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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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
作者:瞿秋白
1926年4月7日
本作品收录于《新青年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四号。这里选录的是其中的第二、三部分。

中国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编辑]

  北京屠杀之后,中国——尤其是北部的民众运动,自然要受着一时的压迫,而不能立刻有广大的发展。然而帝国主义的战略究竟有几分胜利呢,究竟能不能象他们的如意算盘,完全扑灭革命运动呢?真正相反!北京屠杀之后,第一,立刻看见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内开始分裂;第二,民众革命运动必然更加深入的发展,革命势力更在潜伏的增长,伟大的前途已经使国民革命的胜利不久便可以来到了。北京市民的血,也许是最后一次的“请愿血”。那革命战场的血,在最近的将来已经可以灌溉培植出平民自由之花呢!

  北京屠杀后,奉系军阀带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迅速地想掠取中央政权,可是李景林暗联吴佩孚的倾向,做了英帝国主义的工具,张、李内哄阻挡奉系军阀的前进。同时,吴佩孚的势力努力前进,河南寇英杰、靳云鹗的冲突虽然暗斗也很烈,但是靳军不久便到保定,并且已经遣派代表到北京和国民军议和。张、吴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段祺瑞在这冲突中间,又想利用机会联奉反吴。亦许英、日帝国主义为镇压革命(赤化)起见,暂时保持张、吴的联合而始终去段,然而就大势看来,张的势力在最近必占优胜,吴派的反张必不能免。而且张、吴内部的小军阀各自争功,冲突异常复杂。固然,吴佩孚的势力比较的扩大,他和孙传芳开始接近,利用邓如琢占江西;他还想利用孙传芳内部的冲突而发展其势力于长江下游。但是吴的湖北、河南,内部亦是非常不稳,湖南唐生智驱赵,比较的接近广东政府,又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最近贵州和江西方本仁派也派代表到广州。固然,张的势力有称霸中央的趋势,但是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现在已经仿佛在奉系之外另树一帜,李景林和张宗昌的冲突虽然受“日本监督”的指挥而强迫的消弭下去,其他的冲突已经又在酝酿之中;况且张作霖西有吴佩孚,南有孙传芳,北有国民军,将来局势的发展也难有全胜的希望。由此看来,帝国主义的自相冲突,军阀的崩败、分裂、互争,凡此一切,在稍稍战胜国民军之后,便渐渐的更明显的暴露出来。同时,国民军虽然败退,却因帝国主义工具的内哄,至此还能保持察绥、陕西、甘肃。广州国民政府虽经过反动分子的捣乱,稍稍受伤,却仍旧有能力应付西南诸省,待时而动。无论英、日帝国主义者怎样急急乎要粘合张、吴,巩固反动政权,一致“反赤”,在这种形势之下,即使万一能成就这一计划,他的基础也是非常脆薄的。

  再则,军阀——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因战胜民众而开始暴露。李景林等一到天津,便强迫行使军用票,弄得商人罢市;他们更用飞机抛掷炸弹,想焚毁北京,弄得市民团体群起抗议。河南方面,吴佩孚军队一到便勒索军饷,山东更是久处于张宗昌铁蹄之下。固然,中国资产阶级化的士绅阶级,各地商阀这类的大人物——把持商会、农会、教育会的士绅政客,他们实际上是城乡贫民的最切近的剥削阶级,他们这少数人的利益不大受军阀的摧残,因此,他们往往以商会等名义代表人民欢迎这些反动军阀,替军阀包税包捐,设法剥削商民,从中取利。然而,士绅阶级内部在这种时期,不免也要互相冲突,而且他们的媚侍军阀到了现时分外的显露,甚至于要激起一般资产阶级群众的反抗。总之,帝国主义的互相冲突,军阀士绅之间的互相冲突,帝国主义、军阀、士绅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正因为镇压了民众和战胜了国民军,而不得不急剧的暴露出来。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便不能不开始破裂,帝国主义的文武两种大臣,军阀和士绅,已经不能不各自自相互哄,他们的压迫已经不能不使资产阶级都受着切身的痛苦,于是卖好于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大行了。

  反动势力方面的形势大概如此,我们再看中间势力的形势是怎样。

  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里总是处于中立的地位,时而从中取利,时而背叛平民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五卅以来的事实都是证明(参看《新青年》第三期)。这种中间势力,以前在革命斗争中往往可以举足重轻,因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统治著一般小资产阶级,他的动摇,足以影响到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如今这一势力是否能满意帝国主义的让步,而完全倒到反动势力的怀抱里去呢?上海的资产阶级比较的最有力量,五卅之后,总商会居然办了自己的英文机关报(《中国公论周报》);他还在努力着鼓吹虞洽卿先生的“国家主权民族平等”,并且说:“凡此情状,非由人民自身推翻军阀政治制度不可,吾谓此言,盖指将来必更有一新革命,……必置国家工商于暂时流离颠沛之境,实则最后所得,必能偿此牺牲……”(第三期——三月二十七日)虞洽卿更明白对帝国主义说:中国人虽爱和平,对于外国压迫仍要反抗。汉口英界的华董已经到手,上海仿佛也有这个可能,可是关税管理尚且没有,更不用说关税自主……,凡此一切都还不足以使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满意。所以他们还继续著强硬态度,高唱革命。至于资产阶级对于军阀——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上面已经说过,在现时的政潮里,双方的斗争只有格外剧烈起来。除天津、河南以外,汉口吴佩孚抽捐勒饷,盐斤加价,上海闸北市自治备受孙传芳的摧残;军阀于战胜革命民众之后,为发展自己,实行封建地主式的政策起见,有时不得不勾结士绅压迫商民。比较有力的资产阶级只有因此而更加反抗,更加觉悟。譬如奉天军阀失败,忽然提倡省宪,得胜又立刻取消;孙传芳初到江苏,敦请上海商人江政卿去做警察厅长,民众革命潮流稍稍低落,立刻进攻,摧残自治。总之,帝国主义既然还没有真正的让步,中国资产阶级暂时不能完全变成反动;军阀战胜民众而更加压迫,便使资产阶级与军阀的合作(如上海总工会被封后数月之情形)渐不可能。资产阶级之中,在这种时期便会发生较左的派别,不但对帝国主义军阀进一步的要求,“多讨些价”,并且反对买办士绅的政治势力——霸占商会、自治会等的大人物。

  可是,在暂时的局面之中,资产阶级固然还没有完全反动,帝国主义离间国民运动之诡计,固然还没有完全奏效,然而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可以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还能诚意的再站到革命方面来。只能说,这种“中立势力”现在还在徘徊犹豫之中,暂时没有增加反动势力的力量。如果帝国主义方面,有这么小小的一个真正的让步,中国资产阶级立刻便可以完全背叛平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亦许会利用军阀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对于资产阶级再让一步,而诿罪于军阀。那时,或者又成更进一步的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局面。《中国公论报》的第四期(四月三日),便已经歌颂汉口、上海、香港帝国主义的让步,自称华人容忍镇静之得策,还说外国人若知中国心理,就“一经尝试便不能舍”。他们已经只要求帝国主义实行允诺的几件事(会审公廨、华董等),赶紧想解决五卅案(四月十五日上海华董三名已通过于上海国会(西人纳税会),资产阶级虽在力争,可是力争的方法,是研究修改上海宪法(《洋泾浜章程》)。“民族立宪派”的形成已露端倪,只求限制帝国主义的治权,而不求民族独立的倾向已经暴露了。——四月二十日注)。反对军阀的运动,在资产阶级也是这样妥协的想头,譬如闸北市自治问题,已经有一派只要求官厅勿干涉闸北,闸北以外的新辟市面,完全可以由官办。他们只求这一些让步,便可以在“华人”之中撇开大多数不能直接纳税的中国市民,更可以在“市民”之中再撇开许多工人劳动者。收回租界的“国家主权”,民众普选的自治制度,都可以不顾了。

  那么,假定资产阶级现在再妥协——更妥协一步而加入反动势力,是否还有从前的举足轻重的意义,是否因此而劳动阶级完全陷于孤立,而使国民革命受长期的挫折呢?帝国主义军阀每行一次改良政策而又欺诳一次,足以在群众之中打击首先与之妥协的士绅阶级之政治威信一次;资产阶级领袖加入这种“妥协同盟”一次,也足以使自己受打击一次。如今全国民众,经过五卅怒潮直到北京屠杀,已经增高革命的觉悟不少,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妥协,适足以解放小资产群众于他们的政治思想之下。现时上海的各马路联合会,江西的商帮协会,以及其他各地的小资产阶级组织,都渐渐的昂起头来,渐渐的站到革命方面来。何况,一方面,北方及内地士绅土豪阶级把持的商会等,媚侍帝国主义与军阀,上海、汉口等买办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商会等,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而实行改良派式的卖国行为,小资产阶级商人因此备受压迫和剥削;别方面,广州劳农平民为主干的国民政府确能为国家争主权,为人民谋幸福,不但小资产阶级倾向革命,便是广州总商会也与革命政府合作,如抗议封锁粤海关等。两方面的比较,尤其使全国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潜移默化的日渐趋向革命,尤其使他们容易觉悟妥协政策之卖国卖民。所以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化,正在迅速地伏流昂进。

  中立势力内部的分化,资产阶级妥协而政治威信坠落,小资产阶级感觉压迫而倾向革命,都是无疑的。我们再看革命势力方面怎样。

  小资产阶级倾向革命,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去年一年来中国部分的受帝国主义封锁(广州)和全国军阀战争的扰乱,买办阶级运贱价的原料出洋,甚至于粮食,弄得中国市场上米麦等项都需要再从国外高价的输入,再加以湖北、湖南、直隶等处的大荒歉,全国的生活必需品;如米、柴、肉等的价格,都是飞涨,尤其是上海。这种广大普遍的经济紊乱和生活增高,使一般人民感受到非常的压迫。帝国主义可以“贿买”少数高等华人,却决不能“贿买”大多数濒于饿死的人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化是无可遏制的。然而革命的主力还决不在此。

  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农民,他们的劳动差不多百分之七十都被士绅、土豪、买办、军阀、帝国主义剥削了去,这是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的经济基础。五卅之后,不但广州、湖南的农民组织发展起来,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并且一般的经济恐慌,预征田赋和灾荒,使农民的地位窘迫到万分,反抗运动自然而然到处的爆发。农民群众自己又继续中国向来所有的秘密组织,如红枪会(河南、山东等省),大刀会(江苏、安徽等省)等,虽是迷信,虽是无计划无策略的组织,然而一有些须组织,便不能不暴动起来。国民革命之中,如今已经有无产阶级领导,又有真正革命政党的工作,这种农民运动如果纳入农民协会的轨道,有相当的农民政纲,立刻便可以成为极伟大的革命力量。不用说耕地农有的运动,便是减租减税的运动,直接就是给地主土豪,间接给军阀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这一革命的伟大力量正在滋生猛长呢。

  至于工人阶级,在上海、天津、河南、唐山、铁路、海员、粤港、湖南、湖北各方面,无论是受压迫不受压迫,他们一年来的组织工作和斗争经验,自然使他们积极的准备自己的力量,继续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何况经济恐慌和物价高涨使五卅以来所争到的加资,事实上已经等于没有,再加以反动重来所受的政治压迫,尤其是使他们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奋斗。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正在更加集中训练,去和农民携手。这工农联盟的革命力量,在这北京屠杀高压重来的时候,愈益要迅速的伸长。

  再则,就是知识阶级和游民阶级,虽则都是游离势力,可以为革命所用,亦可以为反革命所用,然而大多数的力量总在革命方面。尤其是在现时的局势之下。固然,知识阶级之中分化最为剧烈,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自捞取小部分的力量来做工具,但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然倾向革命。固然,游民阶级会受买办土豪的雇用,武装起来——如商团、民团、团防、工贼、流氓,来屠杀工人农民,红枪会、大刀会等旧式团体,也会受人运动,甚至于还有大多数在军阀的军队里,但是,这是因为以前没有政治上组织上的宣传训练。这些土匪式首领,往往只知私利,或者浪漫,或者妥协,如岳维峻的军队,一方面容受吴佩孚遗孽扰乱人民,一面又仿佛站在民众革命方面。可是,如果组织他们在革命军里,与以国民革命之政纲策略的正确领导,这极大多数的民众,可以造成殖民地革命所不可少的力量。因为:一则他们本是破产失业的农民,革命的需要非常之强;二则现时的军阀层层崩溃,帝国主义者没有这个能力和本领,完全收容雇用安置这些日益增多的游民。革命方面的实力,却因广州政府的确立而逐渐增加,国民革命的政纲策略愈益鲜明,足以团结组织这些力量。

  因此,北京屠杀之后的革命势力,不但日益团结集中扩大,并且迅速地武装起来,革命的政纲和策略——农民、工人、军事等各方面,都更加深切而明显出来。尤其重要的,便是工农的革命同盟立刻有切实建立起来的希望,做国民革命的主干。

  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战略中,反动势力已经又开始崩败分裂;中立势力虽有一部分要妥协而反动,然而一大部分迅速地革命化;革命势力更加扩张集中而且强固起来。帝国主义胜利的希望能有多少呢!

国民革命之前途[编辑]

  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策略,虽然在北京屠杀的时候,得到最胜利的形势,但是,恐怕这就算这次联合战线中最一致的共同胜利——从帝国主义直到国家主义都内外一致的喊杀民众领袖,当然亦就是最后一次的胜利,过此之后,他们自己已经开始分裂而冲突了。帝国主义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策略,做到北京屠杀和改良政策,至多也不过吸引买办士绅的资产阶级,可是就此打破他们对于群众的魔力;结果,大多数民众更急剧的革命化,民众联合战线,要更加广大的扩张,不过在帝国主义军事上战胜的局势之下,暂时只是潜流猛进罢了。从此一切改良妥协避嫌等的幻想,在革命的政党,一般民众及其他方面,都更加容易要逐渐的打破。革命势力的扩大和深入,客观上使国民革命的成败渐渐逼近了生死关头。总之,客观上的革命条件无疑的日益完成。只看革命政党主观上的领导力量是否能执行这个历史使命。

  中国国民革命的发展已经明显的指示出来:虽然在中国范围内,这一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国民革命的使命,是解放资产阶级的中国,使他脱离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剥削。但是,因为:一、中国农民占极大多数,并且是帝国主义剥削的最大的对象和最深的基础;二、中国资产阶级大半只能做买办事业,搜刮农民原料,推销外国商品,经营投机的金融事业等等,他绝不能有独立的政治势力;三、中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机器工业的发展)异常困难,一方面有帝国主义的极重的压迫,别方面又有宗法制度的束缚,士绅阶级的障碍和过剩劳动的充牣;四、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经验里,很早便有了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的能力;因为有这些特点,中国资产阶级非常之懦怯、畏惧、妥协、软弱,他宁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丧失巨万资本,却不敢牺牲几分钱去接受工人的要求,对工人让步。所以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

  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一革命的主要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便是民权主义的自由和民族经济的解放,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是,何以胜利又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有很深的经济基础。如果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他很快的便和敌人妥协,五卅以来一直到现在,逐日都有事实可以证明。胜利,真正革命的胜利,始终是不会有的。

  因此,客观上工农群众已经要求革命,积聚实力,准备决死的斗争,自然而然,只有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来做国民革命的先锋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政党,尤其是共产党,应当深切的了解这一革命的性质和主力。所以在现时——北京屠杀后,一切革命势力是迅速的增长凝聚的时候,不要放过这个历史时机:第一、坚决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等等,暂时特别要注意加入一切的地方政治斗争,在每一实际问题上指示群众以革命的前途,打破“民族改良”的幻想;第二、努力参加一切民权主义的斗争,不论是全国的、是地方的、是乡村的、是都市的国民会议,地方自治等,总要力求深入群众,在实际斗争中争取资产阶级反动派改良派蒙蔽之中的群众;第三、努力组织农民,指出耕地农有的目标,指导减租、减税、合作互助的运动,使农民群众在反对士绅军阀的斗争里,和城市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巩固的同盟;第四、巩固发展工人的组织,在不断的日常改善生活的斗争里,指示工人阶级的总要求——八小时工作,按物价递加工资等,一直到一般劳动平民的政权。这种革命政纲,才能巩固结合工农的革命联盟,强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集中提高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于全国;才能组织训练革命的军队,吸引敌人军队的群众,扩大武装势力,才能武装工人农民,实行革命战争;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才能真正以解放一般平民为使命,全国民众对他的响应可以在最短期间颠覆军阀统治,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小小胜利——北京屠杀,开始暴露自己之间的破裂,暴露中国各社会阶级力量的移转,更明显的更深切的拥出工农联盟的国民革命主力军,并且更紧切的逼得民众不得不力求武装——军队和工农军,准备直接革命。国民革命的前途已经放著伟大的光明,照耀那北京屠杀中的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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