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故論衡/正賫送

葬不欲厚，祭不欲瀆。靡財於一奠者，此謂賊；竭思於祝號者，此謂誣。諸為歸人纂述者，亦齎送之事也。不得其職，甚乎以璠璵斂矣！古者吊有傷辭，諡有誄，祭有頌。其餘皆禱祝之辭，非著竹帛者也。

《上曲禮》：知生者吊，知死者傷。正義曰：吊辭口致命，傷辭書之於版。《既夕禮》：知死者賵，知生者賻。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諸在版者，皆百名以下，其字有定。賵之多者，不過九行。傷辭多者，不過百字。上世作者，雖若滅若沒哉，觀魏武帝過橋玄墓，不忘疇昔，為辭告奠，其文約省，哀戚為已隆矣！斯蓋古之令軌，為法於今者乎？

誄者，誄其行跡而為之諡。《記·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稱天以誄之。《周官·大史》：遣之日讀誄。《文章流別》傳曰：詩頌箴銘之篇，皆在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製，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為孔子誄（《文心雕龍》及《御覽》五百九十六引），《列女傳》述魯展禽妻誄夫事。古者諸侯相誄，猶謂之失，況以燕昵自誄其夫，似後生所托也。《詩傳》曰：喪紀能誄，可以為大夫。大夫不當有誄人事，蓋稱君命為之辭（《周禮》春官御史，掌讚書，後鄭以為佐作詔令。按《漢書·周榮傳》：尚書陳忠上疏薦榮子興曰：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等既愚暗，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材，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是則周漢王言亦由假手，惟漢初高祖、孝文，或親自作詔耳。誄亦視此），訖於新氏，楊雄不在史官而誄元後；後漢大司馬吳漢薨，杜篤以獄囚上誄。由是賤有誄貴者矣！

宗廟之樂，天子有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自下蓋謂之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辭也。太祝六辭，一曰祠。舊讀以為辭令，蓋未諦。若夫攻說之文，對於神氾。非用之人鬼者也。凡此三族，後世稍分為十餘種，而或施諸刻石。文敝者宜返質，謂當刊剟殊名，言從其本。自傷辭出者，後有吊文。賈誼《吊屈原》，相如《吊二世》，錄在賦篇。其特為文辭而跡可見於今者，若禰衡《吊張衡》，陸機《吊魏武帝》。斯皆異時致閔，不當棺柩之前，與舊禮言吊者異。惟束晢吊衛巨山、蕭孟恩二首，斯得職耳。今之祭文，蓋古傷辭也。喪禮奠而不祭，故《既夕禮》曰：若奠，受羊如受馬，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今在殯宮而命以祭，言則不度。《文章緣起》曰：後漢車騎郎杜篤始作祭延鍾文。不知其吉祭耶，抑喪奠也？神固不歆非類，雖在吉祭，於古未有異姓為主者。士禮既崩，近世或有功德在民祭於州邑，及夫往世特達之士。比干、夷、齊、魯連、鄭康成之倫，廟祀猶在，有特豚魚菽之祭，為之祭文可也。

其旁出者有哀辭。《文章流別》傳曰：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御覽》五百九十六引）蓋死而不吊者三：畏、厭、溺。長殤以下，與鮮死者同列，不可致吊，於是為之哀辭。禮以義起。是故馬仲都以元舅、車騎將軍之重，從駕溺死，明帝命班固於馬上三十步為哀辭。（同上引）蓋君臣慎禮，不以貴寵越也。今人以哀辭施諸壽終，斯所謂失倫者。衛巨山為楚王瑋矯詔所誅，方之舊典，宜哀辭，而束晢自郡赴喪，為文以吊，亦少褒矣。其餘挽歌之流，當古虞殯，徒役相和，若舂杵者有歌焉。不在士友，有傷辭則吊文挽歌可以省。

自誄出者，後有行狀。誄之為言，參其行跡而為之諡。故《文心雕龍》曰：序事如傳，辭靡律調，誄之才也。此則後人行狀，實當斯體。唐世行狀，以上考功，固為議諡作也，然以誄無恒製，多製華辭，為方人之言。《聖賢群輔錄》列二十四狀，皆與序事有異。且作狀者既為先賢，既與讀誄議諡異用。《文章緣起》曰：漢丞相倉曹傅榦始作《楊元伯行狀》（舊作傅胡榦，誤）。蓋漢末文士，事不師古，以意題別其名。其時別傳又作。漢司空李郃有《家書》（見《續漢書·祭祀誌》注引），荀氏亦有《家傳》，斯並譜牒之細。其越代作傳者，又異是，若《管輅別傳》，作於弟辰，斯行狀之方也。知行狀為誄者，則行狀可以省。今人議諡，上不因誄，下不緣行狀，誄與行狀皆空為之。欲辨章是非，記其伐閱者，獨宜為別傳。誄、行狀所以議諡，諡有美惡，而誄、行狀皆諛，不稱其職。別傳作於故舊，其佞猶多，在他人斯適矣。

自頌出者，後有畫象讚，所謂形容者也。《文章緣起》曰：司馬相如始為《荊軻讚》。聞之舊訓，讚者佐也（《士冠禮》《士昏禮》注），助也（《天官·太宰》注）。孔子讚《易》《禮》有讚大行。班固《漢書》，讚及《食貨》《郊祀》《溝洫》諸誌，非獨紀傳。然則讚者，佐助其文，非褒美之謂也。言辭不盡，更為增廣，在賦稱重，在六藝諸子稱讚。《荊軻讚》今不可見，而《七略》雜家有《荊軻論》五篇，司馬相如所次。論有不足，輔之以讚，自佐其論，非以佐軻。諸為畫象讚者，佐其圖畫，非佐其人。世人昧於字訓，以讚為褒美之名。畫象有頌，自楊雄頌趙充國始。斯則形容物類，名實相應。讚之用，不專於畫象，在畫象者，乃適與頌同職，其同異之故宜定。

若夫銘刻之用，要在符契。孔琳之有言：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列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此其最樸略者已。《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宗彝有銘。聖人之操左契，其在下士。王褒《僮約》，亦決券而書之，非以揚功德也。諸有服器，物勒工名以致其誠，非以事鬼神也。上自槃盂，下逮幾杖，皆有辭以自飭，非以祝壽考也。鍾鼎庸器，告於神明。周之屍臣，衛之孔悝，莫敢僭頌名，而叔世立石自頌變。秦始皇太山諸刻，猶不稱碑。其後死人之裏，鬼神之宅，刻碑者浸眾。

碑表神道石闕，其始皆在寢廟，後貤於墓。宮庭有碑，以此識景。廟則從之，又麗牲焉。《記·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桓楹故謂之表。及其在墓，碑者所以下棺，表即無有，漢世乃增建之。石闕者，《周官》所謂象魏。梁陸倕為《石闕銘》，正在兩觀。然自舜墓已為石郭，故《楚語》曰：楚靈王築台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象九疑之塚也。神道者，《說文》云：場，祭神道也。《釋宮》曰：廟中路謂之唐。唐即場字。索祭祝於祊，自祊而入，故其路謂之神道。漢有《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與《說文》言場相應（《周禮》天神地氾，不祭於屋下。太室立廟，亦不應禮。此但證廟有神道耳）。其後墓道象之。孟子曰：孔子歿，子貢築室於場。則廟有神道矣。自漢以降，碑表二名轉相亂，及今無有知神道為廟製者。守文不綜其實，因以盲瞽。觀漢世刻石，稱銘者記其物，稱頌者道其辭。斯則刻石皆頌也。周製天子始有頌（記言善頌善禱，謂善形容。非真作頌）。於漢則下逮庶官，名號從是弛矣。

昔魯有《頌》，自季孫行父請周，而史克作之。漢楊雄為《趙充國頌》。猶奉天子命也。《文章緣起》曰：漢惠帝始為《四皓碑》。猶帝者賜之也。今以匹士專作頌辭，與賤者誄貴等。雖然，自朱穆、蔡邕私立諡號，荀爽聞而非之。張璠以為諡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準是則立碑固不可訓。後漢士庶，專務朋遊，故吏私人，黨附舊主。鴟梟之惡，喻以鳳皇，斗筲之材，比於伊、管。稱譽過情，有亂觀聽。延及宋世，裴鬆之以良史陪屬，陳議禁斷，誠懼其妨正也。《唐律》諸在官長吏實無政跡，輒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稱己善申請於上者，杖一百；有臧重者坐臧論，受遣者各減一等。然猶許死者立碑，為之等製。夫生人立碑則亂政，死者立碑則亂史。生人遣人有臧，為死者遣人獨無臧邪？

漢世碑文，本頌之別，雖有陳序，則考績揚搉之辭，不增其事。文勝質，故不為史官所取，無害於方策。唐世漸失其度，其後浸淫變為序事，與別傳同方。別傳幸有他人所作，辭有進退，不壹於褒揚。碑即自子孫輿金乞貸，其言不得不美。既述其事，虛張功狀，睹之若真，終於貞偽掍殽，為史秕稗，可無斷乎！漢之立碑。或為處士名德，民所鄉往。今乃壹為屍位之夫，乞米以為傳，昔人所郵。今雖不為史官，乞米猶易，顧炎武所以惡言義取者也。

又自胡元以降，金石略例，代有增損。既崇時製，時製不適，又以前世為準，典度雜糅，未知所鄉。今舉其要者數事。

三公稱公，九卿稱卿，此漢製也。今世既無三公，乃以三品以上{艸造}乏，自下即稱曰君。漢世賜爵自列侯至五大夫輩，通得言君；買爵既易，宜無有不君者。方今封爵至吝，下執事而君稱之，斯何禮也？若循時製，文官五品以上稱大夫，六品以下稱郎；武官三品以上稱將軍，四品以下稱都尉，六品以下稱校尉；題曰某官某大夫，某官某郎，某官某將軍。自下準此，如是亦給矣。今題封贈於上，書某公某君於下，大夫將軍而言“公”，郎校尉而言“君”（按：安陸昭王碑文稱公者，時實贈司徒。竟陵文宣王行狀稱蕭公者，時實為太傅。非今人所可藉口），稱名相駁。其詭一也。

漢世太守所居稱府，因以號府君。自漢世祖、宋武帝以稱其祖，不追王，故舉其下者尊之。今士庶並題其父曰“府君”，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有連城剖符之號。其詭二也。

周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赴於他國，雖君猶稱“不祿”。赴於君，雖大夫士謂之“死”。今度製既無明文，歿於官則曰身故。若從時製，當書“故”不得書“卒”。書“卒”即背於今。大學士督撫諸官，或則書“薨”。唐宋之世，輔臣大吏，多有封爵，書“薨”可也。今無爵則不得比諸侯。非諸侯書“薨”，又背於古。其詭三也。

且刻石皆銘也。自漢訖今，或前為記敘，後係以銘。記敘已刻石，非銘云何？名實不辨，而瑣瑣以言式例，古者謂之放飯流歠問無齒決者也。《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者，有其器斯銘之，無其器斯不銘矣。今世葬無窆石，廟不麗牲，而空立石為碑。名實既爽，則碑可以廢。

餘念為一人述事者，固有別傳，為神廟興作識其年歲者，刻石作記可也。昔元魏修野王孔子廟，劉明等以為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其文曰：“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鐸，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於大行嶺南為之立廟，蓋往時回轅處也。”（見《水經·沁水注》）此則記之與頌，在石有殊。漢世亦嘗作《周公禮殿記》。今立廟者宜以為法。其有山穀之士，獨行之賢，不見記錄，而芳烈在民，立祠堂以昭來許，宜序其行事而已。

若夫封墓以為表識，藏誌以防發掘，此猶隨山刊木，用記地望，本非文辭所施。世言孔子題季劄墓，其情偽不可知，就今所摹寫者，財有題署，固無記述之文。墓誌始作，自王莽大司徒甄邯（見《南史·何承天傳》），亦有題署無文辭。及張氏《穿中記》，文稍縟矣。後生作者，杯酒之愛，自謂久要，百年之化，悲其夭枉，於情為失衷，於事為失順。淫溢不節，權厝亦為之誌。作誌之情，本以陵穀變遷，慮及久遠。權厝者數年之事，當躬自發掘之，於是作誌，又違其本情矣。若斯之倫，悉當約省盈辭，裁奪虛作。墨翟、楊王孫之事，雖不可作，要之慎終追遠，貴其樸質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