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日本的西化
| 中國和日本的西化 作者：胡適 |
幾乎是同時出版的兩本好書，論及中國與日本的轉變時期，那就是，最近三百年特別是最近七十年的事。一本是（麥克密倫出版的）休斯（E. R. Hughes）著的《西方對中國的侵略》，另一本是（耶魯大學印刷所出版的）李德勒與李德勒塞德洛（Emil Lederer與Emy Lederer-Seidler）合著的《轉變中的日本》。這兩本書都是極好的書，可是卻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對於目前正在交戰的兩國所論及的文化改變基本上有很不一樣的敘述。
休斯先生的書中充滿着史實與詳細的敘述，可是他極少隨意推理。兩位李德勒的打算「一步一步由種種現象進行到內在的令人迷惘的事」，所以他們所提供我們的是闡述性的理論多於事實的細節。休斯先生曾居留在福建內地為傳教士多年，後來又移住在上海和北平，能說國語，他具有英國人特有的實用主義的腦筋來描寫中國生活每個階段逐漸的變化，顯然並沒有想起有推理的必要。兩位李德勒在日本僅僅住了兩年。他們日爾曼民族的哲學訓練自然而然使他們想要借理論的幫助來了解日本廣泛與複雜的變化。
結果休斯先生的作品往往充塞了名字和細節，其中難免有錯誤的地方，而李德勒的書，其實不過是一位遊方的哲學家，對一個民族所作深入的解釋，有時候由於過分推理而沒有足夠的事實來支持，他們的理論也難免有錯誤的地方。
休斯的書裡所舉事例的錯誤並不是重大的缺點，但是其中幾個地方在發行第二版時應當加以更正過來。例如嚴復從來就不曾翻譯過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論》（第二〇九頁），而「使他獲得名譽和影響力」的譯作是赫胥黎的《天演論》。中國耶穌會的學者在第二〇〇頁拼音的「李文藻」是正確的，但是在第十一頁卻拼成為「李其濤」的音。而在索引里的是兩個名字都列上去的，似乎是兩個人。第一〇七頁的辜漢民一定是辜鴻銘的錯誤。第十一頁的顧炎武就是顧亭林，他並不僅是一位地理學家。李石曾（第二一八頁）絕不是一個物理學家。而休斯先生選出來代表「漢學派」的崔東壁（第二五七頁）恰好是最不受同時代文化思想所影響的人，他主要的思想是最忠實「宋學派」的支持者。
但是這些細節的錯誤並不減少這本專寫中國逐漸西化像一出雄壯戲劇的真實歷史的價值。此等史實可以用他自己的話簡括如下（第二八六——七頁）：
第一，於十七世紀初，溫文有禮地歡迎耶穌會神父的到來。
第二，於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對南洋來的粗魯的商人激起了一種極深的不信任與鄙視的態度，繼之而來的是一些負有責任的人承認需要學習這些商人的軍事技術。
第三，於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一些學者發現西方民族除了武器之外還有些比中國還要強的地方，那些就是中國所必須加以重視的文化與學問。
第四，在二十世紀中國智識青年突然醒悟了解他們自己文化的衰弱，不適於現代的世界，因為中國在現代的世界必須要加入為生存而奮鬥的生物鬥爭。
第五，對西方的懷疑。認為西方既不像革新派所想的那麼友善，也不像他們所想的那麼重視道德，認為中國要用自己的方式想法拯救自己的時機已經來到。
最後，……是中國國民革命後的目前的這個階段。這個階段中我們獲得了一個明確有力的新觀點，各階層的人民顯然對他們自己有了信心，並且對整頓他們半傳統半新生的國家狀態以謀求整個社會的團結、效率與福利的力量也具有信心。
這本書很大部分是詳述政治思想、教育、科學與醫藥，和文學等方面文化改變的各階段。休斯先生在作者序言中談到他自己研究的態度說：「歐洲文化在中國遭遇同樣古老或者可以說在過去歷史中更古老的一個文化，那一個文化曾堂皇偉大的表露在文學、詩與藝術中，而且目前是有辦法提供推理的思考，並且和西方的接觸後結果產生了一個重大的反應。」在這本書中的其他部分（第二七三——四頁），他重複了同樣的觀點：
由各方面的情況看來，這個新階級（有都市思想的階級）有了廣泛的實驗，而這個階級的人已經了解他們所喜歡的是什麼地方，不喜歡的是什麼地方。他們對一部分西方文化的特點表示歡迎，但拒絕接受另外一部分。他們對於他們所歡迎的是毫無猶豫地加以修改來適合他們的口味。換句話說，一種中國特有的思想正活動起來，包括中國特有的評判力、特有的道德與美學價值的判斷力。
這種概括性研究的方式看起來雖然似乎是很簡單，但是因為這些話是一個一生獻身於傳道事業的人所寫的，所以使這些話更加有分量，更加令人有深刻的印象，而我們認為大體上說來這些話是正確的。我曾在其他地方說過中國趨向現代化是由於「長久暴露」於與西方思想與制度的接觸下所引致的結果。由於中國完全民主化的社會組織以及由於當政的朝代沒有而且無能力領導這些變化，所以在中國的一切西化是由於逐漸把思想流傳與散播的結果。通常是少數幾個人首先發韌，逐漸獲得人們的信從，最後等到許多人都深信這些思想具有優越的便利與功效時，於是就達成了重大的變化。從鞋子到文學革命，從口紅到推翻帝制，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而廣義說來都是經過「推理」的。在中國沒有一樣東西是神聖得要加以保護才不會受這種暴露與接觸所侵害的。也沒有人或者任何階級強大得能保護任何制度使其不受侵入的文化所感染和瓦解，而且由於這些變化大體上說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也就不會有遺憾和開倒車的事。
當我們讀李德勒教授和他太太所寫的日本西化的史實，雖然仍舊像是一出雄壯的戲劇，但卻是一個完全不相同的事。這個史實也可用作者們自己的話簡括如左（下）：
以一個簡直無法拋棄其中世紀衣缽的民族的興盛來說，……所採取這個極重要的步驟乃出自於要精通西洋作戰方法的決心。日本接受西方軍械的整個系統而達到熟練甚至在應用時達到某種程度的精通的地步。
開始時這個過程的整個含意還不十分清楚，……小泉八雲雖然是個西方人，卻是日本一般態度的典型人物。他歸化為日本人後，熱烈關心的是要保留這個民族的精華，支持建立西洋作戰裝備的觀念以使用於建造一層護牆來保護所應當保存不變的事物。
在這個初期階段簡直無法預料到這個步驟竟會堅定不移的引致第二步的發生。
軍隊一直是代表一個時代工藝水準的高度。要在日本建立一支軍隊，要使這支軍隊發揮威力，要使這支軍隊能適應陸地上特殊的情況，需要與其相符一致的教育與訓練，要實施強迫性的軍事訓練與培養一大批軍官意味着有下面的一種必要，即是把整個人口最活躍的一群人所具有的日本特質加以改變來配合，……那又需要發展一個包羅萬象的機構，那機構能夠設立各式各種的學校，以便給予一切自然科學最完善的技術訓練，因此才能在工業工廠中製造戰爭的器械。
簡單的說，既然一個現代國家需要變成為工業化之後才能成為一個具有軍備的國家，所以日本必須要朝那方向發展。但是工業與其他各種生產又有經濟上的相互關係，所以工業化也意味着其他與進行戰爭並無重大關係的工業部門的發展。與軍國主義一樣無法僅限其本身發展的是工業的工藝系統，此種工藝系統也深遠的牽涉到社會制度。這裡就是西化問題的中心。（第一七九至一八一頁）
作者們在這裡這些有力的幾段中談到日本西化的真正歷史與意義。開始時日本採用的是軍事主義，不久軍事器械打敗中國與俄國時證明了它的效果，也大大的擴展了軍事主義制度不斷增加的需要與要求，就以現在來說日本還是集中在李德勒教授巧妙的稱為「軍國主義的工業制度」上。整個運動是由統治階級統籌辦理加以指揮與控制的，而這個統治階級恰巧是擁護軍國主義的階級而恰巧是受德川時代（德川時代作者們在另一章中曾有精闢的描寫）。中世紀封建制度深刻教養與磨練的階級，而這個階級所負的任務就是建立起一個現代戰爭的作戰組織（第一五〇頁），等於說，把國家推往西化方向的階級永遠無法了解他們所做的事，也不明白西化運動中所必然包括着的擾亂的、自由主義化的、與甚至革命化的力量。那個統治階級與小泉八雲所想的一樣認為建立一個現代戰爭裝備藉以建造一道護牆圍繞日本，使德川幕府的日本傳統價值可以保存不變。當現代化運動失去控制到了會漸變成為解放與革命化的危險時，這個運動馬上就給遏止鎮壓下來。「西方可以繼續為日本生活所接受的部分僅僅是與發展日本為新強國有必要關聯的部分」（第一八三頁）。而作者們曾具體的指明西方的影響力很少引起日本國家（第一五〇頁）宗教，和社會制度（第一八四至一八九頁）等生活基本方面的變化。
兩位李德勒勉強但不可避免的達到一個結論，那就是日本雖然經過七十年戲劇性的現代化運動，但古老日本的基本因素還是繼續存在，並且繼續抗拒一切西化的危險。我也「勉強的」說，因為作者們真正喜愛和欽慕古老的日本，並且有時候甚至認為有些好時尚的人無法有什麼發展對日本是「幸運的」（例如：第一八二頁）。但是他們是老實的觀察者，所以無法不達到以下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那就是「日本古代文化的持續力與有關的活力以及其文化形式所達成的完美狀況形成了一股外來因素而不肯輕易同化的力量」（第一九〇頁）。在這點來說，有人會想要問一問：作者是否對於這個奇異的現象給了我們一個滿意的解釋？這個抗拒變化的力量是否真的乃是由於日本「古代文化持續力與有關的活力」或者由於「其文化形式所形成的完美狀況」？「活力」與「所達成的完美狀況」豈不是矛盾的辭語嗎？抗拒改變的力量是否可能更適當的說乃是意味着缺少活力，無法使自己適應情勢而不損失其整體性的缺點嗎？因此對於新的接觸與影響深具恐懼之心而表現出反對危險性的影響的一種不自然的結合與保護自己的反動性。
我自己的觀點是認為後者的解釋似乎較為令人滿意。作者們所觀察到日本「不受深沉進化力量的辯證法的影響」（第四十七頁）的奇怪現象的確感到很大的困惑。我對於其有敏銳腦筋的李德勒教授竟會認為「它是與西洋創造與生長的過程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因為它是缺少辯證和動力的」（序第八頁）的想法感到遺憾。這在東方或者整個人類的任何部分來說並不是一件罕有的事。文化的任何階段在其拓殖地比在其母國較為保守是一種一般性的法則，因為文化在一個拓殖地往往是較為仔細並且是較為有意識的予以保存和持續下去，而在其母國才容許經過進化與改革的自然過程。而有意識的和不自然的保存，往往阻礙變化與漸漸衰退自然過程的作用。舉一個例來說，佛教在印度衰落了好幾個世紀之後才開始在中國衰落下來，而現在佛教僅在錫蘭、緬甸、暹羅和日本等拓殖地苟延殘喘。德川幕府時代的日本本質上是中國文化的拓殖地；所以那個時代有許多文化的因素看起來是「不受」變化的影響，那就是說，人為的文化結合力在閉關自守的二百六十年中特別有力，這是很自然的事。舉個例來說，席地而坐的習慣在中國早已廢除，連桌椅的應用始於何時卻很難以斷定；但在日本，直到今日還繼續席地而坐的習慣。那並不是說席地而坐的習慣有什麼特殊的「持續力」或者達到「形式上完全的完美」。
所以在日本其國民生活基本觀點的抗拒現代化的力量只能解釋為反對改革的人為保護傳統的努力所致。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作者們談到「國家特徵的有意培植」（序第八頁），談到「作戰到底以抗拒日本精神為平民化的過程所淹沒」（序第十頁），而且也談到「表現在有力的秘密社團組織中的日本古老的精神……那就是要保存國家尊嚴，採用經濟急進主義的作法，與固守傳統的精神藉以趨向國家『復興』，並同時對內在與外在的『敵人』作戰，冒着失去日本古老的組織以及冒着失去為世界強國地位的危險公開進行法西斯運動」（序第十一頁）。談到這種日本精神的作者們是不大願意承認我上述的解釋的。但是作者們所提出的理論正就是日本的悲劇，也正就是正確的解釋。
兩位李德勒的文筆優美——談論「土地」的第一章讀起來像是一首美妙的詩——但並不是沒有缺點的。其顯明的缺點之一是太喜歡推理。舉個例來說，他們想要用「斡旋仲裁的原則」（第四十九頁）來解釋幕府政治的來源，他們說「日本人都是經由一個調停者來推行與生活有關係的重大事件。日本人幾乎無法直接表達一個意願或者用堅決反對的態度奮戰來解決一項衝突」，這當然不是實在的。作者們也知道用日本武士為自己的繼承權作戰的例子來說明他們的「斡旋仲裁的原則」是不適用的。但是荒謬的地方是他們用其他的理論為上述的例子辯護，那就是武士的敵手「與其說是個實在的人，不如說是個形式上的敵人」。
太喜歡推理最大的缺點是在標題所謂「遠東四萬個象徵」那一章中。在那一章中所討論的是語言的問題。所涉及的許多理論之中又一次看到了「仲裁」的原則（第八十二頁）。他們說：「在日本什麼事都不是直接說出來的，甚至話的表達也不是直接的。」這當然不是實在的，同一章中作者們又說：「在中國白話文甚至比在日本更缺少基本內容。」（第六十九頁）他們是不是了解日語中只有差不多六十個音節的聲音，而以聲音來說日本話是世界最貧乏的語言？
他們過分推理而沒有充分的證據來支持他們的理論。最好的例證是在談論日本這個國家的那一章中一長段的文字裡。其中作者們談到日本勤王政團對皇帝忠貞的高尚品節時說：「假如忠貞發生衝突時，寧可犧牲父母、妻子、兒女來成全對皇帝的忠貞。對一個中國人來說，這種違反家族感情的事是不可想像的。在日本卻是許多悲劇發生的緣由。」（第一四一頁）而作者們繼續舉出一位被流放的貴族Michizane的著名的故事為例，證明日本這種特別的美德。Michizane的兒子的生命是由於他從前的一個家臣的忠心和犧牲所拯救。那位家臣是把他的孫子代替為Michizane的兒子奉獻出來的。他們又更進一步的評論這個故事說：「這種違反家族之愛對於中國人來說是全然不可想像的事。」（第一四二頁）事實上，這個「著名的故事」不過是中國戲劇「趙氏孤兒」（譯者按：即「搜孤救孤」）翻版的故事。這個故事是中國戲劇最早譯成歐洲語言者之一，是使伏爾泰獲得靈感寫了一個同樣的劇名的劇本，也是中國戲台上現在還常上演的戲本。由此看來，對國家或民族加以概括化是危險的。
（收入胡頌平編撰：《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