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學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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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勝于雄辯 估《學衡》
作者:魯迅
1922年2月9日
為「俄國歌劇團」
本作品收錄於《晨報副刊》和《熱風

魯迅以筆名風聲發表

我在二月四日的《晨報副刊》上看見式芬先生的雜感,很詫異天下竟有這樣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這地步,還來同《學衡》諸公談學理。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於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決用不著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說,「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籀繹」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載道」,卻也應該「達意」,而不幸諸公雖然張惶國學,筆下卻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點。看罷,諸公怎麼說:《弁言》云,「雜誌邇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佈告,而弁者,周人戴在頭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頂上的東西,所以「弁言」就是序,異於「雜誌邇例」的宣言,並為一談,太汗漫了。《評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說,「或操筆以待。每一新書出版。必為之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顧亭林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序。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標準與良知。猶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原來做一篇序「以盡其領袖後進之責」,便有這樣的大罪案。然而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來呢?照前文推論,那便是我的質問,卻正是「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了。《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中說,「凡理想學說之發生。皆有其歷史上之背影。決非懸空虛構。造烏托之邦。作無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並未做Pia of Uto,雖曰之乎者也,欲罷不能,但別尋古典,也非難事,又何必當中加楦呢。于古未聞「睹史之陀」,在今不云「甯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

《國學摭譚》中說,「雖三皇寥廓而無極。五帝縉紳先生難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屬奇聞,而第二句尤為費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縉紳先生皆難言之,抑是五帝之事,從後說,然而太史公所謂「縉紳先生難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黃帝」而並不指五帝,所以翻開《史記》,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紀》,又何嘗「難言之」。難道太史公在漢朝,竟應該算是下等社會中人麼?

《記白鹿洞談虎》中說,「諸父老能健談。談多稱虎。當其摹示抉噬之狀。聞者鮮不色變。退而記之。亦資詼噱之類也。」姑不論其「能」「健」「談」「稱」,床上安床,「抉噬之狀」,終於未記,而「變色」的事,但「資詼噱」,也可謂太遠於事情。倘使但「資詼噱」,則先前的聞而色變者,簡直是呆子了。記又云,「倀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剛做新鬼,便「膏虎牙」,實在可憫。那麼,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這是古來未知的新發見。

《漁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無道殺伍奢。覆巢之下無完家。」這「無完家」雖比「無完卵」新奇,但未免頗有語病。假如「家」就是鳥巢,那便犯了複,而且「之下」二字沒有著落,倘說是人家,則掉下來的鳥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鵬金翅鳥(出《說岳全傳》),斷沒有這樣的大巢,能夠壓破彼等的房子。倘說是因為押韻,不得不然,那我敢說:這是「掛腳韻」。押韻至於如此,則翻開《詩韻合璧》的「六麻」來,寫道「無完蛇」「無完瓜」「無完叉」,都無所不可的。

還有《浙江採集植物遊記》,連題目都不通了。採集有所務,並非漫遊,所以古人作記,務與遊不並舉,地與游才相連。匡廬峨眉,山也,則曰紀遊,采硫訪碑,務也,則曰日記。雖說採集時候,也兼遊覽,但這應該包舉在主要的事務裡,一列舉便不「古」了。例如這記中也說起吃飯睡覺的事,而題目不可作《浙江採集植物遊食眠記》。

以上不過隨手拾來的事,毛舉起來,更要費筆費墨費時費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諸公的說理,便沒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將安托,窮鄉僻壤的中學生的成績,恐怕也不至於此的了。

總之,諸公掊擊新文化而張惶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然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于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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