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提倡尊孔的讲演词
|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提倡尊孔的讲演词 作者：汪精卫 1934年8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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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中央党部决定，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举行隆重的典礼，这所含的意思，是很重大的。本来国人对于孔子，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其一欲以儒教为宗教，以孔子为教主，以为这样才能与释迦牟尼、耶稣基督，马罕默德相敌，以为人有宗教，我也有，人有教主，我也有，这种见解，未免牵强，凡是读过孔子的历史和著述的人，都知道孔子没有一点宗教的色彩，除了经书之外，绝没一些可以牵强附会的地方，季路问事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孔于答，“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很显明的。至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两个如字，尤其活灵活现，所以儒教为宗教，以孔子为教主，完全是牵强。本来宗教的最大目的是信仰，而其最大作用，是使人类有共同信仰，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则其一切思想行为，都失却意义，正如一只船，没有罗盘针一样，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其共同的信仰，则其思想行为，不能集中，力量不大，不能生存竞争，正如一盘散沙一样。儒教虽然不是宗教，而于人生则定了信仰，且定了共同的信仰。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至“是谓大同”那一段说话，将伦理政治，种种原则，融合起来，成为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这是儒教的信仰，这是儒教的共同信仰。自从孔子定了这个理想之后，直至最近四五十年，总理出来，方才把这种理想，努力的期其实现，总理一生，每逢题字，必先是‘天下为公”，其念念不忘于此，而大同学说，实是三民主义之基础。中国民族的共同信仰，有孔子指示于前，总理宣导于后，总理虽然也和孔子一样，一生辛苦，不能及身见其理想之实现，而中国民族有了这共同信仰，自然有复兴之机会，有宗教，没宗教，另是一个问题。总之，一个人有了信仰，便不是白活，一个民族有了共同信仰，便有以自存。至于其二，则恰与其一相反，其一‘是尊崇孔子，而不知所以尊崇之道，其二是菲薄孔子，或以为孔子的学说有许多错误，造成了中国民族的罪恶，如今正要推倒他，或以为孔子的学说已经陈旧过去，不适于现代，这些议论，不但糊涂而且荒谬，我们试想一想，我们今日所有的文化和一切学术思想，那一样不是导源于孔子的呢？那一样不是孔子传授我们的呢？孔子以前，中国固然已有了文化，已有学术思想，但是没有孔子将他整理出一个系统，则绝不会流传至今，诗、书、易、礼、春秋，包含伦理，政治；以至文学等等；是中国文化及一切学术思想的桢干，而诗、书、易、礼、春秋，每一个字都是由孔子传授我们的，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导师，加以菲薄，真是忘恩负义之尤。如今乡村人家广每逢宴会，必先酹酒于地，以祭始为饮食之人，这种报本的心事，如果抛弃，民族的堕落，便不可复救了。孔子将这样伟大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传授我们，自然只望我们发挥光大，与时俱新，所以孔子教人“日新其德”，“准德”，我们不能尽此承先启后的责任，却将现在的残废衰弱，统统归咎于二千馀年前的导师，这种思想是何等的荒谬呢？须知道所谓文化和学术思想，是过去现在千切人类智识的总和，每一个人类在空间里占了几天的地位，在时间里占了几十年的寿命，便应该将所有智识贡献出来，归入总和里头，使之继续发达，所以我们努力现在，即在于继续过去，使之不断；启发将来，使之日不已，诅咒过去荒谬，与诅咒将来，同为不可恕的罪恶；最近几十年来，有些人说儒教所以独尊，是因为汉武帝以后，尊崇儒教，默斥百家的缘故，这些思想，是抄袭得来的，不正确的，须知道汉武帝以前，虽然也有诸子百家，不过各成一家之言，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之类，绝没有如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将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及一切学术思想，整理起来，成为一个系统，传之后人，遇著秦火，也烧不绝，口传手抄，依然完整，遇著外寇侵入，虽征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却征服不了中国的文化及一切学术思想，中国民族，国虽亡，种不灭，仍得由此复兴，使征服的民众，反处于被征服的地位。我们认识了这—点，便知道孔子不但是中国四千馀年文化之总代表，而实在是中国四万万人的智识之父，绝不能与诸子百家相提并论，我们没有教主，而有这样一个先师，为我们一切智识的先导，这不但是中国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幸福，加以菲薄，真是全无意识。此次中央党部矫正了以上两种不合理的思想，郑重决议，每年举行先师诞辰纪念日，无论政府机关，以至学校，以至各种团体，一律至诚至敬，同心举行，便是这个意思。
先师孔子的伟大，决不是短时间所能申说，尤其不是浅陋的如兄弟所能窥测，兄弟今日所能贡献于各位的，只有一两点感想。兄弟以为道德的精神，是万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试拿仁字来说，孔子之言仁，与释迦牟尼之言慈悲，耶稣基督之言博爱一样的，是万古不易的原则。一个人如没有仁爱的心，等于没有世界，没有人类，换句话说，如果要有世界，有人类，便要有仁爱的心，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仁的条件及内容呢？那就与时俱进了。举一个例，孔子说“为人君止于仁，”孔子的理想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而其时代则“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所以孔子只说；既为人君便须止于仁，如今呢，国民平等，没有所谓君臣上下，这是说仁字是万古不易的，而仁的条件内容，是与时俱进的。再举个例，孔子没有反对纳妾，没有反对蓄奴婢，只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今呢，纳妾蓄奴婢，虐待之固是罪恶，善待之亦是罪恶，根本纳妾蓄奴婢，便是罪恶，这是说仁是万古不易的，而仁的内容与条件，是与时俱进的。孔子以后，我们不将能仁字发挥尽致，使中国早早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相亲相爱的社会，而却任令一班宋儒由主张尊君而造出土芥人民的学说，正如黄梨洲所谓“虽以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应诛之”，率性将四万万人当作毛虾鱼子，把来供给一条大鲸鱼吞食，这是何等的不仁，由主张多妻而造出禁锢妇女的学说，甚至看著皇帝把人做太监，甚至看著士大夫家将妇女缠足起来，犹恬然不为怪，这又是何等的不仁，这些均可以证明，如果道德的条件内容，不能与时俱进，则道德的意义成为空言，甚至被人利用，成为一种残暴的工具。
再拿礼字来说，我们知道，儒教就原则说，最重的是仁，就实施说，最重的是礼，礼也是万古不易的，如果一个人在荒岛上可以无礼，有了两个人以上，便有了交际了，有了交际，便得有了礼了，仁是相人偶。是说仁字是行于人与人之间，有了仁，人与人之间才有所谓互助，礼也是相人偶，行于人与人之间，有了礼，人与人之间才有所谓交际，所以礼是万古不易的。但是礼的内容条件呢？也非与时俱进不可，举一个例，孔子主张拜跪的，这是因为孔子的时代还是席地而坐，所以将拜跪来表示恭敬，是很方便。后来换了桌椅了，地上不铺席了，还要磕头下跪，这是什么意思，自然便改为鞠躬及作揖打拱了，这是说礼是万古不易的，而礼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孔予以后用了桌椅的人，还是保持磕头下跪的习惯，直至民国以后，还要偷偷举行，不如此不能算得意，不如此不够算排场，这是后人的工作，与孔子有什么相干？大概说来，古时的礼，其用意在定尊卑，辨名分，今日的礼，其用意在制定社会交际之规则，使人人平等，人人互相亲爱。孔子以后，中国儒者专注重于以礼来维持阶级，不注意于以礼来维持社会，所以中国号称礼义之邦，而人与人之间之言语举动，较之欧美，真是有文野之分，举个极普通的例来说，在欧洲都会，譬如两个行人，偶然相碰，他们自然会一面脱下帽子示敬示歉，一面仍旧急急走他的路，中国呢？只怕至少瞪一眼，不然，便骂一声出来了。中国号称以孝治天下，而一口便侮辱人家的母亲，甚至祖宗妹子等等，这是什么原故呢？是因为对于礼的条件内容不能时时注意，使之日新其德。从前社会是疏远的，简单的，如今已经渐渐的密接起来，复杂起来了，那么，便应该更新礼的条件内容，使能与此密接复杂的社会情态相应，还是要训练的，这是要当做救亡图存一样的重要工作，因为没有仁爱，不能合群，没有礼也不能合群，则其前途只有亡国，只有灭种，有何救亡图存可说。
以上所说，将一个仁字和一个礼字来证明道德的精神是万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所以孔子说，“虽百世可知也”，而孟子又说“孔子圣之时者也”。这两句说话，绝不是冲突，绝不是矛盾，而实在是一贯的道理，“孔子圣之时者也”，“时”是什么时，是现代，是摩登，孔子圣之现代者也，圣之摩登者也，对于无论那一种道德，以至那一种政治经济等等制度，都不应只认其原则，而不计其条件内容，务使条件内容合理化，进步化，使过去现在将来连续起来，做一条线，直直的向上走，向光明走，这样中国民族在现代世界，才站得住，这个道理，已经有先师孔于指示于前了，我们纪念先师孔子诞辰，便须念及中国在现代世界是否站得住，是否站得住在自由平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