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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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四十 二曲集
卷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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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一[编辑]

孟子上[编辑]

梁惠王[编辑]

孟子,聖賢而豪傑也。學孔於百家並興之日,倡道於千戈殺伐之世,氣魄作用,挺特宏毅,遏人欲於橫流,援天下於既溺,論者謂功不在禹下,吾無閑然。

莊暴[编辑]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所行本於所學。幼而學的是仁義,則壯而所行無非仁義;幼而學的是功利,則壯而所行無非功利:猶種稻生稻,種稗生稗,未有所種是稗,而出土發苗得以戍稻者。即或仁義性成,不耽功利,而學昧通方,誤竭心思,或學詩辭,或學文翰,或學字畫,或學清虛,止一修己治人之道,經世宰物之務,反茫不之究;一當事任,心長才短,空疏鮮實,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樹立無聞,可恥孰甚。須是力矯斯弊,務為有用之學。凡治體所關,一一練習有素,所學必求可行,所行必合所學,致君澤民,有補於世。比方是幼學壯行,不虛此生。

禮賢下士,人君之美。臧倉不能成君之美,詆孟子以「沮君」,究竟何損孟子?徒貽萬世唾罵耳,所謂小人枉做了小人。

諺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況遇合乎?故遇與不遇,此中大有機緣,不可強也。君子亦唯安命聽天而已,夫何容心於其間哉?

公孫丑[编辑]

論事功則子路不及管仲,論品地則管仲不及子路。然事功係乎所遇,品地存乎生平,苟生平品地不足,縱功蓋天下,終是無本之經濟,君子弗貴也。

一匡九合,經濟非不可觀,功烈非不卓然,而曾西卑之者,以其不從心地做出,經濟無本故也。王霸之分,分於此。

「曾西艴然」於管仲之比,宛然仲尼之徒,羞稱五霸氣象,士君子須有此識趣,方不隨俗馳逐,汨沒紅塵。

學以「不動心」為主,學未至於不動心,是學未得力,算不得學。「集義」、「養氣」,乙,乃不動心工夫,從此而入,方可馴致。

言語動作一有失宜,便非義,便非所以「養氣」,便足以動其心。

心本虛明,一言一動,是非可否,一毫不能自蔽,行有不慊於心,安得不餒?須是依心而行,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是則俯仰無愧,氣自浩,心自慊,何動之有?

孟子願學孔子,此孟子之所以為孟子。吾人日讀孔子之書而不能以孔子為法,買櫝還珠,真是自棄。近世來瞿塘先生讀書之初,即書「願學孔子」四字於臂。吾人讀書一生,言及學孔,輒逡巡畏縮而不敢當,上愧孟子,下慚瞿塘,悠悠歲月,此何人哉!先儒謂:「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又云:「個個人心有仲尼。」斯言非欺,願共勉旃。

孟子謂人無「四端」「非人也」,吾儕試反己自察,每日應事接物,於此四者有耶,無耶?有則是人,無則非人;人而非人,名人實禽。念及於此,凜然寒心。

「四端」吾所本有,本有而不能全其所有,情移境奪,乍起乍滅故也;不為情移,不為境奪,才算是人。

乍起乍滅,皆綠本體昏昧,日用不知,知則中恒炯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應,隨應隨覺,隨覺隨擴,日新又新,自不能已。

「端」雖有四,全在一知。知苟不昧,四自不失。聖如大禹,一「聞善言則拜」,吾人尤當何如?

禹「拜善言」尚矣,姑以近代先儒言之,近溪先生位尊德邵,猶參訪不倦,片言足取,雖隸卒下賤,無不稽首以謝。即此一念,虛衝造詣,安得不深,所以為世大儒。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輒自以為足,不復求益,視先生為何如耶?

伯夷之清固近「隘」,吾人苟能學其清,而不同流合汙,雖「隘」亦不害其為賢。若因孟子說「隘」,立身之初,便先從不隘處做去,鮮不流於鄉願。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祇此二語,說盡保障之要、致勝之機,比兵法之本也,古今許多兵書,得此可以總括。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操;撥亂返洽以輔世,惠鮮懷保以長民,士君子不可無此德業。苟處而不能忘情富貴,出而無補世道生民,無志無德,碌碌庸人而已,何足為世有無也。

「不可召之臣」,伊呂而後唯諸葛武侯庶幾此風,故士必自重,而後為人所重。

「受饋」一節,生平大閑所關,孟子於列國之饋,或受或不受,惟義所在。若義不當受而受,一時苟得,生平掃地,可不慎乎?

讀聖賢書而不能以之自律,惟藉以市名罔利,與「登壟斷」何異?陷其身為賤丈夫而不知,悲夫!

滕文公[编辑]

人性本善,孟子「道性善」,道其所本然而已。聖如堯舜,亦不過率性而行,不失其本然而已矣,於本然之外有所增加也。人能率性而行,不失本然,人皆可以為堯舜。

「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心發現處。良心郎善也,非由學而然,非擬議而然,非性善而何?故「性善」之旨明,而千聖之統明矣,所以開萬世之蒙,而定萬世論性之準者,端在於斯。周、程、張、朱相繼闡繹,顧涇陽《小心齋合唱記》、馮少墟《辨學錄》拳拳申明,至當歸一,確不可易。學人誠潛心從事,然後知告子「無善無不善」及荀、楊、韓一偏之見,俱屬夢說。

「夫道一而已矣」,豈有二乎?聖賢同性,今古一揆。若以堯舜為不可企及,是以己性為不可企及,可乎?然道雖一,而古今之言道者則不一,不高之而虛寂,則卑之而支離,非不各自以為道,而道其所道,非大中至正、人人共由之道也。協而同之,務歸中正,不離日用,即性即道,使道脈一而率由同,是在有心世道、主持名教之大君子。

「成覸」節宜大書座右,出入觀省,以鼓昏惰。

滕文公當喪禮久廢之餘,獨盡大事,定為三年之喪,其父兄百官假先志以沮之而弗聽,可謂賢矣。可見親喪在所自盡,徇不得流俗。豈止親喪,凡百皆然。

致治由於人才,人才出於學校,學校本於師儒,是師儒為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亂之關。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洽,此探本至論。

昔胡安定之教授湖庠也,當詞藝成風之際,獨以「明體適用」為倡,諸生被其教者,莫不成德達材,可為世用。曹月川為霍庠學正,以躬行為教,提誨終日,寒暑弗輟,言動步趨,皆有準繩。海剛峰教諭南平,著論云:「抱關擊柝,皆有常職,而教官一職,尤人才所由造,世運所由理。自教職之義不明,人多以為貧而仕當之,以故居此官者,率多齷齪,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俞,所從來矣。」於是以師道自任,嚴課程,勤訓迪,士習不變。張綠汀署諭華陰,教法嚴而造就有等,約束諸生,不得衣服華美,不得出入酒肆,不得輕履公門,不得宴飲用妓,收攝防戒,纖細必備,士風為之改觀。使居是任者,咸若四先生,庠序方不徒設,明倫堂方不寂寞,善人何患不多,人才何患不盛,天下何患不治。

天生民而立之司牧,原以為民也,故民事不可不急;而民事之急,莫急於制民之莊。頗今時非同古時,田各有主,難以井授,雖欲區畫,其道無由。板腐書生慕古而不知變通,好執迂闊之見,動言井田可復,亦祇可私下弄筆,復之紙上,隔壁間聽而已;若實見之施行,地方從此多事,其禍更甚於王荊公之行新法。要在順時定制,相勢酌行,除漢人限田法稍可通融及導民開荒外,惟有就民所有之田,逐一清均,以正其經界,為可盡心。蓋窮人產去稅存,豪猾隱糧滅籍,或詭寄親鄰佃僕,混賴推挪,細人寄糧於有力之家以避差徭,猾書受賂飛灑,貽民賠累,致貧者益貧。剔釐之法,莫詳於呂新吾《民務》,仿而行之,宿弊可革。然此事全在得人,誠得公明廉幹之人以任其事,奸猾方無以容其詭,豪右不敢撓其法,否則無益實際,徒滋煩擾。

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余亦云:逸居而不學,則近於禽獸。

有風化之責者,誠講理學以淑士,講鄉約以淑民,勞來匡直,輔翼振德,如是而士不礪操,民不興行,吾不信也。

陳代「枉尺直尋」之喻,亦猶流俗暫且從權之見,卻不知出處一苟,大節便虧,廉恥掃地,「直尋」何補?士人顧名節,國家方有好風俗。

士人有真操守,自然有真事業;若操守不真,則其事業可知。伊、傅、呂、葛一出,而事業卓越不群,良由未出之先,操守卓然不苟。

「廣居」、「正位」、「大道」,乃吾人性分之所自有,能居、能立而見之於行,則見大心泰,區區「富貴」、「貧賤」、「威武」,自不足以動其中。

須是真不為富貴所淫,貧賤所移,威武所屈,方是大丈夫、好男子,否則男子而妾婦,有愧須眉。程子詩「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當時吟之以自勵。

守先王之道而講明之,使知之者眾,行之者廣,既有裨於當時,正人一脈,繩繩不斷,又有裨於後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事功之大,孰大於此?若以此為迂,則其所不迂者可知矣。

聖賢辨學,全為正人心。

人心不正,由於學術不正,生心害政,烈於洪水猛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正所以正學術以正人心。

戰國時,人心之害在楊墨,故孟子從而辟之。漢唐以來,人心之害在佛老,故程朱從而辨之。至象山先生則云:「孟子辟楊墨,吾辟時文。」而辛復元先生亦云:「正人心須從人心之壞處救,方是灶底抽薪。而今救亂,不必辨陽墨、斥佛老,惟是記誦詞章、富貴利達為之祟;從此清理,可得治平上策。」按陸、辛此說,亦所以因時救弊,不得已也,有心斯世者,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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