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的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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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昨(10日)晨10时在国会街该校第四院,举行开学典礼。由胡适亲自主持,到各院系主任、教授三十余人,同学约二千人。胡氏即席致辞,略称:

  北京大学到现在整整四十八岁,其间因受国家多难的影响,致未能尽量发展,间有受军阀压迫中途停顿之事。现可略分六个阶段来讲。第一个阶段是从创办起至民五止,可谓“开办时期”。那时还叫京师大学堂,一般人讽刺叫他“官僚养成所”。可是革命运动的酝酿,和革命者的活动,仍以北大为中心,也颇能以引起政府的注意。第二时期自民五至民十六国民革命北伐期间,可称为“革新时期”。那时是蔡元培先生长校,如“五四”运动,文学革命,思想革新,都是北大领导的。不过那时候仍深感人才的缺乏。不过在理法科方面,已经誉满全国了。现在想起来,总觉有些虚名太大,名不副实之感。第三时期自民十七至民二十年,称之为“过渡时期”。因北伐虽成功,军阀势力仍存在,北大在这时,颇遭歧视,所以在民十七时,一度改为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第四时期自二十年以后。中外人士一致主张恢复北大,敦请蒋梦麟先生主持。现在北大能有这样规模,都是那时蒋氏所筹划的。所以这个时期,可称为“中兴时期”。蒋氏自担任恢复北大后,经九个月的筹备,在民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开学。延聘全国有名学术界名宿,故开学后,立刻恢复以前的校誉。可是开学的第二天,东北九一八事变发动,日本揭开了侵略的真面具。从此平津地区师生都预感失掉了读书的机会。所以自蒋氏长校后至“七七”事变,虽然北大中兴时期,亦为最困难时期。不过虽然处在这样环境中,北大仍借中华教育基金的一笔巨款,建筑了宿舍、地质馆和图书馆等。所以在此时期,困难固然最大,工作也最多。自抗战后,北大迁至后方,先到长沙,旋即迁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西南联大,这时三校师生的确“合作团结”,本着礼让精神,联大继续了八年——在抗战期中联大一校继续合作延续了八年。大家虽在极艰苦的环境中,仍继续作学术上的研究,教育上的努力。那时西南联大的校长是张伯苓先生。这一阶段,叫他作“流亡时期”。自抗战胜利后,合并了临大。现在的北大是新北大;“大”的北大人数;联大分发的709人,临大1562人,新生458人,工学院北平区新生92人,七考区先修班686人,共3507人,加上医学院试读生7人,总计3514人。还有沈阳等地招生,今年度北大为4000人的大学。学院增加农医工三院,学生增加三倍。北大不作梦想,不作太高的理想,免得被人认为夸大。但是精神的财产有蔡蒋两校长的三十年自由研究的风气,独立研究的风气,八年来军训教官白雄远先生为敌所执,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一些老职员不顾困苦和危险保护了北大的精神财产,现在已为新北大了。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贡献。把北大作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都能“独立研究”,不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

希望学校没有党派

  至自由研究是北大一贯的作风。“自由”是学校给予师生的。“独立”则为创造的。要独立不依傍门户,利用眼耳脑。最后胡氏谈到,他是无党无派的人。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但对学生先生的政治宗教的信仰不限制,那是自由。只有一个前提就是学生要将学校当作学校,学校将学生当作学生。北大不愿学生教授在这里有政治活动,因为学校是做学问的地方,学作人作事的地方。胡氏最后乃用“活到老学不了”,这句土语和吕祖谦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勉励诸生。

  (本文为1946年10月10日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致词,原载1946年10月11日《经世日报》,原题“北大开学典礼胡校长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