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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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屠殺與國民革命之前途
作者:瞿秋白
1926年4月7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四号。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二、三部分。

中國各階級力量之相互關係[编辑]

  北京屠殺之後,中國——尤其是北部的民眾運動,自然要受著一時的壓迫,而不能立刻有廣大的發展。然而帝國主義的戰略究竟有幾分勝利呢,究竟能不能象他們的如意算盤,完全撲滅革命運動呢?真正相反!北京屠殺之後,第一,立刻看見帝國主義聯合戰線內開始分裂;第二,民眾革命運動必然更加深入的發展,革命勢力更在潛伏的增長,偉大的前途已經使國民革命的勝利不久便可以來到了。北京市民的血,也許是最後一次的“請願血”。那革命戰場的血,在最近的將來已經可以灌溉培植出平民自由之花呢!

  北京屠殺後,奉係軍閥帶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迅速地想掠取中央政權,可是李景林暗聯吳佩孚的傾向,做了英帝國主義的工具,張、李內哄阻擋奉係軍閥的前進。同時,吳佩孚的勢力努力前進,河南寇英傑、靳雲鶚的衝突雖然暗鬥也很烈,但是靳軍不久便到保定,並且已經遣派代表到北京和國民軍議和。張、吳之間的衝突已經開始。段祺瑞在這衝突中間,又想利用機會聯奉反吳。亦許英、日帝國主義為鎮壓革命(赤化)起見,暫時保持張、吳的聯合而始終去段,然而就大勢看來,張的勢力在最近必占優勝,吳派的反張必不能免。而且張、吳內部的小軍閥各自爭功,衝突異常複雜。固然,吳佩孚的勢力比較的擴大,他和孫傳芳開始接近,利用鄧如琢占江西;他還想利用孫傳芳內部的衝突而發展其勢力於長江下遊。但是吳的湖北、河南,內部亦是非常不穩,湖南唐生智驅趙,比較的接近廣東政府,又添了他們的後顧之憂。最近貴州和江西方本仁派也派代表到廣州。固然,張的勢力有稱霸中央的趨勢,但是張宗昌、李景林的直魯聯軍現在已經仿佛在奉係之外另樹一幟,李景林和張宗昌的衝突雖然受“日本監督”的指揮而強迫的消弭下去,其他的衝突已經又在醞釀之中;況且張作霖西有吳佩孚,南有孫傳芳,北有國民軍,將來局勢的發展也難有全勝的希望。由此看來,帝國主義的自相衝突,軍閥的崩敗、分裂、互爭,凡此一切,在稍稍戰勝國民軍之後,便漸漸的更明顯的暴露出來。同時,國民軍雖然敗退,卻因帝國主義工具的內哄,至此還能保持察綏、陝西、甘肅。廣州國民政府雖經過反動分子的搗亂,稍稍受傷,卻仍舊有能力應付西南諸省,待時而動。無論英、日帝國主義者怎樣急急乎要粘合張、吳,鞏固反動政權,一致“反赤”,在這種形勢之下,即使萬一能成就這一計劃,他的基礎也是非常脆薄的。

  再則,軍閥——帝國主義與中國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也因戰勝民眾而開始暴露。李景林等一到天津,便強迫行使軍用票,弄得商人罷市;他們更用飛機拋擲炸彈,想焚毀北京,弄得市民團體群起抗議。河南方麵,吳佩孚軍隊一到便勒索軍餉,山東更是久處於張宗昌鐵蹄之下。固然,中國資產階級化的士紳階級,各地商閥這類的大人物——把持商會、農會、教育會的士紳政客,他們實際上是城鄉貧民的最切近的剝削階級,他們這少數人的利益不大受軍閥的摧殘,因此,他們往往以商會等名義代表人民歡迎這些反動軍閥,替軍閥包稅包捐,設法剝削商民,從中取利。然而,士紳階級內部在這種時期,不免也要互相衝突,而且他們的媚侍軍閥到了現時分外的顯露,甚至於要激起一般資產階級群眾的反抗。總之,帝國主義的互相衝突,軍閥士紳之間的互相衝突,帝國主義、軍閥、士紳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正因為鎮壓了民眾和戰勝了國民軍,而不得不急劇的暴露出來。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便不能不開始破裂,帝國主義的文武兩種大臣,軍閥和士紳,已經不能不各自自相互哄,他們的壓迫已經不能不使資產階級都受著切身的痛苦,於是賣好於資產階級的政策也不大行了。

  反動勢力方麵的形勢大概如此,我們再看中間勢力的形勢是怎樣。

  中國資產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裏總是處於中立的地位,時而從中取利,時而背叛平民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五卅以來的事實都是證明(參看《新青年》第三期)。這種中間勢力,以前在革命鬥爭中往往可以舉足重輕,因為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統治著一般小資產階級,他的動搖,足以影響到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如今這一勢力是否能滿意帝國主義的讓步,而完全倒到反動勢力的懷抱裏去呢?上海的資產階級比較的最有力量,五卅之後,總商會居然辦了自己的英文機關報(《中國公論周報》);他還在努力著鼓吹虞洽卿先生的“國家主權民族平等”,並且說:“凡此情狀,非由人民自身推翻軍閥政治製度不可,吾謂此言,蓋指將來必更有一新革命,……必置國家工商於暫時流離顛沛之境,實則最後所得,必能償此犧牲……”(第三期——三月二十七日)虞洽卿更明白對帝國主義說:中國人雖愛和平,對於外國壓迫仍要反抗。漢口英界的華董已經到手,上海仿佛也有這個可能,可是關稅管理尚且沒有,更不用說關稅自主……,凡此一切都還不足以使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滿意。所以他們還繼續著強硬態度,高唱革命。至於資產階級對於軍閥——帝國主義的工具,那麽,上麵已經說過,在現時的政潮裏,雙方的鬥爭隻有格外劇烈起來。除天津、河南以外,漢口吳佩孚抽捐勒餉,鹽斤加價,上海閘北市自治備受孫傳芳的摧殘;軍閥於戰勝革命民眾之後,為發展自己,實行封建地主式的政策起見,有時不得不勾結士紳壓迫商民。比較有力的資產階級隻有因此而更加反抗,更加覺悟。譬如奉天軍閥失敗,忽然提倡省憲,得勝又立刻取消;孫傳芳初到江蘇,敦請上海商人江政卿去做警察廳長,民眾革命潮流稍稍低落,立刻進攻,摧殘自治。總之,帝國主義既然還沒有真正的讓步,中國資產階級暫時不能完全變成反動;軍閥戰勝民眾而更加壓迫,便使資產階級與軍閥的合作(如上海總工會被封後數月之情形)漸不可能。資產階級之中,在這種時期便會發生較左的派別,不但對帝國主義軍閥進一步的要求,“多討些價”,並且反對買辦士紳的政治勢力——霸占商會、自治會等的大人物。

  可是,在暫時的局麵之中,資產階級固然還沒有完全反動,帝國主義離間國民運動之詭計,固然還沒有完全奏效,然而這並不是說:資產階級可以領導國民革命運動,還能誠意的再站到革命方麵來。隻能說,這種“中立勢力”現在還在徘徊猶豫之中,暫時沒有增加反動勢力的力量。如果帝國主義方麵,有這麽小小的一個真正的讓步,中國資產階級立刻便可以完全背叛平民的革命運動,帝國主義亦許會利用軍閥與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對於資產階級再讓一步,而諉罪於軍閥。那時,或者又成更進一步的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合作的局麵。《中國公論報》的第四期(四月三日),便已經歌頌漢口、上海、香港帝國主義的讓步,自稱華人容忍鎮靜之得策,還說外國人若知中國心理,就“一經嚐試便不能舍”。他們已經隻要求帝國主義實行允諾的幾件事(會審公廨、華董等),趕緊想解決五卅案(四月十五日上海華董三名已通過於上海國會(西人納稅會),資產階級雖在力爭,可是力爭的方法,是研究修改上海憲法(《洋涇浜章程》)。“民族立憲派”的形成已露端倪,隻求限製帝國主義的治權,而不求民族獨立的傾向已經暴露了。——四月二十日注)。反對軍閥的運動,在資產階級也是這樣妥協的想頭,譬如閘北市自治問題,已經有一派隻要求官廳勿幹涉閘北,閘北以外的新辟市麵,完全可以由官辦。他們隻求這一些讓步,便可以在“華人”之中撇開大多數不能直接納稅的中國市民,更可以在“市民”之中再撇開許多工人勞動者。收回租界的“國家主權”,民眾普選的自治製度,都可以不顧了。

  那麽,假定資產階級現在再妥協——更妥協一步而加入反動勢力,是否還有從前的舉足輕重的意義,是否因此而勞動階級完全陷於孤立,而使國民革命受長期的挫折呢?帝國主義軍閥每行一次改良政策而又欺誑一次,足以在群眾之中打擊首先與之妥協的士紳階級之政治威信一次;資產階級領袖加入這種“妥協同盟”一次,也足以使自己受打擊一次。如今全國民眾,經過五卅怒潮直到北京屠殺,已經增高革命的覺悟不少,資產階級更進一步的妥協,適足以解放小資產群眾於他們的政治思想之下。現時上海的各馬路聯合會,江西的商幫協會,以及其他各地的小資產階級組織,都漸漸的昂起頭來,漸漸的站到革命方麵來。何況,一方麵,北方及內地士紳土豪階級把持的商會等,媚侍帝國主義與軍閥,上海、漢口等買辦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商會等,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而實行改良派式的賣國行為,小資產階級商人因此備受壓迫和剝削;別方麵,廣州勞農平民為主幹的國民政府確能為國家爭主權,為人民謀幸福,不但小資產階級傾向革命,便是廣州總商會也與革命政府合作,如抗議封鎖粵海關等。兩方麵的比較,尤其使全國一般小資產階級群眾潛移默化的日漸趨向革命,尤其使他們容易覺悟妥協政策之賣國賣民。所以小資產階級群眾的革命化,正在迅速地伏流昂進。

  中立勢力內部的分化,資產階級妥協而政治威信墜落,小資產階級感覺壓迫而傾向革命,都是無疑的。我們再看革命勢力方麵怎樣。

  小資產階級傾向革命,還有一個根本原因:去年一年來中國部分的受帝國主義封鎖(廣州)和全國軍閥戰爭的擾亂,買辦階級運賤價的原料出洋,甚至於糧食,弄得中國市場上米麥等項都需要再從國外高價的輸入,再加以湖北、湖南、直隸等處的大荒歉,全國的生活必需品;如米、柴、肉等的價格,都是飛漲,尤其是上海。這種廣大普遍的經濟紊亂和生活增高,使一般人民感受到非常的壓迫。帝國主義可以“賄買”少數高等華人,卻決不能“賄買”大多數瀕於餓死的人民,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化是無可遏製的。然而革命的主力還決不在此。

  鄉村的小資產階級——農民,他們的勞動差不多百分之七十都被士紳、土豪、買辦、軍閥、帝國主義剝削了去,這是帝國主義軍閥之統治的經濟基礎。五卅之後,不但廣州、湖南的農民組織發展起來,為全國農民運動的先鋒,並且一般的經濟恐慌,預征田賦和災荒,使農民的地位窘迫到萬分,反抗運動自然而然到處的爆發。農民群眾自己又繼續中國向來所有的秘密組織,如紅槍會(河南、山東等省),大刀會(江蘇、安徽等省)等,雖是迷信,雖是無計劃無策略的組織,然而一有些須組織,便不能不暴動起來。國民革命之中,如今已經有無產階級領導,又有真正革命政黨的工作,這種農民運動如果納入農民協會的軌道,有相當的農民政綱,立刻便可以成為極偉大的革命力量。不用說耕地農有的運動,便是減租減稅的運動,直接就是給地主土豪,間接給軍閥帝國主義以極大的打擊。這一革命的偉大力量正在滋生猛長呢。

  至於工人階級,在上海、天津、河南、唐山、鐵路、海員、粵港、湖南、湖北各方麵,無論是受壓迫不受壓迫,他們一年來的組織工作和鬥爭經驗,自然使他們積極的準備自己的力量,繼續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何況經濟恐慌和物價高漲使五卅以來所爭到的加資,事實上已經等於沒有,再加以反動重來所受的政治壓迫,尤其是使他們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奮鬥。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正在更加集中訓練,去和農民攜手。這工農聯盟的革命力量,在這北京屠殺高壓重來的時候,愈益要迅速的伸長。

  再則,就是知識階級和遊民階級,雖則都是遊離勢力,可以為革命所用,亦可以為反革命所用,然而大多數的力量總在革命方麵。尤其是在現時的局勢之下。固然,知識階級之中分化最為劇烈,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各自撈取小部分的力量來做工具,但是大多數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必然傾向革命。固然,遊民階級會受買辦土豪的雇用,武裝起來——如商團、民團、團防、工賊、流氓,來屠殺工人農民,紅槍會、大刀會等舊式團體,也會受人運動,甚至於還有大多數在軍閥的軍隊裏,但是,這是因為以前沒有政治上組織上的宣傳訓練。這些土匪式首領,往往隻知私利,或者浪漫,或者妥協,如嶽維峻的軍隊,一方麵容受吳佩孚遺孽擾亂人民,一麵又仿佛站在民眾革命方麵。可是,如果組織他們在革命軍裏,與以國民革命之政綱策略的正確領導,這極大多數的民眾,可以造成殖民地革命所不可少的力量。因為:一則他們本是破產失業的農民,革命的需要非常之強;二則現時的軍閥層層崩潰,帝國主義者沒有這個能力和本領,完全收容雇用安置這些日益增多的遊民。革命方麵的實力,卻因廣州政府的確立而逐漸增加,國民革命的政綱策略愈益鮮明,足以團結組織這些力量。

  因此,北京屠殺之後的革命勢力,不但日益團結集中擴大,並且迅速地武裝起來,革命的政綱和策略——農民、工人、軍事等各方麵,都更加深切而明顯出來。尤其重要的,便是工農的革命同盟立刻有切實建立起來的希望,做國民革命的主幹。

  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的戰略中,反動勢力已經又開始崩敗分裂;中立勢力雖有一部分要妥協而反動,然而一大部分迅速地革命化;革命勢力更加擴張集中而且強固起來。帝國主義勝利的希望能有多少呢!

國民革命之前途[编辑]

  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策略,雖然在北京屠殺的時候,得到最勝利的形勢,但是,恐怕這就算這次聯合戰線中最一致的共同勝利——從帝國主義直到國家主義都內外一致的喊殺民眾領袖,當然亦就是最後一次的勝利,過此之後,他們自己已經開始分裂而衝突了。帝國主義分裂國民革命運動的策略,做到北京屠殺和改良政策,至多也不過吸引買辦士紳的資產階級,可是就此打破他們對於群眾的魔力;結果,大多數民眾更急劇的革命化,民眾聯合戰線,要更加廣大的擴張,不過在帝國主義軍事上戰勝的局勢之下,暫時隻是潛流猛進罷了。從此一切改良妥協避嫌等的幻想,在革命的政黨,一般民眾及其他方麵,都更加容易要逐漸的打破。革命勢力的擴大和深入,客觀上使國民革命的成敗漸漸逼近了生死關頭。總之,客觀上的革命條件無疑的日益完成。隻看革命政黨主觀上的領導力量是否能執行這個曆史使命。

  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展已經明顯的指示出來:雖然在中國範圍內,這一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國民革命的使命,是解放資產階級的中國,使他脫離封建宗法製度的束縛和帝國主義的剝削。但是,因為:一、中國農民占極大多數,並且是帝國主義剝削的最大的對象和最深的基礎;二、中國資產階級大半隻能做買辦事業,搜刮農民原料,推銷外國商品,經營投機的金融事業等等,他絕不能有獨立的政治勢力;三、中國工業資產階級的發展(機器工業的發展)異常困難,一方麵有帝國主義的極重的壓迫,別方麵又有宗法製度的束縛,士紳階級的障礙和過剩勞動的充牣;四、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經驗裏,很早便有了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的能力;因為有這些特點,中國資產階級非常之懦怯、畏懼、妥協、軟弱,他寧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喪失巨萬資本,卻不敢犧牲幾分錢去接受工人的要求,對工人讓步。所以革命雖然是資產階級的,勝利卻不會是資產階級的。

  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是什麽意思?因為這一革命的主要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便是民權主義的自由和民族經濟的解放,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條件。可是,何以勝利又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呢?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妥協性,有很深的經濟基礎。如果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他很快的便和敵人妥協,五卅以來一直到現在,逐日都有事實可以證明。勝利,真正革命的勝利,始終是不會有的。

  因此,客觀上工農群眾已經要求革命,積聚實力,準備決死的鬥爭,自然而然,隻有工人階級與農民聯盟來做國民革命的先鋒和領導者。中國革命的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應當深切的了解這一革命的性質和主力。所以在現時——北京屠殺後,一切革命勢力是迅速的增長凝聚的時候,不要放過這個曆史時機:第一、堅決主張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要求關稅自主等等,暫時特別要注意加入一切的地方政治鬥爭,在每一實際問題上指示群眾以革命的前途,打破“民族改良”的幻想;第二、努力參加一切民權主義的鬥爭,不論是全國的、是地方的、是鄉村的、是都市的國民會議,地方自治等,總要力求深入群眾,在實際鬥爭中爭取資產階級反動派改良派蒙蔽之中的群眾;第三、努力組織農民,指出耕地農有的目標,指導減租、減稅、合作互助的運動,使農民群眾在反對士紳軍閥的鬥爭裏,和城市工人以及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結合鞏固的同盟;第四、鞏固發展工人的組織,在不斷的日常改善生活的鬥爭裏,指示工人階級的總要求——八小時工作,按物價遞加工資等,一直到一般勞動平民的政權。這種革命政綱,才能鞏固結合工農的革命聯盟,強大國民革命的主力軍,集中提高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於全國;才能組織訓練革命的軍隊,吸引敵人軍隊的群眾,擴大武裝勢力,才能武裝工人農民,實行革命戰爭;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才能真正以解放一般平民為使命,全國民眾對他的響應可以在最短期間顛覆軍閥統治,召集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

  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小小勝利——北京屠殺,開始暴露自己之間的破裂,暴露中國各社會階級力量的移轉,更明顯的更深切的擁出工農聯盟的國民革命主力軍,並且更緊切的逼得民眾不得不力求武裝——軍隊和工農軍,準備直接革命。國民革命的前途已經放著偉大的光明,照耀那北京屠殺中的血痕!

PD-icon.svg 1996年1月1日,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其作者1935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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