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衍義補/卷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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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營之田

漢文帝從晁錯〈（音措）〉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送也）〉之費益寡，甚大惠也。」

臣按：此後世言屯耕邊塞之始。蓋中國所以不得其安者，以外有邊防之擾，而邊防所以無擾者，以守禦得人，有其人而食不給與無人同。然邊防之食未易給也，道路之遠、輸將之難，率數十倍而致其一，錯謂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為當世之急務者，此也。

武帝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謂春人出耕也）〉，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臣按：充國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古今守邊備塞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蓋地以生物為功，凡有土地斯有人民，有人之處天皆生物以食之，但地有宜不宜耳，因其地之所宜而種人之所食，隨在而有，有所不足而補助之，取給於他所可也，是故善為國計者，必因天時盡地力，不以其邊塞之地、沍寒之天而輟其人為之功，此晁錯、趙充國輩所以有塞下屯田之議也。雖然，守邊之議固當盡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擾田之害，宣帝問充國曰：「將軍獨不計虜聞兵罷，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掠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復奏：「北邊自敦煌至遼東，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塹壘木樵〈（與譙同樓也）〉校聯不絕〈（用木相聯實）〉，便兵弩，飭鬥具，烽火幸通，勢及並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必先無擾田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今邊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為力，若夫遠外之地，地遠而勢孤，必如充國所謂乘塞列隧虜，大攻不能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遠，有溝塹可以限隔，有營壘可以休息，架木以為譙望，聯木以為沴棚，時出遊兵以防寇鈔，如是，則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無外虞，心有所恃而無內怨，得以盡力於畎畝之中，而享收獲之利矣。請當邊境無事之時，遣官循行邊境，相視土宜，一如充國所言者，處置防護，分兵屯種，且耕且守，則充國之言不徒利於當時，而且利於今日矣。充國上議時有云「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采擇」，臣於是亦云。

漢末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餓則寇掠，飽則棄餘，民多相食，州裏蕭條。曹操從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臣按：曹操從棗祗言，募民屯田許下，當亂離之餘尚能致倉廩皆滿，苟於太平無事之時，遣官遍踏州縣以求閑田，添置官田，募民耕種，於各方最要害處積穀以助國計，少寬民租，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

諸葛亮由斜穀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誌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按堵，軍無私焉。

臣按：兵無食則不成兵，善謀國者用兵以耕，其所食者即其所耕者也，自食其力而不仰給於人，因糧於敵，是以所至成功。趙充國、諸葛亮二人者所處之地雖異，而所見之智則同。

魏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軍伐吳，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破黃巾，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佃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得十萬之眾五年之食，以此乘吳無往不克。」懿從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音脂）〉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農官兵田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泛舟而下，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陳堯叟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蟲菑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既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

臣按：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比諸國初加數十倍，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潁、壽為輕，且地在兩京之間，相距略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於今日，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其於國用不為無助。臣請於淮南一帶，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為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先度地勢，因宜製便，先開為大河闊二三丈者以通於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於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四五尺者以達於中河，使水有所泄，然後於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浚深以為湖蕩，及於原近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瀦，或為堤以限水，或為堰以蓄水，或為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其所得者恐不減於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潁而盡田之，其後果賴其用而有以成其功，矧今盡四海以為疆，而此地介兩京間，而又為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謂揚一之地者也，且去大江僅百里許，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富家之田為之奴隸，出者逐什一之利輕去田里，夫若此者，豈其所欲哉？無可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無定見，儻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徠之，無不成者。既成之後，又於潁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於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於楚州〈（今淮安）〉古射陽湖置洪澤屯，於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俱在此地，遺跡可考也。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平吳之後，杜預修召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

臣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其遺跡在今湖廣之荊襄、河南之唐鄧，古稱洛陽為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觀之，則此三郡實為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今此三郡蓋兼水陸而有之也，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為多。臣請於兩藩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擇廷臣知稼穡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則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之地則分疆定界，募北人種之。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於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留郡縣之儲，或遇河洛、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於暇日講求武關入秦之路、商於陸挽之故，萬一三邊有缺，亦或賴以濟焉。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臣按：自古屯營之田或用兵或用民，皆是於軍伍之外各分兵置司，惟我朝之制就於衛所所在，有閑曠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蓋以十分為率，七分守城、三分屯耕，遇有儆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獲之利，其法視古為良。近世又於各道專設風憲官一員以提督之，其牛具、農器則總於屯曹，細糧、子粒則司於戶部，有衛所之處則有屯營之田，非若唐人專設農寺以領之也，每軍受田二十畝、納租六石，而餘丁所受所納比之正軍則又降殺焉。臣竊以為，民田則例最輕者須收三石，其田率多膏腴，軍所屯種者多其所棄不耕之田，而所收之租乃十倍焉，請如唐人，較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多少，各因其地利土宜定為征收則例，使凡屯種之軍樂於趨赴，既得以足軍國之儲而無欠負，又得以遂室家之樂而有蓋藏，公私兩便，上下俱足矣。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臣按：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三千八百餘里，得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有屯田以來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時沿邊之地皆為藩鎮所專，而行之猶得其利若此，今國家煙火萬里，衛所列峙，又值邊圉安靖之時，雖時或有侵軼，未嘗舉大眾入深地，誠於無事之時尋古人之故跡，按前人之行事，東起遼東、西盡甘涼，於凡邊塞無鹼鹵而宜裁種之地，因其地勢，相其土宜，立為營堡，開墾田疇，分軍耕種。當夫耕耘收獲之時，除老幼守城外，凡有丁壯盡室而行，仍於所耕百十里之外設立亭障，開鑿溝塹，為烽堠以瞭望之，出遊騎以巡哨之，遇有寇盜入境，未至之先豫知儆備，勢可敵則拒之，不可敵則避之。如此，則處處皆有屯種之所，年年皆有收獲之入，邊儲自然給足，可以省內挽之勞，可以嚴外侮之備。

宋太宗端拱中，以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大興河北營田。先是，雄州東際於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邊騎多由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故遣恕等經營之。恕密奏：「戍卒皆惰遊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則恐變生不測。」乃止。

臣按：天下之事非興作之難，而處置得宜之為難也。自漢趙充國於邊地建屯田之議，魏晉至唐皆行之，未嘗不用兵也，且其所行皆在窮邊絕塞之所、沍寒磽鹵之地，未聞慮其有不測之變而不為也，今宋之所謂邊者，乃在中國，非邊徼也，而陳恕乃恐其變生不測而密奏止之。嗚呼，使為天下者凡有興作，不顧事體之可否，一惟徇人情之從違，何以立國哉？古不雲乎，「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臣請於凡邊塞置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能於本田之外多耕者立為賞賚則例，但使人人奮耕、家家有積，邊城自然充足，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俾其齎價來糴，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獨邊用不虧，邊軍皆贍，而內郡之民亦省矣。

宋淳化中，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小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懋充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眾，武臣恥於營葺，群議益甚，幾於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馬端臨曰：「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為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為兵而任征戰，雖唐府兵之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遊民辟曠土，且耕且戍，以省饋餉，尤為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然後兵農判而為二，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於為農，觀陳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可見，然則國力如之何而不弊於餉軍也哉？」

臣按：宋都汴梁，去雄、霸等州幾三千里，而又與契丹為界，今此地乃在畿甸近地，當四方無事之時、人民繁庶之際，按承矩之故跡而舉其廢墜，誠無難者。萬一此言見取於九重，是亦足國用、省漕卒之一助也。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

臣按：今京畿之地，在國初設行太仆寺轄六監二十四苑以牧馬，今其寺雖廢而其監苑之地固在，多為親幸陳乞以為私莊。伏乞英斷，一節勒歸，亦如宋人設田官專稼政，非但可以資牧馬之用，亦因之補助軍糧，以省饋餉。

孝宗隆興元年，張闡言：「荊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遊民，遊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舍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臣以為，與其棄之，孰若使兩淮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異日墾辟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

臣按：凡前所陳屯營之策，非田不可耕，實恐耕田無其人，專用乎軍則軍伍有限，專用乎民則民各有田，其弊誠有如張闡所云云者。臣竊以為，宋朝偏安一隅，以荊襄為邊境，歲有軍旅之興、防禦之備，戎馬蹂踐，地多荒田，非若我今日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地力不足以給其人之食，是以南北之民隨處遊食，而江右尤眾。國家誠擇任有風力大臣，付以招徠之，任借以官帑銀數萬兩以為糴本，俾自擇其屬，遍行天下，有間田處相地度勢，立屯堡以聚遊食，辟汙萊以為畎畝，開渠堰以資灌溉，異時成效，補助非少。雖然辟土之功固為不易，而料事之智尤人所難，方其舉事之初，量度或未必當，及其施為之際，弊病或不能無，自覺失宜，許其陳首，飾非要功者然後加以責罰，如是，則無宋人抑勒百姓、舍熟耕生之弊矣。然此非獨屯田一事為然，凡天下事無不然者。

元泰定中，虞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東，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籲，亦已晚矣。今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煙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此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郡築堤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求利害，處置既定，然後召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之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為，其事遂寢，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巳去不可為矣。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為海田者必築堤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東京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禦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為長堤，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啟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泄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譬則富民之家，東南之運其別業所出也，濱海之收其負郭所獲也，其為國家利益夫豈細哉？由是而可以寬東南之民，由是而可以壯西北之勢，虞集之言不見用於當時而得行於今日，集雖死不死矣。

至正十二年，丞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東至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烏蘭哈達、烏克遜良禎並為大司農卿，又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臣按：今京畿之地可為稻田者甚多，官民之家固有耕獲之者矣，誠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使其皆盡人力、廣地利，而又因而為之召募勸相，斟酌元人之制而略仿以行之，其於國計不無少助。

以上屯營之田。

臣按：自三代以來未有建都於幽燕者，遼金以來始相承為都會，逮於我朝，宅中圖大承上天之新命，立向明之洪基，體宸極之尊居，受四方之環拱，始於此建極圖治焉。六宮百六軍萬姓畢聚於斯，所費有不貲焉者，歲計何啻億萬，矧又幅員之廣有漢唐所無者，沿邊建閫，屯兵列戍，率資遠以給近，取外以足內，調乎中以實之邊，聚積固難而輸，將亦有不易焉者。民之租賦有限，國之用度無窮，苟非於歲計常賦之外別有所經營，而欲其優裕豐瞻，難矣。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於常用之餘，臣故於「治國平天下之要·製國用」之下首舉「貢賦之常」，而以「屯營之田」終焉，以見國用所出雖非一途而田為之本，用人之力，盡地之利，因天之時，治國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或人問於朱熹曰：「《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而言財利，何也？」熹答曰：「天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伏惟九重清燕時，留心於天下之大本，義以製天下之利，天下不足平矣。臣不勝惓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