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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瀛探索/第七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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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帝國統治下的政治經濟中心

清代南瀛地區,因開發的歷史較早,與臺灣其他各地相較之下,顯然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她是清帝國統治下,開港通商前,臺灣的政治與經濟中心。以下由政治與經濟兩面向,來說明南瀛地區歷史地位的重要性。

清帝國的政治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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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觀察,主要是就南瀛地區文職統治機關的設置做一省視,以突顯出台南縣在臺灣設官治理的情勢上,在開港之前,始終是政治運作上中心。

康熙22年(1683),清廷派遣施琅率兵攻打臺灣,鄭氏王國澎湖海戰失利,鄭克塽迫於情勢,遂向滿清投降,臺地乃入於清廷之手,展開210餘年的統治。滿清既將臺灣收入版圖,在臺灣設官治理乃是必然,康熙23年(1684)4月,清廷下令在臺灣設立文職統治機關―臺灣府,隸屬於福建省管轄,並廢鄭氏王國時期所設的天興州與萬年縣,將之改為諸羅縣、臺灣縣與鳳山縣,隸於臺灣府管轄。[1]隨後相關政府機關陸繼成立,以下將整理康熙23年(1684)臺地文職與軍事機關所在地,以檢視臺地的政治中心。

康熙23年(1684),文職機關所在情況如下:臺灣府府治設於府城東安坊,而臺灣縣治、諸羅縣治、鳳山縣治、臺灣縣、鳳山縣典史衙門亦位於府城,諸羅縣典史衙門位於佳里興(今佳里鎮佳里興)。[2]而一地之太平與大治,除文治外,軍備亦必須之要務,康熙23年(1684)武職機關所在情況如下:臺灣總鎮及中、左、右衙門、臺灣水師中、左、右衙門在安平鎮,佳里興巡檢司衙門、北路參將衙門則在佳里興。[3]由上之述,則顯然可知,清領之初,南瀛地區確為臺地政治之中樞。

而自康熙23年(1684)臺灣設置3縣之後,截至雍正元年(1723)止,府、縣級的文職機關轄域未曾做過調整,[4]臺地最高的文職統治機關與首長——臺灣道,依舊位於府城;軍事防務上,臺灣水師與臺灣鎮的樞紐也在此地,所謂置帥府、宿重兵,說明政治中心確在南瀛地區。其後,雖文職統治機構與軍事防務隨移民的增加與全臺墾務的進行,屢有所增置與調整,然而臺灣最高的文職統治機關與首長,仍駐節於南瀛地區,南瀛地區是臺灣政治中心的地位依然未動搖。

事實上,清代臺灣歷次文職統治機關的調整,關鍵性的考量實在於治安與國防因素,[5]諸如康熙43年(1704)時,流移開墾民之眾,已漸往斗六門之北,[6]治安上的考量,曾使當時諸羅縣縣令周鍾瑄憂心忡忡;康熙60年(1721)朱一貴事件後,清廷終於決定在雍正元年(1723)增設彰化縣,此即治安上的考量;其後,雍正9年(1731)設淡水廳、嘉慶16年(1811)再設噶瑪蘭廳。雖有這些文治機關的增設,基本上,南瀛地區仍長期為臺灣政治中心的地位。

事實上,南瀛地區政治中心動搖的關鍵,當在臺灣開港通商(1860)之後,北部因通商之故,漢洋雜處,易起爭端,加之以北部盛產之茶、樟腦、藍靛與煤,利之所趨,民風浮動,有識者莫不憂心,亟思對策,光緒元年(1875),沈葆楨奏准臺灣的文職機關而大幅調整,將原先的臺灣府,分為臺灣府與臺北府,至此,南瀛地區為全臺首要的政治中心地位開始動搖。其後,北部因茶、樟腦通商帶來經濟利益,地位愈形重要,尤以中法戰爭之後,考量臺灣國防地位上的重要,全臺佈局極需做更為實際的安排,光緒13年(1887),劉銘傳奏准再度調整臺灣的文職統治機關,分全臺為臺北、臺灣、臺南等3府,及臺東直隸州;至此,南瀛地區的政治地位改變,不再是全臺政治中心。

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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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南瀛地區於開港前,在全臺經濟發展上的位階與重要性,可以由港口與行郊、貿易結構的觀察,或可得到一較完整的輪廓與概念。

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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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談的是關於港口,清代的臺灣是一高度仰賴貿易的經濟體,因之港口的多寡、優劣等級,就顯得相當重要,據歷史學者林玉茹的研究,康熙22年(1683)至康熙49年(1710),全臺共出現64個港口,大多集中於南部,尤其八掌溪以南至二層行溪之間港口最多,大約有23個,幾乎佔了全臺港口總數的一半,可見分佈極為密集,[7]林玉茹所說的港口地域範疇,則大部皆位於南瀛地區,而且港口數目居全臺第一。

康熙50年(1711)至雍正8年(1730),臺江內海有19個港口,倒風內海約有20個港口,合計39個港口,[8]約佔南部港口數的88%,全臺港口數的45%,亦居全臺港口數第一。

雍正9年(1731)至乾隆48年(1783),八掌溪以南至二層行溪之間港口,依然密集,但是臺江與倒風內海的海岸線逐漸出現變化,開始出現有港口淤塞而消失的現象,港口數有逐漸下降的趨勢;[9]相較之下,此一時期的中北部,則因墾務與人口增加的發展,港口數有增加的趨勢。

乾隆49年(1784)至道光10年(1830),此一時期是南瀛地區港口數與港口功能消退的關鍵時期,倒風內海逐漸消失,其內海沿岸港口有的完全失去港灣功能,有的由海港變為河港;而臺江內海則因道光3年(1823)7月的一場大風雨,而逐漸浮淺,影響所及,港口功能性大受影響。[10]

道光11年(1831)至咸豐10年(1860),南部港口大量減少,尤以八掌溪以南至二層行溪之間為最,港口減少了12個,而此一時期的北部,港口數量卻逐漸增加,呈現出南消北長的趨勢。[11]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清代本區開港之前(1860),港口數往往居全臺之冠,又存在著幾個功能性強大的港口,[12]再加上清代初期,鹿耳門是臺灣與中國交通的惟一正口,臺地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往來,皆須取道鹿耳門港,故而,南瀛地區的經貿優勢可以想見。

因之,當臺江與倒風內海航運的全盛時期,兩內海的大小港口,繁忙於輸出此地盛產的米糖,與輸入臺地所缺的手工等生活必需品,這種兩岸間的經貿往來,自是鼎盛一時,繁華榮景是無限的;但當兩內海淤塞後,此地的經貿即受到打擊,經濟隨之受累,此亦自然之理,再加之以中部的鹿港與北部八里坌先後闢為正口,南北經貿此消彼長的態勢乃更是顯明,南瀛地區為全臺經濟中心的優勢,遂漸為北部所取代。

行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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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簡單來說,是一種商人團體,郊的成立,有一定數量的郊商為基礎,因此,郊的多少,可以反映出一地商業發達的情形,[13]南瀛地區因歷史開發較早,正口又在鹿耳門港,因之,商業繁盛,以府城臺南來說,雍正6年(1728),北郊成立;其後,乾隆37年(1772)南郊金永順,乾隆45年(1780)糖郊李勝興,乾隆57年(1792)藥郊、煙敢(造字:竹敢)郊,道光5年(1825)絲線郊、草花郊、杉郊,道光10年(1830)綢緞郊、綢緞布郊、鏞郊,道光30年(1850)紙郊,咸豐4年(1854)茶郊,陸續成立,由郊商的數目與郊商種類繁多,即可以想見南瀛地區商業的繁榮,與兩岸間商貿的往來,真極一時之盛矣![14]

事實上,本區除了臺南府城郊商種類與數目居於全臺之冠,北路的鹽水港至遲於乾隆44年(1779)也出現糖郊趙相泉、水郊金寶順、油郊、金和順、敢(造字:竹敢)郊金順利、布郊等,[15]論郊商的種類與數目,實僅次於府城、鹿港、艋舺,無怪乎,自清領之後,乃有「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津」之稱,「四月津」指的就是鹽水港,可見其時,為居南瀛北陸的鹽水港,商業亦曾鼎盛一時,而與府城、鹿港、艋舺鼎足而立。

綜合上述顯然可知,清代臺灣與中國經貿往來的4大港市,論郊商的數目與種類,南瀛地區4有其2,由此可證,清代南瀛地區在開港通商之前,實是臺地的經濟中心。

貿易結構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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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臺灣對外貿易輸出的農產品,主要有茶、砂糖、樟腦、米等,茶、樟腦主要產在中部以北,砂糖主要產於中部以南,米則全臺各地皆有,而以中部為主要產地;因之,觀察上述這些貿易輸出物資結構,在開港前後的變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何以南瀛地區在開港前是臺灣經濟中心。

清代南瀛地區盛產糖,這可由18世紀滿清政府抽蔗車稅所留下的蔗車數資料來做觀察。康熙52年(1713)以前,臺灣縣與諸羅縣蔗車數佔全臺的88%,即便是乾隆29年(1764)臺灣縣與諸羅縣蔗車數仍佔全臺的58%,可見17至18世紀中葉前,臺南平原的確是全臺重要的糖產地,故而,開港前,南瀛地區的糖產量,實居臺地首位。

至於稻米的產量,清代之初,南瀛地區因開發較早,產量自居臺地的重要地位,此一優勢地位,在雍正以後才遭打破。雍正時期,因人口增加及繳交正供的需要,水稻逐漸取代蔗作而成為主要農作物,再加之以乾隆中葉因水利設施的興築與農作技術的改善,糧食生產重心逐漸轉移到中北部。[16]

綜合上述約略可知,南瀛地區於開港之前,之所以能成為臺灣經濟中心,米、糖之利乃是一大關鍵。至於清末,糖產區則逐漸轉移至下淡水溪平原。[17]南瀛地區糖業優勢不在,米產量又為中部所凌越,因之,經濟上的優勢,難以繼續保持;再加上開港(1860)以後,臺灣外貿市場不再受到局限,中北部的茶、樟樹與南部的糖,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而其時糖價低迷,遠不如茶與樟腦的經濟利潤,因之,盛產茶葉與樟腦的北部,經濟地位遂逐漸超越了南部,南瀛地區也就拱手讓出了經濟中心的王座。

南瀛地位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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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領之後,臺灣納入版圖,清廷設官治理臺灣。然而,觀察康熙23年(1684)臺灣最高文職統治機關與機關首長駐節於府城,軍事防務上的臺灣水師與臺灣鎮的佈署,也以南瀛為主的事實來看,所謂置帥府、宿重兵,都說明了政治中心確在南瀛地區。

其後,隨移民之增加與全臺墾務之進行,政治與軍事機關雖屢有所增置與調整,然而,臺灣最高的文職統治機關與首長仍駐節於南瀛地區,易言之,南瀛地區是臺灣政治中心的地位仍未動搖。

咸豐10年(1860)以後,北部因開港通商,漢洋雜處,爭端頻起,加之以北部盛產的茶、樟腦、靛青與煤,利之所趨,民風浮動,沈葆楨乃奏准將臺灣的文職機關做大幅度調整,分全臺為臺灣府與臺北府,至此,南瀛地區為全臺首要的政治中心地位開始動搖;再者,中法戰爭之後,全臺佈局極需做更為實際的安排,光緒13年(1887),劉銘傳奏准再度調整臺灣的文職統治機關,更分全臺為臺北、臺灣、臺南等3府,及臺東直隸州,至此,南瀛地區不再是全臺的政治中心。

至於南瀛地區為經濟中心之論,蓋因本區因開發較早,早期又有正口鹿耳門於此,是中國與臺灣兩岸貿易交通往來的唯一管道;加之臺江與倒風兩內海大小港口的遍佈,米糖輸出貿易之盛,致商業發達之早冠於全臺。而郊商的種類與數目之多且繁,可以證明南瀛地區,是開港前臺地經濟的運作中心;開港後,因貿易範疇不再局限於兩岸,同時,北部盛產的樟腦與茶葉,經濟的利潤遠超乎南部仰賴為主的糖,南部的經濟優勢,遂逐漸沒落。道光3年(1823)7月以後,臺江與倒風兩內海又逐漸淤塞,更加速了南北經濟地位的易位,彼升而此落,南瀛為全臺的經濟中心遂然不再。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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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張勝彥等,《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頁102。
  2. 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66。
  3. 同註2,頁66。
  4. 同註2,頁102。
  5. 張勝彥等,《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頁100。
  6. 周鍾瑄,《諸羅縣志》,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110。
  7.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台北:知書房,1996,頁39。
  8.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台北:知書房,1996,頁40。
  9. 同上註,頁45~47。
  10. 同上註,頁52。
  11. 同上註,頁53~55。
  12. 諸如鹽水港、茅港尾港、鐵線橋港、例風港、麻豆港、安平港等等。
  13. 張勝彥等,《臺灣開發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頁132。
  14. 同上註,頁32。
  15.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台北:知書房,1996,頁89。
  16. 同上註,頁78。
  17.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頁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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