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瀛探索/第七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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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帝國統治下的政治經濟中心
清代南瀛地區，因開發的歷史較早，與臺灣其他各地相較之下，顯然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她是清帝國統治下，開港通商前，臺灣的政治與經濟中心。以下由政治與經濟兩面向，來說明南瀛地區歷史地位的重要性。
清帝國的政治施政[编辑]
政治上的觀察，主要是就南瀛地區文職統治機關的設置做一省視，以突顯出台南縣在臺灣設官治理的情勢上，在開港之前，始終是政治運作上中心。
康熙22年(1683)，清廷派遣施琅率兵攻打臺灣，鄭氏王國澎湖海戰失利，鄭克塽迫於情勢，遂向滿清投降，臺地乃入於清廷之手，展開210餘年的統治。滿清既將臺灣收入版圖，在臺灣設官治理乃是必然，康熙23年(1684)4月，清廷下令在臺灣設立文職統治機關―臺灣府，隸屬於福建省管轄，並廢鄭氏王國時期所設的天興州與萬年縣，將之改為諸羅縣、臺灣縣與鳳山縣，隸於臺灣府管轄。[1]隨後相關政府機關陸繼成立，以下將整理康熙23年(1684)臺地文職與軍事機關所在地，以檢視臺地的政治中心。
康熙23年(1684)，文職機關所在情況如下：臺灣府府治設於府城東安坊，而臺灣縣治、諸羅縣治、鳳山縣治、臺灣縣、鳳山縣典史衙門亦位於府城，諸羅縣典史衙門位於佳里興(今佳里鎮佳里興)。[2]而一地之太平與大治，除文治外，軍備亦必須之要務，康熙23年(1684)武職機關所在情況如下：臺灣總鎮及中、左、右衙門、臺灣水師中、左、右衙門在安平鎮，佳里興巡檢司衙門、北路參將衙門則在佳里興。[3]由上之述，則顯然可知，清領之初，南瀛地區確為臺地政治之中樞。
而自康熙23年(1684)臺灣設置3縣之後，截至雍正元年(1723)止，府、縣級的文職機關轄域未曾做過調整，[4]臺地最高的文職統治機關與首長——臺灣道，依舊位於府城；軍事防務上，臺灣水師與臺灣鎮的樞紐也在此地，所謂置帥府、宿重兵，說明政治中心確在南瀛地區。其後，雖文職統治機構與軍事防務隨移民的增加與全臺墾務的進行，屢有所增置與調整，然而臺灣最高的文職統治機關與首長，仍駐節於南瀛地區，南瀛地區是臺灣政治中心的地位依然未動搖。
事實上，清代臺灣歷次文職統治機關的調整，關鍵性的考量實在於治安與國防因素，[5]諸如康熙43年（1704）時，流移開墾民之眾，已漸往斗六門之北，[6]治安上的考量，曾使當時諸羅縣縣令周鍾瑄憂心忡忡；康熙60年(1721)朱一貴事件後，清廷終於決定在雍正元年(1723)增設彰化縣，此即治安上的考量；其後，雍正9年(1731)設淡水廳、嘉慶16年(1811)再設噶瑪蘭廳。雖有這些文治機關的增設，基本上，南瀛地區仍長期為臺灣政治中心的地位。
事實上，南瀛地區政治中心動搖的關鍵，當在臺灣開港通商(1860)之後，北部因通商之故，漢洋雜處，易起爭端，加之以北部盛產之茶、樟腦、藍靛與煤，利之所趨，民風浮動，有識者莫不憂心，亟思對策，光緒元年(1875)，沈葆楨奏准臺灣的文職機關而大幅調整，將原先的臺灣府，分為臺灣府與臺北府，至此，南瀛地區為全臺首要的政治中心地位開始動搖。其後，北部因茶、樟腦通商帶來經濟利益，地位愈形重要，尤以中法戰爭之後，考量臺灣國防地位上的重要，全臺佈局極需做更為實際的安排，光緒13年(1887)，劉銘傳奏准再度調整臺灣的文職統治機關，分全臺為臺北、臺灣、臺南等3府，及臺東直隸州；至此，南瀛地區的政治地位改變，不再是全臺政治中心。
經濟的發展[编辑]
欲了解南瀛地區於開港前，在全臺經濟發展上的位階與重要性，可以由港口與行郊、貿易結構的觀察，或可得到一較完整的輪廓與概念。
港口[编辑]
首先要談的是關於港口，清代的臺灣是一高度仰賴貿易的經濟體，因之港口的多寡、優劣等級，就顯得相當重要，據歷史學者林玉茹的研究，康熙22年(1683)至康熙49年(1710)，全臺共出現64個港口，大多集中於南部，尤其八掌溪以南至二層行溪之間港口最多，大約有23個，幾乎佔了全臺港口總數的一半，可見分佈極為密集，[7]林玉茹所說的港口地域範疇，則大部皆位於南瀛地區，而且港口數目居全臺第一。
康熙50年(1711)至雍正8年(1730)，臺江內海有19個港口，倒風內海約有20個港口，合計39個港口，[8]約佔南部港口數的88%，全臺港口數的45%，亦居全臺港口數第一。
雍正9年(1731)至乾隆48年(1783)，八掌溪以南至二層行溪之間港口，依然密集，但是臺江與倒風內海的海岸線逐漸出現變化，開始出現有港口淤塞而消失的現象，港口數有逐漸下降的趨勢；[9]相較之下，此一時期的中北部，則因墾務與人口增加的發展，港口數有增加的趨勢。
乾隆49年(1784)至道光10年(1830)，此一時期是南瀛地區港口數與港口功能消退的關鍵時期，倒風內海逐漸消失，其內海沿岸港口有的完全失去港灣功能，有的由海港變為河港；而臺江內海則因道光3年(1823)7月的一場大風雨，而逐漸浮淺，影響所及，港口功能性大受影響。[10]
道光11年(1831)至咸豐10年(1860)，南部港口大量減少，尤以八掌溪以南至二層行溪之間為最，港口減少了12個，而此一時期的北部，港口數量卻逐漸增加，呈現出南消北長的趨勢。[11]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清代本區開港之前(1860)，港口數往往居全臺之冠，又存在著幾個功能性強大的港口，[12]再加上清代初期，鹿耳門是臺灣與中國交通的惟一正口，臺地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往來，皆須取道鹿耳門港，故而，南瀛地區的經貿優勢可以想見。
因之，當臺江與倒風內海航運的全盛時期，兩內海的大小港口，繁忙於輸出此地盛產的米糖，與輸入臺地所缺的手工等生活必需品，這種兩岸間的經貿往來，自是鼎盛一時，繁華榮景是無限的；但當兩內海淤塞後，此地的經貿即受到打擊，經濟隨之受累，此亦自然之理，再加之以中部的鹿港與北部八里坌先後闢為正口，南北經貿此消彼長的態勢乃更是顯明，南瀛地區為全臺經濟中心的優勢，遂漸為北部所取代。
行郊[编辑]
「郊」簡單來說，是一種商人團體，郊的成立，有一定數量的郊商為基礎，因此，郊的多少，可以反映出一地商業發達的情形，[13]南瀛地區因歷史開發較早，正口又在鹿耳門港，因之，商業繁盛，以府城臺南來說，雍正6年(1728)，北郊成立；其後，乾隆37年(1772)南郊金永順，乾隆45年(1780)糖郊李勝興，乾隆57年(1792)藥郊、煙敢（造字：竹敢）郊，道光5年(1825)絲線郊、草花郊、杉郊，道光10年(1830)綢緞郊、綢緞布郊、鏞郊，道光30年(1850)紙郊，咸豐4年(1854)茶郊，陸續成立，由郊商的數目與郊商種類繁多，即可以想見南瀛地區商業的繁榮，與兩岸間商貿的往來，真極一時之盛矣![14]
事實上，本區除了臺南府城郊商種類與數目居於全臺之冠，北路的鹽水港至遲於乾隆44年(1779)也出現糖郊趙相泉、水郊金寶順、油郊、金和順、敢（造字：竹敢）郊金順利、布郊等，[15]論郊商的種類與數目，實僅次於府城、鹿港、艋舺，無怪乎，自清領之後，乃有「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之稱，「四月津」指的就是鹽水港，可見其時，為居南瀛北陸的鹽水港，商業亦曾鼎盛一時，而與府城、鹿港、艋舺鼎足而立。
綜合上述顯然可知，清代臺灣與中國經貿往來的4大港市，論郊商的數目與種類，南瀛地區4有其2，由此可證，清代南瀛地區在開港通商之前，實是臺地的經濟中心。
貿易結構的觀察[编辑]
清代臺灣對外貿易輸出的農產品，主要有茶、砂糖、樟腦、米等，茶、樟腦主要產在中部以北，砂糖主要產於中部以南，米則全臺各地皆有，而以中部為主要產地；因之，觀察上述這些貿易輸出物資結構，在開港前後的變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何以南瀛地區在開港前是臺灣經濟中心。
清代南瀛地區盛產糖，這可由18世紀滿清政府抽蔗車稅所留下的蔗車數資料來做觀察。康熙52年(1713)以前，臺灣縣與諸羅縣蔗車數佔全臺的88%，即便是乾隆29年(1764)臺灣縣與諸羅縣蔗車數仍佔全臺的58%，可見17至18世紀中葉前，臺南平原的確是全臺重要的糖產地，故而，開港前，南瀛地區的糖產量，實居臺地首位。
至於稻米的產量，清代之初，南瀛地區因開發較早，產量自居臺地的重要地位，此一優勢地位，在雍正以後才遭打破。雍正時期，因人口增加及繳交正供的需要，水稻逐漸取代蔗作而成為主要農作物，再加之以乾隆中葉因水利設施的興築與農作技術的改善，糧食生產重心逐漸轉移到中北部。[16]
綜合上述約略可知，南瀛地區於開港之前，之所以能成為臺灣經濟中心，米、糖之利乃是一大關鍵。至於清末，糖產區則逐漸轉移至下淡水溪平原。[17]南瀛地區糖業優勢不在，米產量又為中部所凌越，因之，經濟上的優勢，難以繼續保持；再加上開港(1860)以後，臺灣外貿市場不再受到局限，中北部的茶、樟樹與南部的糖，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而其時糖價低迷，遠不如茶與樟腦的經濟利潤，因之，盛產茶葉與樟腦的北部，經濟地位遂逐漸超越了南部，南瀛地區也就拱手讓出了經濟中心的王座。
南瀛地位的轉變[编辑]
清領之後，臺灣納入版圖，清廷設官治理臺灣。然而，觀察康熙23年(1684)臺灣最高文職統治機關與機關首長駐節於府城，軍事防務上的臺灣水師與臺灣鎮的佈署，也以南瀛為主的事實來看，所謂置帥府、宿重兵，都說明了政治中心確在南瀛地區。
其後，隨移民之增加與全臺墾務之進行，政治與軍事機關雖屢有所增置與調整，然而，臺灣最高的文職統治機關與首長仍駐節於南瀛地區，易言之，南瀛地區是臺灣政治中心的地位仍未動搖。
咸豐10年(1860)以後，北部因開港通商，漢洋雜處，爭端頻起，加之以北部盛產的茶、樟腦、靛青與煤，利之所趨，民風浮動，沈葆楨乃奏准將臺灣的文職機關做大幅度調整，分全臺為臺灣府與臺北府，至此，南瀛地區為全臺首要的政治中心地位開始動搖；再者，中法戰爭之後，全臺佈局極需做更為實際的安排，光緒13年(1887)，劉銘傳奏准再度調整臺灣的文職統治機關，更分全臺為臺北、臺灣、臺南等3府，及臺東直隸州，至此，南瀛地區不再是全臺的政治中心。
至於南瀛地區為經濟中心之論，蓋因本區因開發較早，早期又有正口鹿耳門於此，是中國與臺灣兩岸貿易交通往來的唯一管道；加之臺江與倒風兩內海大小港口的遍佈，米糖輸出貿易之盛，致商業發達之早冠於全臺。而郊商的種類與數目之多且繁，可以證明南瀛地區，是開港前臺地經濟的運作中心；開港後，因貿易範疇不再局限於兩岸，同時，北部盛產的樟腦與茶葉，經濟的利潤遠超乎南部仰賴為主的糖，南部的經濟優勢，遂逐漸沒落。道光3年(1823)7月以後，臺江與倒風兩內海又逐漸淤塞，更加速了南北經濟地位的易位，彼升而此落，南瀛為全臺的經濟中心遂然不再。
註釋[编辑]
- ↑ 張勝彥等，《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頁102。
- ↑ 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66。
- ↑ 同註2，頁66。
- ↑ 同註2，頁102。
- ↑ 張勝彥等，《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頁100。
- ↑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110。
- ↑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台北：知書房，1996，頁39。
- ↑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台北：知書房，1996，頁40。
- ↑ 同上註，頁45～47。
- ↑ 同上註，頁52。
- ↑ 同上註，頁53～55。
- ↑ 諸如鹽水港、茅港尾港、鐵線橋港、例風港、麻豆港、安平港等等。
- ↑ 張勝彥等，《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頁132。
- ↑ 同上註，頁32。
- ↑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台北：知書房，1996，頁89。
- ↑ 同上註，頁78。
- ↑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頁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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