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故论衡/正赍送

葬不欲厚，祭不欲渎。靡财于一奠者，此谓贼；竭思于祝号者，此谓诬。诸为归人纂述者，亦赍送之事也。不得其职，甚乎以璠玙敛矣！古者吊有伤辞，谥有诔，祭有颂。其馀皆祷祝之辞，非著竹帛者也。

《上曲礼》：知生者吊，知死者伤。正义曰：吊辞口致命，伤辞书之于版。《既夕礼》：知死者赗，知生者赙。书赗于方，若九若七若五，诸在版者，皆百名以下，其字有定。赗之多者，不过九行。伤辞多者，不过百字。上世作者，虽若灭若没哉，观魏武帝过桥玄墓，不忘畴昔，为辞告奠，其文约省，哀戚为已隆矣！斯盖古之令轨，为法于今者乎？

诔者，诔其行迹而为之谥。《记·曾子问》曰：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天子称天以诔之。《周官·大史》：遣之日读诔。《文章流别》传曰：诗颂箴铭之篇，皆在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诔无定制，故作者多异焉。见于典籍者，《左传》有鲁哀公为孔子诔（《文心雕龙》及《御览》五百九十六引），《列女传》述鲁展禽妻诔夫事。古者诸侯相诔，犹谓之失，况以燕昵自诔其夫，似后生所托也。《诗传》曰：丧纪能诔，可以为大夫。大夫不当有诔人事，盖称君命为之辞（《周礼》春官御史，掌赞书，后郑以为佐作诏令。按《汉书·周荣传》：尚书陈忠上疏荐荣子兴曰：尚书出纳帝命，为王喉舌，臣等既愚暗，而诸郎多文俗吏，鲜有雅材，每为诏文，宣示内外，转相求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辞多鄙固。是则周汉王言亦由假手，惟汉初高祖、孝文，或亲自作诏耳。诔亦视此），讫于新氏，杨雄不在史官而诔元后；后汉大司马吴汉薨，杜笃以狱囚上诔。由是贱有诔贵者矣！

宗庙之乐，天子有颂，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自下盖谓之祠。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太祝六辞，一曰祠。旧读以为辞令，盖未谛。若夫攻说之文，对于神氾。非用之人鬼者也。凡此三族，后世稍分为十馀种，而或施诸刻石。文敝者宜返质，谓当刊剟殊名，言从其本。自伤辞出者，后有吊文。贾谊《吊屈原》，相如《吊二世》，录在赋篇。其特为文辞而迹可见于今者，若祢衡《吊张衡》，陆机《吊魏武帝》。斯皆异时致闵，不当棺柩之前，与旧礼言吊者异。惟束晢吊卫巨山、萧孟恩二首，斯得职耳。今之祭文，盖古伤辞也。丧礼奠而不祭，故《既夕礼》曰：若奠，受羊如受马，兄弟赗奠可也。所知则赗而不奠。今在殡宫而命以祭，言则不度。《文章缘起》曰：后汉车骑郎杜笃始作祭延锺文。不知其吉祭耶，抑丧奠也？神固不歆非类，虽在吉祭，于古未有异姓为主者。士礼既崩，近世或有功德在民祭于州邑，及夫往世特达之士。比干、夷、齐、鲁连、郑康成之伦，庙祀犹在，有特豚鱼菽之祭，为之祭文可也。

其旁出者有哀辞。《文章流别》传曰：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御览》五百九十六引）盖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长殇以下，与鲜死者同列，不可致吊，于是为之哀辞。礼以义起。是故马仲都以元舅、车骑将军之重，从驾溺死，明帝命班固于马上三十步为哀辞。（同上引）盖君臣慎礼，不以贵宠越也。今人以哀辞施诸寿终，斯所谓失伦者。卫巨山为楚王玮矫诏所诛，方之旧典，宜哀辞，而束晢自郡赴丧，为文以吊，亦少褒矣。其馀挽歌之流，当古虞殡，徒役相和，若舂杵者有歌焉。不在士友，有伤辞则吊文挽歌可以省。

自诔出者，后有行状。诔之为言，参其行迹而为之谥。故《文心雕龙》曰：序事如传，辞靡律调，诔之才也。此则后人行状，实当斯体。唐世行状，以上考功，固为议谥作也，然以诔无恒制，多制华辞，为方人之言。《圣贤群辅录》列二十四状，皆与序事有异。且作状者既为先贤，既与读诔议谥异用。《文章缘起》曰：汉丞相仓曹傅干始作《杨元伯行状》（旧作傅胡干，误）。盖汉末文士，事不师古，以意题别其名。其时别传又作。汉司空李郃有《家书》（见《续汉书·祭祀志》注引），荀氏亦有《家传》，斯并谱牒之细。其越代作传者，又异是，若《管辂别传》，作于弟辰，斯行状之方也。知行状为诔者，则行状可以省。今人议谥，上不因诔，下不缘行状，诔与行状皆空为之。欲辨章是非，记其伐阅者，独宜为别传。诔、行状所以议谥，谥有美恶，而诔、行状皆谀，不称其职。别传作于故旧，其佞犹多，在他人斯适矣。

自颂出者，后有画象赞，所谓形容者也。《文章缘起》曰：司马相如始为《荆轲赞》。闻之旧训，赞者佐也（《士冠礼》《士昏礼》注），助也（《天官·太宰》注）。孔子赞《易》《礼》有赞大行。班固《汉书》，赞及《食货》《郊祀》《沟洫》诸志，非独纪传。然则赞者，佐助其文，非褒美之谓也。言辞不尽，更为增广，在赋称重，在六艺诸子称赞。《荆轲赞》今不可见，而《七略》杂家有《荆轲论》五篇，司马相如所次。论有不足，辅之以赞，自佐其论，非以佐轲。诸为画象赞者，佐其图画，非佐其人。世人昧于字训，以赞为褒美之名。画象有颂，自杨雄颂赵充国始。斯则形容物类，名实相应。赞之用，不专于画象，在画象者，乃适与颂同职，其同异之故宜定。

若夫铭刻之用，要在符契。孔琳之有言：官莫大于皇帝，爵莫尊于公侯，而传国之玺，列代递用，袭封之印，奕世相传。此其最朴略者已。《周礼》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宗彝有铭。圣人之操左契，其在下士。王褒《僮约》，亦决券而书之，非以扬功德也。诸有服器，物勒工名以致其诚，非以事鬼神也。上自槃盂，下逮几杖，皆有辞以自饬，非以祝寿考也。锺鼎庸器，告于神明。周之尸臣，卫之孔悝，莫敢僭颂名，而叔世立石自颂变。秦始皇太山诸刻，犹不称碑。其后死人之里，鬼神之宅，刻碑者浸众。

碑表神道石阙，其始皆在寝庙，后貤于墓。宫庭有碑，以此识景。庙则从之，又丽牲焉。《记·檀弓》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桓楹故谓之表。及其在墓，碑者所以下棺，表即无有，汉世乃增建之。石阙者，《周官》所谓象魏。梁陆倕为《石阙铭》，正在两观。然自舜墓已为石郭，故《楚语》曰：楚灵王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象九疑之冢也。神道者，《说文》云：场，祭神道也。《释宫》曰：庙中路谓之唐。唐即场字。索祭祝于祊，自祊而入，故其路谓之神道。汉有《嵩山太室神道石阙铭》，与《说文》言场相应（《周礼》天神地氾，不祭于屋下。太室立庙，亦不应礼。此但证庙有神道耳）。其后墓道象之。孟子曰：孔子殁，子贡筑室于场。则庙有神道矣。自汉以降，碑表二名转相乱，及今无有知神道为庙制者。守文不综其实，因以盲瞽。观汉世刻石，称铭者记其物，称颂者道其辞。斯则刻石皆颂也。周制天子始有颂（记言善颂善祷，谓善形容。非真作颂）。于汉则下逮庶官，名号从是弛矣。

昔鲁有《颂》，自季孙行父请周，而史克作之。汉杨雄为《赵充国颂》。犹奉天子命也。《文章缘起》曰：汉惠帝始为《四皓碑》。犹帝者赐之也。今以匹士专作颂辞，与贱者诔贵等。虽然，自朱穆、蔡邕私立谥号，荀爽闻而非之。张璠以为谥者上之所赠，非下之所造，朱、蔡各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议之。准是则立碑固不可训。后汉士庶，专务朋游，故吏私人，党附旧主。鸱枭之恶，喻以凤皇，斗筲之材，比于伊、管。称誉过情，有乱观听。延及宋世，裴松之以良史陪属，陈议禁断，诚惧其妨正也。《唐律》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称己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有臧重者坐臧论，受遣者各减一等。然犹许死者立碑，为之等制。夫生人立碑则乱政，死者立碑则乱史。生人遣人有臧，为死者遣人独无臧邪？

汉世碑文，本颂之别，虽有陈序，则考绩扬榷之辞，不增其事。文胜质，故不为史官所取，无害于方策。唐世渐失其度，其后浸淫变为序事，与别传同方。别传幸有他人所作，辞有进退，不壹于褒扬。碑即自子孙舆金乞贷，其言不得不美。既述其事，虚张功状，睹之若真，终于贞伪掍殽，为史秕稗，可无断乎！汉之立碑。或为处士名德，民所乡往。今乃壹为尸位之夫，乞米以为传，昔人所邮。今虽不为史官，乞米犹易，顾炎武所以恶言义取者也。

又自胡元以降，金石略例，代有增损。既崇时制，时制不适，又以前世为准，典度杂糅，未知所乡。今举其要者数事。

三公称公，九卿称卿，此汉制也。今世既无三公，乃以三品以上{艸造}乏，自下即称曰君。汉世赐爵自列侯至五大夫辈，通得言君；买爵既易，宜无有不君者。方今封爵至吝，下执事而君称之，斯何礼也？若循时制，文官五品以上称大夫，六品以下称郎；武官三品以上称将军，四品以下称都尉，六品以下称校尉；题曰某官某大夫，某官某郎，某官某将军。自下准此，如是亦给矣。今题封赠于上，书某公某君于下，大夫将军而言“公”，郎校尉而言“君”（按：安陆昭王碑文称公者，时实赠司徒。竟陵文宣王行状称萧公者，时实为太傅。非今人所可借口），称名相驳。其诡一也。

汉世太守所居称府，因以号府君。自汉世祖、宋武帝以称其祖，不追王，故举其下者尊之。今士庶并题其父曰“府君”，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有连城剖符之号。其诡二也。

周制，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赴于他国，虽君犹称“不禄”。赴于君，虽大夫士谓之“死”。今度制既无明文，殁于官则曰身故。若从时制，当书“故”不得书“卒”。书“卒”即背于今。大学士督抚诸官，或则书“薨”。唐宋之世，辅臣大吏，多有封爵，书“薨”可也。今无爵则不得比诸侯。非诸侯书“薨”，又背于古。其诡三也。

且刻石皆铭也。自汉讫今，或前为记叙，后系以铭。记叙已刻石，非铭云何？名实不辨，而琐琐以言式例，古者谓之放饭流歠问无齿决者也。《诗传》曰：作器能铭。可以为大夫者，有其器斯铭之，无其器斯不铭矣。今世葬无窆石，庙不丽牲，而空立石为碑。名实既爽，则碑可以废。

馀念为一人述事者，固有别传，为神庙兴作识其年岁者，刻石作记可也。昔元魏修野王孔子庙，刘明等以为宣尼大圣，非碑颂所称，宜立记。其文曰：“仲尼伤道不行，欲北从赵鞅，闻杀鸣铎，遂旋车而反。及其后也，晋人思之，于大行岭南为之立庙，盖往时回辕处也。”（见《水经·沁水注》）此则记之与颂，在石有殊。汉世亦尝作《周公礼殿记》。今立庙者宜以为法。其有山谷之士，独行之贤，不见记录，而芳烈在民，立祠堂以昭来许，宜序其行事而已。

若夫封墓以为表识，藏志以防发掘，此犹随山刊木，用记地望，本非文辞所施。世言孔子题季札墓，其情伪不可知，就今所摹写者，财有题署，固无记述之文。墓志始作，自王莽大司徒甄邯（见《南史·何承天传》），亦有题署无文辞。及张氏《穿中记》，文稍缛矣。后生作者，杯酒之爱，自谓久要，百年之化，悲其夭枉，于情为失衷，于事为失顺。淫溢不节，权厝亦为之志。作志之情，本以陵谷变迁，虑及久远。权厝者数年之事，当躬自发掘之，于是作志，又违其本情矣。若斯之伦，悉当约省盈辞，裁夺虚作。墨翟、杨王孙之事，虽不可作，要之慎终追远，贵其朴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