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的孔子誕辰紀念會上提倡尊孔的講演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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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的孔子誕辰紀念會上提倡尊孔的講演詞
作者:汪精衛
1934年8月27日
    本作品收錄於:《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

    上月中央黨部決定,以八月二十七日為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舉行隆重的典禮,這所含的意思,是很重大的。本來國人對於孔子,向來有兩種不同的見解,其一欲以儒教為宗教,以孔子為教主,以為這樣才能與釋迦牟尼、耶穌基督,馬罕默德相敵,以為人有宗教,我也有,人有教主,我也有,這種見解,未免牽強,凡是讀過孔子的歷史和著述的人,都知道孔子沒有一點宗教的色彩,除了經書之外,絕沒一些可以牽強附會的地方,季路問事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孔於答,「未知生,焉知死」,這是很顯明的。至於‘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這兩個如字,尤其活靈活現,所以儒教為宗教,以孔子為教主,完全是牽強。本來宗教的最大目的是信仰,而其最大作用,是使人類有共同信仰,一個人如果沒有信仰,則其一切思想行為,都失卻意義,正如一隻船,沒有羅盤針一樣,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其共同的信仰,則其思想行為,不能集中,力量不大,不能生存競爭,正如一盤散沙一樣。儒教雖然不是宗教,而于人生則定了信仰,且定了共同的信仰。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以至「是謂大同」那一段說話,將倫理政治,種種原則,融合起來,成為一個理想的人類社會,這是儒教的信仰,這是儒教的共同信仰。自從孔子定了這個理想之後,直至最近四五十年,總理出來,方才把這種理想,努力的期其實現,總理一生,每逢題字,必先是‘天下為公」,其念念不忘於此,而大同學說,實是三民主義之基礎。中國民族的共同信仰,有孔子指示于前,總理宣導于後,總理雖然也和孔子一樣,一生辛苦,不能及身見其理想之實現,而中國民族有了這共同信仰,自然有復興之機會,有宗教,沒宗教,另是一個問題。總之,一個人有了信仰,便不是白活,一個民族有了共同信仰,便有以自存。至於其二,則恰與其一相反,其一‘是尊崇孔子,而不知所以尊崇之道,其二是菲薄孔子,或以為孔子的學說有許多錯誤,造成了中國民族的罪惡,如今正要推倒他,或以為孔子的學說已經陳舊過去,不適於現代,這些議論,不但糊塗而且荒謬,我們試想一想,我們今日所有的文化和一切學術思想,那一樣不是導源於孔子的呢?那一樣不是孔子傳授我們的呢?孔子以前,中國固然已有了文化,已有學術思想,但是沒有孔子將他整理出一個系統,則絕不會流傳至今,詩、書、易、禮、春秋,包含倫理,政治;以至文學等等;是中國文化及一切學術思想的楨幹,而詩、書、易、禮、春秋,每一個字都是由孔子傳授我們的,我們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導師,加以菲薄,真是忘恩負義之尤。如今鄉村人家廣每逢宴會,必先酹酒於地,以祭始為飲食之人,這種報本的心事,如果拋棄,民族的墮落,便不可複救了。孔子將這樣偉大的文化和學術思想,傳授我們,自然只望我們發揮光大,與時俱新,所以孔子教人「日新其德」,「准德」,我們不能盡此承先啟後的責任,卻將現在的殘廢衰弱,統統歸咎于二千餘年前的導師,這種思想是何等的荒謬呢?須知道所謂文化和學術思想,是過去現在千切人類智識的總和,每一個人類在空間裡占了幾天的地位,在時間裡占了幾十年的壽命,便應該將所有智識貢獻出來,歸入總和裡頭,使之繼續發達,所以我們努力現在,即在於繼續過去,使之不斷;啟發將來,使之日不已,詛咒過去荒謬,與詛咒將來,同為不可恕的罪惡;最近幾十年來,有些人說儒教所以獨尊,是因為漢武帝以後,尊崇儒教,默斥百家的緣故,這些思想,是抄襲得來的,不正確的,須知道漢武帝以前,雖然也有諸子百家,不過各成一家之言,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之類,絕沒有如孔子的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將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及一切學術思想,整理起來,成為一個系統,傳之後人,遇著秦火,也燒不絕,口傳手抄,依然完整,遇著外寇侵入,雖征服了中國的政治,軍事,卻征服不了中國的文化及一切學術思想,中國民族,國雖亡,種不滅,仍得由此復興,使征服的民眾,反處於被征服的地位。我們認識了這—點,便知道孔子不但是中國四千餘年文化之總代表,而實在是中國四萬萬人的智識之父,絕不能與諸子百家相提並論,我們沒有教主,而有這樣一個先師,為我們一切智識的先導,這不但是中國的光榮,也是我們的幸福,加以菲薄,真是全無意識。此次中央黨部矯正了以上兩種不合理的思想,鄭重決議,每年舉行先師誕辰紀念日,無論政府機關,以至學校,以至各種團體,一律至誠至敬,同心舉行,便是這個意思。

    先師孔子的偉大,決不是短時間所能申說,尤其不是淺陋的如兄弟所能窺測,兄弟今日所能貢獻於各位的,只有一兩點感想。兄弟以為道德的精神,是萬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內容條件是與時俱進的,試拿仁字來說,孔子之言仁,與釋迦牟尼之言慈悲,耶穌基督之言博愛一樣的,是萬古不易的原則。一個人如沒有仁愛的心,等於沒有世界,沒有人類,換句話說,如果要有世界,有人類,便要有仁愛的心,這是毫無疑義的。至於仁的條件及內容呢?那就與時俱進了。舉一個例,孔子說「為人君止於仁,」孔子的理想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其時代則「天下為家大人世及以為禮」,所以孔子只說;既為人君便須止於仁,如今呢,國民平等,沒有所謂君臣上下,這是說仁字是萬古不易的,而仁的條件內容,是與時俱進的。再舉個例,孔子沒有反對納妾,沒有反對蓄奴婢,只主張「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如今呢,納妾蓄奴婢,虐待之固是罪惡,善待之亦是罪惡,根本納妾蓄奴婢,便是罪惡,這是說仁是萬古不易的,而仁的內容與條件,是與時俱進的。孔子以後,我們不將能仁字發揮盡致,使中國早早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相親相愛的社會,而卻任令一班宋儒由主張尊君而造出土芥人民的學說,正如黃梨洲所謂「雖以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應誅之」,率性將四萬萬人當作毛蝦魚子,把來供給一條大鯨魚吞食,這是何等的不仁,由主張多妻而造出禁錮婦女的學說,甚至看著皇帝把人做太監,甚至看著士大夫家將婦女纏足起來,猶恬然不為怪,這又是何等的不仁,這些均可以證明,如果道德的條件內容,不能與時俱進,則道德的意義成為空言,甚至被人利用,成為一種殘暴的工具。

    再拿禮字來說,我們知道,儒教就原則說,最重的是仁,就實施說,最重的是禮,禮也是萬古不易的,如果一個人在荒島上可以無禮,有了兩個人以上,便有了交際了,有了交際,便得有了禮了,仁是相人偶。是說仁字是行於人與人之間,有了仁,人與人之間才有所謂互助,禮也是相人偶,行於人與人之間,有了禮,人與人之間才有所謂交際,所以禮是萬古不易的。但是禮的內容條件呢?也非與時俱進不可,舉一個例,孔子主張拜跪的,這是因為孔子的時代還是席地而坐,所以將拜跪來表示恭敬,是很方便。後來換了桌椅了,地上不鋪席了,還要磕頭下跪,這是什麼意思,自然便改為鞠躬及作揖打拱了,這是說禮是萬古不易的,而禮的內容條件是與時俱進的。孔予以後用了桌椅的人,還是保持磕頭下跪的習慣,直至民國以後,還要偷偷舉行,不如此不能算得意,不如此不夠算排場,這是後人的工作,與孔子有什麼相干?大概說來,古時的禮,其用意在定尊卑,辨名分,今日的禮,其用意在制定社會交際之規則,使人人平等,人人互相親愛。孔子以後,中國儒者專注重於以禮來維持階級,不注意於以禮來維持社會,所以中國號稱禮義之邦,而人與人之間之言語舉動,較之歐美,真是有文野之分,舉個極普通的例來說,在歐洲都會,譬如兩個行人,偶然相碰,他們自然會一面脫下帽子示敬示歉,一面仍舊急急走他的路,中國呢?只怕至少瞪一眼,不然,便罵一聲出來了。中國號稱以孝治天下,而一口便侮辱人家的母親,甚至祖宗妹子等等,這是什麼原故呢?是因為對於禮的條件內容不能時時注意,使之日新其德。從前社會是疏遠的,簡單的,如今已經漸漸的密接起來,複雜起來了,那麼,便應該更新禮的條件內容,使能與此密接複雜的社會情態相應,還是要訓練的,這是要當做救亡圖存一樣的重要工作,因為沒有仁愛,不能合群,沒有禮也不能合群,則其前途只有亡國,只有滅種,有何救亡圖存可說。

    以上所說,將一個仁字和一個禮字來證明道德的精神是萬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內容條件是與時俱進的,所以孔子說,「雖百世可知也」,而孟子又說「孔子聖之時者也」。這兩句說話,絕不是衝突,絕不是矛盾,而實在是一貫的道理,「孔子聖之時者也」,「時」是什麼時,是現代,是摩登,孔子聖之現代者也,聖之摩登者也,對於無論那一種道德,以至那一種政治經濟等等制度,都不應只認其原則,而不計其條件內容,務使條件內容合理化,進步化,使過去現在將來連續起來,做一條線,直直的向上走,向光明走,這樣中國民族在現代世界,才站得住,這個道理,已經有先師孔于指示於前了,我們紀念先師孔子誕辰,便須念及中國在現代世界是否站得住,是否站得住在自由平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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