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的致詞

　　北京大学昨（10日）晨10时在国会街该校第四院，举行开学典礼。由胡适亲自主持，到各院系主任、教授三十余人，同学约二千人。胡氏即席致辞，略称：

　　北京大学到现在整整四十八岁，其间因受国家多难的影响，致未能尽量发展，间有受军阀压迫中途停顿之事。现可略分六个阶段来讲。第一个阶段是从创办起至民五止，可谓“开办时期”。那时还叫京师大学堂，一般人讽刺叫他“官僚养成所”。可是革命运动的酝酿，和革命者的活动，仍以北大为中心，也颇能以引起政府的注意。第二时期自民五至民十六国民革命北伐期间，可称为“革新时期”。那时是蔡元培先生长校，如“五四”运动，文学革命，思想革新，都是北大领导的。不过那时候仍深感人才的缺乏。不过在理法科方面，已经誉满全国了。现在想起来，总觉有些虚名太大，名不副实之感。第三时期自民十七至民二十年，称之为“过渡时期”。因北伐虽成功，军阀势力仍存在，北大在这时，颇遭歧视，所以在民十七时，一度改为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第四时期自二十年以后。中外人士一致主张恢复北大，敦请蒋梦麟先生主持。现在北大能有这样规模，都是那时蒋氏所筹划的。所以这个时期，可称为“中兴时期”。蒋氏自担任恢复北大后，经九个月的筹备，在民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开学。延聘全国有名学术界名宿，故开学后，立刻恢复以前的校誉。可是开学的第二天，东北九一八事变发动，日本揭开了侵略的真面具。从此平津地区师生都预感失掉了读书的机会。所以自蒋氏长校后至“七七”事变，虽然北大中兴时期，亦为最困难时期。不过虽然处在这样环境中，北大仍借中华教育基金的一笔巨款，建筑了宿舍、地质馆和图书馆等。所以在此时期，困难固然最大，工作也最多。自抗战后，北大迁至后方，先到长沙，旋即迁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西南联大，这时三校师生的确“合作团结”，本着礼让精神，联大继续了八年——在抗战期中联大一校继续合作延续了八年。大家虽在极艰苦的环境中，仍继续作学术上的研究，教育上的努力。那时西南联大的校长是张伯苓先生。这一阶段，叫他作“流亡时期”。自抗战胜利后，合并了临大。现在的北大是新北大；“大”的北大人数；联大分发的709人，临大1562人，新生458人，工学院北平区新生92人，七考区先修班686人，共3507人，加上医学院试读生7人，总计3514人。还有沈阳等地招生，今年度北大为4000人的大学。学院增加农医工三院，学生增加三倍。北大不作梦想，不作太高的理想，免得被人认为夸大。但是精神的财产有蔡蒋两校长的三十年自由研究的风气，独立研究的风气，八年来军训教官白雄远先生为敌所执，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一些老职员不顾困苦和危险保护了北大的精神财产，现在已为新北大了。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贡献。把北大作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都能“独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

希望学校没有党派

　　至自由研究是北大一贯的作风。“自由”是学校给予师生的。“独立”则为创造的。要独立不依傍门户，利用眼耳脑。最后胡氏谈到，他是无党无派的人。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但对学生先生的政治宗教的信仰不限制，那是自由。只有一个前提就是学生要将学校当作学校，学校将学生当作学生。北大不愿学生教授在这里有政治活动，因为学校是做学问的地方，学作人作事的地方。胡氏最后乃用“活到老学不了”，这句土语和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勉励诸生。

　　（本文为1946年10月10日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致词，原载1946年10月11日《经世日报》，原题“北大开学典礼胡校长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