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等人员初步处理和安排意见的请示

关于对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等人员初步处理和安排意见的请示
制定机关：中共信阳地委
1961年4月29日

省委：

我区整风整社运动，在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自去年九、十月份后在个区范围内开展，运动初期，为了扫除运动障碍，迅速发动群众，彻底揭开盖子，澄清问题，经省委批准，对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王达夫、延炳玉、武建华、石富荣。原信阳专署副专员王子祯、潘幼耕等六人予以停职反省；给予孟定功（西平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遂平县委第一书记）以停职反省；给予弓治英（平舆县委第一书记）赵勋远（潢川县委第一书记）以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并且把集中起来，进行整风学习，在几个月来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批判斗争和对材料进行初步查对的结果，证实他们在前冬去春“信阳事件”中均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或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从已掌握的材料来看，他们所犯的错误性质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在运动中一般地都作了检查交待，对自已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据此，经地委常委会研究，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坚持错误从严，检讨改正从宽”的原则给予初步处理，先让他们到基层工作，待问题彻底查清后，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我们初步处理和安排的意见是：

王达夫，原信阳地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在“信阳事件”中，他完全了解全区情况，没有对路宪文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一意孤行，在食堂停伙、人口外流、大量死人的情况下，还错误的批转了一些反瞒产报告，并亲自总结所谓反“瞒产”经验在全区推广；在群众外出逃生时，还绝人生路，亲自批捕群众 335人。另外，他作风十分粗暴，每逢作报告对干部无根据的点名批判，有时张冠李戴，挫伤干部积极性。在组织路线上，包庇重用坏人，应划为死官僚主义份子。虽有上述严重错误，但是在某些问题方面和路宪文并不完全一致；“信阳事件”盖子揭开后，积极揭发，检讨错误，有悔改表现，态度比较老实。根据上述情况，先让其到公社工作。继续查清他的问题，我们意见待最后查清后，将来撤消其地委书记处书记职务。

延炳玉，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分工管农业），1958年积极搞包工包产到户并亲自批转这方面的文件，企图在全区推广。当他的右倾错误被李瑞英同志（专区妇联主任）揭发后，为了掩盖错误，借1959年在省委党校学习的机会，划李瑞英同志为严重右倾，撤消了李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打击了李瑞英同志；1960年他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后，正是人口大量死亡、食堂停伙、问题最严重的时刻，他不但不向省委反映真实情况，反而同路宪文一道隐瞒错误，假报材料，欺骗上级检查；“信阳事件”揭发后，指使原农工部同志以地委名义发通知让各县、市退回并烧掉包工包产到户的所有文件，企图毁灭证据（由于地委办公室同志拒绝，未成事实）。在停职反省中，态度仍不老实，推脱责任，对自已错误认识很不深刻。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的意见先让其下去工作，待材料查清后给予一定处分，调外区工作。

武建华，原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分工管党群政法），在“信阳事件”中，他也没有对路宪文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因而，也有责任。在干部工作上，不顾党的“德才兼备”的政策，提出：出身历史不好，只要现在积极可以提拔；不论品德如何，只要能说会写就要提拔；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大胆提拔；贪污 100 元以下，有男女关系影响不大的、打人偶然的等都不算不够质量，等等。在组织工作上，违背党的阶级路线，提出：历史问题不能瞎怀疑；有问题发现以后他本人负责等。由于他严重的破坏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路线，造成信阳地区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另外他和路宪文同策共谋，指使政法部门制订了向人民专政的“八项规定”，使全区无数群众遭受残害，他亲自批捕的就有 180多人。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能够检查认识错误，态度比较好，而且，他主持地委书记处的工作时间很短，责任较小，因此，先让他下去工作，到基层锻炼一年，还可以保留地委书记处书记。

石富荣，原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分工管工业），他历史上于1938年、1941年因环境恶化、生活艰苦，曾先后两次脱党。道德品质很坏，生活堕落，历史上因贪污、搞女人，受留党察看处分，而前冬去春又和保姆发生两性关系，影响极坏；在工作上，一贯严重浮夸，弄虚作假，积极主张“要钢铁不要一切”，平调了大量的农业机械，严重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同时，为了配合路宪文在农村反瞒产运动，前冬去春在全区厂矿、交通运输企业中开展了批判斗争，不少干部、工人被打和罚劳役。“信阳事件”揭发后，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散布“对路宪文处理太重了，信阳不是反革命复辟”等论调。对自已的错误则检查很不深刻。因此，地委认为原来提拔该同志作地委书记处书记就不够称职，现在可以先让下去工作，待问题查清后，再作最后处理。

王子祯，原信阳专署副专员，作风恶劣，行政命令十分突出，工作上、生活上稍有不顺他意，就斥责为“无用”、“混蛋”。因而，很多干部都不敢和他接近，严重脱离群众；在工作上，他分工管工业、基建，打着抗旱旗号，向省要物资，长期扣押不报，在基本建设上，没有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设方针，而是错误的另搞一套，违背了中央的正确指示。停职反省后，对自已所犯错误作了检查交待，有了初步认识，但对于“信阳事件”的性质和自已所负的责任认识很差。因此，保留副专员，需下放到基层单位锻炼一年。

潘幼耕，原信阳专署副专员，生活上腐化堕落，1953年因强奸妇女，受到党政纪律处分。在近两年内，又和三青团员、右派份子的老婆柳凤兰搞男女关系，并提她为党委干事，还企图诱奸托儿所保育员。在任专署粮食局长时，严重破坏国家粮食政策，利用职权，克扣职工口粮，多吃多占，贪污浪费，长期养活五个无户口又无粮食关系的亲属。据已查实的共计贪污职工口粮2848斤，多吃多占、贪污浪费折款1500多元，在粮食工作上，一贯叫喊农村有黑仓库，加大征购任务，在农村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之时，还扣押统销指标，迟迟不发。明明知道下边无粮食，不但不向上级反映，反而阻止别人向上级要粮食，情节十分恶劣。停职反省中，对自已错误没有深刻认识，推脱责任。据此，地委认为待材料查清后，撤消其副专员职务，现在可先让其到基层工作。

孟定功，原西平县委第一书记，在“信阳事件”中，积极地执行了路宪文反动的方针路线，加派征购任务，断绝群众粮食，并且带头违法乱纪，使全县饿死9792人，逼死1742人，打死 748人。对于这样严重的情况，不但对上级封锁，而在运动初期还蒙蔽欺骗，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思想糊涂，工作不实际，作风不艰苦，认为还是较其它县死人为少。在西平问题揭发后，作了检查交待，对自已的错误表示十分痛心，愿意立功赎罪，为党继续工作。据此，瓜任西平县委第二书记。

蔡中田，原遂平县委第一书记，在前冬去春“信阳事件”中，提出：“下狠心，下毒手”的口号向群众威逼要粮，对一些公社党委克扣群众口粮的错误作法，不但不制止，还大力表扬赞许，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同时在生活上也大吃大喝。但是对于遂平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恶果应由赵光（地委常委委员，下放遂平县任副书记）负主要责任，同时蔡中田在情况紧张的时刻，下拨了粮食，制止了干部收小锅，向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斗争，办了一些好事，加之对自已的错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态度较好。据此，给予降职使用，似任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

弓治英，原平舆县委第一书记，前冬去春错误的分析形势，严重浮夸。写了“郭庄大队闹粮问题真相大白”的反瞒产报告，地委推广了这一报告，在全区发生了极坏的作用，对于一些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党员、好干部，则进行打击迫害，不正确地处理了一部份同志。在新蔡和平舆工作期间都犯有比较严重错误，造下了恶果。同时生活上大吃大喝。但是，他是全区向地委要粮最早的县，同时，在平时工作中，一贯表现尚好，这次管教反省期间，对自已所犯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态度比较老实，据此，给予降职使用，似任平舆县委书记处书记。

赵勋远，原潢川县委第一书记。与前任第一书记梁德柱共谋策划，积极进行“反瞒产”活动，并以国家拨给群众口粮作挖出的漏洞粮食向省、地委报喜，亲自住社搞“重点”，致死致残大批群众。在潢川问题被揭发后，还封锁消息，抗拒检查，亲自给各公社布置不准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但是鉴于潢川县前任第一书记梁德柱一直没有离开，前冬今春又是梁亲自指挥。所以潢川县的问题，赵勋远不负主要责任。在管教反省期间，检查认识错误较深刻，态度较好。据此，给予降职使用，拟任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

对于以上几个同志，我们意见暂时均可叫他们先下去工作，待问题查清后，再作最后处理，可否，请省委批示。

中共信阳地委
1961年 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