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青年愛國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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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今日是“五四”运动纪念日,我想请问胡先生,“五四”的起因是什么?

  答:安先生,你年纪太轻啦,连“五四”运动的起因都不知道吗?“五四”运动,其实不是个运动,是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那一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当初并没有什么运动,也没有什么计划,在“五四”的前几个月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民国七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停战啦,叫双十一节,停战之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了啦,于是参战的国家,筹备和会,在巴黎开和会,讲和的条件,那时候,就是民国八年春天,在巴黎的维赛亚皇宫开和会,中国的代表国也到啦。美国的代表团是威尔逊总统出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了的时候,美国的威尔逊大总统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他有所谓改造世界的十四点主义,就是威尔逊的理想震动了全世界。大家都希望在这一次的世界大战在和会里边,总可以使新的世界来临。从前所谓不公道的,现在都可以变成公道的啦,从前所谓不合理的,现在都合理啦。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还记得在北京的中央公园,有一个牌坊叫“公理战胜”。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梦想,人人都想,世界经过这么大的牺牲,经过几年的苦战。世界大战是从1914年到1918年,就是从民国三年到民国七年,四年多的血战,所以大家有一个理想,以为这一次世界大战完了,威尔逊的理想,可以满足那些受压迫的民族,新世界将来临。殊不知,我们到了3月4月才慢慢的感觉到,我们的理想不容易满足。威尔逊大总统到了和会里边,才晓得从前打仗的这些国家,都是东一个秘密的条约,西一个秘密的条约,都把那些弱小民族的、那些弱国一些的权利,在那些秘密条约里都答应人家,都出卖掉啦。等到美国在1917年参战,是民国六年。等到威尔逊的一股理想加入战争,殊不知道,许多国家都是有秘密的条约。比如影响我们中国的,就是日本在中国有许多权利,日本参战,她没有到欧洲去,她就是出兵在山东这边,把青岛、山东胶济铁路这个区域,尤其是青岛,德国人在中国的权利拿过去啦,比如是德国人抢去的权利,现在要给日本人,在中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收回山东省内德国人当初以强迫中国拿去的权利,中国人要收回、废除这些不平等的权利。现在日本出兵从德国人手里拿回去啦。这个山东问题,就是“五四”那一天的最重要的问题。到了4月底,消息慢慢的就不好啦,就是那时候,我们还希望山东问题,德国人的所有权利,现在我们参战啦,德国人打败啦,投降啦,德国人在山东的权利,应该还给中国。而日本人说我们出兵打来的,这个权利应该是我们的,在和会里讨论时应该交给日本人,让日本同中国来交涉。这是山东问题最重要的一个焦点。

  到了4月底5月初的时候,消息慢慢的传出来啦,说是连美国的威尔逊总统,美国的代表团都不能帮我们的忙。所以我们在山东的权利,恐怕要吃亏啦。要由和会交给日本,由日本来同中国办交涉,我们这个弱国在日本人手里怎会能得到权利呢,怎能收回呢。我们不相信日本,不放心日本。结果这个消息在政府里边有人传出来,传到几位教育界的领袖,我们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知道后,然后这个消息传出去给学生,学生就开会要求中国不承认日本取得山东的权利,我们还要继续要求山东失掉了的权利,如果作不到呢,我们的代表在巴黎的和约不应该签字。

  “五四”运动,当时并不是运动,就是刚刚碰得巧在5月初,这消息才传出来,报上还没登出来,不过这秘密很可靠的,就是我们的代表团在巴黎的和会要失败啦,我们在山东的权利,从前德国人拿去的,现在日本人要抢去,而日本人不肯还给中国。和会交给日本,让中国自己想法子向日本交涉,这个中国人不承认,为了这个原故,那天开会,实在是抗议巴黎和会对于我们不公道的这种决定,这种秘密的消息传出来,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外开会,各学校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领头,从开会我有详细的纪录。北京有十几个学堂,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的下午,有十几个学堂的学生,几千学生在天安门开会,人人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写着“还我青岛”,真的问题是“青岛”,德国人占去啦,给日本人用兵力占去啦,现在日本人占据不还给中国,“还我青岛”是个大问题。其实不但青岛一处,整个山东,尤其胶济铁路这个区域,在山东省内德国人的权利,德国人用强力取得的权利,日本人拿去啦,所以那个时候,人人手里拿着白旗写着“还我青岛”,还要杀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曹汝霖是那个时候的外交总长,陆仲羽是那个时候最亲日的,尤其同日本借债很有关系,章宗祥是那个时候驻日本的代表,所谓“曹陆章”三个代表都是亲日派的,还有旗上写的“日本人的孝子贤孙”四大金刚这些人都要打倒。

  5月4日那天是礼拜天,那个时候学生好,他们要开会的时候,不在上课的时候开会,都要在礼拜天开会。他们从天安门开会,整队出中华门,沿路发传单,后来走到东交民巷,那个时候,外国公使馆都在东交民巷,他们想到美国大使馆和其他国家的使馆去请愿,要求他们的政府主持公道。走过东交民巷再往东,这班人是示威游行,到了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一直到赵家楼,赵家楼的曹汝霖的家里,预备去见曹汝霖,要求他主张不要签字。结果,家的大门都关上啦,大家都喊叫啦,学生们都生气啦,外面有几百名警察,把守曹汝霖的家。这些学生有的爬到墙上去,有的一个站下面,一个站在他的肩头上,再爬上去就跑到曹汝霖的家里,北方的房子很容易爬进去,墙都是低的,没有楼房的。有人进去开了门,学生都冲进去啦,曹汝霖也找不到,后来找到一个在曹家吃中饭的客人,就是驻日本公使的章宗祥,就把他打了一顿,他受伤啦,在这个时候,恐怕是曹家的人一把火把房子烧啦,结果火起来啦,学生就跑啦。在路上不是排队,大家散啦,结果就抓了几十个学生,各学校的校长就保学生,把学生保出来。这样子,一方面学生罢课,还是继续反对巴黎和会,继续反对日本,到外面讲演。

  “五四”本来就是为巴黎和会,不公道的决定,与中国不利的决定,要抗议这样子开始的,这么一闹下去,抓学生啦,因为学生还继续在外面开会讲演,就是抵制日货,中国没有力量打日本,有力量制日本经讲的方面死命,就是我们中国人不买日货,抵制日货。后来中国政府的警察就干涉,结果学生越弄越多,一直闹下去,闹到六月,到了后来学生更多啦,差不多每条街上都有在那里讲演,就是不买日货,抵制日货,我们用经济力量打日本,继续收回我们的权利。要求我们的代表不接受巴黎和会的决定,不许签字。这样闹到六月,然后我们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抓学生,有的时候一千两千的抓,关到北京大学的法科里面,就是法学院,这样一来,几千学生被抓,消息传出去,到了上海、南京、安庆这些地方,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商店都关门啦,结果政府也屈服啦,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人免职,这就是国内政治上的胜利。国外政治胜利呢?那个时候全国都响应,各公共团体,爱国的团体,各地方的商会、学会、教育会、同学会都电报,无数的电报都打到巴黎和会去,不许中国代表签字,同时在欧洲中国留学生组织起来,组织监察队,监视中国代表团的行动,不许他们到巴黎和会去签字,结果中国代表团没有敢出席巴黎和会,因而在和约上没有签字。到第二年,第三年才在美国总统哈定另集所谓华盛顿会议,再重新提出中国的山东问题出来,然后我们收回了山东,收回了青岛的权利。这都是“五四”运动学生出来抗议,不接受巴黎和会关于山东的决定,中国代表团没有接受巴黎的议和的条约,是可以说我们留下来这一条路,把山东问题,经过华盛顿会议,中国同日本交涉才把青岛、山东收回。这是所谓“五四”运动。当天的情形就是这么一回事。你问“五四”的起因要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要走到前一年,前几个月十一月十一,就是民国七年停战,从停战才产生巴黎的和会,在美国参战以前有许多秘密条约。要打仗,要有力量,要找朋友,找同盟国家,结果是不妨把我们这个弱国的权利拿来卖掉了之后,才能抓住朋友,所以他们这些国家等于应许了日本某种某种的权利,是我们吃亏,幸而这时候青年学生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四十一年前的今天,这是“五四”运动本身是如此。

  问:谢谢您这样详细告诉我们。

  答:四十多年啦,大家都不记得啦,所以我讲得详细一点,对不起很。

  问:谢谢您告诉我们这个伟大的节目当时的情形和结果。那么中共常常说,“五四”运动是他们搞出来的,您对这一点有什么意见呢?

  答:这种话(笑)真是不值得撬的,这句话,可以说是笑话。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候是1919年,在民国八年就没有共产党这个东西,也没有共产党这个组织。直到民国十年(1921)7月1日才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所以在民国八年哪里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湖南的湘潭作学生,那个时候共产党在中国哪里有地位。“五四”发生(笑),中国共产党成为党,还在两年之后。这个真是大笑话。这是不要脸的“吹”。

  从五四运动谈文学革命

  问:“五四运动”有人比作“文艺复兴运动”,关于这一点,胡先生您一定有很深刻的见解,是不是可以请您谈一谈?

  答:安先生,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深刻不敢说。历史是很复杂的,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那个时候一般人都年轻,二十多岁。远在“五四”以前,我们一般人还在外国留学的时候,一般年轻人注意中国文艺的问题、文学的问题、中国的文字问题、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中国的文学问题、文艺的问题。中国的文字很难,很难教、很难学,中国的文字是死的文字,死了两千年啦,语文是不一致。现在你们不觉得啦,在我们那个时候,小孩子念书,教科书都是古文写的,每一句话要翻译的,客气一点,叫讲书,讲书就是翻译,就是用现在的白话,翻译死了的古文,每一句话都是要翻译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教育上的问题,教科书上的文字应该用什么文字,拿死的文字来教呢?还是用活的文字来教?文学用死的文字作文学呢?还是用活的文字作文学?要人人都听得懂,人人都看得懂,这些问题,远在那个时候大家在国内,也就是中国文艺复兴问题,不是一天,远在几十年,在民国以前,在革命以前,像梁启超先生他们,那就是一种革新文字,那个时候提倡小说,也就是新文字改革的起点,不过我们一般人,在美国作学生的时代,就在我们的宿舍里面彼此讨论。宿舍与宿舍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讨论,所以就讨论到文字的问题,中国文字的改革问题、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应该怎么样经过一种改革。所以远在民国八年以前,在民国四年、五年我们在国外已经讨论很久很久啦,有好几个人,在国外反对我的就是梅光迪先生,在哈佛大学。同我参加讨论的有任叔永先生,有朱经农先生,我们都是在国外做学生的时代。我们那个时候就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后来有许多结论,其中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文字是死了的文字,这死文字不能够产生活的文学,这是我们的结论。要替中国造一个新的文学,只能用活的文字,活的文字在那儿呢?就是我们一般者百姓嘴里说的,嘴里说的出来,耳朵听得懂,人人可以听得懂,人人可以看得懂,这是活的语言,就是白话,拿白话我们举出许多证据出来,从古代慢慢的变下来,不知不觉的,有这个需要,尽管白话不能拿来考秀才,不能拿来考举人,也不能拿来考进士,也不能得翰林,不能求功名,不能做官,然而老百姓的要求,爱好真正文艺的人,有这个要求,已经走上一条用活的语言作文学的,比方《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一类的,和《西游记》小说都是用活的语言著的。所以我们说这就是证据,我们有活的文字,可以有资格作中国文学的语言。不过我们这般朋友们,总是有些人守旧,你们这白话也好,也许有用处,白话只写那些人家看不起的小说,白话不够作上等的文学,特别是不能作诗,不能拿来作高等的文艺;高等的文艺,好的散文,尤其是诗要用古文作的。诗、词都是最高等的东西,决不能用老百姓粗的土话拿来写,必须要经过一种训练,一种磨练的上等人的文字。这样我们讨论,没有别的法子,我们主张从民国六年、民国五年在国外就开始,好啦,我们没有别的法子,我们来试试看,你承认白话作可以小说,可以产生伟大的小说,但是,不能作诗,好啦,我们拿白话来试试看。从前的确没有多少人用白话来作诗,有是有,不过没有一个人专门用白话来作诗的,也没有人提倡不许用古的死的文字来作诗的,用活的文字来作诗的,我们现在何妨试试看。所以我就在民国五年的八月,我就向我的一班朋友宣告,我们从今天起,不作古文的诗,一定用白话来作诗。后来,中国的第一部诗集,叫《尝试集》拿白话尝试来作诗,中国诗。我们那个时候远在民国五年的八月,我们在国外就有这种运动,同学们讨论啦、作试验、作白话诗啦,到了民国六年正月一号我的一篇文章叫作《文学改良刍议》,这是头一篇文章,我们在外国作留学生,第一次到国内来发表要提倡,要改革中国文字。我们那个时候,在民国四年、民国五年、民国六年,我是民国六年七月才回国的,我们在国外已经很激烈的讨论,讨论了多少年,有许多问题,其中讨论最激烈的就是文学问题。我们在民国五年就已经决定啦,至少我个人决定啦,我们大家都已经得到结论啦,大家承认,就是最守旧的已经承认啦,白话够得上作小说,可以产生《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这一类的小说啦。这是已经让步啦,但是还有许多不承认的哪,就是守旧这班同学不承认,就是中国的俗语、土话、白话没有经过文人学者的训练、磨练,所以不配产生高等的文学,不能作诗,不能作诗词,不能作高等的散文,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打定主意,就是我个人在民国四年、民国五年八月就向朋友宣告,从这个时候起不用古文,不用死的文字作诗,以后要用白话,用活的语言,老百姓的话,用活的语言来作诗,作散文,作一切的文学,简单一句话,就是死的文字不能产生活的文学,而我们要替中华民国造一种新的文学,就得用活的语言来作。这个运动,我们在国外一般学生讨论,讨论了两年,到了民国五年年底,我才写了一篇文章,把我们这一年半两年来,讨论的结果,这些结论写出来,写两个本子,同时发表。一个是《留美学生季报》,一年出四本,一个副本送给陈独秀先生主持一个杂志叫《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出版的。那个时候陈独秀先生作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现在我们叫文学院长。他一方面作文科学长,一方面主持这个杂志。我这篇文章的一个本子寄给他,很和平的一篇文章,叫《文学改良刍议》,刍议就是一个草案,很谦虚的一篇文章。不过,陈独秀先生是同盟会老革命党出身,他看了我这篇文章,他很赞成。他接下去,就在民国六年二月《新青年》的第二期就发表《文学革命论》,在国内第一次提出文学革命这个字,是陈独秀先生在民国六年二月《新青年》提出来的。其实我们在国外那几年讨论,我常常谈到文学革命的问题,文学必须革命的,已经早就有啦。

  所以,讨论中国革新的问题,用白话来作中国文学,一切的文学,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等一概都得用活的文学来写,早就讨论了。民国六年才在国内开始成了公开讨论的大问题。很有趣的就是,我们一般留学生在国外大学宿舍里通信讨论一些问题,可是在国内有许多老辈那些北京大学很有学问的国文先生,他们觉得不错,他们赞成,比如钱玄同先生啦,陈独秀先生他们出来赞成,这样一来,在国内我们得到支持的人,得到赞成的人。在国外一般留学生在宿舍讨论的问题,在国内变成公开讨论的问题。所以就成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时候开始,远在公开发表的时候,民国六年的正月初一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我还没有回国的时候在国内已经讨论啦。等到我民国六年回国加入这个讨论,《新青年》第一个杂志改用白话,登白话的文章,就成了全国的运动。

  这个运动与“五四”运动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那个时候讨论等于全国都有,那个时候的刊物很少。北京大学一般学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这一般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最优秀的学生,国学的程度,中国文学的训练,都是很高的,他们倒是看见他们的先生们的提倡是对的,他们加入,他们在民国七年出版一个杂志叫《新潮》,中文名字叫《新潮》,英文名字叫The Renaissance,这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这一般人办的。Renaissance就是再生。欧洲所谓文艺复兴运动。中国所谓文艺复兴运动,远在民国八年以前。不过“五四”运动有什么关系呢?“五四”运动这么一来之后,北京大学的学生成了学生的领袖,北京大学的教授从前提倡所谓文艺复兴运动,就是用白话作文学这种主张,思想改革。文学革命这个话,从北京大学提倡,北京大学的地位提高啦。公认北京大学是对的,那时候各地学堂都有学生会,学生会他们要办刊物,都是小的刊物,或者用排印的,或者用油印的,或者手写壁报,学生要出刊物,学生要出壁报,大家自然而然都用白话作。结果民国八年、民国九年之中,我收到的各地方出的这种青年人出的刊物总在三十多种都用白话。所以“五四”运动帮助文艺复兴,从前是限于《新青年》、《新潮》几个刊物,以后就变成一个全国的运动。但是,“五四”运动也可以说害了我们的文艺复兴。什么原故呢?“五四”运动刚才我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是个没有计划的运动,“五四”是大家爱国心爆发,是北京大学学生领导,那个时候北京大学地位高,清华在那个时候叫清华学堂,师范大学叫高等师范,在北京的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个,所以大家说北京大学领头。结果,好像北京大学是领袖,同时呢?因为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学生们在前几年提倡思想解放,文学革命这种观念,结果慢慢借这个机会就推广出去啦,其实,与我们并不是一件事,并没有关系的。那是一个爱国运动,事先没有计划,没有一种有意的运动,比如孙中山先生有一封信,他写给海外的国民党的同志,那个时候是革命党的同志,在民国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他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的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录自孙中山先生《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

   这封信是孙中山先生写在“五四”以后七个多月写的,他的看法到现在我认为是很公允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所谓“新思潮运动”所谓文艺复兴运动不是一件事,不过这件事的本身呢?至少孙中山先生说,因为思想运动,文学运动在前,所以引起“五四”运动。至少他承认归功于思想革新,同时思想革新在兵法上说攻心,心理作战是最重要的,所以他的结论说:我党(革命党)要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这样说起来,可以算是“五四”也可以说帮助,同时也可以说摧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前作的思想运动,文学革命的运动,思想革新的运动,完全不注重政治,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从此以后,不但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后来国民党改组,充分的吸收青年分子。在两年之后,组织共产党,拼命拉中国的青年人。同时老的政党,梁启超先生他们那个时候叫研究系,他们吸收青年。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有的时候叫新思想运动、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就变了质啦,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所以现在那些小的政党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和共产党都是那个时候以后出来的。因此我们纯粹作文艺复兴运动就这几年功夫,我们从留学生时代算起,民国四年、五年、六年、七年第二年的八年共四年半。要是从民国六年正月一号算起吧,有两年的功夫,这两年功夫就变了质啦,变成一个政治力量啦,糟糕啦!这样一来,以后的局面也变啦。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五四”这一天,只能说“五四”本身决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完全是青年人爱国思想暴露啦,事先没有一点计划,不是一种运动,在这一阵当中,对付中国国家的民族危险的问题,就是我们眼看见山东、青岛发生大问题,权利要掉啦,这是爱国问题。不过同时他一方面帮助我们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算是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啦,可以说变了质啦,在我个人看起来谁功谁罪,很难定,很难定,这是我的结论。(接着哈哈……哈……。)

(本文为1960年5月4日胡适应台北广播电台记者安先生谈话录音,收入《胡适演讲集》中册,1970年台北胡适纪念馆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