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

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
作者：陈天华　清
1905年10月

据内容考，为1905年10月日俄战后不久作品。

请了请了，做兄弟的，今日有几句粗话要向列位讲讲。列位切不可把来做闲话看待，须知道兄弟这一篇话一不新奇，二不荒唐，三不狂悖，句句都是今日要紧的条件，一刻都慢不得，大家就要实行起来。见了兄弟这一篇话的，务当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互相抄写，互相印送，把做阴骘文看待，天天研究，那就是咱们中国绝好的机会了。

兄弟所讲的没有别项，就是要凡当国民的都要晓得争权利、义务，不可坐待人家来鱼肉我们，这是兄弟对于列位一片的苦心了。但这“国民”二字，和那“权利、义务”四字，中国通常话少有讲过，列位谅也有好多不懂的，兄弟先将这六个字的义例略为解明。

何谓国民？没有国之时，一定必先有人民，由人民聚集起来，才成了一个国家。国以民为重，故称国民。国民的讲法，是言民为国的主人，非是言民为国的奴隶。所以国民对于国家，必完全享有国家的权利，也必要担任国家的义务。国民的解释如此。

何谓权利？人民在此一国之内，那一国的权柄必能参与，一国的利益必能享受，人家不能侵夺，也不可任人家侵夺，但各有界限。比如做皇帝的，做官长的，有特别的权利，那正当的人民不可侵他；不正当的人民不可许他。各依权限做事，求于彼此有权，彼此有利，两不侵犯。权利的解释如此。

何谓义务？义务的话，犹言各人本分内所当做的事，所当负的责，通皇帝、官长、国民都是有的。盖国家既是国民公共的，那皇帝、官长也不过国民中一个人。国民举他出来，替公上办事，不过他们的义务略重一些，非是国民遂全没有义务了，皇帝、官长没有办得好，做国民的理当监督他们。国民本分内的各种义务，没有一件不当尽的。当以义务向皇帝、官长要求权利，不可抛弃权利因就不尽义务。义务的解释如此。

国民、权利、义务的义理，既经明白了，列位对于这六个字，就要切实讲求，不可仍如从前的混过了事。一要拿出国民的身分，二要力争国民的权利，三要勉尽国民的义务。

何以要拿出国民的身分呢？三代以上都是民重君轻。《书经》说：“民为邦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国民的身分何等尊严！自秦以下，才把天下做为皇帝的私产，把国民做为皇帝的奴才，任意践踏。君可以虐民，民不可以抗君，君的权无限，民没有丝毫之权，比如牛羊任人宰割，有时要转卖于他人，也只有听从二字而已。不特一国的权参与不得，即自己一身的自主权都没有了。强盗来了，服从强盗；外国来了，服从外国；连国民的称呼都失掉了，不是小民，即是蚁民，卑贱无比。唉！世间哪有这个道理。明明的主人家，降做奴隶，明明的公奴仆（世界各国都把国民做一国的主人，皇帝、官长乃国民公共的奴仆），变做主人，岂不是强奴叛主的事吗？所以兄弟奉劝列位，把国民的称呼要恢复转来，把国民的身分要拿了出来。对着这一班公奴仆，要尽力监察他、惩创他、命令他、禁止他，软弱一点不得，退让一点不得，畏惧一点不得，用泰山岩岩的气象，施千钧雷霆的威力，这方算是国民的身分了。

何以要力争国民的权利呢？国民的权利，于今一点都没有了。小的莫讲，单就几项很大的说：

一、政治参与权

如今文明各国，不是民主立宪（不立皇帝，由国民中间选一个人当总统，数年一任，叫做民主国，现在的法国、美国即是如此），即是君主立宪，由国民选举议员，把国民所想要的，向皇帝、总统面前要求。一切法律都要议院承认，议院没有承认的，即算不得法律。皇帝、总统不能脱离法律下什么命令，做什么事情，这叫做立宪政体，又叫做国民参与政治政体。立宪政体之外，有专制政体，国民全不能参与政治，全凭皇帝、官长几个人独断行为，红就红了，黑就黑了，国事任凭他们弄坏到怎么样，国民说不得一句话。即把国民暴虐到什么田地，甚至或斩或杀，全不以人类看待国民，也违抗不得，违抗了他，即是叛逆一方，都要血洗。这样的专制政体，世界各国，惟有俄国、中国。这两国的国民好如在九重地狱，永远不见天日。现俄国的国民不服这专制政体，近几十年间，大家起来反抗俄国皇帝，起了几十次。现在俄皇尼古拉士的祖父名叫亚历山大的，被俄国的国民用炸药炸死，其余大臣被刺死的不计其数。自去年来，愈加闹得很，数万做工的人，围着俄皇的宫，各处蜂起水涌，四处响应。俄皇没奈何，允准俄国国民改为立宪政体，差不多就要实行了。单剩得中国尚守着专制政体，政治的腐败，千倍俄国，立刻就要灭亡。不比俄国虽然是专制，各项政治办得井井有条，国富兵强，四远无敌。况且俄国是自己一国人做皇帝，纵受些专制，尚可说得去。中国现在的皇帝不是本国人做，乃是满洲的人。这满洲是中国一个大大的仇敌，强要我们认他做皇帝。即是他自己改为立宪政体，事事以公道待我们国民，都不可忘了他的仇，何况专制到了极步，还要送我们全种于死亡境地。唉，这都忍得，也就没有忍不得的了。俄国的国民，受同族的专制，都受不得；中国的国民，受异族的专制，到死都受得，相差那里有这样的远！世界的大儒都说人若没有政治思想，不晓得争权利的，即算不得一个人，虽然没有死，也和死差不多。所以兄弟奉劝列位，把政治思想切实发达起来，拼死拼命，争这政治参与权，不要再任做皇帝、官长的胡做乱为，把中国弄得稀糟，这是争权利的第一项。

二、租税承诺权

这租税承诺权，是立宪政体中顶一桩要紧的事。没有这一项，立宪政体成了一句虚话。这是何故呢？皇帝、官长威权大得很，他要侵害国民的权利，做国民的也无法对付他们。只有这租税总要从国民手中拿出，他才有得。大家不出租税，遂要饿死他了。各国的国民有一句常话，不出代议士（即议员）不纳租税。他们的皇帝、总统，没有一事不怕国民，国民要一件就依一件的，即因这个缘故。皇帝、总统皆有一定俸禄，俸禄之外，一钱不准妄取。要做一事，必先禀命议院，议院不答应，即不敢做。倘若执强妄做，国民即一齐不纳租税。要增抽租税之时，也必将增抽租税之故告知议院，议院皆以为可，然后答应，没有答应的，即不能增抽半毫。所以他们各国的租税虽极重得很，比中国要重几十倍，却都拿来开学堂、立医院、修道路，扩张工艺，整顿海军、陆军，点点滴滴都用在国民事业上，没有一文乱用的。国民也信得过，没有一个不肯出的。中国的事情就不同得很。国民只有纳租税的义务，既纳之后，他们如何用法，一句都不能问。今日要加抽厘金，明日要加抽百税，不说明为什么事要加抽，也不管国民答应不答应，用蛮力行之就是了。兼之专制政体，事前不和国民商量，及事做拐了，又把闯出来的祸移到国民身上，他们反逍遥法外，或且于中取利。

比如庚子年义和团滋事，全是满洲的王公大臣和皇太后所主张，我们东南各省，既没有打过公使馆（各国各放一个钦差驻扎中国北京，叫做公使，其所住之馆叫做公使馆。庚子年，皇太后使官兵和义和团攻打各国的公使馆，打了三四个月都没打破），又没有杀过洋人（北京的官兵在路上杀了德国的公使，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因此犯了万国公法，八国联兵问罪，打进北京，皇太后同光绪帝逃往陕西，出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作三十九年摊还，连本息共九万万八千万两），分摊赔款，都在东南各省，他的老家东三省（盛京、吉林、黑龙江称东三省，又称满洲），一文都不出。

又如湖北每年摊还赔款一百二十万两，湖北的官场借此向民间加抽各税五六百万两。一百二十万两之外，所余的四百余万，都入了他们的荷包。各省一例。列位想想，有这样的情理吗？练陆军无钱，复海军无钱（现各国注重海军，没有海军立不得国。甲午以前，中国的海军和日本差不多。自甲午中日战争那一回，中国的海军全行覆灭，日本则加了四倍，每年海军经费三千六百余万元。中国虽有言要复立海军者，都以无钱而止），开学堂无钱（北京要修一个大学堂，须银三十万两，说没有钱，至今没修。日本比中国小三十倍，每年学堂经费四千余万，中国不及百分之一），买枪炮无钱（马玉昆防守山海关外，买洋枪三千杆，户部不肯发钱），兴工艺无钱（中国没有一项不将就洋人的，从不肯由官场提倡，都说经费无出），办新政无钱，皇太后每年修颐和园数百万，寿陵数百万，佛照楼五百万，正阳门楼八十万，其余随举一件，动要几十万、几百万，又有钱了。每年在颐和园请酒唱戏，一切赏赐，一切开销，总共要七八百万，又有钱了。逃往陕西时候，一碗粥都难得到手；及回銮之时，从陕西到北京，费用一千三百万两。去年日本和俄国在东三省开战，一切海防、边防都置之不理，一点预备不讲；却使铁良（满洲人，户部侍郎）到南方，借练兵办防堵为名，搜刮南方各省的钱财，把来做皇太后七旬万寿，共用去一千二百万两。各省做皇会所花费的也有一千余万两。文、武各官所进的贡品，多的要值几十万，少的也要值几万两。合计算起，大约也有几千万。艰难到极品时候，尚这样的恢阔，比 (以前承平时节不知要多用几十倍。他一个人一年要花费许多的银钱，以外有数千的王爷、公爷，数万的官员，数百万的吏胥，五百万的满洲人（光绪帝的老家又叫做八旗人，共有五百万。一半住在北京，一半驻防各省，都不农、不工、不商、不士，坐吃汉人的），合算起来，恐怕就算不清了。

哪一点不是咱们身上的血，哪一项是咱们该当纳贡他们的！讲到国事上，咱们插一句嘴都插不得。独至于纳租税一层，他们讲了的就是，慢都慢不得半刻，问都问不得半句，强盗打劫人家也没有这样。他若用到正经地方去，莫说是这点子，就再要加好多，也是应当的。他们这样的用法，就是减少几倍，也一文都不当出，何况是有加无已呢？所以兄弟奉劝列位，当仿照各国的办法，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不先说明用法，及用到哪里去，决不能应允。总之，无论哪项税，必要先经我们的承诺；没有承诺的，作为无效，这叫做租税承诺权，即包含于政治参与权内。没有那个办法，就没有这个办法了。以下所讲的，都是从政治参与权内，分出的条件。

三、预算、决算权

怎么叫做预算呢？现在文明各国，将来年所要出款，哪项要好多，桩桩件件，开载出来，先送到议院。议院核准哪一项当缓，哪一项浮报，都除出来，实实在在要多少，照实数征税，不能浮冒中饱半毫。不比中国笼统乾坤，任他浮收虚耗，每年实收若干，用去若干，在先既没有向国民报明，在后也没有一句报告。咱们出一两，正用了的不过十之一二，浮冒中饱十之七八。所以每年国家所收的总共不满八千万两，实则咱们出的不下六七万万两。即如漕粮一石，每石不过二两，解到京时，要开销一十八两，各项都可做个比例。外国的税虽是很重，然没有浮冒的，故民间不大吃亏，且因之而做出许多事业，为国富兵强的一个原由。中国的税，名虽轻，其实重，且没有限定；当用的不用，不当用的乱用，即使税轻到什么样，于民间没有什么益处。况于没有门目的税，有加无已，不知他用到什么地方去了，连一个数目都没有得。即如国债（向外国借钱叫做国债）一项，中国自甲午年以来（以前也欠过外国的，但已完清了），欠外国的债，本息共有二十万万两。此外又有昭信股票（光绪二十二年，发昭信股票向民间借钱，后一概不还，作为报效）的银三千万两。除赔日本兵费二万万三千万两（甲午中日之战，中国赔日本兵费二万万三千万两，又割去台湾一省），庚子年赔八国的兵费本息九万万八千万两外，其余的四五万万两，不知他们做为什么用处了。这是要我们累世子孙变牛马还于外国的，他们都忍于干没，也还有一点子人心吗！咱们至今尚没有看见他们一笔实在数，只见今年加饷，明年加税，横硬要咱们出就是了。世间有要人出钱不告知人家用钱的出向的理吗？出了钱文，毫不问一问，任他乱丢，也算得一个人吗？所以兄弟奉劝列位，大家逼迫政府把一年之中所要用的，照实先向国民呈一张预算表；国民将每年应收若干，应出若干，细细查清，又当派人四处调查收税实数，总不准有一项多征，一毫中饱，这是顶不可缓的。

四、外交参议权

如今的皇帝、官长，因得中国不是他们自己的，不甚爱惜，把土地主权顺便送与外国，只图他们偷一日之安，全不顾及咱们同胞四万万人（中国人口四万万），永远要为牛为马绝子灭孙了。列位不要说土地主权是他们做皇帝、官长的，与咱们无涉。这土地是咱们的土地，主权是咱们的主权。中国比如一个公司，咱们是公司的股东，皇帝、官长不过是从外前请来的当家先生。当家先生把公司私自卖与人家，公司中的事权，私自使人家干预，做股东的也可不要说话吗？

中国近几十年的外交，哪一项不失策！土地一块一块的割（俄国自咸丰以来，所侵占东三省的地方共有数千里，光绪二十四年又占领旅顺、大连湾，因庚子年之乱遂全占东三省，致有今回日俄交战之事。英国则于道光二十二年占领广东的香港，光绪二十四年占领山东的威海卫，去年遂占领西藏。法国则于光绪二十四年占领广东的广州湾。德国则于光绪二十三年占领山东的胶州湾。日本则于光绪二十一年占领台湾、澎湖。内只有香港、台湾、澎湖因战败割让，其余未交一兵，都是一班卖国贼拱手送与人家的。又俄国指定长城以北，英国指定长江一带，法国指定云、贵、两广，德国指定山东、河南，日本指定福建、浙江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凡在各国势力范围里内的，不准中国将其内的地方矿山、铁路让送人家，分明各认为己之所有了。那一班卖国贼也含糊认诺，是明明已把中国全数分送与别国了，特留着那一班卖国贼替各国弹压国民而已），主权一宗一宗的送（中国的海关，永远用外国人做税务司。近今的邮政局也是由税务司兼理。各省的机器局都是外国人。若说中国人不会，自应当设学堂派人学习，岂有永远用外国人的理？况且练兵权、教育权也渐渐落于外国人的手。近几年来用人行政的权，也要问过外国。如俄国之在东三省，德国之在山东，官员有不合他的意的，遂要另换一个，虽是督抚大员也不敢不听命。至于外国在租界内有审案权柄，不特外国人住在中国地不受中国官场管辖，并且中国人在本国倒要受外国官员管辖，大不合理的事。这是自外国人到中国来已是如此，更不消说了。大抵一个国家，必有一定的土地，一定的主权。土地、主权有一项不完全，哪里能成一个国家？列位尚恐怕中国瓜分，不知这样的办下去，比瓜分还利害得很呢）。断送中国命脉的，尤在于把各省的矿山、铁路送与各国（各国在中国所得的铁路，合已成的、没成的、计划中的，延长将近五六万里。中国自己修的不满一百里。矿山被外国买去的不计其数）。各国得了铁路，得了矿山，遂借保护铁路、矿山为名，驻兵防守，铁路、矿山占到哪里，兵也扎到那里。铁路、矿山占满中国，中国的地遂算占尽了。俄国在东三省，德国在山东，就用这个手段（俄国在东三省以保护铁路为名，驻兵十余万。日本要他退兵，俄国不肯，遂致开战。现日本得胜，旅顺、大连湾已归了日本，东三省又将自俄国手中送与日本。中国置之不问，宣布中立。现德国在山东也以这个手段，沿铁路旁边驻兵二十余处，每处三四百人，又为第二个东三省。将来各省都将为第三个东三省了）。列位尚不想个法儿，收回这铁路、矿山，自己去修，自己去开，那就是咱们一宗灭门大祸，别想子孙烧香了。是何故呢？矿山比如咱们的宝库，铁路比如咱们的脉筋。宝库被人家取去了，脉筋被人家抽去了，怎样能活呢？所以兄弟奉劝列位要向政府争这外交参议权，不准他们任意把中国的土地、主权、矿山、铁路赠送各国，保守他们的私利益，预为后日做印度王（印度各王私自把国卖与英国，每年向英国领取俸禄，存一个空王号，印度的国民受英国的百般压制，置之不顾）、贰臣（投降别国，再做别国的官叫做贰臣）地步。如再敢照从前的行为，咱们大家就独立（不要政府，自己做主，叫做独立）起来，各守各地。他们所订的条约，全然不认。现在各国的皇帝、总统，倘若私把自己土地、主权、矿山、铁路送与别国，各国的国民恐怕要闹得天翻地覆。各国革命（从民间起义军，扫除暴君贪官，叫做革命）不过因得政治有一二宗不好，大家容不得，遂把这不好的政府倾倒，另立一个顶好的政府。何况把国家公共的土地、主权、矿山、铁路私送别国，安有可以容忍的理！各国的国民，也是一个人，列位也是一个人，怎么就这样的懦弱？不过是以前没有人告知列位，兄弟这一番告知了，列位谅是一刻都容不得的。

五、身命、财产权

中国的野蛮官场，把国民的身命如草芥一般，任意残杀虐待；把国民的财产如泥土一样，任意勒取索诈。列位都是习见惯闻的，不用兄弟多说。甚至外国的人到中国，也可以乱杀横骗，中国官场不特不管，且帮着外国人欺压国民。如去年俄国的水兵，在上海杀死周生有一案，俄国领事官不容中国官员会审，私自擅定四年监禁之罪，中国官场不特不反对俄国领事，且以中国国民之动公愤为多事。又某洋行欠汉口商人十余万金，湖北官场不敢代为追讨，含糊了事。这样看起来，中国国民的生命财产全没有保险的地方了。外国人所养的鸟兽侵害一毫不得，中国的国民连鸟兽都当不得了。以前中国人到了外国，被他们不把做人看待（美国所属的檀香山有一万余人的中国街，死了一妇人，洋人谓是疫症死的，放火把全街都烧了。在美国做工的共有数十万人，美国屡议禁止上岸，非常的虐待。近南非洲开矿的工人，也是英国从中国招去的，受苦更甚，一日要死数人。总之，外国人到中国如天仙一般，中国人到外国牛马都比不上）。现在外国人到了中国，反不把中国人当人。这都是做官员的一心媚外，不尽保护国民之职所致；做国民的，不晓得自己争权利，也要分任其咎。

这人权是从天赋来的，不容人家来侵夺，也不容自己放弃。所以兄弟奉劝列位，要以死力争这身命、财产权，即是以死力争这天赋的人权，有一毫没有争还，大家都不可放手，不可仅保着一人一家，遂不管他人的是非了。盖这身命、财产权，要通中国的人合力来争，才可争得转的，断不能以少数人的力能保得住的。只要是中国人，不论在本国在外国，都不可有一个被人侵侮。有侵侮了的，大家至死不与他罢休。如此行之，咱们的身命、财产权，才可保得住了。

六、地方自治权

地方自治权是立宪的先声；纵不能立宪，这地方自治权不可不先去要求的。日本没有立宪之前（日本自明治初年变法到明治二十三年才立宪），也先颁布地方自治，市町村各有一个完全的自治机关，好像一个小国家，合无数的小国家，遂成了一个日本国。中国正宜仿照办理。怎奈中国的官场平日于地方的情形毫不讲求，任什么大奸大恶在地方混闹也不一问。只有地方讲求自治，为保卫闾阎、维持秩序的事，他倒要说是侵了官权，大行干涉，不推翻一切，他总不甘休。

兄弟平日说如今的政府，说他专制也说不得，说他不专制也说不得，当专制的他倒不专制，不当专制的他倒要专制。如现在的留学生，有好多不用功读书，做出多少坏事的，他毫不管；中间有爱国的，想替中国内办几分事业，不肯玩耍了事，他倒干涉得很。如想自己出钱学陆军的，他也不准；学政法的，他也不准。俄国占了东三省，留学生结集一个义勇队，想往东三省和俄国打仗，也要拿办。著书出报，把现今的大势报告国民，也遂犯了他们的忌讳。推之内地，做官府的一事不管，害国殃民的贼，全没有处分；略想振作的，即不稳当得很。总而言之，是专制不作事，非是专制作事；以专制保守弊政，非是以专制改变制度。比如人家要向前进的，死死扯住；人家如不向前走，和他同在一块弄鬼，他就心愿了。

所以兄弟奉劝列位，不要怕做官府的干涉。遂要地方自治起来，关乎地方一切事情，和官府划清权限。何者归官，何者自理，参照各国的地方自治章程（在下当另编一书），切实施行起来。更有以前所已有的，如团练、保甲、乡约、蒙养学堂各种善举等事，只要参仿时事，略为改变，实力行之，也就可以了。这是今日所易行、所必要的条件，大家不可把来做等闲看待的。

七、言论自由权

世界进步，由于思想进步。言论不能自由，一切事都不能发达。所以专制国的政体全凭几个人的意见，抹杀一切人的言论；他们所行的所言的无一项不是，句句件件都要人家奉行。国民所言的如狗屁一般，全没有效验；有违反他们所行的所言的言论，遂目为大逆不道，本人治罪，还要株连好多人（清朝二百余年，文字之狱数千余案，往因一句诗、一句话附会出来，诛灭全家，还要牵连亲戚朋友多人）。犹恐怕国民通知古今，熟悉掌故，窥破他们的伎俩，不准人读本朝之书、引用本朝人名（科场有引用本朝人名事迹者降黜），不准人上书言事、议论朝政（卧碑载：士子上书论军国大事者，科以大罪），无非闭塞人的聪明，箝制人的言语。现在虽大势所趋，稍稍有议论时事的，他必用百般的手段，禁止国民演说、著书。

比如一个房屋，管守的人不尽其责，渐渐要倾倒了，做房东的警戒他们要尽责任，告示他们补救房屋的方法，即或说要改易管守的人，重新起造一个房屋，也是房东所应当说的。那管守的人倒要说房东不该说，定要依从他们所为才是。现在的政府，其意思不和这个一样吗？

他们要保守他们的私利，自然是不准咱们谈论他们的短长。咱们岂可因为他们一禁即止吗？各国的政府起先也不准国民言论自由的，经国民屡次鏖战，政府终是没可如何，遂公布言论自由之法律，载在宪法内，何曾是轻易得来的？所以兄弟奉劝列位，不要怕这野蛮政府的禁令，各各扩张言论自由权，用来改变风气，监督政府，这是很要紧的。

八、结会自由权

各国所以强盛的，每一宗事集多人的才力来讲究。政治有政党，学问有学会，没有一事不有一会。国家不特不禁止，反极力保护。独有中国不准国民集会。彼此不相亲爱，不相团聚，凡事各由各人的意做之，全没有合群研究的办法，国家安得不弱？事业哪里能做？况且所禁的，不过于政治上、学问上、社会上的事情，禁得极严；如结党营私，以及聚众赛会、迎神、唱戏、聚赌，凡有害于人心风俗的事，他到不禁了，即禁也不过贴一张告示，全没有实行。至于做官的，有年谊、世谊、乡谊，又有官官相与之说，明目张胆为之，没有一点顾忌。且国民要结会，正正堂堂的，他可以干涉；秘密的会党，如哥老会、三合会、大刀会，没有一处不有，他又无可如何了。各国的政府奖励会社，国势陡强，内乱全泯。中国的政府严禁立会，其结果君子没有会，小人有会；正事没有会，歪事有会。在这糊涂的政府，原是难和他说清的。在我们国民，要认清结会的事，为富强中国的根原，无论如何禁制得严，都要冒禁结立的。但要仿照文明各国结会的办法（在下后日当另有一书详言之），注眼政治上、学问上、事业上，不要仍如从前的结党营私及为不正之事结会，这是顶当记着的。

以上八项，都是国民所当力争的权利，没有争到，死都不可放手的。

何以说国民当勉尽义务呢？世界上不负义务的，便不能享权利。只知责人，不知责己的事做不出的。这一个国非是几个人所能担任得起的，要大家共来担任。不可因皇帝、官长不好，遂大家都不管国家的闲事了。皇帝、官长不好，咱们要设法监督他们，岂可把来当借口，遂丢了自家的责任？所以兄弟奉劝列位，这一个义务总要尽呢。国民的义务千般万状，从哪一项说起？也先把几项顶大的说说：

一、人人有纳租税的义务

从前中国的老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民践土食毛，即应当报效皇家，这是一句顶混帐的话。我这一个地方，是从祖父以来已经有的，自耕自食，与他皇家哪样相干！况且自有中国以来，不知换了好多朝代，当初没做皇帝之时，也不过是一个国民，及侥幸做了皇帝，遂说天下是他一家的私产，哪有这等道理！至于清朝，本是从满洲进来的，人都不是中国人，怎能说中国是他家的。若说降伏了他，即把中国归他一家所有，这样说起来，清朝是我们一个不共戴天的大仇，我们应当报复他，怎能报效他呢？不知这些话都是说错了。做皇帝的，不过替国民经理国家，国家一定不是皇帝一家的私产（其说详前）。国民纳租税是纳与国家，不是纳与皇家（以前的是纳与皇家，所以国民急宜革命，把政体改变）。纳于皇家的一定要有限制，以少为主；纳于国家的限制不得，过少不得，只能看那宗事当办不当办，当办的就不能计及多少了。盖纳于皇家的是纳贡他，没有报酬的，一去不复返，少数都不应该，何况多要。纳于国家，非是一个私人得了，仍为我们办公共的事业。比如自己所做的事，每年虽用去一千、一万都不嫌多，因为这些事都是当做的，省无可省。且不仅用去，要把用去的少数，保全现在及增进将来的多数，所以虽多用些，也是心愿的。这国家所做的事，也是自己所应当做的事，不过是有人代替我们做，由我们出资本就是了。资本不肯出，叫做事的人怎样做法呢？

虽说如今做事的人有名无实，租税出了，国家的事仍是没办，这当依兄弟上面的话，做国民的，大家干涉他们，不许他们胡闹，或就另换一班人来办国家的事。但是这国家一日不亡（改易皇帝，不是亡国。亡国者，是为外国所灭，所瓜分。若能由国民而改易皇帝，这是光复，不是灭亡），就一日不能不办事。办事就要经费，现在国家的经费，不比从前可以因陋就简，至少要加多十倍才能够用（外国的经费，都比中国多百余倍。日本只有中国三十分之一，今年经费九万万，比中国现在经费多十倍）。这是何故呢？现在弱肉强食，没有海军、陆军（日本经费用于海军、陆军的三分之二），这国家一定保不住（现在只有七八强国，将来稍弱一点的决不能存）。自机器发明，军火改制，比从前海军、陆军的费用加多百倍不止（大战舰一只——全身是钢，要一千五六百万两。大炮一个，要四五万两。大炮打去一次的子药，要四五百两。日俄交战两点钟，只子药一项，要二千五百万元，兵丁一人每月要费三百元）。咱们若是顾惜经费，不大大的扩张海军、陆军（俄国有陆军四百万，其余各国二三百万不等。中国虽说有兵勇三四十万，能战者不满三万人，海军仅有日本五分之一），国家一定为人家所瓜分，各人的身命、财产，一概没有了（家与国相连，无国即不能有家）。我们此时都出些钱文，扩张海军、陆军，即保全了国；保全了国，即保全了身家。此时虽出得重，所保全的也大了。

又国家所当重的不是仅仅海军、陆军，如开办学堂，比海军、陆军还要在先咧。各国所做的事业哪一项不是从学问来的？没有学问一件事都做不来了（造枪炮、造火药、造战舰、造种种机器，都要一二十年的学问。海军、陆军的极小将官，也要读十多年书，通几国语言文字。无论男女没有不读书认字的。不读书认字，即当极**的职役也没有人请。将来世界断没有不读书的人可以存种）。中国从前虽是有人读过书，但到了如今不能适用（外国的学问分普通学、专门学。普通学是伦理、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图画、音乐、体操，这是人人都要兼学，共一十三年。进了高等学堂、大学堂，才分专门。各国大同小异。日本是分文科、理科、法科、工科、农科、医科，每科又分子目，听人专习一科。此外有师范、海军、陆军、商业各专门学堂，没有一件不是有用。不比中国以前做八股，现在做策论，毫没有一点实用）。要想中国站得脚住，比得人家上，这学堂是一定不可不开了。要开学堂，必要先筹经费。日本只有中国一省之大，每年学堂经费四千余万，中国即当十倍之了。

又国家如或要自己修铁路、开矿、建工厂，以挽回利权，保全种族（各国的政策，不仅用兵力征服，尤在用工商吸取中国的钱财。钱财尽了，中国的人民自然要饿死，极狠是先把铁路、矿山抢到手里，即制中国的死命。现闻英、俄、美、德、法五国，打算集款五十万万元，包揽中国的铁路，一枝一节都不准中国自修。此议若成，中国无一点生望了。所以大家当一面严告政府，不可把铁路许与人家；一面要多开工厂，多开矿山，莫使人家来占顶，不可惜费用的），我们也要极力帮忙，吝惜一点不得。总之，我们在这一个国家内，就要担任这一个国家的经费。只有查问经理人的权，并没有不问好歹，不肯纳租税于国家的理（即或不认旧日的政府，马上要立一个新政府，对着新政府不可不纳租税）。这是人人有纳租税的义务了。

二、人人有当兵之义务

中国古时，寓兵于农。现在各国都用征兵的制度，人到了二十岁，即要当常备兵三年，以后当预备兵、后备兵，直当到四十岁，就是王子也不能免。这是何故呢？国家是公共的，即应大家任保卫之责，不可把一国的人分出界限来，哪一个该当保卫国家，哪一个就不该当，又不可请外国的人当兵（各国宪法内都有不准用外国人当兵一条），所以要人人当兵了。各国都把兵看得极重（犯了罪的人不准当兵），不比中国的兵从招募来的，看得极轻贱，不是极无赖的人，万不肯当兵（中国有“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之谣）。这样的人，怎么能敌得人家住（以前是以乌合之众对敌，乌合之众尚可以得。如今各国都是国民军，怎样能敌呢）？况且各国都有兵数百万，中国这点子的兵，怎么能够保守疆土？所以一定要仿着人人皆兵的制度。无论何项人等，都要当这义务兵，集心合力，保卫土地、主权，但不可帮着现在的野蛮政府伤害同胞（李鸿章到德国的时节，拜会德国宰相俾士麻克，夸张他在中国杀长毛的功劳。俾道：“我们的兵，只把来和外国打仗，不把来杀害同胞，你替异族的满洲杀害自己同族的长毛，这是你莫大之罪，哪里算得功呢？”李听了羞愧得很。现俄国大大的革命，俄皇调兵平乱，俄国的国民都对兵丁言道：“你们不是俄国的人吗，为何要杀害同胞呢？”兵丁一闻此言，立刻丢枪散去。各国的陆军和外国开起战来，都是奋不顾身，从没有在本国替政府杀害同胞的）。这是顶当记着的。

三、人人有借钱于国家的义务

国家有时为公众上的利益及不得已的事，要向国民借钱。只要实是当用的，无论好多，我们国民都是当借与他的。何故呢？国家既是公共的，国民不借钱于国家，自然是要向外国去借。民间有盘算人家的手段，各国也然。利息既重，越积越多，国家终是没有钱的，少不得仍是要国民摊还（中国所借各国的钱，按年由各省摊还）。等到摊还不起，所借各国的钱，都是有抵挡的，各国照契管业，那就亡得成了（埃及国之亡就因借项一端）。所以我们当于他们借钱的时，要实实在在盘问。万不可少之数，即由大家承借，免使受他国的盘算，贻后日的重累。这是一句顶要紧之话。

以上三项，都是要争得权利之后，才是有的。但权利是要去争，不是可以坐得，又不是可以哀求，并不是空空不尽义务，可制得他住。盖你若不把租税，要求参政权，这是租税也是要你出的（现在的租税，哪项是人民心愿，又哪项能免）。你虽不当兵，这养兵的费用，也是要你出。况且他征了你们的钱，招兵压制你们，生死之权操在他手，怎若国民自己当兵，可以监制他们的暴政呢（当兵不尽是义务，又是权利）？至于不借钱于他们，仍是国民受累，前已说明了。所以咱们要想对付他们做皇帝、官长的，一定要先拿出主义和手段来。

这主义、手段怎么样？把咱们对他的义务，求一个相当的权利，这是主义。每县各公举几个人，齐到北京，要求他们把以上八项交给我们，如有一项不依从的，我们大家齐到北京去，把这不好的政府去了，另立一个好政府；或各把本地的租税截留，专办本地的事，公举人来经理。不要以前的官府；他们和各国所订的条约，所借的款项，一概不认，这是手段。但是要达这个主义、手段，先要有四个条件：

第一，要学问。

各国的国民，所以能享权利的，由于人人都有学问，政府不能欺瞒他。若毫没有知识的人，怎样能有权利呢？中国以前的读书人，虽是没有用，官府总当另眼看待，比没有读书的人好多了，这是列位亲眼看见的，所以大家要讲求学问。即年纪大了，不能进学堂，也当把新出的白话书（《猛回头》、《黑龙江》、《中国白话报》等书都好），买几部看看。或并字都认不得的，也当请人把古今的大势讲讲，总要明白一些。事理明白，那权利是不期有而有的。

第二，要武力。

如今的世，稍弱一点的，便不能保存。各国文学固然是重，武力越发重得很。各学堂都有体操一门，此外遍处有体育会。无论男女，武艺都操得很好。有武艺的人，人人尊敬，武官的身价比文官大得多（武官可做文官，文官不能做武官，有极大的文官带一个极小的武官衔，即以为荣宠）。所以人人都可以当兵，国家有祸事，担当得住；政府若不好，推倒得翻。中国若想有翻身的日子，非把重文轻武的鄙见丢了，人人有尚武精神，人人有当兵资格，决无可望了。

第三，要合群。

外国虽极小的国，都能强的，即是合群二字尽之了。中国虽说有四万万个人，即是有四万万个心，如散沙一般，所以弱到这个地步。要想以后中国可以救得转，如非大家都捐除意见合起群来，一人被害大家救应，不分彼此，即万无可救之理。

第四，要坚忍。

民间起事的也有其人，往往一败即涂地，全没有人即起，这是不能坚忍之过了。各国革命，多的几百年，少的也有几十年，才能变成一个顶好的政府，断没有一举成功的。所以咱们做事要以坚忍为主，即失败到十几次，百余次，断头到数十万，数百万，都不可怕，总要越做越凶，以达了咱们的主意为止。

有了以上的四个条件，才能尽义务，争权利；没有以上的四个条件，义务也就不能尽，权利也就不能争，坐待人家来灭就是了。现在的政府，把咱们一切所有卖与人家，已剩不多了，再慢半刻，什么都卖去了。那时向政府说，政府已经没有了；向各国说，各国是有人送与他的，也说不上。所以列位要说就要说起来，要争就要争起来。

自由乎？死乎？二者必有一项。愿列位于这两项任择其一也。中国国民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