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的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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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是同时出版的两本好书,论及中国与日本的转变时期,那就是,最近三百年特别是最近七十年的事。一本是(麦克密伦出版的)休斯(E. R. Hughes)著的《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本是(耶鲁大学印刷所出版的)李德勒与李德勒塞德洛(Emil Lederer与Emy Lederer-Seidler)合著的《转变中的日本》。这两本书都是极好的书,可是却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于目前正在交战的两国所论及的文化改变基本上有很不一样的叙述。

  休斯先生的书中充满着史实与详细的叙述,可是他极少随意推理。两位李德勒的打算“一步一步由种种现象进行到内在的令人迷惘的事”,所以他们所提供我们的是阐述性的理论多于事实的细节。休斯先生曾居留在福建内地为传教士多年,后来又移住在上海和北平,能说国语,他具有英国人特有的实用主义的脑筋来描写中国生活每个阶段逐渐的变化,显然并没有想起有推理的必要。两位李德勒在日本仅仅住了两年。他们日尔曼民族的哲学训练自然而然使他们想要借理论的帮助来了解日本广泛与复杂的变化。

  结果休斯先生的作品往往充塞了名字和细节,其中难免有错误的地方,而李德勒的书,其实不过是一位游方的哲学家,对一个民族所作深入的解释,有时候由于过分推理而没有足够的事实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也难免有错误的地方。

  休斯的书里所举事例的错误并不是重大的缺点,但是其中几个地方在发行第二版时应当加以更正过来。例如严复从来就不曾翻译过达尔文的《物种原始论》(第二〇九页),而“使他获得名誉和影响力”的译作是赫胥黎的《天演论》。中国耶稣会的学者在第二〇〇页拼音的“李文藻”是正确的,但是在第十一页却拼成为“李其涛”的音。而在索引里的是两个名字都列上去的,似乎是两个人。第一〇七页的辜汉民一定是辜鸿铭的错误。第十一页的顾炎武就是顾亭林,他并不仅是一位地理学家。李石曾(第二一八页)绝不是一个物理学家。而休斯先生选出来代表“汉学派”的崔东壁(第二五七页)恰好是最不受同时代文化思想所影响的人,他主要的思想是最忠实“宋学派”的支持者。

  但是这些细节的错误并不减少这本专写中国逐渐西化像一出雄壮戏剧的真实历史的价值。此等史实可以用他自己的话简括如下(第二八六——七页):

  第一,于十七世纪初,温文有礼地欢迎耶稣会神父的到来。

  第二,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对南洋来的粗鲁的商人激起了一种极深的不信任与鄙视的态度,继之而来的是一些负有责任的人承认需要学习这些商人的军事技术。

  第三,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一些学者发现西方民族除了武器之外还有些比中国还要强的地方,那些就是中国所必须加以重视的文化与学问。

  第四,在二十世纪中国智识青年突然醒悟了解他们自己文化的衰弱,不适于现代的世界,因为中国在现代的世界必须要加入为生存而奋斗的生物斗争。

  第五,对西方的怀疑。认为西方既不像革新派所想的那么友善,也不像他们所想的那么重视道德,认为中国要用自己的方式想法拯救自己的时机已经来到。

  最后,……是中国国民革命后的目前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我们获得了一个明确有力的新观点,各阶层的人民显然对他们自己有了信心,并且对整顿他们半传统半新生的国家状态以谋求整个社会的团结、效率与福利的力量也具有信心。

  这本书很大部分是详述政治思想、教育、科学与医药,和文学等方面文化改变的各阶段。休斯先生在作者序言中谈到他自己研究的态度说:“欧洲文化在中国遭遇同样古老或者可以说在过去历史中更古老的一个文化,那一个文化曾堂皇伟大的表露在文学、诗与艺术中,而且目前是有办法提供推理的思考,并且和西方的接触后结果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反应。”在这本书中的其他部分(第二七三——四页),他重复了同样的观点:

  由各方面的情况看来,这个新阶级(有都市思想的阶级)有了广泛的实验,而这个阶级的人已经了解他们所喜欢的是什么地方,不喜欢的是什么地方。他们对一部分西方文化的特点表示欢迎,但拒绝接受另外一部分。他们对于他们所欢迎的是毫无犹豫地加以修改来适合他们的口味。换句话说,一种中国特有的思想正活动起来,包括中国特有的评判力、特有的道德与美学价值的判断力。

  这种概括性研究的方式看起来虽然似乎是很简单,但是因为这些话是一个一生献身于传道事业的人所写的,所以使这些话更加有分量,更加令人有深刻的印象,而我们认为大体上说来这些话是正确的。我曾在其他地方说过中国趋向现代化是由于“长久暴露”于与西方思想与制度的接触下所引致的结果。由于中国完全民主化的社会组织以及由于当政的朝代没有而且无能力领导这些变化,所以在中国的一切西化是由于逐渐把思想流传与散播的结果。通常是少数几个人首先发韧,逐渐获得人们的信从,最后等到许多人都深信这些思想具有优越的便利与功效时,于是就达成了重大的变化。从鞋子到文学革命,从口红到推翻帝制,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而广义说来都是经过“推理”的。在中国没有一样东西是神圣得要加以保护才不会受这种暴露与接触所侵害的。也没有人或者任何阶级强大得能保护任何制度使其不受侵入的文化所感染和瓦解,而且由于这些变化大体上说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也就不会有遗憾和开倒车的事。

  当我们读李德勒教授和他太太所写的日本西化的史实,虽然仍旧像是一出雄壮的戏剧,但却是一个完全不相同的事。这个史实也可用作者们自己的话简括如左(下):

  以一个简直无法抛弃其中世纪衣钵的民族的兴盛来说,……所采取这个极重要的步骤乃出自于要精通西洋作战方法的决心。日本接受西方军械的整个系统而达到熟练甚至在应用时达到某种程度的精通的地步。

  开始时这个过程的整个含意还不十分清楚,……小泉八云虽然是个西方人,却是日本一般态度的典型人物。他归化为日本人后,热烈关心的是要保留这个民族的精华,支持建立西洋作战装备的观念以使用于建造一层护墙来保护所应当保存不变的事物。

  在这个初期阶段简直无法预料到这个步骤竟会坚定不移的引致第二步的发生。

  军队一直是代表一个时代工艺水准的高度。要在日本建立一支军队,要使这支军队发挥威力,要使这支军队能适应陆地上特殊的情况,需要与其相符一致的教育与训练,要实施强迫性的军事训练与培养一大批军官意味着有下面的一种必要,即是把整个人口最活跃的一群人所具有的日本特质加以改变来配合,……那又需要发展一个包罗万象的机构,那机构能够设立各式各种的学校,以便给予一切自然科学最完善的技术训练,因此才能在工业工厂中制造战争的器械。

  简单的说,既然一个现代国家需要变成为工业化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军备的国家,所以日本必须要朝那方向发展。但是工业与其他各种生产又有经济上的相互关系,所以工业化也意味着其他与进行战争并无重大关系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与军国主义一样无法仅限其本身发展的是工业的工艺系统,此种工艺系统也深远的牵涉到社会制度。这里就是西化问题的中心。(第一七九至一八一页)

  作者们在这里这些有力的几段中谈到日本西化的真正历史与意义。开始时日本采用的是军事主义,不久军事器械打败中国与俄国时证明了它的效果,也大大的扩展了军事主义制度不断增加的需要与要求,就以现在来说日本还是集中在李德勒教授巧妙的称为“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上。整个运动是由统治阶级统筹办理加以指挥与控制的,而这个统治阶级恰巧是拥护军国主义的阶级而恰巧是受德川时代(德川时代作者们在另一章中曾有精辟的描写)。中世纪封建制度深刻教养与磨练的阶级,而这个阶级所负的任务就是建立起一个现代战争的作战组织(第一五〇页),等于说,把国家推往西化方向的阶级永远无法了解他们所做的事,也不明白西化运动中所必然包括着的扰乱的、自由主义化的、与甚至革命化的力量。那个统治阶级与小泉八云所想的一样认为建立一个现代战争装备借以建造一道护墙围绕日本,使德川幕府的日本传统价值可以保存不变。当现代化运动失去控制到了会渐变成为解放与革命化的危险时,这个运动马上就给遏止镇压下来。“西方可以继续为日本生活所接受的部分仅仅是与发展日本为新强国有必要关联的部分”(第一八三页)。而作者们曾具体的指明西方的影响力很少引起日本国家(第一五〇页)宗教,和社会制度(第一八四至一八九页)等生活基本方面的变化。

  两位李德勒勉强但不可避免的达到一个结论,那就是日本虽然经过七十年戏剧性的现代化运动,但古老日本的基本因素还是继续存在,并且继续抗拒一切西化的危险。我也“勉强的”说,因为作者们真正喜爱和钦慕古老的日本,并且有时候甚至认为有些好时尚的人无法有什么发展对日本是“幸运的”(例如:第一八二页)。但是他们是老实的观察者,所以无法不达到以下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那就是“日本古代文化的持续力与有关的活力以及其文化形式所达成的完美状况形成了一股外来因素而不肯轻易同化的力量”(第一九〇页)。在这点来说,有人会想要问一问:作者是否对于这个奇异的现象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这个抗拒变化的力量是否真的乃是由于日本“古代文化持续力与有关的活力”或者由于“其文化形式所形成的完美状况”?“活力”与“所达成的完美状况”岂不是矛盾的辞语吗?抗拒改变的力量是否可能更适当的说乃是意味着缺少活力,无法使自己适应情势而不损失其整体性的缺点吗?因此对于新的接触与影响深具恐惧之心而表现出反对危险性的影响的一种不自然的结合与保护自己的反动性。

  我自己的观点是认为后者的解释似乎较为令人满意。作者们所观察到日本“不受深沉进化力量的辩证法的影响”(第四十七页)的奇怪现象的确感到很大的困惑。我对于其有敏锐脑筋的李德勒教授竟会认为“它是与西洋创造与生长的过程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因为它是缺少辩证和动力的”(序第八页)的想法感到遗憾。这在东方或者整个人类的任何部分来说并不是一件罕有的事。文化的任何阶段在其拓殖地比在其母国较为保守是一种一般性的法则,因为文化在一个拓殖地往往是较为仔细并且是较为有意识的予以保存和持续下去,而在其母国才容许经过进化与改革的自然过程。而有意识的和不自然的保存,往往阻碍变化与渐渐衰退自然过程的作用。举一个例来说,佛教在印度衰落了好几个世纪之后才开始在中国衰落下来,而现在佛教仅在锡兰、缅甸、暹罗和日本等拓殖地苟延残喘。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本质上是中国文化的拓殖地;所以那个时代有许多文化的因素看起来是“不受”变化的影响,那就是说,人为的文化结合力在闭关自守的二百六十年中特别有力,这是很自然的事。举个例来说,席地而坐的习惯在中国早已废除,连桌椅的应用始于何时却很难以断定;但在日本,直到今日还继续席地而坐的习惯。那并不是说席地而坐的习惯有什么特殊的“持续力”或者达到“形式上完全的完美”。

  所以在日本其国民生活基本观点的抗拒现代化的力量只能解释为反对改革的人为保护传统的努力所致。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作者们谈到“国家特征的有意培植”(序第八页),谈到“作战到底以抗拒日本精神为平民化的过程所淹没”(序第十页),而且也谈到“表现在有力的秘密社团组织中的日本古老的精神……那就是要保存国家尊严,采用经济急进主义的作法,与固守传统的精神借以趋向国家‘复兴’,并同时对内在与外在的‘敌人’作战,冒着失去日本古老的组织以及冒着失去为世界强国地位的危险公开进行法西斯运动”(序第十一页)。谈到这种日本精神的作者们是不大愿意承认我上述的解释的。但是作者们所提出的理论正就是日本的悲剧,也正就是正确的解释。

  两位李德勒的文笔优美——谈论“土地”的第一章读起来像是一首美妙的诗——但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其显明的缺点之一是太喜欢推理。举个例来说,他们想要用“斡旋仲裁的原则”(第四十九页)来解释幕府政治的来源,他们说“日本人都是经由一个调停者来推行与生活有关系的重大事件。日本人几乎无法直接表达一个意愿或者用坚决反对的态度奋战来解决一项冲突”,这当然不是实在的。作者们也知道用日本武士为自己的继承权作战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的“斡旋仲裁的原则”是不适用的。但是荒谬的地方是他们用其他的理论为上述的例子辩护,那就是武士的敌手“与其说是个实在的人,不如说是个形式上的敌人”。

  太喜欢推理最大的缺点是在标题所谓“远东四万个象征”那一章中。在那一章中所讨论的是语言的问题。所涉及的许多理论之中又一次看到了“仲裁”的原则(第八十二页)。他们说:“在日本什么事都不是直接说出来的,甚至话的表达也不是直接的。”这当然不是实在的,同一章中作者们又说:“在中国白话文甚至比在日本更缺少基本内容。”(第六十九页)他们是不是了解日语中只有差不多六十个音节的声音,而以声音来说日本话是世界最贫乏的语言?

  他们过分推理而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理论。最好的例证是在谈论日本这个国家的那一章中一长段的文字里。其中作者们谈到日本勤王政团对皇帝忠贞的高尚品节时说:“假如忠贞发生冲突时,宁可牺牲父母、妻子、儿女来成全对皇帝的忠贞。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种违反家族感情的事是不可想像的。在日本却是许多悲剧发生的缘由。”(第一四一页)而作者们继续举出一位被流放的贵族Michizane的著名的故事为例,证明日本这种特别的美德。Michizane的儿子的生命是由于他从前的一个家臣的忠心和牺牲所拯救。那位家臣是把他的孙子代替为Michizane的儿子奉献出来的。他们又更进一步的评论这个故事说:“这种违反家族之爱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全然不可想像的事。”(第一四二页)事实上,这个“著名的故事”不过是中国戏剧“赵氏孤儿”(译者按:即“搜孤救孤”)翻版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中国戏剧最早译成欧洲语言者之一,是使伏尔泰获得灵感写了一个同样的剧名的剧本,也是中国戏台上现在还常上演的戏本。由此看来,对国家或民族加以概括化是危险的。

  (收入胡颂平编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