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學衡》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報副刊》上看見式芬先生的雜感，很詫異天下竟有這樣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這地步，還來同《學衡》諸公談學理。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決用不著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說，「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籀繹」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載道」，卻也應該「達意」，而不幸諸公雖然張惶國學，筆下卻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點。看罷，諸公怎麼說：《弁言》云，「雜誌邇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佈告，而弁者，周人戴在頭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頂上的東西，所以「弁言」就是序，異於「雜誌邇例」的宣言，並為一談，太汗漫了。《評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說，「或操筆以待。每一新書出版。必為之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顧亭林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序。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標準與良知。猶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原來做一篇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便有這樣的大罪案。然而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來呢？照前文推論，那便是我的質問，卻正是「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了。《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中說，「凡理想學說之發生。皆有其歷史上之背影。決非懸空虛構。造烏托之邦。作無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並未做Pia of Uto，雖曰之乎者也，欲罷不能，但別尋古典，也非難事，又何必當中加楦呢。于古未聞「睹史之陀」，在今不云「甯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
《國學摭譚》中說，「雖三皇寥廓而無極。五帝縉紳先生難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屬奇聞，而第二句尤為費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縉紳先生皆難言之，抑是五帝之事，從後說，然而太史公所謂「縉紳先生難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黃帝」而並不指五帝，所以翻開《史記》，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紀》，又何嘗「難言之」。難道太史公在漢朝，竟應該算是下等社會中人麼？
《記白鹿洞談虎》中說，「諸父老能健談。談多稱虎。當其摹示抉噬之狀。聞者鮮不色變。退而記之。亦資詼噱之類也。」姑不論其「能」「健」「談」「稱」，床上安床，「抉噬之狀」，終於未記，而「變色」的事，但「資詼噱」，也可謂太遠於事情。倘使但「資詼噱」，則先前的聞而色變者，簡直是呆子了。記又云，「倀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剛做新鬼，便「膏虎牙」，實在可憫。那麼，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這是古來未知的新發見。
《漁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無道殺伍奢。覆巢之下無完家。」這「無完家」雖比「無完卵」新奇，但未免頗有語病。假如「家」就是鳥巢，那便犯了複，而且「之下」二字沒有著落，倘說是人家，則掉下來的鳥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鵬金翅鳥（出《說岳全傳》），斷沒有這樣的大巢，能夠壓破彼等的房子。倘說是因為押韻，不得不然，那我敢說：這是「掛腳韻」。押韻至於如此，則翻開《詩韻合璧》的「六麻」來，寫道「無完蛇」「無完瓜」「無完叉」，都無所不可的。
還有《浙江採集植物遊記》，連題目都不通了。採集有所務，並非漫遊，所以古人作記，務與遊不並舉，地與游才相連。匡廬峨眉，山也，則曰紀遊，采硫訪碑，務也，則曰日記。雖說採集時候，也兼遊覽，但這應該包舉在主要的事務裡，一列舉便不「古」了。例如這記中也說起吃飯睡覺的事，而題目不可作《浙江採集植物遊食眠記》。
以上不過隨手拾來的事，毛舉起來，更要費筆費墨費時費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諸公的說理，便沒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將安托，窮鄉僻壤的中學生的成績，恐怕也不至於此的了。
總之，諸公掊擊新文化而張惶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然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于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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