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集/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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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四十 二曲集
卷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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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一[编辑]

孟子上[编辑]

梁惠王[编辑]

孟子,圣贤而豪杰也。学孔于百家并兴之日,倡道于千戈杀伐之世,气魄作用,挺特宏毅,遏人欲于横流,援天下于既溺,论者谓功不在禹下,吾无闲然。

庄暴[编辑]

夫人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所行本于所学。幼而学的是仁义,则壮而所行无非仁义;幼而学的是功利,则壮而所行无非功利:犹种稻生稻,种稗生稗,未有所种是稗,而出土发苗得以戍稻者。即或仁义性成,不耽功利,而学昧通方,误竭心思,或学诗辞,或学文翰,或学字画,或学清虚,止一修己治人之道,经世宰物之务,反茫不之究;一当事任,心长才短,空疏鲜实,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树立无闻,可耻孰甚。须是力矫斯弊,务为有用之学。凡治体所关,一一练习有素,所学必求可行,所行必合所学,致君泽民,有补于世。比方是幼学壮行,不虚此生。

礼贤下士,人君之美。臧仓不能成君之美,诋孟子以“沮君”,究竟何损孟子?徒贻万世唾骂耳,所谓小人枉做了小人。

谚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况遇合乎?故遇与不遇,此中大有机缘,不可强也。君子亦唯安命听天而已,夫何容心于其间哉?

公孙丑[编辑]

论事功则子路不及管仲,论品地则管仲不及子路。然事功系乎所遇,品地存乎生平,苟生平品地不足,纵功盖天下,终是无本之经济,君子弗贵也。

一匡九合,经济非不可观,功烈非不卓然,而曾西卑之者,以其不从心地做出,经济无本故也。王霸之分,分于此。

“曾西艴然”于管仲之比,宛然仲尼之徒,羞称五霸气象,士君子须有此识趣,方不随俗驰逐,汨没红尘。

学以“不动心”为主,学未至于不动心,是学未得力,算不得学。“集义”、“养气”,乙,乃不动心工夫,从此而入,方可驯致。

言语动作一有失宜,便非义,便非所以“养气”,便足以动其心。

心本虚明,一言一动,是非可否,一毫不能自蔽,行有不慊于心,安得不馁?须是依心而行,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是则俯仰无愧,气自浩,心自慊,何动之有?

孟子愿学孔子,此孟子之所以为孟子。吾人日读孔子之书而不能以孔子为法,买椟还珠,真是自弃。近世来瞿塘先生读书之初,即书“愿学孔子”四字于臂。吾人读书一生,言及学孔,辄逡巡畏缩而不敢当,上愧孟子,下惭瞿塘,悠悠岁月,此何人哉!先儒谓:“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又云:“个个人心有仲尼。”斯言非欺,愿共勉旃。

孟子谓人无“四端”“非人也”,吾侪试反己自察,每日应事接物,于此四者有耶,无耶?有则是人,无则非人;人而非人,名人实禽。念及于此,凛然寒心。

“四端”吾所本有,本有而不能全其所有,情移境夺,乍起乍灭故也;不为情移,不为境夺,才算是人。

乍起乍灭,皆绿本体昏昧,日用不知,知则中恒炯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随感而应,随应随觉,随觉随扩,日新又新,自不能已。

“端”虽有四,全在一知。知苟不昧,四自不失。圣如大禹,一“闻善言则拜”,吾人尤当何如?

禹“拜善言”尚矣,姑以近代先儒言之,近溪先生位尊德邵,犹参访不倦,片言足取,虽隶卒下贱,无不稽首以谢。即此一念,虚冲造诣,安得不深,所以为世大儒。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辄自以为足,不复求益,视先生为何如耶?

伯夷之清固近“隘”,吾人苟能学其清,而不同流合污,虽“隘”亦不害其为贤。若因孟子说“隘”,立身之初,便先从不隘处做去,鲜不流于乡愿。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祇此二语,说尽保障之要、致胜之机,比兵法之本也,古今许多兵书,得此可以总括。

彼富吾仁,彼爵吾义,士君子不可无此志操;拨乱返洽以辅世,惠鲜怀保以长民,士君子不可无此德业。苟处而不能忘情富贵,出而无补世道生民,无志无德,碌碌庸人而已,何足为世有无也。

“不可召之臣”,伊吕而后唯诸葛武侯庶几此风,故士必自重,而后为人所重。

“受馈”一节,生平大闲所关,孟子于列国之馈,或受或不受,惟义所在。若义不当受而受,一时苟得,生平扫地,可不慎乎?

读圣贤书而不能以之自律,惟藉以市名罔利,与“登垄断”何异?陷其身为贱丈夫而不知,悲夫!

滕文公[编辑]

人性本善,孟子“道性善”,道其所本然而已。圣如尧舜,亦不过率性而行,不失其本然而已矣,于本然之外有所增加也。人能率性而行,不失本然,人皆可以为尧舜。

“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良心发现处。良心郎善也,非由学而然,非拟议而然,非性善而何?故“性善”之旨明,而千圣之统明矣,所以开万世之蒙,而定万世论性之准者,端在于斯。周、程、张、朱相继阐绎,顾泾阳《小心斋合唱记》、冯少墟《辨学录》拳拳申明,至当归一,确不可易。学人诚潜心从事,然后知告子“无善无不善”及荀、杨、韩一偏之见,俱属梦说。

“夫道一而已矣”,岂有二乎?圣贤同性,今古一揆。若以尧舜为不可企及,是以己性为不可企及,可乎?然道虽一,而古今之言道者则不一,不高之而虚寂,则卑之而支离,非不各自以为道,而道其所道,非大中至正、人人共由之道也。协而同之,务归中正,不离日用,即性即道,使道脉一而率由同,是在有心世道、主持名教之大君子。

“成覸”节宜大书座右,出入观省,以鼓昏惰。

滕文公当丧礼久废之馀,独尽大事,定为三年之丧,其父兄百官假先志以沮之而弗听,可谓贤矣。可见亲丧在所自尽,徇不得流俗。岂止亲丧,凡百皆然。

致治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校,学校本于师儒,是师儒为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乱之关。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天下洽,此探本至论。

昔胡安定之教授湖庠也,当词艺成风之际,独以“明体适用”为倡,诸生被其教者,莫不成德达材,可为世用。曹月川为霍庠学正,以躬行为教,提诲终日,寒暑弗辍,言动步趋,皆有准绳。海刚峰教谕南平,著论云:“抱关击柝,皆有常职,而教官一职,尤人才所由造,世运所由理。自教职之义不明,人多以为贫而仕当之,以故居此官者,率多龌龊,不举其职,士习蛊而吏治俞,所从来矣。”于是以师道自任,严课程,勤训迪,士习不变。张绿汀署谕华阴,教法严而造就有等,约束诸生,不得衣服华美,不得出入酒肆,不得轻履公门,不得宴饮用妓,收摄防戒,纤细必备,士风为之改观。使居是任者,咸若四先生,庠序方不徒设,明伦堂方不寂寞,善人何患不多,人才何患不盛,天下何患不治。

天生民而立之司牧,原以为民也,故民事不可不急;而民事之急,莫急于制民之庄。颇今时非同古时,田各有主,难以井授,虽欲区画,其道无由。板腐书生慕古而不知变通,好执迂阔之见,动言井田可复,亦祇可私下弄笔,复之纸上,隔壁间听而已;若实见之施行,地方从此多事,其祸更甚于王荆公之行新法。要在顺时定制,相势酌行,除汉人限田法稍可通融及导民开荒外,惟有就民所有之田,逐一清均,以正其经界,为可尽心。盖穷人产去税存,豪猾隐粮灭籍,或诡寄亲邻佃仆,混赖推挪,细人寄粮于有力之家以避差徭,猾书受赂飞洒,贻民赔累,致贫者益贫。剔釐之法,莫详于吕新吾《民务》,仿而行之,宿弊可革。然此事全在得人,诚得公明廉干之人以任其事,奸猾方无以容其诡,豪右不敢挠其法,否则无益实际,徒滋烦扰。

孟子云,“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余亦云:逸居而不学,则近于禽兽。

有风化之责者,诚讲理学以淑士,讲乡约以淑民,劳来匡直,辅翼振德,如是而士不砺操,民不兴行,吾不信也。

陈代“枉尺直寻”之喻,亦犹流俗暂且从权之见,却不知出处一苟,大节便亏,廉耻扫地,“直寻”何补?士人顾名节,国家方有好风俗。

士人有真操守,自然有真事业;若操守不真,则其事业可知。伊、傅、吕、葛一出,而事业卓越不群,良由未出之先,操守卓然不苟。

“广居”、“正位”、“大道”,乃吾人性分之所自有,能居、能立而见之于行,则见大心泰,区区“富贵”、“贫贱”、“威武”,自不足以动其中。

须是真不为富贵所淫,贫贱所移,威武所屈,方是大丈夫、好男子,否则男子而妾妇,有愧须眉。程子诗“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当时吟之以自励。

守先王之道而讲明之,使知之者众,行之者广,既有裨于当时,正人一脉,绳绳不断,又有裨于后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事功之大,孰大于此?若以此为迂,则其所不迂者可知矣。

圣贤辨学,全为正人心。

人心不正,由于学术不正,生心害政,烈于洪水猛兽,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正所以正学术以正人心。

战国时,人心之害在杨墨,故孟子从而辟之。汉唐以来,人心之害在佛老,故程朱从而辨之。至象山先生则云:“孟子辟杨墨,吾辟时文。”而辛复元先生亦云:“正人心须从人心之坏处救,方是灶底抽薪。而今救乱,不必辨阳墨、斥佛老,惟是记诵词章、富贵利达为之祟;从此清理,可得治平上策。”按陆、辛此说,亦所以因时救弊,不得已也,有心斯世者,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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