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禪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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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编辑]

  黎先生,各位同学!今天兄弟是来还债。以前李校长和黎先生同我说了多次,叫我来讲演,我因为事忙,时间不容许,虽然答应了,终没有办到,所以欠下这债来。到了这学期,定要我来讲四次,除了一次是原本,其余三次,好像是加了三倍利息似的。所以这一回,我可以说是受到黎先生的重利盘剥了!

  “中国禅学的发展”这个题目,中国从来没有人很清楚地研究过。日本有许多关于禅学的书,最重要的,要推忽滑谷快天所著的《中国禅学史》,因为就材料而言,在东方堪称为最完备最详细的。这书前几年才出版。

  凡是在中国或日本研究禅学的,无论是信仰禅宗,或是信仰整个的佛教,对于禅学,大都用一种新的宗教的态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怀疑,这是第一个缺点。其次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以为研究禅学,不必注意它的历史,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就是材料问题:禅宗本是佛教一小宗,后来附庸蔚为大国,竟替代了中国整个的佛教,不过中国现在所有关于禅宗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后的;其实禅宗最发达的时候,却当西元七世纪之末到十一世纪——约从唐武则天到北宋将亡的时候,这四百年中间,材料最重要,可是也最难找;正统派的人,竟往往拿他们自己的眼光来擅改禅宗的历史。我十几年前研究禅宗,只能得到宋以后的材料,唐代和唐以前的很难得到。我想:要得到唐以前的材料,只有两种方法:一、从日本庙寺中去找,因为日本还保存着一部分唐代禅学。二、从敦煌石室写本中去找,因为三十年前所发现的敦煌石室里,有自晋到北宋佛教最盛时代的佛经古写本,现在这些古写本,世界上有三个地方保存着;一部分在北平图书馆,一部分在巴黎图书馆,一部分在伦敦博物馆。在北平图书馆的,都是不重要的东西,是人家不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伦敦和巴黎两处。从前的人,对于材料的搜集,都不注意,这是第三个缺点。

  我研究禅宗,不能说完全没有上述的缺点;不过民国十五年(1926)我到巴黎,即存心搜集材料,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从晋到北宋这一部分材料都曾经找到,非日本和中国的图书馆所能及。回国后七八年,我所找到的材料,只有一部分整理出版。当时日本研究禅学的,对于搜集材料,也很注意,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近几年来,日本也发现许多材料。所以现在研究禅学,比较便利多了。

  这个禅宗问题,我曾在北大及燕大讲过,不过都不是有系统的讲演。将中国禅学的发展,作整个的系统的讲演,这还是第一次。

  从前许多大师,对于禅宗的材料,都爱作假。所以经我揭穿之后,有许多人不高兴。不过我不是宗教家,我只能拿历史的眼光,用研究学术的态度,来讲老实话。

  中国禅学的发展,是个总题目,我打算就分作四次来讲:一、印度禅;二、中国禅宗的起来;三、中国禅学的发展和演变;四、中国禅学的方法。

  

第一讲 印度禅[编辑]

  我何以要讲印度禅呢?禅学来自印度,虽然中国禅与印度禅不同,不过要懂得中国禅,须懂得印度禅。所以先讲印度禅,做一个引论。

  关于研究印度禅的书籍,有以前香港大学校长Sir Charles Eliot所著的Hinduism and Buddlism(Vol. I pp. 302—324),但是不幸书还没有完成,他就死了。我几年前也有一篇文章,篇名《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收在《胡适文存》三集中(pp. 423—448)。

  在禅宗未起以前,印度便有“瑜伽”,梵文为yoga。此字是印度文与日耳曼文的混合语,在英文中为牛轭,引伸起来,是管束的意思。即如何才能管束我们的心,训练我们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向走,而能于身体上、精神上,和知识上发生好的结果。

  在印度未有佛教以前,即二千五百年前,已有许多人做这种“瑜伽”。释迦牟尼想到名山去学道的时候,遣人出外寻道者二人,即为瑜伽师。古代“瑜伽”的方法,在印度很流行;佛家苦修,即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教走上新的道路——“智”的道路,于是“瑜伽”遂变成了佛教的一部分。但无论任何修行的人,都免不了要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家给以名字,便是“禅”。

  “禅”字起源很早,在小乘、大乘经中以及各种小说里,都有“禅”字。我记得幼年看《水浒》,看见花和尚鲁智深打了一根八十二斤的禅杖,把“禅”字读作“单”,后来才知道是读错了,其实并没有错,因为“禅”字的原文拼音是Dhyana,音近“单”(按:中国“禅”纽字古音多读入“定”纽)。

  佛教有三大法门;(一)戒,(二)定,(二)慧。“戒”是守戒,最高限度为十戒(按:根本五戒,沙弥加五为十戒),后又有和尚戒(比丘僧具足二百五十戒),尼姑戒(三百五十戒),居士戒(即菩萨戒,重十,轻四十八),从戒生律,于是成为律宗。次为“定”,就是禅,也就是古代“瑜伽”传下来的方法,使我们心能定住不向外跑。第三部分为“慧”,所谓“慧”,就是了解,用知识上的了解,帮助我们去定。从表面上看,禅在第二,其实不然,禅实在能包括“定”、“慧”两部分。如说禅是打坐,那种禅很浅,用不着多说。因为要用“慧”来帮助“定”,“定”来帮助“慧”,所以有人合称“慧定”。在中国禅宗,“慧”包括“定”,“慧”的成分多,并且还包括“戒”;在印度,则“定”包括“慧”,“定”的成分多。

  现在讲印度禅,先讲方法,后讲目的。

  关于印度禅的方法,计有五种:第一个方法最浅显,便是“调息”,佛书中叫做“安般”法门。“安”(ana)是“入息”,“般”(Pana)是“出息”。“安般”的意思,就是用一定的方式——手和脚都有一定的方式,如盘膝打坐使人坐着舒服,以调和呼吸。这种调息的方法,又可分为四项:(一)“数”,就是从一到十来回的数着自己的呼吸,以避免四围环境的扰乱,使心能够专一。(二)“随”,便是心随鼻息跑,所谓念与息俱,使心不乱。(三)“止”,就是看鼻息停止在什么地方;中国道家向有所谓“视息丹田”,即此。(四)“观”,就是客观一点,把自己的元神提出来,看看自己到底怎样,比方牛在吃草,牧童却站在旁边看;又好像一个人站在门口,对于过路的人,某是张先生,某是李小姐,都能认识。总括一句,以上都是“安般”法门,其方法有“数”、“随”、“止”、“观”。

  如果一天到晚,老是打坐,容易出乱子。譬如在打坐的时候,忽然涉想某人欠我的债,或恋爱的事情,或可恶的人与可恶的事,心更不定了。在这时候,非数息所能为力,所以还要旁的方法来帮助,即靠“慧”——知识——来帮助。所以第二个方法叫做“不净观”。所谓“不净观”,就是用智慧想到一切都不干净。譬如当我们涉想某某漂亮的小姐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他身上是如何的不洁净,鼻子里都是鼻涕,嘴里都是唾沫,肚子里都是腥血等不洁之物;并且到她死后,桃色的脸庞也瘦成白皮夹腮了,乌云般的头发也干枯了,水汪汪的眼睛也陷落了;到了尸体烂了之后,更是怎样的腐臭,怎样的变成骷髅。如此,我们也就不想她了。漂亮的小姐,金钱,地位,都作如是观,自然这些念头都会消除净尽。

  第三个方法叫做“慈心观”。所谓“慈心观”,便是训练你自己,不但要爱朋友,还要爱仇敌;不但爱人还要爱一切物。如当不安定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一作“慈心观”,便会不生气了。但有时还不能制止,所以又有第四个方法。

  第四个方法就是“思维观”,就是凭我们理智的了解力来解决一切。常言道“无常一到,万事皆休”,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任何物件,都是不能永久存在的,都不过是九十几种元素所凑成,将来都要还为元素的。比方有人骂我是反动派,反革命,走狗,当我们听到,自然很生气,非要和他拼命不可。要是拿我们的思维力来一分析:骂,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是由空气传来的一种音浪;对于音浪,自然用不着生气。至于骂我的人呢?依着化学的分析,也不过是几分之几的氢气氧气……等等的化合物;而被骂的我呢?也是和骂我的人一样,几种元素的化合物而已。等到死后,大家都物归原所。如此,则所有骂詈,不过是一种气体的流动,两个机关打无线电而已,有什么了不得?到此地步,就无人无我,四大皆空了。

  以上均就智识略高的人说,至于智识太低的人,怎么办呢?就有一种“念佛法”,即第五个方法。所谓“念佛法”,就是想到佛的三十二种庄严相。“念”便是“想”,后来又念出声来,变成念书的“念”,从心中想而到口头上念。

  从最低的数息,到最高的无常哲学,都是方法。一大部分属于“慧”,用“慧”帮助“定”,用“定”帮助“慧”,便是“瑜伽”。

  上述五种,都是禅学的方法。现在讲印度禅的目的,即禅学的境界。此种境界,由各人自己去认识,其实都不一样;至于印度禅的究竟,谁也没有做到。

  记得清初有一个大学者,颜习斋(元),他是保定府人,最初当蒙馆先生,学做圣人。他有一篇《柳下坐记》,叙述他自己在柳下打坐的情形。三百年前的圣人,在保定府打坐,到底到了什么境界呢?他说,在一个夏天,我坐在柳树之下,看着那柳叶,直变成了美丽的绿罗;太阳光从这绿罗似的柳叶透过来,都成了一颗一颗的珍珠;他听到苍蝇嗡嗡的声音,就好像听到尧舜时代所奏的九韶之乐一样,像他这样,可算到了他自己的理想境界了。却是到不了印度禅的究竟境界。

  印度禅的境界到底怎样呢?计算起来,有好几种的说法,现在略述其重要的:

  第一是“四禅”。也叫做“四禅定”。即:最初用种种法门帮助你消除种种烦恼欲望,到无忧无欲的境界,便是初禅。但初禅还有思想,还要用脑,再把一切觉、观都除去,自然得到一种“欢喜”(joy),便是第二禅。但第二禅还有欢喜,连欢喜也不要,只有一种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乐”的境界,便是第三禅。到了连这种舒舒服服的“乐”都没有了,即得“不动处”,只是一种“调”,即安稳调适,便到第四禅。

  初禅还用思想,第二禅还要高兴,第三禅还觉舒服,第四禅则只有调和,要如何便如何,驾驭我们的心,好像马师之御良马,随所指挥,无不调适。

  其次,四禅之外,还有四种境界,即“四念处”。此四处:

  一、“空无边”,就是想到空处。如眼是空的,鼻是空的,一一的想,想到只有空,譬如藕,只想其孔,越想越大,全不见白的藕了。想到全世界,也作如是观。

  二、“识无边”,“空无边”还有想,便是一种印象;想到末了,不但是空,连这空的印象都没有了,便到“识无边”处。

  三、“无所有”,一切都没有了,便到“无所有”处。

  四、“非想非非想”,既到“无所有”处,你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连想都没有了,连“没有想”也没有了,此名为“非想非非想”处。常言说,“想入非非”,不是想,也不是非想,此理难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四禅是一种说法,四念处又是一种说法,并不是先经四禅,而后到四念处。

  又其次便是“五神通”。所谓四禅和四念处,都是解放人的心灵,以便得到神通。神通计有五种,合称“五神通”:

  一、天耳通,就是顺风耳。比方现在南京开的五中全会,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听到,可不是用无线电。

  二、天眼通,就是千里眼。上观三十三天,下观一十八层地狱,一切都可看见。想到哪里就看到哪里。

  三、如意通,就是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好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

  四、他心通,就是他人心里所想的,我都可以知道。

  五、宿命通,不但知道现在和未来,而且知道过去无量劫前生的事。

  总起来说,印度的禅,不过如此。此是粗浅的说法。从数息到“空无边”处,都是“入定”,都是用一种催眠方法达到“入定”。

  再讲两个故事。

  印度相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西历纪元三世纪(晋朝),即已有人译成中文。这个故事的目的,在教人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故事是这样的:

  某时代,有一个国王,想找一个宰相。后来找到一个可以当宰相的人,先说要杀他,经人解说,于是要他用一个盘子,盛上满盘子油,从东城捧到西城,不准滴出一滴,否则杀头。这个条件,很不容易做到。他走到路上,有他的父母妻子哭他,他没有看见。有顶美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看的人不知有多少,他没有看见。后来忽然又来了一个疯象,吓得满街的人乱跑乱跳,可是他一心一意在盘子上,仍然没有看见。不久又遇到皇宫失火,一时救火抢火,闹得纷乱不堪,并且在殿梁上的一巢马蜂,被火烧出,到处飞着蜇人,这人虽然被蜇了几下,可是始终没有感觉到,仍然专心致志的捧着油盘往前走。最后,他竟达到了目的地,一滴油也没有滴下来。于是国王便拜他做宰相,以为一个人做事,能够这样专心,便是喜马拉雅山,也可以平下来,何况其他!

  在十一世纪时,中国的法演和尚,也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其目的在教人自己找办法。故事是这样的:

  五祖寺中有一个和尚,人问他禅是什么,他说:“有两个贼;一个老贼,一个小贼。老贼年纪老了,有一天,他的儿子问他:‘爸爸!您老了,告诉我找饭吃的法子吧!’老贼不好推却,便答应了。一到晚上老贼就把小贼带到一富人家,挖了一个洞,进到屋里。用百宝囊的钥匙,将一个大柜子的锁开开,打开柜门,叫他儿子进到里边。等他儿子进去之后,他又把柜子锁了,并且大喊:‘有贼!有贼!’他便走了。富人家听说有贼,赶急起来搜查,搜查结果,东西没丢,贼也没有看见,仍然睡去。这时锁在柜子里的小贼,不晓得他父亲什么用意,只想怎样才能逃出去。于是就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一会儿,里边太太听到,就叫丫环掌灯来看衣服。刚一开开柜子,这小贼一跃而出,一掌把丫环打倒,把灯吹灭,竟逃走了。富人家发觉后,又派人直追。追到河边,这小贼情急智生,把一块大石头抛在河里,自己绕着道儿回去了。到得家里,看见他父亲正在喝酒,就埋怨他父亲为什么把他锁在柜子里。他父亲只问他怎样出来的。他把经过说了之后,老贼便掀髯微笑道;‘你此后不愁没有饭吃了!’像这小贼能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便是禅了。”

  上面两个故事,一个是印度的,一个是中国的。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区别。因为印度禅是要专心,不受外界任何影响;中国禅是要运用智慧,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打破障碍,超脱一切。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

  

第二讲 中国禅宗的起来[编辑]

  往往一个故事,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从前有一个裁缝,辛辛苦苦地省下钱来,送他儿子去念书,他自己仍旧做工,有一次,儿子寄信回家要钱,裁缝不认识字,请隔壁一个杀猪的看信。那个杀猪的屠户也只认得几个字,便念道:“爸爸!要钱!赶快拿钱来!”裁缝听了很生气,以为儿子从小学念到中学,从中学念到大学,还不知道一点儿礼貌。后来有一位牧师来了,问裁缝为甚生气。裁缝把原委告诉他,牧师说:“拿信给我看看!”牧师看了信,便说道:“你错了!这信上明明写着:‘父亲大人膝下:我知大人辛苦,老是不敢多用钱。不过近来有几种必不可少的书籍和物件要买,我的鞋子也破了,我的袜子也穿了,希望大人能寄给我半磅钱,我很感激;假若能寄一磅的话,那更感激不尽!’”裁缝听了,很高兴,并且向牧师说道:“信上真的是这样写的吗?如果是这样,我立刻就寄两磅钱去。”这便是一个故事底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杀猪底说法,一种是牧师底说法。

  现在讲中国禅宗的起来,也有两种说法:

  一、旧说,也可以说是杀猪底说法。相传灵山会上,释迦拈花,只有大迦叶微笑,于是释迦将“正法眼藏”传给大迦叶。从大迦叶以后,一代传一代,传到二十八代,便是菩提达摩。达摩在梁武帝时(西元520或526年)到广东。从广东到金陵(南京),见过梁武帝。因为武帝不懂“正法眼藏”,于是达摩渡江而去,并且有“一苇渡江”的传说。渡江后,至北魏,住河南嵩山面壁九年。当时他有两个弟子:一个叫慧可,达摩很赏识他,于是将法传与他。从达摩起,为东土的第一代,慧可为第二代,再传僧璨为第三代,道信为第四代,至第五代为弘忍。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县修行,他门下有两大弟子:一个有学问,叫做神秀;一个没有学问,是广东人,叫做慧能。当时一般门徒,以为传老师衣钵的,一定是班长神秀,对于外来的广东佬,很瞧不起,只叫他做劈柴挑水的工作。一天,弘忍欲传法,召集门徒,令各作一偈,谁作得好,便传衣钵。当时大家都毫无疑义地以为是班长,但神秀也不敢直接交卷,只题一偈于墙上,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看了,觉得也还不错,以为一个人能够这样修行,也可以了。当时交白卷的门徒,个个都把神秀所做的偈,念来念去。被厨房里的慧能听见了,也作一偈,请人题在壁上。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看见了,说:“不行!”用鞋将偈擦去。但到半夜,五祖竟亲至厨房,将法传与慧能,令他即速逃走,躲过几年,方可传道。

  慧能走了之后,大家知道五祖已将法传与广东佬慧能,都很惊讶,就去追他,不过追不到了。

  慧能到了广东,躲了许多年,才公然传道。但那时神秀已在北方自称六祖了。慧能只能在南方传道,正好像孙中山先生当时只能在广东一带宣传国民革命一样。

  慧能后有二大弟子:一为怀让,一为行思。怀让后又传马祖(道一),行思后又传石头(希迁)。马祖、石头以后,宗派更多。总之,从如来拈花,到南能北秀,南派五宗,这是旧说。

  二、新说也可以说是牧师底说法。所谓牧师底说法,以为前二十八祖的传说,拈花微笑的故事,都是假的。这些考证,说来很长,我只讲一点儿。

  二十八祖之前二十三祖,还有一点根据,因见于《付法藏因缘传》(按:此书六卷,元魏吉迦夜等撰)。这书乃是述说印度北方罽宾国一个学派的传授,和禅宗并没什么关系。而且印度人对于历史很不重视,印度向来没有历史,所以印度人向来就没有历史的眼光,缺乏时代的观念;后来西洋人用希腊的材料(如亚力山大东征等事),和中国的材料,才勉强凑成一部印度史。因此,《付法藏传》所说的,也不见得可靠。即就该书记载而言,到了二十三代师子和尚,因为国王反对佛教,他被国王杀了,罽宾国的佛法在那时也就绝了。后来讲佛法传授的,因为讲不过去,不得不捏造几代,以便传到达摩;当中加了四代,至达摩便是二十八代。此二十八代,就有两种说法,现在所传的与从前的不同。我上次说过:保存古代禅学史料的,一为唐代敦煌的材料,一为日本的材料。从这两种材料,足以证明现在所传的二十八代,实始于北宋杭州契嵩和尚的伪造(按:契嵩始作《传法正宗定祖图》,定西天之二十八祖,谓《付法藏传》可焚云)。即将原有之二十四、五、七代改易,将二十六代升上去,并捏造两代。此种说法,曾经宋仁宗明令规定(按:嘉祐七年,即1062,奉旨把《定祖图》收入《藏经》内)。从《传灯录》一直传到现在。由此可见佛家连老祖宗都可以做假。

  我们现在拿敦煌本一看,还可以看出当时禅宗争法统的激烈。大家都知道中国只有六代;至于印度,究有多少代呢?有的说八代,但释迦与孔子同时,到梁武帝时约千余年,八代总不够吧!于是有二十八代说。但师子杀头了,于是有二十三代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代说,甚且有五十一代说。优胜劣败,折衷起来,于是采取了二十八代说。

  关于二十八代说法的变迁,既有敦煌的本子及日本的材料可证,我曾在《记北宋本〈六祖坛经〉》那篇文章里(见国立山东大学《文史丛刊》第一期),列了一个关于二十八代传法世系的传说异同对照表,可以参看。

  以上所说,佛家对于老祖宗都可以做假,其他自可想而知。常言以为达摩未来以前,中国没有禅学,也是错误。关于古代禅宗的历史,有两部可靠的书。一是梁慧皎作的《高僧传》(止于西元519年)。一为唐道宣作的《续高僧传》(《自序》说:“始距梁之始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即止于645年)。在慧皎著书的时候,达摩还没有来,传中已有二十一个学禅的,可见梁代以前便有这些学禅的了。至《续高僧传》中,有一百三十三个学禅的,到唐初止。这都有史可考。并且自后汉末至三国,已有许多书谈到学禅的方法,可见中国从二世纪就有了禅学的萌芽。到了晋代(二世纪的晚年),敦煌有名安世高的,译出《道地经》、《大安般经》等书,有支曜译出《小道地经》;三世纪的晚年(西元284年),有竺法护又译出一本大的《修行道地经》;到了晋末,大约是四百零四年,长安有一位大师鸠摩罗什,译出大批佛书。这是就北方说;至于南方,当四百一十年,庐山也有一位印度和尚名佛驮跋陀罗的,翻译了一本《达摩多罗禅经》,当时慧远还请了许多印度和尚帮助他。顶好笑的,刚才我不是说过菩提达摩吗?《达摩多罗禅经》是410年就译出来的(按:达摩多罗亦古梵僧名,有四人)。菩提达摩是于500年以后才到中国;乃后来讲禅宗传授的,竟把两个人混作一个,或竟称为“菩提达摩多罗”!在梵文中,菩提达摩是Bodhi dharma,达摩多罗是Dharmatrata,明是两字,岂可混为一谈?总之,我们要知道在达摩以前,中国便有人学禅了;说达摩未到时中国没有禅学,那完全是错误的。

  上次说过,修了安般法门,可以得到五通神,即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当这种调和呼吸,修练神通的法门盛行的时候,正是魏晋士大夫崇拜老庄,谈论虚无,梦想神仙的时候。因为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涅槃,是四大皆空,和道家的虚无相似,又有各种方法可以学到顺风耳,千里眼,种种神通,也近于神仙之术,所以佛道两教,在当时很能发生关系。三世纪时,中国最著名的和尚道安便把禅法看作“升仙之奥室”,他曾说过,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一,无非期于“无为”和“无欲”,以得到最高的“寂”而显神通。例如他《序安般经注》上说:

  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志之,以至于无欲。

  既“无为”,又“无欲”,便可到最高的“寂”。到“寂”以后,便神通广大: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

  后来慧皎也曾说到禅的最高境界,在得神通,仿佛与神仙相似。例如论“习禅”,他说:

  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

  当三世纪到四世纪间,时人已有主张整理佛教的了。中国固有的宗教,向无天堂地狱之说,也没有灵魂轮回之说,不过鬼是有的,但鬼也可以饿死。印度方面,则上有三十三天,下有一十八层地狱。所以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好像“小巫见大巫”,惊叹佛教的伟大,五体投地的佩服,于是大批翻译佛教经典。但经典渐渐的太多了,教义太伟大了,又觉得不能完全吞下,于是又想把佛教“简化”(Simplify)起来。上次说过,佛教要义在“慧定”,“慧”帮助“定”,“定”帮助“慧”,互相为用。当时人觉得印度禅太繁琐,像什么数息啦,什么四禅定啦,什么四念处啦,……因此,江西庐山有一位慧远大师(按:道安的高足弟子),自创一宗,就是“净土宗”;并结一社——一个俱乐部,叫做莲社。他以为佛门的精义,惟在“禅智”二字。他尝说:

  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然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

  不过从前的禅,既觉得过于繁琐,自有简化的必要。当时从印度传入一种《阿弥陀经》,很简单(按:只一千八百余言,人称为“小经”);上次所说的印度禅,有五种安般法门,其中的念佛观便是“净土宗”的法门,《阿弥陀经》便是念佛观的经典。此经外,尚有《无量寿经》等。经中说西方有一净土,叫做极乐国。那里有无量福,无量寿,无量光;有阿弥陀佛(按:梵语Amita,即无量之义);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花鸟都能念经,满地尽是琉璃。欲至其地惟有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两字,梵音读作“哪嘛”(Namo或Namah),是敬礼的意思。只有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便可到极乐世界,何等简单!这是当时佛教简单化的运动。

  到五世纪前半期,慧远有一个弟子,同时并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叫做道生(殁于434年),现在苏州虎丘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就是相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地方。道生很聪明,得南北两派之真传,以为佛教还要简单化。他相信庄子所说的得鱼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以为只要得到真的意思,只要抓住佛教的要点,则几千万卷半通不通的翻译经典,都可以丢掉。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创了几种很重要的教义,如“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等。“善不受报”是反对那买卖式的功德说;“佛无净土”是推翻他老师慧远所提倡的净土教;至于“顿悟”说,更是他极重要的主张。与顿悟相反的为渐修。佛家从数息到四禅定,从四禅定到四念处,都是渐修。只抓着一个要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我们听惯了,不觉得什么,其实在当时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因为如此则十二部大经典完全无用;所有一切仪式,如礼拜、忏悔、念经、念佛,以及寺观、佛像、僧侣、戒律都成废物;佛教起了大的革命。主顿悟的,叫做顿宗,主渐修的,叫做渐宗。那时涅槃经从印度输入,尚不完全,仅译成了一半;生公以为涅槃经中,说过“一阐提人(icchantika,即不信佛教的)皆具佛性”,更为极端的顿悟说。因此,旧日僧徒便说他“背经邪说,独见忤众”,把他驱逐出去。他当临走时,于四众之中,正容起誓道:

  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身之时,据狮子座。

  后来《大般涅槃经》传入中国,全部译出,果然与生公之说相合。于是生公仍返江南。后来讲经于庐山,踞狮子座而逝,很光荣。刘宋太祖文帝对于顿悟说,也很赞叹提倡,从此顿宗渐盛。可是禅宗之顿悟说,实始于四世纪后的生公。

  现在要讲到菩提达摩的故事了。

  在五世纪(470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达摩。因达摩由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479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520年始到,不确。按:520年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事见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因这书中尝说“达摩到永宁寺(510年造,520年毁),自称百五十岁”。他来中国是470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520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五十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百五十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胡须,故自称百五十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五十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达摩的教义有两条路:一是“理入”,一是“行入”。“理入”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别无多,只须面壁修行,所以“理入”又叫做“壁观”。所谓“壁观”,并非专门打坐,乃面壁之后,悟出一种道理来。至于“行入”,就是从实行入的,内中又分四项:

  第一,报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甘心受之。”意思是说,一切苦痛,都是过去积聚的,必须要“忍”,才算苦修。

  第二,随缘行——就是“苦乐随缘,得失随缘”。

  第三,无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只有苦修。因为“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第四,称法行——即性净之理。

  达摩一派,实为虚无宗派,因为他以为一切经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经》,读此一经,即已具定。

  达摩一派,主张苦修;凡受教的,只准带两针一钵,修种种苦行,传种种苦行的教义。

  达摩一派,后来就成为楞伽宗,也叫做南天竺一乘宗(见《续高僧传》中的《法冲传》);因为楞伽就是锡兰岛,《楞伽经》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参见唐僧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民国二十年北平校刻敦煌写本。)

  达摩一派,既为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但为什么后来竟成为一大禅宗呢?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讲 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编辑]

  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讲的是印度禅;第二次讲的是中国禅宗的起来。这两种禅法的区别,简单说,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

  原来在三世纪到四世纪时,中国佛学者对印度禅法已表示不满;到五世纪前半,出了道生这个革命和尚。上次讲过:他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肯作深思,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几句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这就是说,到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个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出来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既已得到,那些符号便可扔到茅坑里去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皆具佛性”。这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顿悟”二字的威风。这么一来,当时的旧派遂起而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于是他只得退居苏州虎丘山。后来《大般涅槃经》全部到了,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此,生公的“顿悟成佛论”得着凭证而惹人信赖了。生公这种思想,是反抗印度禅的第一声,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当宋齐之际,从南印度来了一个和尚菩提达摩,先到广州,后又转到北方,在中国约有四五十年。上次也讲过:他受空宗的影响很大,所以抛弃一切经典,只用一部南印度的小经典《楞伽经》四卷来教人。这是一个苦修的宗派,主张别人打我骂我,我都不要怨恨,所谓“逆来顺受”,认为自己前生造下了冤孽。他的禅法也很简单,谓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为客尘所障,故须面壁坐禅,“认得凡圣等一”,便是得道。故他们在行为方面是“忍”;在理智方面是“悟”。这就是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是印度传来的叫化子教他们过着极刻苦的生活,如达摩弟子慧可所传的满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食”。再传的满禅师,“一衣,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往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覆,常行乞食”。在贞观十六年(西元642年),满禅师于洛州南会善寺倒宿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请宿斋者,告曰:“天下无人,方受尔请。”这个苦行的宗派,不求人知,不出风头,所以不惹人注意,知道的很少,道宣在他的《续高僧传》里对这派曾这样说过:“人非世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为痛矣!”但当七世纪时,此宗风气渐变,苦独行的人不多,渐趋于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又说他们“诵话难穷,励精盖少”。他们为一部《楞伽经》作疏或抄(抄即疏的注解)。共有十二家,七十卷之多(也见道宣的《法冲传》)。可见这时的楞伽宗,已非往昔苦行头陀的风味了。

  到八世纪初,正当慧能在南方独唱顿悟教义的时候,湖北荆州府玉泉寺有个神秀老禅师,声誉甚隆。武后派人请他到长安(约701年),既来之后,便往来于两京(长安和洛阳)之间,备受朝野尊崇,号称“两京法王,三帝(按:谓则天帝,中宗,睿宗)国师。”他自称为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在纪元706年(武后死的次年),谥大通禅师,当代人手笔张燕公(说)为之作碑。今日我们知道他的传法世系是:

  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

  第一次便发现于这个碑文里。但与过宣在《法冲传》内所记的不同,不过因为神秀地位极高,人都信此法系是正确的了。神秀的二大弟子义福和普寂,也被朝廷尊为国师,气焰熏天。义福死于736年(玄宗开元二十四年),谥大智禅师;普寂死于739年(开元二十七年),谥大照禅师。严挺之作《大智禅师碑》,李邕作《大照禅师碑》,都用了上列的传法世系。所以从701到739,这四十年中可以说是楞伽宗神秀一派势力全盛时代。

  据最可靠的材料,神秀并未著书;现在伦敦及巴黎所藏敦煌发现的写本中,有《五方便》一种;但非神秀作,乃是神秀一派人所作。其教义仍接近印度禅的渐修。如玄颐《楞伽人法志》上说:“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神秀临死时的遗嘱是“屈,曲,直”三字。又如张说所作碑文上说:“其开法大略,则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人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后。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如。持奉楞伽,递为心要。”这可证明他的禅法仍是近于印度禅。普寂的禅法,据《神会语录》及《坛经》上说:“凝神入定(止),往往心净(观);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也可证明神秀教义之一部。

  当普寂、义福的气焰方张的时候,开元二十二年(734)河南滑台(即今滑县)的大云寺来了一个神会和尚,他居然大声疾呼的要打倒伪法统;在大会上宣言,弘忍并不曾传法与神秀,真正的第六代祖师是他的老师岭南慧能。

  原来在七世纪末八世纪初,中国另发生一个浪漫的大运动,使中国佛教又起一个大革命,革命的首领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广东佬,神会口中所说的慧能和尚。自从七世纪晚年,弘忍死后,他的两大弟子,神秀就称为北宗的大师,慧能也成为南宗的大师。慧能是广东新州人(现在新兴县,在高要的西南),他住过广州,后来住在韶州的曹溪山,故后人皆称为“曹溪派”;又因为他在最南方,就称为“南宗”。他所提倡的一种革命的教义也就是“顿悟”,他是个不识字的人,靠着砍柴过日子,他的成功全靠自己大胆的努力。他死于713年(开元元年),留传下来的只有《坛经》一书。这书也经过了许多变迁:民国十五年(1926)我在伦敦看见的敦煌唐写本,约一万二千字,可说是最早的一个本子;去年(1933)在日本看见的北宋初(970年,宋太祖开宝间)的《坛经》,分两卷,已加多了二千字;明本又加多了九千字,共计约二万四千字。但这部法宝《六祖坛经》,除“忏悔品”外,其余的恐就是神会所造的赝鼎(按:可参看《神会和尚遗集》卷首的《神会传》)。慧能的教义可分几点说:

  一、自性三身佛 他说:向来劝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劝你归依自性三宝。三宝都在你心里:归依觉(佛),归依正(法),归依净(僧)。这是自性的三宝。他又说:向来人说三身佛;我今告诉你,三身佛都在你自己色身中:见自性净,即是清净法身佛;一念思量,化生万法,即是自性千万亿化身佛;念念善,即是自性圆满报身佛。他又说:我本性元来清涉,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慧能唱教人,大旨如此。后人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是此义。此义还是源于“凡圣等一”,故人人都可以顿悟成佛的。

  二、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自性自度;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法门无边誓愿学——自心学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自悟即佛道成。

  三、无相忏悔 永断不作,名为忏悔。

  四、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摩诃”之意即是大,所谓“性含万法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般若”之意即智慧,所谓“一切时中,念念不忘,常行智慧”:“波罗蜜”之意是到彼岸,所谓“离境无生灭,如水永长流,即名到彼岸”。

  五、反对坐禅 他说:不用求净土,净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禅,见你本性即是禅;不用修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他说“一行三昧”,就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着,名一行三昧”。“若坐不动是禅,维摩诘不合诃舍利弗宴坐林中。”(这是《维摩诘经》的影响)。

  神会,襄阳人,约710年(睿宗景云元年)到曹溪见慧能。在慧能死后二十一年,即734年(开元二十二年),他才到河南滑台传道;到现在1934年我们来讲他,恰好是他整整的一千二百年纪念。那时他在大云寺大会上当众宣述南宗的宗旨,说当时公认的传法正统是假的,大胆指斥普寂“妄竖神秀为第六代”;他说当初菩提达摩,以一领袈裟为传代法信,授给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所以我们才是正统,有传法袈裟在韶州为证。他自己称说这次在河南“设无遮大会兼庄严道场,不为功德,是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现在普寂妄称自己为第七代,把神秀称为第六代,他要誓死反对!或曰:普寂禅师名望盖世,天下知闻,如此排斥,恐与身命有关。他说:“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岂惜身命?”他更进一步说,神秀在世时,因袈裟在韶州慧能处,所以不敢自认是第六代;乃普寂竟让同学广济于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当时普寂尚在,但也没有人出来否认,可是神会也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人问他:菩提达摩以前,西国又经几代?他可没有预备,信口答出“八代”,并且还把菩提达摩与达摩多罗误作一人(见前讲)。至天宝四年(745),神会到了东京(洛阳),在荷泽寺继续“定南宗宗旨”,继续攻击神秀、普寂一派的“北宗”为伪法统,定慧能一派的“南宗”为菩提达摩的正统。他提倡顿悟,立“如来禅”,破北宗渐教的“清净禅”,其实,平心而论,真正的顿悟是不通的。如姜太公钓鱼,被文王任为宰相;传说举于版筑之间(按:此两事,《神会语录》中常举作“顿悟不思议”的比喻)。乃至李白之斗酒诗百篇,莫不是积了数十年许多零碎的经验,蕴蓄既久,一旦发挥出来,所以“顿悟”云云,往往也须经过“渐修”;不过因他是年过八十的老头儿,状貌奇特,侃侃而谈,就轰动了不少的听众。其时义福、普寂都已死了,在生时似乎是不理他,死后他们的徒子徒孙,眼见他声名日大,而且绘出图像来宣传他所造作的楞伽宗法统史,公开地攻击北宗法统,说来动听感人,于是普寂一派人只好利用政治势力来压迫神会。天宝十二年(753),遂有御史卢奕上奏,弹劾神会,说他“聚徒,疑萌不利”;朝廷就把他赶出东京,黜居弋阳(在今江西),又徙武当(在今湖北均县),又移襄州(在今襄阳),又移荆州开元寺,苦煞了这个八十五六岁的老头儿!

  神会被贬逐的第三年(755,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两京陷落,明皇出奔,太子即位;至757年(肃宗至德二年),郭子仪等始收复两京,神会也回到东京来了。那时大乱之后,军饷无着;于是右仆射裴冕提出一个救济经济的政策,“大府各置戒坛度僧”。“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这就是作和尚先得买执照。本来唐朝作和尚的,须购度牒,有了度牒,就算出家,可以免除租、庸、调诸税。但残破乱离之际,这种公债无法推销,非请一位善于宣传的出来负责发卖不可,于是大家都同意把神会请出来承办劝导度僧,推销度牒,筹助军饷的事。他以九十高年,搭棚设坛,大肆鼓吹,听者感动,男女剃度者极多,这种军用公债果然倾销起来,一百吊钱一张,而当时施主也不少,于是为政府增加了大宗的收入,功劳甚大。肃宗皇帝下诏叫他入内供养,并且替他盖造禅院于荷泽寺中。到760(上元元年),神会死,享年九十有三,赐谥真宗大师,建塔洛阳,塔号般若。他死后三十六年,即796(德宗贞元十二年),在内殿召集诸禅师,由皇太子主席,详定传法旁正,于是朝廷下敕立荷泽大师神会为第七祖,于是神会的北伐成功,慧能的南宗遂成为禅宗的正统了。

  关于神会的思想,我不打算细讲;其教义可得而言者,约有五点:

  一、顿悟 这就是神会的革命旗帜。他说:“十信初发心,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于理相应,有何可怪?”以明“顿悟不思议”。简言之,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

  二、定慧平等 他说:“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能见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慧。”即是以“慧”摄“定”;最后“戒”、“定”都可以不管,只要“慧”,归到理智主义去。

  三、无念 他的禅法以无念为宗。“不作意即是无念”、“所作意住心,取空取净,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槃,并属虚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四、知 他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所以中国禅宗,侧重知解,终身行脚,求善知识。且此语实开中国思想界“良知”一派的先河。

  五、自然 他说:“修习即是有为诸法。生灭本无,何假修习?”只是自然,只是无为,与中国道家思想相合。

  总之,神会倡言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所以他对于神秀一系的旧法统极力诋斥,建立起自己的新法统来。民国十五年我在巴黎发现了神会的许多材料,后来在日本又发现了一些。因知八世纪的前期,普寂盛行的时候,僧人都附于楞伽宗派,所谓“东山法门”;等到八世纪的后期,神会兴起,以至九世纪以来,又都成了南宗门下的信徒了。

  “杀猪的”底说法(即旧说)就没有神会的地位;因其门下无特出的人物,而继续努力的人也非同门,所以他的功劳渐渐堙没,过了几百年就完全被人忘记了。

  八世纪中,神会北伐成功,当时全国的禅师,也都自称出于菩提达摩。牛头山一派自称出于第四代道信。西蜀资州智诜派下的净众寺一派和保唐寺派,也都自称得着弘忍的传法袈裟。人人依草附木,自称正统。

  一、成都净众寺派,其法统为:

  弘忍——智诜——处寂——无相

  所以又称无相派。此派为宗密所分叙的第二家,与北宗接近,以“无忆,无念,莫忘”为宗。就是说,勿追忆已往;勿预念将来;“常与此志相应,不昏不错,名莫忘”。此宗仍要“息念坐禅”。

  二、成都保唐寺派,宗密记此派的世系如下:

  

  

  无住把净众寺一派的三句改为“无忆,无念,莫妄”;“忘”字改成“妄”字,宗旨就大大的不同。无住主张“起心即妄,不起即真”,似乎受了神会的影响。且此派更有革命左派的意味:“释门事相,一切不行礼忏,转读,画佛,写经,一切毁之。所住之院,不置佛事。但贵无心,而为妙极。”此派也想争法统,说慧能的传法袈裟被武则天迎入宫中,转赐与智诜,又递到无住手里。

  但是忽然在江西跳出一个和尚来,名叫道一,又称马祖。他说慧能的传法袈裟又到了他那里,其实这些都是假的。他本是四川人,落发于资中,进具于巴西,是由北宗改入南宗的。他是无相(净众寺派)的弟子,后离蜀赴湖南衡岳跟六祖嫡传怀让修行,才入“顿门”,故史家称为慧能的再传,其实他也属于智诜一派。道一这派的宗旨有八个字:“触类是道,任心为修。”他说:“所作所为,皆是佛性:贪嗔烦恼,并是佛性;扬眉动睛,笑欠声咳,或动摇等,皆是佛事。”这叫“触类是道”,既是凡碰到的都是道,就是随时皆为道,随心皆为修行。这个本来就是佛;所以不起心造恶,修善,也不修道,“不断不修,任运自在,名为解脱,无法可拘,无佛可作”。他只教人“息业养神”、“息神养道”。这叫“任心为修”。他殁于786年(唐德宗贞元二年)。

  马祖门下有一个大弟子,名叫怀海,就是百丈禅师(殁于814,即唐宪宗元和九年),建立了禅院组织法,世称“百丈清规”。凡有高超见解的和尚,称为长者,自居一室;其余僧众,同居僧堂。禅居的特点,是不立佛殿,惟立法堂佛教寺院,到此为一大革命。并且他们提倡作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百丈和尚的格言。以后的禅门,大都是从马祖、百丈传下来的。自八世纪以下,禅学替代了佛教,禅院替代了律居。佛教差不多完全变成禅学了。   

第四讲 中国禅学的方法[编辑]

  今天是最后一次讲演,黎先生刚才对我说今天功德圆满,其实不过是我的一笔旧债还清了。

  这次讲的是中国禅学的方法。上次本来想把中国禅宗的历史讲得更详细一点,但因限于时间,只能将普通书所没有的禅宗的来历,说了一个大概;马祖以后的宗派,简直就没有工夫来讲。但不讲也不大要紧,因为那些宗派的立场跟方法,大抵差不多,看不出什么显著的区别;所以也不必在分析宗派时多讲方法,现在只讲禅宗整个的方法。

  中国的禅学,从七世纪到十一世纪,就是从唐玄宗起至宋徽宗时止,这四百年,是极盛的黄金时代。诸位是学教育的,这一派人的方法于教学方面多少有点启示,所以有大家一听的必要。

  南宗的慧能同神会提倡一种革命思想——“顿悟”,不用那些“渐修”的繁琐方法,只从智慧方面,求其大彻大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当时因为旧的方式过于复杂,所以这种单刀直入的简单理论,感动了不少的人,终于使南宗顿教成为禅宗的正统,而禅宗又成为佛教的正统。这是他们在破坏方面一大成功。可是慧能同神会都没有方法,对于怎样教人得到顿悟,还是讲不出来。到九世纪初,神会的第四代弟子宗密(殁于841,即唐武宗会昌元年),方把“顿悟”分成四种:

  一、顿悟顿修 顿悟如同把许多乱丝,一刀斩断;顿修如同把一团白丝,一下子丢到染缸里去,红即红,黑即黑。

  二、顿悟渐修 如婴儿坠地,六根四体顿具,男女即分,这叫顿悟;但他须慢慢发育长大,且受教育,成为完人,这叫渐修。故顿悟之后必继以渐修。

  三、渐修顿悟 这好比砍树,砍了一千斧头,树还是矗立不动,这叫渐修;到一千零一斧头,树忽然倒下来了,这叫顿悟。这并非此最后一斧之力,乃是那一千斧积渐推动之功。故渐修之后自可成顿悟。

  四、渐修渐悟 如同磨镜,古时候,镜子是铜制的,先由粗糙的铜,慢慢的磨,直至平滑发亮,可以照见人影,整理衣冠。又如射箭,起初百无一中,渐渐百可中十,终于百发百中。

  这四种中间,第一种“顿悟顿修”,是不用方法的,讲不通的,所以后来禅宗也有“树上那有天生的木杓?”的话。第二种“顿悟渐修”,却是可能的;第三种“渐修顿悟”,尤其可能。这两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在西洋也有很多;如圣奥古斯丁,起初是一个放荡不羁,狂嫖滥赌的人,说重一点就是流氓地痞,一天在街上听了一位教师的讲演,忽然省悟,立志苦修,竟成为中古时代的宗教领袖。这就是“顿悟渐修”;却也是“渐修顿悟”,因为他早已有种种烦闷,逐渐在变化,一旦下决心罢了。又如三四百年前科学大师格里略(意大利人),生而有艺术的天才,但他的父亲是个数学家,送他到大学去习医,他的兴趣不倾向于这方面,而于音乐绘画等倒是弄得不错;有一天,国王请了一位数学家来讲几何学,他听了一小时,忽然大彻大悟,就把一切抛开,专发挥他从遗传中得来的数学天才,后来便成了几何学物理学的老祖师。再举一个日常例:我们有时为了一个算学或其他的难题,想了几天,总想不出,忽然间梦里想出来了。这也是慢慢的集了许多经验,一旦于无意间就豁然贯通。第四种“渐修渐悟”,更是可能,用不着来说了。

  总之,“顿悟渐修”、“渐修顿悟”都是可能的,都是需要教学方法的;“渐修渐悟”更是普通的方法;只有“顿悟顿修”是没有教学方法的。

  禅门中许多奇怪的教学方法,都是从马祖(殁于786)来的。马祖道一,本是北派,又受了南派的影响,所以他所创立的方法,是先承认了渐修,然后叫你怎么样渐修顿悟,顿悟而又渐修。他的宗旨是“触类是道,任心为修”;如扬眉,动目,笑笑,哈哈,咳嗽,想想,皆是佛事。此种方法实出于《楞伽经》。《楞伽经》云:

  非一切佛国土言语说法。何以故?以诸言说,唯有人心,分别说故。是故有佛国土,直视不瞬,口无言语,名为说法;有佛国土,直尔示相,名为说法;有佛国土,但动眉相,名为说法;有佛国土,唯动眼相,名为说法;有佛国土,笑,名说法;有佛国土,欠呿,名说法;有佛国土,咳,名说法;有佛国土,念,名说法;有佛国土,身,名说法。

  又云:

  如来亦见诸世界中,一切微虫蚊蝇等众生之类,不说言语,共作自事,而得成功。

  所以他那“触类是道,任心为修”的方法,是不靠语言文字来解说来传授的,只用许多奇特古怪的动作。例如:有一个和尚问他如何是西来意,他便打;问他为什么要打,他说:“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又如法会问如何是西来意,他说,“低声,近前来!”于是就给他一个耳光。此外如扬眉、动睛以及竖拂、喝、踢,种种没有理性的举动,都是他的教学方法。这种举动,也并不是叫对方知道是什么意思,连作的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这样给你一个谜中谜,叫你去渐修而顿悟,或顿悟而渐修。马祖以后,方法更多了,如把鼻,吐舌,大笑掀床,画圈(圆相),拍手,竖指,举拳,翘足,作卧势,敲柱,棒打,推倒等等花样,都是“禅机”;此外来一两句似通非通的话,就是“话头”。总之,以不说法为说法,走上不用语言文字的道路,这就是他们的方法。

  马祖是江西派,其方法在八世纪到九世纪初传遍了全国。本来禅学到了唐朝,已走上语言文字之途,楞伽宗也从事于繁琐的注疏;但是那顿悟派依然顿悟,不用语言文字,教人去想,以求彻悟。马祖以下又用了这些方法,打一下,咳一声,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种发疯,正是方法,但既无语言文字作根据,其末流就有些是假的,有些是捏造的,而大部分是骗人的。

  马祖不靠语言文字说法,他的方法是对的,是真的;但是后来那些模仿的,就有些要算作末流了。这里且讲一个故事:有一书生,衣服褴褛,走到禅寺,老和尚不理他。后来小和尚报告知府大老爷到了,老和尚便穿上袈裟,走出山门,恭敬迎接,招待殷勤。书生看了,一声不响,等到知府大老爷走了,书生说:“佛法一切平等,为什么你不睬我,而这样地招待他?”老和尚说:“我们禅家,招待是不招待,不招待便是招待。”书生听了,就给他一个嘴巴。老和尚问他为什么打人?书生答道:“打便是不打,不打便是打。”所以末流模仿这种方式的表示,有一些是靠不住的。

  在九世纪中年〔叶〕,出了两大和尚:南方的德山宣鉴(殁于865,唐懿宗咸通六年)和北方的临济义玄(殁于866,同上七年)。他们的语录,都是很好的白话文学;他们不但痛骂以前的禅宗,连经连佛一齐骂;什么释伽牟尼,什么菩提达靡,都是一些老骚胡;十二大部经也是一堆揩粪纸。德山自谓别无一法,只是教人做一个吃饭、睡觉、拉尿的平常人。义玄教人“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始得解脱。”后来的禅门,总不大懂得这两大和尚第二次革命的禅机——呵佛骂祖禅。

  平心而论,禅宗的方法,就是教人“自得之”,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故不须用嘴来宣说什么大道理。因此,这个闷葫芦最易作假,最易拿来欺骗人,因为是纯粹主观的,真假也无法证实。现存的五部《传灯录》,其中所载禅门机锋,百分之七十怕都是无知妄人所捏造的;后来越弄越没有意义了。不过,我们也不能一笔抹杀。当时的大和尚中,的确也有几个了不得的;他们的奇怪的方法,并非没有意义的。如我第一次所讲贼的故事,爸爸把儿子锁在柜子里,让他自己想法逃出;等他用模仿鼠叫之法逃回家了,爸爸说:你不怕没有饭吃了。这个故事,就可比喻禅学的方法,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教育上说,很类似现代的设计教学法。看来很像发疯,但西谚云:“发疯就是方法”(madness is method按:西文两词音近,中语四字也都是双声)。禅宗经过四百年的黄金时代,若非真有方法,只可以骗人一时,也不能骗到四百年之久。

  禅学的方法,可归纳为五种:

  一、不说破 禅学既是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有佛性,己身便是佛,不必向外人问;要人知道无佛可作,无法可求,无涅槃菩提可证。这种意思,一经说破,便成了“口头禅”;本来真理是最简单的,故说破不值半文钱。所以禅宗大师从不肯轻易替学人去解说,只教学人自己去体会。有两句香艳诗,可以拿来说明这个方法,就是:“鸳鸯绣取从(随)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且讲他们三个故事来作例子。其一:沩山和尚的弟子洞山去看他,并求其说法。沩山说:“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其二:香严和尚请沩山解说“父母未生时”一句。沩山说:“我若说似(与)汝,汝以后骂我去。我说底是我底,终不干汝事。”香严辞去,行脚四方,一日芟除草木,偶尔抛一块瓦砾,碰竹作响,忽然省悟,即焚香沐浴,遥礼沩山,祝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其三:洞山和尚是云岩和尚的弟子,每逢云岩忌日,洞山必设斋礼拜。或问他于云岩得何指示?他说:“虽在彼处,不蒙指示。”又问:“和尚发迹南泉,为何却与云岩设斋?”他说:“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只重他不为我说破。”大家听了三个故事,便知“不说破”是禅学的第一个方法。因为早经说破,便成口头禅,并未了解,不再追求,哪能有自得之乐?

  二、疑 其用意在使人自己去想,去体会。例如洞山和尚敬重云岩,如前所说,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意思是说你赞成云岩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他这半信半不信,就是表示学者要会疑,因为怀疑才自己去思索——想若完全赞成,便不容怀疑,无疑即不想了。又:有僧问沩山和尚:“如何是道?”泊山说:“无心是道。”僧说:“某甲不会。”就是说我不懂。沩山就告诉他:不懂才好。你去认识不懂的,这才是你的佛,你的心。(按:沩山原答为:“会取不会底好。”僧云:“如何是不会底?”师云:“只汝是,不是别人。……今时人但直下体取不会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半解,将为禅道,且没交涉,名运粪入,不名运粪出,污汝心田。”)所以“疑”就是禅宗的第二个方法。

  三、禅机 普通以为禅机含有神秘性,其实,真正的禅机,不过给你一点暗示。因为不说破,又要叫人疑,叫人自己去想,所以道一以下诸禅师又想出种种奇怪方法来,如前面所举的打,笑,拍手,把鼻……等等;又有所答非所问,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头。这种方法,名曰“禅机”,往往含有深意,就是对于某种因缘,给一点暗示出来,让你慢慢地觉悟。试举几条为例。其一:李勃问智常:“一部《大藏经》说的是什么?”智常举拳头,问道:“还会么?”李答:“不会。”智常说:“这个措大,拳头也不识!”其二:有老宿见日影透窗,问惟政大师:“是窗就日,是日就窗?”惟政道:“长老!您房里有客,回去吧!”其三:僧问总印:“如何是三宝(佛,法,僧)?”总印答:“禾,麦,豆。”僧说:“学人不会。”师说:“大众欣然奉持。”其四:仰山和尚问沩山:“什么是祖师西来意?”沩山指灯笼说:“大好灯笼呵!”其五:僧问巴陵鉴和尚:“祖师教义,是同是异?”鉴说:“鸡寒上树;鸭寒下水。”法演和尚论之曰:“巴陵只道得一半,老僧却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其六:僧问云门和尚:“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云门答:“糊饼。”法演说:“破草鞋。”这些禅机,都是于有意无意之间,给人一点暗示。

  前十余年,罗素(Bertrand Russell)来中国,北京有一般学生组织了一个“罗素学术研究会”,请罗素莅会指导。但罗素回来对我说:“今天很失望!”问何以故?他说:“一般青年问我许多问题,如‘George Elior是什么?’‘真理是什么?(What is truth?)’叫我如何回答?只好拿几句话作可能的应付。”我说:假如您听过我讲禅学,您便可以立刻赏他一个耳光,以作回答。罗素先生颇以为然。

  四、行脚 学人不懂得,只好再问,问了还是不懂,有时挨一顿棒,有时候挨一个嘴巴;过了一些时,老师父打发他下山去游方行脚,往别个丛林去碰碰机缘。所以行脚等于学校的旅行,也就等于学生的转学。穿一双草鞋,拿着一个钵遍走名山大川,好像师大学生,转到清华,再转到中央大学,直到大觉大悟而后已。汾阳一禅师活到七十多岁,行脚数十年,走遍了七十多个山头,据上堂云:“以前行脚,因一个缘因未明,饮食不安,睡卧不宁,火急决择,不为游山玩水,看州府奢华,片衣口食;只因圣心未通,所以驰驱行脚,决择深奥,传鸿敷扬,博问先知,亲近高德。”儒门的理学大师朱子也曾说过:“树上那有天生的木杓?要学僧家行脚,交结四方贤士,观察山川形势,考测古今治乱之迹,经风霜雨露之苦,于学问必能得益。”行脚僧当然苦不堪言,一衣一履,一杖一钵,逢着僧寺就可进去住宿,替人家做点佛事,挣碗饭吃;要是找不着庙宇,只能向民家讨点饭吃,夜间就露宿在人家的屋檐下。从前有名的大和尚,大都经过这一番飘泊生涯。行脚僧饱尝风尘,识见日广,经验日深,忽然一天听见树上鸟叫,或闻瓶中花香,或听人念一句诗,或听老太婆说一句话,或看见苹果落地,……他忽然大彻大悟了,“桶底脱了!”到这时候,他才相信:拳头原来不过是拳头,三宝原来真是禾麦豆!这就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五、悟 从“不说破”起,到“桶底脱了”,完全觉悟贯通。如圆悟和尚行脚未悟,一日见法演和尚与客谈天,法演念了两句艳体诗:“频呼小玉元无事,为要檀郎认此声。”全不相干,圆悟听了就忽然大悟了。又:有个五台山和尚行脚到庐山归宗寺,一夜巡堂,忽然大叫:“我大悟也!”次日,方丈问他见到什么道理。他说:“尼姑原来是女人做的!”又:沩山一天在法堂打坐,库头击木鱼,里面一个火头(烧火的和尚)掷去火柴,拊掌哈哈大笑。沩山唤他前来,问道:“你作么生?”火头说:“某甲不吃稀饭,肚子饥饿,所以欢喜。” 沩山点头说:“你明白了。”我前次所述的奥古斯丁,平日狂嫖阔赌,忽然听人一句话而顿改前非,也是和这些一样的悟。《孟子》上说:“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自得才是悟,悟就是自得。

  以上所讲禅学的方法,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自得。

  总结起来,这种禅学运动,是革命的,是反印度禅、打倒印度佛教的一种革命。自从把印度看成西天,介绍崇拜,研究,选择,以致“得意忘象,得鱼忘筌”;最后,悟到释迦牟尼是妖怪,菩提达摩是骗子,十二部经也只能拿来做揩粪纸;解放,改造,创立了自家的禅宗。所以这四百年间禅学运动的历史是很光荣的。不过,这革命还是不彻底。刻苦行脚,走遍天下,弄来弄去,为着什么?是为着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腊月二十五”,什么叫做“腊月二十五”呢?这是说怕腊月三十日来到,生死关头,一时手忙脚乱,应付不及。这个生死大问题,只有智慧能够解决,只有智慧能够超度自己,脱离生死,所以火急求悟。求悟的目的也就不过是用智慧来解决一件生死大事,找寻归宿。这不还是印度宗教的色彩么?这不还是一个和尚么?所以说这种革命还是不彻底。从禅学过渡到宋代的理学,才更见有两大进步:一、以客观的格物替代了主观的“心理”,如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辨明事物的是非真伪,到后来,便可有豁然贯通的一旦。这是禅学方法转变到理学的进步。二、目标也转移了。德山和尚教人做一个吃饭、睡觉、拉尿的平常人;一般禅学家都是为着自己的“腊月二十五”,始终只做个和尚。理学则不然。宋仁宗时,范仲淹说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后理学家无不是从诚意、正心、修身做起,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超度个人,不是最终的目的,要以个人为出发点,做到超度社会。这个目标的转变,其进步更伟大了。这两点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总之,宋明理学的昌明,正是禅学的改进,也可说是中国中古时代宗教的余波。

二十三年十二月在北平师范大学讲

  

补 记[编辑]

  这是我二十年前(1934)在北平师大的四次讲演,黎劭西印在师大的一个刊物里。

  去年Mr. Aemartino寻出这四篇讲演,用作他的论文材料的一部分。今年他要影抄(Photostat)份,我托他多影抄一份,共费了十元美金。

胡适 1954,5,1
(本文为1934年12月胡适在北京师范大学的
演讲,吴奔星等笔记,原载1935年
4月30日《师大月刊》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