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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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讲讲中国最缺乏的一类文学——传记文学。

  这并不是因为我对传记文学有特别研究,而是因为我这二、三十年来都在提倡传记文学。以前,我在北平、上海曾演讲过几次,提倡传记文学;并且在平常谈话的时候,也曾劝老一辈的朋友们多保留传记的材料,如梁任公先生、蔡孑民先生,和绰号财神菩萨的梁士诒先生等,我都劝过。梁士诒先生有一个时期很受社会的毁谤。有一次,他来看我,我就劝他多留一点传记材料,把自己在袁世凯时代所经过的事,宣布出来,作成自传;不一定要人家相信,但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做事的立场动机赤裸裸的写出来,给历史添些材料。可是这三位先生过去了,都没有留下自传。蔡先生去世十多年,还没有人替他做一部很详细的传记。梁任公先生五十多年的生活,是生龙活虎般的;他的学说,影响了中国数十年:我们觉得应该替他作一部好的传记。那时丁文江先生出来担任搜集梁任公传记的材料,发出许多信并到处登广告,征求梁任公与朋友来往的书札以及其他的记述。丁先生将所得到的几万件材料,委托一位可靠并有素养的学者整理;后来写了一个长篇的初稿,油印几十份交给朋友们校阅。不幸国家多故,主办的丁文江先生很忙,未及定稿他本人也死了。所以梁任公先生传记到现在还没有定稿。梁士诒先生死后,他的学生叶誉虎先生根据他生前所经手做的事情的许多原始材料,编了两本《梁燕孙先生年谱》。这虽然不是梁先生的自传,但是内容完备详细,我看了很高兴。这个年谱的刊行,可以说是我宣传传记文学偶然的收获。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又要来宣传传记文学了!我希望大家就各人范围之内来写传记,养成搜集传记材料和爱读传记材料的习惯。

  师院同学曾要我谈谈《红楼梦》。《红楼梦》也是传记文学,我对《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作过考据,搜集曹雪芹传记材料,知道曹雪芹名霑,雪芹是他的别号,他的前四代是曹禧、曹寅、曹頫、曹洪。《现代名人大辞典》里列有曹霑的名字,使爱读《红楼梦》的人知道《红楼梦》作者的真名和他的历史,算是我的小小贡献。这种事情是值得提倡的。我的书现在大陆已买不到了,在自由中国流传的也很少。我希望这次回来能将我所写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散见在《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中的),再加上我朋友们所找到的有关曹家的材料(如台大教授李玄伯先生所发表过的文章,以及吴相湘先生在清故宫发现的秘密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的奏本),收集在一起,合印为一册,使爱读《红楼梦》及关心《红楼梦》的人有一个参考。也许我下次再来时,便可以谈谈《红楼梦》了。

  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中国的正史,可以说大部分是集合传记而成的;可惜所有的传记多是短篇的。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其中的传记有许多篇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很生动的。我们略举几个例:太史公的《项羽本纪》,写得很有趣味;《叔孙通传》,看起来句句恭维叔孙通,而其实恐怕是句句挖苦叔孙通。《汉书·外戚传》中的《赵飞燕传》,描写得很详细,保存的原料最多。《三国志》裴松之的注,十之八九是传记材料。《晋书》也有许多有趣味的传记,不幸是几百年后才写定的。《晋书》搜集了许多小说——没有经过史官严格审别的材料——,成为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后来作墓志铭小传,都是受了初期的几部伟大的历史——《史记》《汉书》《三国志》等——的传记体裁的影响。不过我们一开头就作兴短传记的体裁,是最不幸的事。

  中国传记文学第一个重大缺点是材料太少,保存的原料太少,对于被作传的人的人格、状貌、公私生活行为,多不知道;原因是个人的记录日记与公家的文件,大部分毁弃散佚了。这是中国历史记载最大的损失。

  除了短篇传记之外,还有许多名字不叫传记,实际是传记文学的“言行录”。这些言行录往往比传记还有趣味。我们中国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读的言行录,就是《论语》。这是孔子一班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对于孔子有特别大的敬爱心,因而把孔子生平的一言一行记录下来,汇集而成的。

  中国从前的文字没有完全做到记录语言的职务;往往在一句话里面把许多虚字去掉了。《尚书·商盘》、《周诰》为什么不好懂?就是因为当初记录时,没有把虚字记录下来,变成电报式的文字。现在打电报,为了省钱,把“的”“呢”“吗”等虚字去掉。古代的文字记载所有过简的毛病,不是省钱,而是因为记录的工具——文字不完全。大概文字初用的时候,单有实字,——名词、代名词,没有虚字。实字是骨干,虚字是血脉,精神。骨干重要,血脉更重要。所以古时的文字,不容易把一个人讲的话很完全的记录下来。到了春秋时代,文字有了进步,开始有说话的完全纪录。最早最好的说话纪录,是《诗经》。《诗经》里的《大雅》、《周颂》,文字还不十分完全。但是《国风》全部和《小雅》一部分,是民间歌唱的文字;因为实在太好了,所以记录的人把实字、虚字通通记录下来了。如“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表示口气的“也”字都写出来了。又如“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你看看,耳环带红的好,还是带白的好?又带什么花咧?把一个漂亮的小姐问他爱人的神态,通通表现出来了。这是记录文字的一个好榜样。至历史上最好的言行录,就是刚才说的《论语》。 《论语》文字,虚字最多。比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话有五个虚字。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欤?抑与之欤?”这是孔子的一个学生问另外一个学生的话。拿现在的话来说:我们的老师到一个国家,就知道人家政冶的事情,这是他自己要求得来的,还是人家给了他的呢?子贡答复的最后两句话:“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我们的先生要求知道政治的事情,恐怕同别人家的要求不同一点吧!)这样一句话,竟有十个虚字。这是把说话用文字完完全全记录出来的缘故,妙处也就在这里。

  《论语》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最重要的地位。这部书的绝大部分是记孔子同他的弟子或其他的人问答的话的。聪明的学生问他,有聪明的答复;笨的学生问他同样的一个问题,他的答复便不同。孔子说话,是因人而异的;但他对学生、对平辈,以及对国君——政治领袖——那种不卑不亢的神情,在《论语》里面,是很完整的表现出来了。现在有许多人提倡读经: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诗经》、《论语》、《孟子》当成经看。我们要把这些书当成文学看,才可以得到新的观点,读起来,也才格外发生兴趣。比方鲁定公问孔子一个问题,问得很笨。他问道:“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这正如现在我要回到美国,美国的新闻记者要我以一分钟的时间报告这次回台湾的观感一样。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孔子的话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一句话便可以把国家兴盛起来,不会有这样简单的事;但说个‘差不多’罢!曾有人说过,‘做君上难;做臣下也不容易。’如果一个国君知道做君上的难,那么不是一句话就差不多可以把国家兴盛起来么?”)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答复道:“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孔子的话译成现代的话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国家亡掉,不会有这样简单的事;但说个‘差不多’罢!曾有人说过,‘我不喜欢做一个国君;做一个国君只有一件事是可喜欢的,那就是:我的话没有人敢违抗。’如果他所说的不是好话而没有人敢违抗,那岂不是很好的事!如果他所说的不是好话而没有人敢违抗,那么,岂不是一句话便差不多会把一个国家亡掉了么!”)我们从孔子和鲁定公这段对话来看,知道《论语》里面,用了相当完备的虚字。用了完备的虚字,就能够把孔子循循善诱的神气和不亢不卑的态度都表现出来了。像这样一部真正纯粹的白话言行录,实在是值得宣传,值得仿效的。很可惜的,二千五百年来,没有能继续这个言行录的传统。不过单就《论语》来说,我们也可知道,好的传记文字,就是用白话把一言一行老老实实写下来的。诸位如果读经,应该把《论语》当作一部开山的传记读。

  我们若从语言文字发展的历史来看,更可以知道《论语》是一部了不得的书。它是二千五百年来,第一部用当时白话所写的生动的言行录。从《论语》以后,我们历史上使人崇拜的大人物的言行,用白话文记录下来的,也有不少。比方昨天我们讲禅宗问题时提到的许多禅宗和尚留下来的语录,都是用白话写的。这些大和尚的人格、思想,在当时都是了不得的。他有胆量把他的革命思想——守旧的人认为危险的思想说出来,做出来,为当时许多人所佩服。他的徒弟们把他所做的记下来。如果用古文记,就记不到那样的亲切,那样的不失说话时的神气。所以不知不觉便替白话文学、白话散文开了一个新天地。尤其是湖南“德山”和尚和河北“灵济”和尚的语录,可以说都是用最通俗的话写成的。现在我不必引证他们的语录,但是从那记言记行的文字中,可以知道,这些大和尚的语录,的确留下了一批传记的材料。

  还有古时的许多大哲学家,思想界的领袖,他们的言行录,也是一批传记的史料。比方死于一千二百年的朱子,在他未死之前,他的学生就曾印出许多《朱子语录》;朱子死了之后,又印出了许多。这些都是朱子的学生们,在某年某月向朱子问学所记录下来的东西。这些语录,大部分是白话文。后来《朱子语录》传出来的太多了,于是在朱子死后六七十年间,便有人出来搜集各家所记的语录,合成一书,以便学者。这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黎清德编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假如写朱子传记,这部《语类》就是好材料。为朱子写年谱的人很多。最有名的是一位王懋竑先生;他费了半生时间,为朱子写年谱,都是用语录作材料。这些白话语录,记得很详细;有时一段谈话,就有几千字的纪录。这些有价值的材料,到现在还没有充分利用。像这样完全保存下来的史料,实在很少很少。明朝有一位了不得的哲学家王阳明,他的学生佩服老师,爱敬老师,也为老师记下了一大批白话语录。后来就有人根据这些语录,来写王阳明年谱。语录可说是中国传记文学中比较好的一部分。可惜二千五百年来,中国历史上许多真正大学者,平生的说话,很少有人这样详细的用白话记录下来的。就是个人的日记,书翰,札记这类材料,也往往散佚,不能好好的保存下来。所以中国的文学中,二千五百年来,只有短篇的传记,伟大的传记很少很少。

  我们再看西洋文学方面是怎样的呢?最古的希腊时代,就有许多可读的传记文学;譬如大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的两个大弟子,都曾写下许多苏格拉底的言行录。他的一个大弟子叫施乃芬(Xenophon),规规矩矩的写他老师的一言一行。另外一个大弟子柏拉图(Plato),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他认为他的老师是一个最伟大的人,不应该没有传记,不应该没有生动的、活的传记。他用戏剧式写出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和朋友及门人的对话。这种对话留传下来的有几十种。其中关于苏格拉底临死以前的纪录就有三种。当时社会上的人控告苏格拉底,说他是异端、邪说,不相信本国的宗教,煽惑青年、带坏了青年,要予他的惩罚。当时的希腊已是民主政治,就将他交由人民审判——议会审判。柏拉图所描写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他自己辩护的对话,叫做《苏格拉底辩护录》,为世界上不朽的传记文学,审判的结果,还是判他死罪。再一部是写他在监里等死的时候,同一个去看他的学生的对话录。还有一部是写他死刑的日子,服毒前的情景。当毒药拿来时,他还如平时一样从容的同他的学生谈话,谈哲学和其他学问的问题,等到时候到了,苏格拉底神色不变的将毒药吃下去。那种毒药的药性,是先从脚下一点一点的发作上来的。苏格拉底用手慢慢向上摸着说,“你看!药性已经发作到这地方了。”他的学生看到毒药在他老师身上起着变化,拿一条巾把他盖起来;一会儿苏格拉底还没有死,自己把它拿开了,嘱咐他的学生说:“我在药王——医药之神——前许过愿要献他一只鸡。请你不要忘记了,回去以后,到医药之神那里献上一只鸡。”他的学生说:“一定不敢忘记。”这是最后的问答。这三种谈话录,可算是世界文学中最美、最生动、最感人的传记文学。

  基督教的《新约全书》中有四福音。第四个福音为《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中较晚的书。前面三个福音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个福音是耶稣死后不久,他的崇拜者所记下来的三种耶稣的言行录,也像《论语》为孔子的一种言行录一样。这三种言行录中有一部分的材料相同,有一部分不相同,但都是记录他们所爱戴的人在世时的一言一行的。这三个福音也是西洋重要的传记文学。以传记文学的眼光来看,是很值得人人一读的。

  在希腊、罗马以后,当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个了不得的文学家约翰生博士(Dr. Johnson)。这个人谈锋很好,学问也很好。同时有一个人叫做博施惠(Boswell)的,极崇拜约翰生,就天天将约翰生所说的话记录下来。后来就根据他多年所写的纪录,作了一部《约翰生传》。这是一部很伟大的传记,可以说是开了传记文学的一个新的时代的。

  再说九十年前就任美国总统的林肯,是一个出身很穷苦的人。他由于自己努力修养成为一个大人物,在国家最危险的时期出来作领袖。他在被选为连任总统的第一年中,被人刺杀而死。这个真正伟大人物的传记,九十年来仍不断的出来;新材料到今天还时有发现,其中有许多部可以说是最值得读的书。

  不但文人和政治家的传记值得读,就是科学家的传记也值得读。近代新医学创始人巴斯德(Pastur)的传记,是由他的女婿写的,也是一部最动人的传记。巴斯德是十九世纪中法国的化学家。到他以后,医学家才确定承认疾病的传染是由于一种微菌。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也就在于微菌的发现。我们中国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差不多很多人做文章的时候都这样写。其实这一句话是最错误的。照近代医学的证明,并不是物腐而后虫生,乃是虫生而后物腐。这个重大而最有利于生命的发现,是巴斯德对于人类的大贡献。这一个科学家的传记,使我这个外行人一直看到夜里三、四点钟,使我掉下来的眼泪润湿了书叶。我感觉到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我国并不是没有圣人贤人;只是传记文学不发达,所以未能有所发扬。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们的传记文学为什么不发达呢?我想这个问题值得大家讨论。今天时间不多,只简单的就个人所领会的提出二三点:

  第一,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譬如说,中国的帝王也有了不得的人,像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等,都是不易有的人物。但是这些人都没有一本好传记。我刚才说过,古代历史中对传记文学的贡献很少;现在我想起,在《后汉书》中有一篇《汉光武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一篇中,保存了许多光武寄给他的将领、大臣,以及朋友的短信——原来也许是长信,大概是由史官把他删节成为一、二句或几行的短信的。除此以外,其他的帝王传记都没有这样的话材料。因为执笔的人,对于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多有忌讳,所以把许多有价值的材料都删削去了。讲到这里,我不能不一一提及一件近代的掌故。清朝末年有一个做过外国公使的人的女儿,叫做德菱公主的,懂得几句外国语,后来嫁给外国人。她想出一个发财的方法,要做文学的买卖,就写了一部《西太后传》。你想她这样的人一生中能够看见几次西太后?我恐怕她根本就没有法子看见西太后,所以她从头就造谣言来骗外国人。这样的传记,当然不会有什么大价值的。

  此外,有许多人有材料不敢随意流传出去,尤其是专制国家中政治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甚至文人,往往毁灭了许多有价值的传记材料。譬如,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人;他死了以后,他的学生们替他写了一个传记。但是我把他的日记(据说印出来的日记已经删掉一部分)对照起来,才知道这本传记,并没有把曾国藩这个人写成活的人物。我们可以说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好的曾国藩的传记。什么缘故呢?因为有了忌讳。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机关。从前我们没有很多的图书馆——公家保存文献的机关,一旦遇到变乱的时候,许多材料都不免毁去。譬如说,来了一个兵乱,许多公家或私人的传记材料都会完全毁灭。我举一件事情来说明这个道理罢。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为举世所公认的伟大领袖。他死了以后,他家属找人替他作传,就邀集许多朋友在家中商量。后来决定请贝克(Baker)替他作传。贝克考虑后答应了。所需的材料,威尔逊太太答应替他送去;后来由当时的陆军部长下命令,派七节铁甲车替威尔逊太太装传记材料给贝克。你想,光是威尔逊太太家中所存的材料就可以装了七辆车!我们中国因为很少有保存这种材料的地方,所以有些时候,只好将这种材料烧毁了。烧毁之后,不知道毁去多少传记学者要保留的材料。

  以上两点,只是部分,说明中国传记文学所以不发达的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文字的关系。我感觉得中国话是世界上最容易懂的话。但文字的确是困难的。以这样的文字来记录活的语言,确有困难。所以传记文学遂不免吃了大亏。

  前边我介绍的几部我们文学中的模范传记,也可以况是我们划时代的传记文学。《论语》是一部以活的文字来记录活的语言的;禅宗和尚的语录,在文学上也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在传记文学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提倡了一种新的方法。后来中国理学家的语录,像《朱子语类》和《传习录》(王阳明)等等,多是用白话来记录的。但因为文字的困难,不容易完完全全记录下活的语言,所以这类的文学,发达得比较慢。这是我们传记文学不发达的第三个原因。

  最后,我想提出两部我个人认为是中国最近一、二百年来最有趣味的传记。这两部传记,虽然不能说可以与世界上那些了不得的传记相比,但是它在我们中国传记中,却是两部了不得,值得提倡的传记。

  一、《罗壮勇公年谱》(即《罗思举年谱》);

  二、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及《梦痕余录》。

  这两部书,是我多少年来搜求传记文学得到的。现在先介绍第二部。

  汪辉祖,本来是一个绍兴师爷。当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跟人家学做幕府。后来慢慢的做到正式幕府。所谓幕府,就是刑名师爷。因为从前没有法律学校,士子做官的凭科举进阶。而科举考的是文学,考中的人,又不见得就懂法律,所以做官的人,可以请一个幕府来做法律顾问,以备审问案件的时候的咨询。汪辉祖从十七岁步入仕途,一直在做幕府工作,直到三十九岁左右才中了进士。他虽然没有点翰林,但是已经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就奉派到湖南做知县。困为他是做幕府出身的,所以当他奉派到湖南做知县的时候,他没有请幕府。就这样一直做到和他的上司闹翻了,才罢官回乡。在家园中又过了几十年,才与世长辞。他的这部《病榻梦痕录》与《梦痕余录》,写的就是他做幕府与做官的那些经历,实在是一部自传。因为他生在清朝乾嘉时代,受了做官判案的影响,所以他以幕府判案的方法和整理档案的方法,来整理学问的材料。他所著的那部《史姓韵编》,可以说是中国《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人名索引。他讲政治的书籍,连《梦痕余录》在内,后人编印了出来,名叫《汪龙庄遗书》。这一部书后来成为销行最广的“做官教科书”,凡是做知县的人,都要用到这部书,因为这部书里头,尽是关于法律、判案、做官及做幕府的东西。我名为“做官教科书”,是名符其实的。

  汪辉祖的自传,在现代眼光看来,当然嫌它简略。但是我们如果仔细从头读下去,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部了不得的书。我们读了以后,不但可以晓得司法制度在当时是怎样实行的,法律在当时是怎样用的,还可以从这部自传中,了解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所以后来我的朋友卫挺生要写中国经济史,问我到那里去找材科,我就以汪辉祖的书告诉他。因为我看了这本书,知道他在每年末了,把这一年中,一块本洋一柱的换多少钱,二柱、三柱的又换多少钱,谷子麦子每石换多少钱,都记载得很清楚。我当时对本洋的一柱、二柱、三柱等名目,还弄不清楚。卫挺生先生对这本书很感兴趣;研究以后向我说:书中所谓一柱、二柱、三柱,就是罗马字的I II III,为西班牙皇帝一世、二世、三世的标记;中国当时不认识这种字,所以就叫它一柱、二柱、三柱。

  其次讲到当时的宗教信仰。这里所谓宗教信仰,不是讲皇帝找和尚去谈禅学,而是说从这本传记中可以了解当时士大夫所信仰的是什么。因为汪辉祖曾经替人家做过幕府,审问过人民的诉讼案件;我们看他的自传,可以知道他是用道德的标准来负起这个严格的责任的。他说:他每天早晨起来,总是点一支香念一遍“太上感应篇”,然后再审案。这是继续不断,数十年如一日的。“太上感应篇”是专讲因果报应的;我们当然不会去相信它。不过还是值得看一看。汪辉祖天天都要念它一遍;这可以代表一个历史事实,代表他们所谓“生做包龙图,死做阎罗王”的思想。包龙图是一个清官;俗传,他死了以后,就做了第五殿阎罗王。所以他们认为生的时候做官清廉,死了就有做阎罗判官的资格。这原是他的一种理想,也可说是当时一般法律家的一大梦想。由于汪辉祖每天要念“太上感应篇”,所以他到了老年生病发烧发寒的时候,就做起怪梦来,说是有个女人来找他去打官司,为的是汪辉祖曾经因为救了一个人的生命,结果使她没有得到贞节牌坊,所以告他一状,说他救生不救死。汪辉祖当时对这个案子虽然很感困难,但也觉得似乎有点对不起那个女子。但是人家既然告了他的状,他也不得不去对质。对质结果,准他的申诉。这一段写得很可笑。我讲这件事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汪辉祖的宗教观。

  其次,讲到《罗壮勇公(思举)年谱》——这也是值得一看的书。罗思举是贫苦出身的。当满清嘉庆年间,白莲教作乱,满清官兵不够用了,就用各省的兵。罗思举就是在这个军队中当大兵出身的,后来慢慢晋升,竟做了几省的提督。因为罗思举是当兵出身的,所以他写的自传,都是用的很老实很浅近的白话。现在,我就举一两个例子,来看看他写的是多么的诚朴。他说:他当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做个贼,偷过人家的东西;他的叔父怕他长大也不学好,所以就把他打了一顿,然后再拿去活埋;幸而掩埋的泥土盖得不多,所以他能够爬了出来,并跑到军队里头去当兵。这一点,可以说是写得很老实的。至于他写清朝白莲教的情形,也很可注意。他说白莲教原不叫白莲教,而叫“百莲教”,就是一连十、十连百的一种秘密组织。当时剿“白莲教”的军队,据他说都是一些叫化子军队;打起狗来,把狗肉吃了,狗皮就披在身上蔽体。这也是一种赤裸裸的写法。最后,我还要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听到人说,我们是精神文明的国家,我们希望这种人把罗思举的年谱仔仔细细的一读。他说,有一天在打仗的时候,送粮的人没有赶上时间,粮草因此断绝。他怕影响军心,于是他就去报告他的长官:“我们粮草断绝,没有办法,可不可以把几千俘虏杀来吃?”他的长官说:“好。”结果,就把俘虏杀来吃了,留下一些有毛发的部分。第二天,运粮的人仍然没有到,于是又把昨天丢了的那些有毛发的部分检起来吃。第三天,粮草才运到。这些都是赤裸裸的写实。

  我过去对中国传记文学感到很失望;但是偶然得了一些值得看一看的材料,所以特别介绍出来供诸位朋友研究。

(本文为1953年1月12日胡适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的演讲,原载1953年1月13日台北《中央日报》、《公论报》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