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

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
作者：瞿秋白
1926年4月7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四号。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二、三部分。

中國各階級力量之相互關係

　　北京屠殺之後，中國——尤其是北部的民眾運動，自然要受著一時的壓迫，而不能立刻有廣大的發展。然而帝國主義的戰略究竟有幾分勝利呢，究竟能不能象他們的如意算盤，完全撲滅革命運動呢？真正相反！北京屠殺之後，第一，立刻看見帝國主義聯合戰線內開始分裂；第二，民眾革命運動必然更加深入的發展，革命勢力更在潛伏的增長，偉大的前途已經使國民革命的勝利不久便可以來到了。北京市民的血，也許是最後一次的“請願血”。那革命戰場的血，在最近的將來已經可以灌溉培植出平民自由之花呢！

　　北京屠殺後，奉係軍閥帶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迅速地想掠取中央政權，可是李景林暗聯吳佩孚的傾向，做了英帝國主義的工具，張、李內哄阻擋奉係軍閥的前進。同時，吳佩孚的勢力努力前進，河南寇英傑、靳雲鶚的衝突雖然暗鬥也很烈，但是靳軍不久便到保定，並且已經遣派代表到北京和國民軍議和。張、吳之間的衝突已經開始。段祺瑞在這衝突中間，又想利用機會聯奉反吳。亦許英、日帝國主義為鎮壓革命（赤化）起見，暫時保持張、吳的聯合而始終去段，然而就大勢看來，張的勢力在最近必占優勝，吳派的反張必不能免。而且張、吳內部的小軍閥各自爭功，衝突異常複雜。固然，吳佩孚的勢力比較的擴大，他和孫傳芳開始接近，利用鄧如琢占江西；他還想利用孫傳芳內部的衝突而發展其勢力於長江下遊。但是吳的湖北、河南，內部亦是非常不穩，湖南唐生智驅趙，比較的接近廣東政府，又添了他們的後顧之憂。最近貴州和江西方本仁派也派代表到廣州。固然，張的勢力有稱霸中央的趨勢，但是張宗昌、李景林的直魯聯軍現在已經仿佛在奉係之外另樹一幟，李景林和張宗昌的衝突雖然受“日本監督”的指揮而強迫的消弭下去，其他的衝突已經又在醞釀之中；況且張作霖西有吳佩孚，南有孫傳芳，北有國民軍，將來局勢的發展也難有全勝的希望。由此看來，帝國主義的自相衝突，軍閥的崩敗、分裂、互爭，凡此一切，在稍稍戰勝國民軍之後，便漸漸的更明顯的暴露出來。同時，國民軍雖然敗退，卻因帝國主義工具的內哄，至此還能保持察綏、陝西、甘肅。廣州國民政府雖經過反動分子的搗亂，稍稍受傷，卻仍舊有能力應付西南諸省，待時而動。無論英、日帝國主義者怎樣急急乎要粘合張、吳，鞏固反動政權，一致“反赤”，在這種形勢之下，即使萬一能成就這一計劃，他的基礎也是非常脆薄的。

　　再則，軍閥——帝國主義與中國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也因戰勝民眾而開始暴露。李景林等一到天津，便強迫行使軍用票，弄得商人罷市；他們更用飛機拋擲炸彈，想焚毀北京，弄得市民團體群起抗議。河南方麵，吳佩孚軍隊一到便勒索軍餉，山東更是久處於張宗昌鐵蹄之下。固然，中國資產階級化的士紳階級，各地商閥這類的大人物——把持商會、農會、教育會的士紳政客，他們實際上是城鄉貧民的最切近的剝削階級，他們這少數人的利益不大受軍閥的摧殘，因此，他們往往以商會等名義代表人民歡迎這些反動軍閥，替軍閥包稅包捐，設法剝削商民，從中取利。然而，士紳階級內部在這種時期，不免也要互相衝突，而且他們的媚侍軍閥到了現時分外的顯露，甚至於要激起一般資產階級群眾的反抗。總之，帝國主義的互相衝突，軍閥士紳之間的互相衝突，帝國主義、軍閥、士紳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正因為鎮壓了民眾和戰勝了國民軍，而不得不急劇的暴露出來。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便不能不開始破裂，帝國主義的文武兩種大臣，軍閥和士紳，已經不能不各自自相互哄，他們的壓迫已經不能不使資產階級都受著切身的痛苦，於是賣好於資產階級的政策也不大行了。

　　反動勢力方麵的形勢大概如此，我們再看中間勢力的形勢是怎樣。

　　中國資產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裏總是處於中立的地位，時而從中取利，時而背叛平民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五卅以來的事實都是證明（參看《新青年》第三期）。這種中間勢力，以前在革命鬥爭中往往可以舉足重輕，因為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統治著一般小資產階級，他的動搖，足以影響到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如今這一勢力是否能滿意帝國主義的讓步，而完全倒到反動勢力的懷抱裏去呢？上海的資產階級比較的最有力量，五卅之後，總商會居然辦了自己的英文機關報（《中國公論周報》）；他還在努力著鼓吹虞洽卿先生的“國家主權民族平等”，並且說：“凡此情狀，非由人民自身推翻軍閥政治製度不可，吾謂此言，蓋指將來必更有一新革命，……必置國家工商於暫時流離顛沛之境，實則最後所得，必能償此犧牲……”（第三期——三月二十七日）虞洽卿更明白對帝國主義說：中國人雖愛和平，對於外國壓迫仍要反抗。漢口英界的華董已經到手，上海仿佛也有這個可能，可是關稅管理尚且沒有，更不用說關稅自主……，凡此一切都還不足以使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滿意。所以他們還繼續著強硬態度，高唱革命。至於資產階級對於軍閥——帝國主義的工具，那麽，上麵已經說過，在現時的政潮裏，雙方的鬥爭隻有格外劇烈起來。除天津、河南以外，漢口吳佩孚抽捐勒餉，鹽斤加價，上海閘北市自治備受孫傳芳的摧殘；軍閥於戰勝革命民眾之後，為發展自己，實行封建地主式的政策起見，有時不得不勾結士紳壓迫商民。比較有力的資產階級隻有因此而更加反抗，更加覺悟。譬如奉天軍閥失敗，忽然提倡省憲，得勝又立刻取消；孫傳芳初到江蘇，敦請上海商人江政卿去做警察廳長，民眾革命潮流稍稍低落，立刻進攻，摧殘自治。總之，帝國主義既然還沒有真正的讓步，中國資產階級暫時不能完全變成反動；軍閥戰勝民眾而更加壓迫，便使資產階級與軍閥的合作（如上海總工會被封後數月之情形）漸不可能。資產階級之中，在這種時期便會發生較左的派別，不但對帝國主義軍閥進一步的要求，“多討些價”，並且反對買辦士紳的政治勢力——霸占商會、自治會等的大人物。

　　可是，在暫時的局麵之中，資產階級固然還沒有完全反動，帝國主義離間國民運動之詭計，固然還沒有完全奏效，然而這並不是說：資產階級可以領導國民革命運動，還能誠意的再站到革命方麵來。隻能說，這種“中立勢力”現在還在徘徊猶豫之中，暫時沒有增加反動勢力的力量。如果帝國主義方麵，有這麽小小的一個真正的讓步，中國資產階級立刻便可以完全背叛平民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亦許會利用軍閥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對於資產階級再讓一步，而諉罪於軍閥。那時，或者又成更進一步的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合作的局麵。《中國公論報》的第四期（四月三日），便已經歌頌漢口、上海、香港帝國主義的讓步，自稱華人容忍鎮靜之得策，還說外國人若知中國心理，就“一經嚐試便不能舍”。他們已經隻要求帝國主義實行允諾的幾件事（會審公廨、華董等），趕緊想解決五卅案（四月十五日上海華董三名已通過於上海國會（西人納稅會），資產階級雖在力爭，可是力爭的方法，是研究修改上海憲法（《洋涇浜章程》）。“民族立憲派”的形成已露端倪，隻求限製帝國主義的治權，而不求民族獨立的傾向已經暴露了。——四月二十日注）。反對軍閥的運動，在資產階級也是這樣妥協的想頭，譬如閘北市自治問題，已經有一派隻要求官廳勿幹涉閘北，閘北以外的新辟市麵，完全可以由官辦。他們隻求這一些讓步，便可以在“華人”之中撇開大多數不能直接納稅的中國市民，更可以在“市民”之中再撇開許多工人勞動者。收回租界的“國家主權”，民眾普選的自治製度，都可以不顧了。

　　那麽，假定資產階級現在再妥協——更妥協一步而加入反動勢力，是否還有從前的舉足輕重的意義，是否因此而勞動階級完全陷於孤立，而使國民革命受長期的挫折呢？帝國主義軍閥每行一次改良政策而又欺誑一次，足以在群眾之中打擊首先與之妥協的士紳階級之政治威信一次；資產階級領袖加入這種“妥協同盟”一次，也足以使自己受打擊一次。如今全國民眾，經過五卅怒潮直到北京屠殺，已經增高革命的覺悟不少，資產階級更進一步的妥協，適足以解放小資產群眾於他們的政治思想之下。現時上海的各馬路聯合會，江西的商幫協會，以及其他各地的小資產階級組織，都漸漸的昂起頭來，漸漸的站到革命方麵來。何況，一方麵，北方及內地士紳土豪階級把持的商會等，媚侍帝國主義與軍閥，上海、漢口等買辦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商會等，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而實行改良派式的賣國行為，小資產階級商人因此備受壓迫和剝削；別方麵，廣州勞農平民為主幹的國民政府確能為國家爭主權，為人民謀幸福，不但小資產階級傾向革命，便是廣州總商會也與革命政府合作，如抗議封鎖粵海關等。兩方麵的比較，尤其使全國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潛移默化的日漸趨向革命，尤其使他們容易覺悟妥協政策之賣國賣民。所以小資產階級群眾的革命化，正在迅速地伏流昂進。

　　中立勢力內部的分化，資產階級妥協而政治威信墜落，小資產階級感覺壓迫而傾向革命，都是無疑的。我們再看革命勢力方麵怎樣。

　　小資產階級傾向革命，還有一個根本原因：去年一年來中國部分的受帝國主義封鎖（廣州）和全國軍閥戰爭的擾亂，買辦階級運賤價的原料出洋，甚至於糧食，弄得中國市場上米麥等項都需要再從國外高價的輸入，再加以湖北、湖南、直隸等處的大荒歉，全國的生活必需品；如米、柴、肉等的價格，都是飛漲，尤其是上海。這種廣大普遍的經濟紊亂和生活增高，使一般人民感受到非常的壓迫。帝國主義可以“賄買”少數高等華人，卻決不能“賄買”大多數瀕於餓死的人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化是無可遏製的。然而革命的主力還決不在此。

　　鄉村的小資產階級——農民，他們的勞動差不多百分之七十都被士紳、土豪、買辦、軍閥、帝國主義剝削了去，這是帝國主義軍閥之統治的經濟基礎。五卅之後，不但廣州、湖南的農民組織發展起來，為全國農民運動的先鋒，並且一般的經濟恐慌，預征田賦和災荒，使農民的地位窘迫到萬分，反抗運動自然而然到處的爆發。農民群眾自己又繼續中國向來所有的秘密組織，如紅槍會（河南、山東等省），大刀會（江蘇、安徽等省）等，雖是迷信，雖是無計劃無策略的組織，然而一有些須組織，便不能不暴動起來。國民革命之中，如今已經有無產階級領導，又有真正革命政黨的工作，這種農民運動如果納入農民協會的軌道，有相當的農民政綱，立刻便可以成為極偉大的革命力量。不用說耕地農有的運動，便是減租減稅的運動，直接就是給地主土豪，間接給軍閥帝國主義以極大的打擊。這一革命的偉大力量正在滋生猛長呢。

　　至於工人階級，在上海、天津、河南、唐山、鐵路、海員、粵港、湖南、湖北各方麵，無論是受壓迫不受壓迫，他們一年來的組織工作和鬥爭經驗，自然使他們積極的準備自己的力量，繼續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何況經濟恐慌和物價高漲使五卅以來所爭到的加資，事實上已經等於沒有，再加以反動重來所受的政治壓迫，尤其是使他們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奮鬥。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正在更加集中訓練，去和農民攜手。這工農聯盟的革命力量，在這北京屠殺高壓重來的時候，愈益要迅速的伸長。

　　再則，就是知識階級和遊民階級，雖則都是遊離勢力，可以為革命所用，亦可以為反革命所用，然而大多數的力量總在革命方麵。尤其是在現時的局勢之下。固然，知識階級之中分化最為劇烈，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各自撈取小部分的力量來做工具，但是大多數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必然傾向革命。固然，遊民階級會受買辦土豪的雇用，武裝起來——如商團、民團、團防、工賊、流氓，來屠殺工人農民，紅槍會、大刀會等舊式團體，也會受人運動，甚至於還有大多數在軍閥的軍隊裏，但是，這是因為以前沒有政治上組織上的宣傳訓練。這些土匪式首領，往往隻知私利，或者浪漫，或者妥協，如嶽維峻的軍隊，一方麵容受吳佩孚遺孽擾亂人民，一麵又仿佛站在民眾革命方麵。可是，如果組織他們在革命軍裏，與以國民革命之政綱策略的正確領導，這極大多數的民眾，可以造成殖民地革命所不可少的力量。因為：一則他們本是破產失業的農民，革命的需要非常之強；二則現時的軍閥層層崩潰，帝國主義者沒有這個能力和本領，完全收容雇用安置這些日益增多的遊民。革命方麵的實力，卻因廣州政府的確立而逐漸增加，國民革命的政綱策略愈益鮮明，足以團結組織這些力量。

　　因此，北京屠殺之後的革命勢力，不但日益團結集中擴大，並且迅速地武裝起來，革命的政綱和策略——農民、工人、軍事等各方麵，都更加深切而明顯出來。尤其重要的，便是工農的革命同盟立刻有切實建立起來的希望，做國民革命的主幹。

　　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的戰略中，反動勢力已經又開始崩敗分裂；中立勢力雖有一部分要妥協而反動，然而一大部分迅速地革命化；革命勢力更加擴張集中而且強固起來。帝國主義勝利的希望能有多少呢！

國民革命之前途

　　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策略，雖然在北京屠殺的時候，得到最勝利的形勢，但是，恐怕這就算這次聯合戰線中最一致的共同勝利——從帝國主義直到國家主義都內外一致的喊殺民眾領袖，當然亦就是最後一次的勝利，過此之後，他們自己已經開始分裂而衝突了。帝國主義分裂國民革命運動的策略，做到北京屠殺和改良政策，至多也不過吸引買辦士紳的資產階級，可是就此打破他們對於群眾的魔力；結果，大多數民眾更急劇的革命化，民眾聯合戰線，要更加廣大的擴張，不過在帝國主義軍事上戰勝的局勢之下，暫時隻是潛流猛進罷了。從此一切改良妥協避嫌等的幻想，在革命的政黨，一般民眾及其他方麵，都更加容易要逐漸的打破。革命勢力的擴大和深入，客觀上使國民革命的成敗漸漸逼近了生死關頭。總之，客觀上的革命條件無疑的日益完成。隻看革命政黨主觀上的領導力量是否能執行這個曆史使命。

　　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展已經明顯的指示出來：雖然在中國範圍內，這一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國民革命的使命，是解放資產階級的中國，使他脫離封建宗法製度的束縛和帝國主義的剝削。但是，因為：一、中國農民占極大多數，並且是帝國主義剝削的最大的對象和最深的基礎；二、中國資產階級大半隻能做買辦事業，搜刮農民原料，推銷外國商品，經營投機的金融事業等等，他絕不能有獨立的政治勢力；三、中國工業資產階級的發展（機器工業的發展）異常困難，一方麵有帝國主義的極重的壓迫，別方麵又有宗法製度的束縛，士紳階級的障礙和過剩勞動的充牣；四、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經驗裏，很早便有了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的能力；因為有這些特點，中國資產階級非常之懦怯、畏懼、妥協、軟弱，他寧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喪失巨萬資本，卻不敢犧牲幾分錢去接受工人的要求，對工人讓步。所以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卻不會是資產階級的。

　　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是什麽意思？因為這一革命的主要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便是民權主義的自由和民族經濟的解放，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條件。可是，何以勝利又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呢？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有很深的經濟基礎。如果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他很快的便和敵人妥協，五卅以來一直到現在，逐日都有事實可以證明。勝利，真正革命的勝利，始終是不會有的。

　　因此，客觀上工農群眾已經要求革命，積聚實力，準備決死的鬥爭，自然而然，隻有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來做國民革命的先鋒和領導者。中國革命的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應當深切的了解這一革命的性質和主力。所以在現時——北京屠殺後，一切革命勢力是迅速的增長凝聚的時候，不要放過這個曆史時機：第一、堅決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要求關稅自主等等，暫時特別要注意加入一切的地方政治鬥爭，在每一實際問題上指示群眾以革命的前途，打破“民族改良”的幻想；第二、努力參加一切民權主義的鬥爭，不論是全國的、是地方的、是鄉村的、是都市的國民會議，地方自治等，總要力求深入群眾，在實際鬥爭中爭取資產階級反動派改良派蒙蔽之中的群眾；第三、努力組織農民，指出耕地農有的目標，指導減租、減稅、合作互助的運動，使農民群眾在反對士紳軍閥的鬥爭裏，和城市工人以及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結合鞏固的同盟；第四、鞏固發展工人的組織，在不斷的日常改善生活的鬥爭裏，指示工人階級的總要求——八小時工作，按物價遞加工資等，一直到一般勞動平民的政權。這種革命政綱，才能鞏固結合工農的革命聯盟，強大國民革命的主力軍，集中提高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於全國；才能組織訓練革命的軍隊，吸引敵人軍隊的群眾，擴大武裝勢力，才能武裝工人農民，實行革命戰爭；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才能真正以解放一般平民為使命，全國民眾對他的響應可以在最短期間顛覆軍閥統治，召集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

　　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小小勝利——北京屠殺，開始暴露自己之間的破裂，暴露中國各社會階級力量的移轉，更明顯的更深切的擁出工農聯盟的國民革命主力軍，並且更緊切的逼得民眾不得不力求武裝——軍隊和工農軍，準備直接革命。國民革命的前途已經放著偉大的光明，照耀那北京屠殺中的血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