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裁到民主/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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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
第三章 力量从哪里来?
第四章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 出处

要实现一个既有自由又有和平的社会,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它需要巨大的策略技巧、组织和计划。首先,它需要力量。如果不能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就不能指望打倒独裁者,建立政治自由。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民主反对派能够动员什么样的力量,足以摧毁独裁统治及其巨大的军事和警察网?答案在于对政治权力的理解(这种理解过去往往被忽视了)。掌握这种深刻见解实际上并不难。有些基本事实其实很简单。

“狙公”的寓言[编辑]

例如,十四世纪的中国人刘基写的一篇寓言,生动地描述了被人忽视的对政治权力的理解。[1]

在楚国,有一位老头以养猴(狙)为生。楚人称他为狙公(猴子的主人)。

每天早晨,老头把猴子集合在庭院里,让最年长的猴子带它们进山从灌木和树上采集果实。每个猴子必须以其所获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老头。如不交纳,就要受槌打。众猴子备受压迫,不敢抗议。

有一天,一个小猴子问其他的猴子:“果树和灌木是老头种的吗?”众猴子说:“不,它们是天生的。”“我们难道不能未经老头同意就拿果子吗?”众猴子回答说:“可以,我们都可以拿。”小猴子接着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依靠老头,为什么要为他服务?”

话还没说完,众猴突然醒悟了。

当晚,乘狙公熟睡的时候,众猴群起破坏了栅栏,尽取狙公积攒下来的果物,相率逃进山林不再回来。狙公断绝了食物来源,终于饥饿死亡。

郁离子说:“有些人靠计谋而不是按正当规矩统治人民,他们不是像狙公一样吗?他们昏庸而不自觉。一旦老百姓觉悟过来,他们的计谋也就不灵了。”

政治权力的必要源泉[编辑]

原理很简单。独裁者需要得到受他们统治的人民的帮助,没有这种帮助,他们无法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的源泉。政治权力的源泉包括:

  • 权威。人民的一种信念,认为政权是正当的,而且自己有道义责任服从这个政权。
  • 人力资源。服从统治者、同统治者合作或向他们提供帮助的人们和集团的数量和重要性。
  • 技能和知识。统治政权为了执行特定行动所需要的,由同统治者合作的人们和集团提供的技能和知识。
  • 无形因素。可能诱导人们服从和帮助统治者的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因素。
  • 物质资源。统治者对于财产、自然资源、财政金融资源、经济体系、以及通讯和运输等手段的控制或掌握程度。
  • 制裁。为了政权能够存在,及其政策能得到贯彻,为了使那些不服从和不合作的人屈服和合作,而对他们威胁使用或实际使用的惩罚。

但是,所有这些源泉,有赖于人们接受这个政权,有赖于民众的屈服和合作,有赖于无数人们和社会上的许多机构的合作。而这些条件不总是保证具备的。

有充分的合作、服从和支持,会增加所需权力来源的供应,从而扩大任何政府的能量。另一方面,收回公众和集团同侵略者和独裁者的合作,会减少甚至切断一切统治者所依赖的权力来源的供应。没有这些来源,统治者的力量就会削弱,最后完全消失。

当然,独裁者对威胁他们为所欲为的能力的任何行动和主张,是很敏感的。因此,独裁者很可能会威胁和惩罚那些不服从的,罢工的或不合作的人们。但是,事情不是到此为止。镇压,甚至暴行,不是总能使屈服和合作恢复到让统治集团能够运行所需要的那种程度。

即使有镇压,如果能够使权力的来源受到限制或中断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其最初结果可能是独裁政权内部产生不稳定和混乱。随后,独裁政权的权力很可能明显地变弱。假以时日,拒绝提供权力来源能使统治政权瘫痪无力,在严重的情况下,会使它瓦解。或快或慢,由于政治饥饿,独裁者的权力会消亡。

由此可见,任何政府的自由或专制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被统治者争取自由的相对决心,以及他们对奴役他们的企图进行抵制的愿望和能力。

与一般的想法相反,即使是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也要依靠它们所统治的民众和社会。政治学家卡尔·W·杜依契(Karl W. Deutsch)在1953年指出:

“极权主义权力,只有在不需要太频繁使用它的时候才是强大的。如果随时都需要使用极权主义权力来对付民众,它不大可能长久保持强大。既然极权主义政权比其它政府形式需要用更大的力量来对付被统治者,这类政权就更需要它们的人民有广泛而可靠的顺从的习惯;不仅如此,遇到困难的时候,它们还必须依靠民众里至少相当一部分人的积极支持。” [2]

十九世纪英国法学理论家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描述了独裁统治面对不满的人民的情况。他主张,如果民众的大多数下决心打倒政府并且愿意为此承受镇压,那么政府的威力,包括那些支持它的人,不可能保护可憎的政府,即使政府得到外国支援。奥斯汀得出结论,反叛的人民不可能被迫回到永久的服从和屈服。[3]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比这更早就主张,国君“......以集体为敌则永远保障不了自己,而且他越是出手残暴,他的公国就越脆弱。”[4]

这些深刻的见解在政治上的实际应用,在英勇的挪威抵抗战士反对纳粹的占领中得到了示范。此外,如第一章里提到的,也为抵抗共产党侵略和独裁并最终促使共产党在欧洲的统治崩溃的勇敢的波兰人、德国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以及其他许多人民所证明。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现象:非暴力抗争的例子至少可以追溯到纪元前494年,那时罗马的平民不再同他们的贵族主人合作。[5]

在不同时期,亚洲、非洲、美洲、澳洲、太平洋诸岛屿以及欧洲的人民都使用过非暴力斗争。因此,决定一个政府的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受控制或是不受控制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是:(1) 民众限制政府权力的相对意愿;(2) 被统治者的独立组织和机构不提供权力来源的相对力量;(3) 民众不予同意和支持的相对能力。

民主权力的中心[编辑]

民主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独立于国家之外存在着许多非政府的团体和机构。包括诸如家庭、宗教组织、文化联合会、体育俱乐部、经济机构、工会、学生会、政党、村、邻里会、园艺俱乐部、人权组织、音乐团体、文学协会等等。这些团体在为本身的目的服务和帮助满足社会需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此外,这些团体还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们提供了集体的和结构性的基础,使人们能够影响社会的前进方向,而且当政府或其它团体看来不公正地影响他们的利益、活动或目的的时候,能够同它们对抗。孤立的,不是这类团体成员的个人,通常无法对社会的其他部分有显著的影响,对政府的影响就更少,更不用提对一个独裁政权了。

因此,如果独裁者能够剥夺这类团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民众就会相对无能为力。而且,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对这些机构进行独裁式的控制,或者用新的、受控制的机构取而代之,那么这些机构就能被用来支配其成员和相关的社会领域。

但是,如果能够维护或恢复这些独立民间机构的自由和自主性(不受政府控制),那么它们对政治反抗的运用就极其重要。前面所述的独裁政权被瓦解或削弱的许多例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民众及其机构勇敢而广泛运用了政治反抗。

如前所述,这些权力中心提供了民众能够施加压力或抵制独裁式控制的机构性基础。在未来,它们将成为自由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因此,它们的保持独立和继续成长往往是解放斗争成功的前提。

如果独裁政权相当成功地摧毁或控制了社会的独立机构,那么抵抗者就需要建立新的独立的社会团体和机构,或者对尚存的或部分受控制的机构重新实施民主控制。在1956-1957年匈牙利革命期间,涌现了众多的直接民主委员会,它们甚至联合起来,在数周里建立了一整套联盟性机构和管理体系。在波兰,1980年代后期,工人们维持了非法的团结工会,在有些情况下还夺取了官方的、受共产党控制的工会领导权。这类机构性的发展可以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削弱和摧毁独裁政权是轻而易举的事, 也不是每一次尝试都会成功。这也绝不意味斗争不会有伤亡,因为仍旧为独裁者服务的那些人很可能反击,力图迫使民众重新合作和服从。然而,上述对权力的深入理解,确实意味着有意识地使独裁政权瓦解是可能的。独裁政权具有一些特性,使它们很难抵挡巧妙地实施的政治反抗。让我们更详细探讨这些特性。

参考[编辑]

  1. 此故事原名〈楚人养狙〉,取自刘基(1311-1375)所著《郁离子》。英译本由Sidney Tai 翻译,版权所有。郁离子也是刘基的化名。英译文原载Nonviolent Sanctions: News from 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Cambridge, Mass.), Vol. IV, No. 3 (Winter 1992-1993), p.3.
    译者注:刘基,元末明初政论家、文学家,字伯温。〈楚人养狙〉原文如下:‘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2. Karl W. Deutsch, "Cracks in the Monolith: Possibilities and Patterns of Disintegration in Totalitarian Systems," (巨石的崩裂:极权体系崩解的可能性与模式)in Carl J. Friedrich, ed.,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313-314.
  3. John Austin,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 (Fifth edition, revised and edited by Robert Campbell, 2 vol., London: John Murray, 1911 [1861]), Vol. I, p.296.
  4. Niccolo Machiavelli, "The 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Livy," in The Discourses of Niccolo Machiavell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0), Vol. I, p. 254.。(中译,马基维利著,吕健忠译,《李维罗马史疏义》,新店:左岸文化,2003年4月,卷1,页48。)
  5. 见G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Boston: Porter Sargent, 1973), p. 75及各处有其他历史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