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共產黨黨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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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中之共產黨黨內問題
作者:瞿秋白
1927年2月

本文节录自《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五章,标题是原文的副题。

  中國從辛亥以來,一直是在革命狀態之中,中國革命是中國無產階級率領農民的中國“民族”,革那官僚買辦地主階級的命,亦就是世界無產階級領導著中國無產階級革那世界資產階級的命。中國革命隻有無產階級能領導到勝利的道路上去。無產階級應當首先聯合工匠、農民、兵士的小資產階級,領著一般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反對那妥協賣民的民族資產階級,以此正確的策略日益組織團結更廣泛的群眾——這樣去領袖中國的革命。而無產階級需要共產黨之領導,所以實際上領袖中國革命的應當是共產黨。那麽,這應當領導中國革命的人又怎樣呢,他們的健康怎麽樣呢?

  老實不客氣說:他有一點兒病,亦許不止一點兒罷!

  去年七月中央擴大會議便決定開放國民革命問題的討論,最近中央政治局又通告討論國際的議決案,說:“與其由盲目的一致而弄到實際不一致,不如由意見的不一致而求得實際的一致!”因此,我將我對於黨的意見,亦許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的說出來。我肯定的說:我們的黨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諱疾忌醫”,非死不可。而我們黨的第一種病,便是諱疾忌醫。如果有人說:“黨內發生派別了”,那麽“大家”一定說:“照列寧主義的規定,共產黨是不應當有派別的,因此中國之黨既名為共產黨,便決不會有派別。你這小子造謠惑眾,應當按照列寧主義的紀律第一千零一條,推出轅門斬首:看刀……!”是的,斬首是中國皇帝的東方文化,是中國的家常便飯。

  但是我要做一個布爾塞維克,我將服從真正列寧主義的紀律,我可不怕皇帝製度的斬首。我敢說: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有機會主義——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式的機會主義,實際上是第二國際主義之雛形。

  我們黨是有病,病的名詞叫做彭述之主義,隨便稱呼也不要緊,他的實質是從我們實際工作和策略,零零碎碎匯合起來,不自覺的形成一個隱隱約約的係統。可以說並非彭述之一人的獨創,亦許彭述之自己將要反對彭述之主義了。然而彭述之主義者還是很多;我們必須指出這彭述之主義,實在是孟塞維克主義在中國的化身,因為群眾和革命如此教訓我們:如果再不明白的公開的揭發出來,群眾和革命要拋棄我們了。我們不能看“黨”的麵子,比革命還重。一切為革命的勝利!

  彭述之主義的策略是甚麽呢?

  書生式的革命觀與政客式的政變觀。開始是“先宣傳,再組織、然後暴動”死公式。好象畫著圖樣造房子似的。他們(彭述之主義派)認為不是如此純粹“特別改良”西洋式的革命,便不算真革命,而隻是“畸形混沌”的中國貨。因此,看輕中國革命中之“土匪頭兒的南方軍閥”之作用。這又是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自以為是“教師”,可以教一切人以“科學的革命方法”。於是日常工作之中,不論是在何種人之中:國民黨、軍隊、商人、學生、工人……他們都以教師麵孔對人。開會有一定公式……睡覺有一定姿勢,上毛廁有一定步驟。如果人家不大懂得他們“所教的書”,他們便說:你不懂科學的革命方法,你是反革命。他們幾乎要說:“廣東軍隊中某某軍官不姓托洛茨基,所以他決不是革命軍,而是土匪頭兒的南方軍閥。”他們覺得中國的事處處不合他們的公式。但是等到軍事運動的作用超過了他們的頭,他們大驚奇之後,“恍然大悟”了:原來在中國運動小軍閥,很可以革命,於是專心致誌想著怎樣使靳雲鶚、葉開鑫……倒戈,使閻錫山改變態度……而自己不做群眾工作。從書生式的革命觀又滲雜著政客式的兵變觀。此其一。

  彭述之主義的革命組織方略怎樣呢?

  孟塞維克的獨立觀。無產階級要獨立的鬥爭,不能受資產階級的惡化,要有獨立的政黨,獨立的階級意識。這自然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然而彭述之主義機械的了解這些真理。最初隻要做勞動運動,不要國民革命;進而要做國民革命,可是不要加入國民黨;進而自己可以加入國民黨,而工人不要加入,南方可以加入國民黨,北方不可以加入;進而產業工人不要加入;進而加入了不要做軍事行動,還要教中山停止這種運動;進而自己隻要獨立政治主張,給別人看看我們比國民黨好些,隻要批評國民黨,隻要分辨我們不是隻做國民革命,還在準備第二次革命;進而主張戴季陶有些理由,小資產階級可以獨立,我們也可以獨立,兩相方便最好;進而主張讓國民黨左派右派多做些事,我們不要引起他們共同的嫉妒,落得來做自己的事;最後進而竭力勸告忠告新右派領袖左傾些,我們自己右傾些,大家將就將就。這是一條路:從“本能的自我保存”走起,不知怎麽樣越走越不對,走到幾乎要將革命的命運交給右派資產階級!總之,是唯恐自己墮落在“民族陷井”裏忘了階級,目光隻注在怎樣保存“階級”,而沒有注到怎樣使這階級領導得起民族。因為自己心上以為工人階級天然是領導者。孟塞維克反對列寧之加入“臨時政府”的主張時,也說恐怕工人階級加入民權政府要惡化,要晦蔽階級意識,不能做“清高的”在野黨極左派了。

  因為自己以為“無產階級的科學的革命方法”好,所以以為自己天然是指導者,故意與人立異,你隻知道軍事行動,我卻知道宣傳組織;隨後軍事行動“已成事實,不便反對”,那就索性說:你會軍事行動,我也會軍事行動。廣東國民黨會做革命中心,我們北京共產黨也會做中心。何苦如此呢?因為我們無產階級是獨立的嗬!階級應當和中國民族對立的嗬!

  如此,共產黨內自己的組織紀律又怎樣呢?

  官僚式的紀律觀與流氓式的紀律觀。亦是公式!“先宣傳,後組織,再暴動”,這不可移易的步驟。那麽,區歸區,地方歸地方,農委歸農委,工委歸工委,婦女歸婦女,小孩子歸小孩子。一層層,“秩序井然”的公式放好在頭腦裏。這亦是不可移易的。按公式,一切服從黨,黨即區委,區委即書記,書記即……。按公式,某機關服從某機關,某級工會歸某級黨部管理,例如,如果某一工會在杭州有重要的活的作用,應加入杭州總工會,然而在組織係統上應屬於江浙區委,並應加入鐵總,那末,怎樣辦?自然是服從區委,否則“破壞組織係統”或“違背黨”。按公式,討論某種事務,應經某某手續,如果為革命策略應付起見,忽略了這一手續,那亦不問有利於革命與否,一概推翻,“推出轅門斬首”。總之,不知道活用,於是根源於書生主義而發生官僚式的紀律觀。黨的“命令”自然是很尊嚴的。但是何以常常不解釋理由,而隻是軍事式的命令呢?因為下級人員不應當問“為什麽”。這仿佛是為秘密起見。下級人員不準討論政治問題。某種機關隻準討論某種問題,這也是公式的。於是群眾同誌習慣如此,便缺少建議力,甚至缺少革命意誌。他自視如一兵士,要人家一撥一動的,他如何敢積極。何以如此?仿佛我可以找著一個經典:布哈林曰:“國家者階級的也,故政治者,階級專政也,階級者服從黨之指導者也,故階級專政即黨的專政也,黨者黨部指導者也,故即黨部專政也,黨部者由某委書記負責者也,故即書記專政也。”這亦是死公式。推演這種公式於黨外群眾,所以會在罷工之後頒布如此之紀律,“工人不準……不準……不準”。這仿佛是流氓團體出布告:“一切遊民乞丐人等不準在此滋擾。”這種流氓式的紀律,是除為資產階級保護神聖的私有財產外,別無他用。我們用於與資產階級聯盟的政策之下,卻也有些用處!

  總之,沒有積極的紀律,而隻有消極的紀律。沒有“不準不做某事,不準不討論,不準不提議,不準不反問上級命令的理由”。卻隻有“不準說,不準問,不準討論……”。再則,隻有組織手續上的紀律,而沒有政治上的紀律。區委對地委責備是常有的,但是真正紀律,政治上的紀律差不多沒有。區委違背中央命令,違背政治議案而對之怠工,對於這些同誌,卻無所謂紀律。即使無命令無通告,如果負政治責任的同誌有不好的傾向,有不適當的策略,也應當指出,使同誌甚至於群眾知道,然而這在中國,大半為保存麵子起見,不宣布、不直說的。殊不知道真能保存威信,並且使黨前進的,正是自我批評。“家醜不可外揚”和“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的辦法,如今行不通了,宗法社會已經崩壞了。

  其次,宣傳教育又怎樣呢?

  童子師式的宣傳教育方法。我們的對內教育,大半是注入的,而不是啟發的,本來“好為人師”的書生,一則喜歡打人家手心,二則喜歡充博學。所以如果有人捉他的白字,他一定要反臉的。小學生問三問四,尤其是他所討厭的。他知道有這麽一個公式,譬如說:“先宣傳,後組織,再暴動”,那麽“小學生們,拿這個公式去讀熟,快來背罷”!如果學生問他:“為什麽,怎麽樣……那是什麽,這是什麽?”那麽,他必定再搖頭晃膀子,大背其他的公式,甚至於所答非所問。最後他說,這是列寧說的,“我即列寧,我難道會錯嗎?”這種教育當然不能使群眾迎受下去。至於對外宣傳,也是看輕群眾。“群眾隻要簡單的口號。不好一次太多了,分著幾個階段來。”這種公式,第一是不能指示前途,而隻是逐段應付環境,群眾反易拘泥;第二是不切事實。工人群眾尤其在革命行動時,他們的問題多著呢。五卅時,我看見小沙渡工人站著讀牆上貼著的《商報》長篇大論的記載;他們心上要知道:“咱們的工友打傷幾個,怎樣打死的,如今怎樣了……商人怎樣辦法,工會怎樣辦法,‘學生先生’怎樣辦法。英國要不要再開槍,再開槍怎樣的對付,不開槍又怎樣對付。”我們卻說他們簡單。如果我們還是這樣看輕群眾,我們的鼓動是收效很少的,這不是提高他們階級意識的辦法。再則,中央機關報上的政治鼓動,卻也太“複雜”了。其實也不“複雜”。不過總是多“分析”、“研究”,而沒有鼓動性。例如“分析”靳雲鶚怎樣要倒戈,怎樣暫時不能倒。研究北洋軍閥官僚出身是山東、直隸、安徽人居多,而南方軍人、政學係、聯省自治派之地主土豪代表,都是湖南人居多,革命黨人都是廣東人居多等。總之,偏重於多聞多見學博才高之表現居多,而鼓動群眾,激刺群眾太少!或是忠告右派的口氣太多,而激刺一般右派群眾的太少。至於理論宣傳,簡直不必談起。除譯書外,主觀上沒有真正分析中國實際狀況而宣傳主義的意誌。根本上不願意適合一般文化程度,而自己用真正中國文來宣傳主義於一般能讀些書的群眾之中。為什麽?因為“我即列寧,我即主義,我已經懂了,放在肚子裏,逐段的抽出來,按公式教導黨部下級人員及群眾,以至於孫中山,如此這般,革命自然成功。至於他們那些人,沒有功夫來懂得全部理論和主義。”至於工人群眾中宣傳主義,簡直大家默認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知識很淺。再則,工人隻要實際行動中生出階級覺悟來好了!

  總說起來,我們黨的主觀上的程度,很不能與客觀職任相稱,現在決不是曆數“家珍”以自慰藉的時候,我們應當嚴格執行政治紀律,暴一暴“家醜”,以極緊張極積極的努力,迅速的改正我們的錯誤,至少使個個同誌知道“為什麽”這是錯的,然後能夠增高黨的鬥爭力,然後能夠保證黨在群眾中的威信,盡我們偉大的使命。那彭述之主義是:在中國國民革命之中,表麵上隻求工人階級的獨立,甚至於高叫領導權天然在工人階級手裏,同時又說還要準備第二次的“永續革命”,實際上是忽視農民、兵士及革命軍之作用,拋棄小資產階級群眾,其勢不得不與民族資產階級妥協,而資產階級向我們進攻時,又誤認他是買辦階級,因此不能辨明軍閥賣國主義與民族改良主義之區別,隻知道誰不向我進攻,即認為革命派而與之聯合,其結果純為與資產階級聯盟之戰術計劃,於是一切策略錯誤隨之而來,直到賣階級賣革命而後止。至於黨內官僚主義、書生主義之組織上宣傳上的缺點,尤其是政客主義的投機與流氓主義的紀律,皆含有蔑視群眾畏懼群眾之心理,抑製實際鬥爭中之自動創造力,利用落後分子之盲從。凡此一切,皆與彼孟塞維克主義式的戰術相發明,而形成似無實有之一種主義。彭述之亦許應當研究研究自己的主義,然後再能明了“實成其為”一種主義。其餘的彭述之主義派,或者各自取他的一部分,或今天如此明天如彼,雖然同取之於一個主義,而可以前後矛盾。這是因為彭述之主義,本是唯心主義的多元論的敷衍塗砌的實驗主義的;他可以今天說:“這人沒有,已經成鬼”,明天又說,“這人確有,然僅係其思想存在。”如此合成其有鬼論。既如此,他的害處,比馬爾托夫公開的孟塞維克主義更大。因為人人於無意之中不自覺的中他的毒。片段的看來,仿佛亦是馬克思主義,不覺得他可怕。其實合攏在一個線索上,不但是非馬克思主義,並且客觀上簡直是賣階級。所以我們的黨,必須毅然決然和這彭述之主義奮鬥。如今病還淺,革命時機緊迫,趕快醫治,還可以治好!為醫治起見,必須趕快施手術,暴露其病根!我們黨已經是群眾的了。我們黨一定能克服並消滅彭述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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