发起干涉中国内政,以图达到共管目的,其形式必然是勒令双方听命于列强强制的和平会议之下,组织买办式的商人阶级与军阀阶级暂时混合统一的政府,而根本剿灭广州和全国一切革命的进步势力。然而即使成功这样的局面,也是暂时的,各帝国主义之间与各军阀之间不久仍要因利害冲突而争斗,不过中国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便要因此沦于万劫不复的地位!

  所以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一天,即军阀与战争的惨痛存在一天。我们要解除这种惨痛,固然不是空言哀求和平息战可以得到,也不是依赖何派军阀战胜可〈以〉得到,更不是希望阴谋构成中国内乱以达到其垄断或共管的目〔目的〕的帝国主义之干涉可以得到。人民若希望此次任何一派军阀之胜利,只有蹈直皖直奉战时希望吴佩孚得胜之覆辙;若希望什么“友邦”出面干涉,只有步印度安南之后尘!我们对于双方军阀不能存丝毫希望,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尤不可存丝毫希望,这种希望不仅可耻无效,而且要使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更加凄惨更加危亡。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全国被压迫的人民!你们看呀:外国帝国主义刚刚构成这次内战,同时他们在华盛顿与伦敦之间便发起(由美国发起)干涉中国内政,采取强制号召各势力派和平会议的方式来亡中国。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呀!亡国的惨祸是由这次外国帝国主义构成的内战临头了!你们尚可希望军阀给你们以“正义”,帝国主义给你们以“和平”么?起来!起来!

  打倒侵略中国构成内战的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屠杀人民供外国帝国主义利用的一切军阀!

  全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


  根据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向导》第八十二期刊印


注释

[1] 一九二三年五月,山东临城(今划归枣庄市)附近土匪孙美瑶部劫袭火车,绑架中外旅客二百余名,并枪杀英人一名。经北洋军阀政府与孙美瑶谈判,六月十二日签立协定,释放被绑架人员,孙美瑶接受北洋政府军队改编。八月十日,帝国主义各国外交团向北洋政府提出通碟,要求赔偿损失,接管津浦铁路护路权,惩办负责官吏田中玉等。曹锟政府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外交使团的要求,除护路计划外,完全允诺。

[2] 威海卫于一八九八年以二十五年为期租借给英国。一九二一年底,我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要求以后,英国一方面表示要交还威海卫,一方面又对该地提出了许多领土主权要求。一九二二年开始,北洋军阀政府和英国进行了长期的谈判,准备基本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引起山东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抗议。

[3] 一九二二年,法国政府与北洋政府秘密协议,要中国以金佛郎(即法郎,当时法郎纸币贬值,金法郎实际并不存在)偿付对法庚子赔款,使中国多付关银六千二百余万两。随之美、比、意等国也向中国提出了同样要求,消息传出,举国反对。   法国政府又串通英美等国扣留关税余款以压迫中国政府。一九二五年四月,段祺瑞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协定》接受了法国的要求。

[4] 日本轮船宜阳丸号,在四川内战中,替吴佩孚偷运军火给渝军,被省军周西成部截留,拘压船员二名,驻京日本大使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帝国主义国家外交使团以此为借口要求控制中国长江的警卫权。

[5] 指由《泰晤士报》披露的北洋军阀政府同英商谈判借款准备修建的三条铁路。津赤,从天津到赤峰,沧石,从沧县到石家庄;烟潍,从烟台到潍县。当时的《申报》、《向导》等都报导了这一消息。其中津赤铁路可能指的是当时议筑的由锦州到赤峰的锦赤铁路。

[6] 陈魁元可能有误。当时报刊上与李义元案并提的有陈国贤、刘魁元、陈贵元三案。一九二四年二月,陈国贤被控在丰台指挥工兵打伤英国人贝赛尔,英国大使到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由英员到军事审判处观审;六月审判中贝赛尔不能认明陈国贤,判陈打人罪不能成立。一九二四年四月,英人威德比违章漏税,强行登车离开,北洋政府税警刘魁元等前往阻拦,被威德比打伤;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英使援李义元案来严惩凶犯,并准我国派人观审。一九二四年六月,汉口浅田一二洋行日人打伤贫民陈贵元等三人,日本领事不严惩凶手,引起中国人民的抗议。

[7]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北洋军阀政府屈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同意以战前所欠德国债票抵作德国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又因急于取回在伦敦所存的九百万元票息充作军费,在谈判中放弃了多项中国应获得的权益,其中仅交给德华银行经管的一项,就使国库损失了三千余万元。

[8] 指盘踞在江苏的军阀齐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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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发表时间:192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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