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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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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劝一般国民要争权利义务
作者:陈天华 
1905年10月
据内容考,为1905年10月日俄战后不久作品。

请了请了,做兄弟的,今日有几句粗话要向列位讲讲。列位切不可把来做闲话看待,须知道兄弟这一篇话一不新奇,二不荒唐,三不狂悖,句句都是今日要紧的条件,一刻都慢不得,大家就要实行起来。见了兄弟这一篇话的,务当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互相抄写,互相印送,把做阴骘文看待,天天研究,那就是咱们中国绝好的机会了。

兄弟所讲的没有别项,就是要凡当国民的都要晓得争权利、义务,不可坐待人家来鱼肉我们,这是兄弟对于列位一片的苦心了。但这“国民”二字,和那“权利、义务”四字,中国通常话少有讲过,列位谅也有好多不懂的,兄弟先将这六个字的义例略为解明。

何谓国民?没有国之时,一定必先有人民,由人民聚集起来,才成了一个国家。国以民为重,故称国民。国民的讲法,是言民为国的主人,非是言民为国的奴隶。所以国民对于国家,必完全享有国家的权利,也必要担任国家的义务。国民的解释如此。

何谓权利?人民在此一国之内,那一国的权柄必能参与,一国的利益必能享受,人家不能侵夺,也不可任人家侵夺,但各有界限。比如做皇帝的,做官长的,有特别的权利,那正当的人民不可侵他;不正当的人民不可许他。各依权限做事,求于彼此有权,彼此有利,两不侵犯。权利的解释如此。

何谓义务?义务的话,犹言各人本分内所当做的事,所当负的责,通皇帝、官长、国民都是有的。盖国家既是国民公共的,那皇帝、官长也不过国民中一个人。国民举他出来,替公上办事,不过他们的义务略重一些,非是国民遂全没有义务了,皇帝、官长没有办得好,做国民的理当监督他们。国民本分内的各种义务,没有一件不当尽的。当以义务向皇帝、官长要求权利,不可抛弃权利因就不尽义务。义务的解释如此。

国民、权利、义务的义理,既经明白了,列位对于这六个字,就要切实讲求,不可仍如从前的混过了事。一要拿出国民的身分,二要力争国民的权利,三要勉尽国民的义务。

何以要拿出国民的身分呢?三代以上都是民重君轻。《书经》说:“民为邦本。”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国民的身分何等尊严!自秦以下,才把天下做为皇帝的私产,把国民做为皇帝的奴才,任意践踏。君可以虐民,民不可以抗君,君的权无限,民没有丝毫之权,比如牛羊任人宰割,有时要转卖于他人,也只有听从二字而已。不特一国的权参与不得,即自己一身的自主权都没有了。强盗来了,服从强盗;外国来了,服从外国;连国民的称呼都失掉了,不是小民,即是蚁民,卑贱无比。唉!世间哪有这个道理。明明的主人家,降做奴隶,明明的公奴仆(世界各国都把国民做一国的主人,皇帝、官长乃国民公共的奴仆),变做主人,岂不是强奴叛主的事吗?所以兄弟奉劝列位,把国民的称呼要恢复转来,把国民的身分要拿了出来。对着这一班公奴仆,要尽力监察他、惩创他、命令他、禁止他,软弱一点不得,退让一点不得,畏惧一点不得,用泰山岩岩的气象,施千钧雷霆的威力,这方算是国民的身分了。

何以要力争国民的权利呢?国民的权利,于今一点都没有了。小的莫讲,单就几项很大的说:

一、政治参与权

如今文明各国,不是民主立宪(不立皇帝,由国民中间选一个人当总统,数年一任,叫做民主国,现在的法国、美国即是如此),即是君主立宪,由国民选举议员,把国民所想要的,向皇帝、总统面前要求。一切法律都要议院承认,议院没有承认的,即算不得法律。皇帝、总统不能脱离法律下什么命令,做什么事情,这叫做立宪政体,又叫做国民参与政治政体。立宪政体之外,有专制政体,国民全不能参与政治,全凭皇帝、官长几个人独断行为,红就红了,黑就黑了,国事任凭他们弄坏到怎么样,国民说不得一句话。即把国民暴虐到什么田地,甚至或斩或杀,全不以人类看待国民,也违抗不得,违抗了他,即是叛逆一方,都要血洗。这样的专制政体,世界各国,惟有俄国、中国。这两国的国民好如在九重地狱,永远不见天日。现俄国的国民不服这专制政体,近几十年间,大家起来反抗俄国皇帝,起了几十次。现在俄皇尼古拉士的祖父名叫亚历山大的,被俄国的国民用炸药炸死,其余大臣被刺死的不计其数。自去年来,愈加闹得很,数万做工的人,围着俄皇的宫,各处蜂起水涌,四处响应。俄皇没奈何,允准俄国国民改为立宪政体,差不多就要实行了。单剩得中国尚守着专制政体,政治的腐败,千倍俄国,立刻就要灭亡。不比俄国虽然是专制,各项政治办得井井有条,国富兵强,四远无敌。况且俄国是自己一国人做皇帝,纵受些专制,尚可说得去。中国现在的皇帝不是本国人做,乃是满洲的人。这满洲是中国一个大大的仇敌,强要我们认他做皇帝。即是他自己改为立宪政体,事事以公道待我们国民,都不可忘了他的仇,何况专制到了极步,还要送我们全种于死亡境地。唉,这都忍得,也就没有忍不得的了。俄国的国民,受同族的专制,都受不得;中国的国民,受异族的专制,到死都受得,相差那里有这样的远!世界的大儒都说人若没有政治思想,不晓得争权利的,即算不得一个人,虽然没有死,也和死差不多。所以兄弟奉劝列位,把政治思想切实发达起来,拼死拼命,争这政治参与权,不要再任做皇帝、官长的胡做乱为,把中国弄得稀糟,这是争权利的第一项。

二、租税承诺权

这租税承诺权,是立宪政体中顶一桩要紧的事。没有这一项,立宪政体成了一句虚话。这是何故呢?皇帝、官长威权大得很,他要侵害国民的权利,做国民的也无法对付他们。只有这租税总要从国民手中拿出,他才有得。大家不出租税,遂要饿死他了。各国的国民有一句常话,不出代议士(即议员)不纳租税。他们的皇帝、总统,没有一事不怕国民,国民要一件就依一件的,即因这个缘故。皇帝、总统皆有一定俸禄,俸禄之外,一钱不准妄取。要做一事,必先禀命议院,议院不答应,即不敢做。倘若执强妄做,国民即一齐不纳租税。要增抽租税之时,也必将增抽租税之故告知议院,议院皆以为可,然后答应,没有答应的,即不能增抽半毫。所以他们各国的租税虽极重得很,比中国要重几十倍,却都拿来开学堂、立医院、修道路,扩张工艺,整顿海军、陆军,点点滴滴都用在国民事业上,没有一文乱用的。国民也信得过,没有一个不肯出的。中国的事情就不同得很。国民只有纳租税的义务,既纳之后,他们如何用法,一句都不能问。今日要加抽厘金,明日要加抽百税,不说明为什么事要加抽,也不管国民答应不答应,用蛮力行之就是了。兼之专制政体,事前不和国民商量,及事做拐了,又把闯出来的祸移到国民身上,他们反逍遥法外,或且于中取利。

比如庚子年义和团滋事,全是满洲的王公大臣和皇太后所主张,我们东南各省,既没有打过公使馆(各国各放一个钦差驻扎中国北京,叫做公使,其所住之馆叫做公使馆。庚子年,皇太后使官兵和义和团攻打各国的公使馆,打了三四个月都没打破),又没有杀过洋人(北京的官兵在路上杀了德国的公使,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因此犯了万国公法,八国联兵问罪,打进北京,皇太后同光绪帝逃往陕西,出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作三十九年摊还,连本息共九万万八千万两),分摊赔款,都在东南各省,他的老家东三省(盛京、吉林、黑龙江称东三省,又称满洲),一文都不出。

又如湖北每年摊还赔款一百二十万两,湖北的官场借此向民间加抽各税五六百万两。一百二十万两之外,所余的四百余万,都入了他们的荷包。各省一例。列位想想,有这样的情理吗?练陆军无钱,复海军无钱(现各国注重海军,没有海军立不得国。甲午以前,中国的海军和日本差不多。自甲午中日战争那一回,中国的海军全行覆灭,日本则加了四倍,每年海军经费三千六百余万元。中国虽有言要复立海军者,都以无钱而止),开学堂无钱(北京要修一个大学堂,须银三十万两,说没有钱,至今没修。日本比中国小三十倍,每年学堂经费四千余万,中国不及百分之一),买枪炮无钱(马玉昆防守山海关外,买洋枪三千杆,户部不肯发钱),兴工艺无钱(中国没有一项不将就洋人的,从不肯由官场提倡,都说经费无出),办新政无钱,皇太后每年修颐和园数百万,寿陵数百万,佛照楼五百万,正阳门楼八十万,其余随举一件,动要几十万、几百万,又有钱了。每年在颐和园请酒唱戏,一切赏赐,一切开销,总共要七八百万,又有钱了。逃往陕西时候,一碗粥都难得到手;及回銮之时,从陕西到北京,费用一千三百万两。去年日本和俄国在东三省开战,一切海防、边防都置之不理,一点预备不讲;却使铁良(满洲人,户部侍郎)到南方,借练兵办防堵为名,搜刮南方各省的钱财,把来做皇太后七旬万寿,共用去一千二百万两。各省做皇会所花费的也有一千余万两。文、武各官所进的贡品,多的要值几十万,少的也要值几万两。合计算起,大约也有几千万。艰难到极品时候,尚这样的恢阔,比 (以前承平时节不知要多用几十倍。他一个人一年要花费许多的银钱,以外有数千的王爷、公爷,数万的官员,数百万的吏胥,五百万的满洲人(光绪帝的老家又叫做八旗人,共有五百万。一半住在北京,一半驻防各省,都不农、不工、不商、不士,坐吃汉人的),合算起来,恐怕就算不清了。

哪一点不是咱们身上的血,哪一项是咱们该当纳贡他们的!讲到国事上,咱们插一句嘴都插不得。独至于纳租税一层,他们讲了的就是,慢都慢不得半刻,问都问不得半句,强盗打劫人家也没有这样。他若用到正经地方去,莫说是这点子,就再要加好多,也是应当的。他们这样的用法,就是减少几倍,也一文都不当出,何况是有加无已呢?所以兄弟奉劝列位,当仿照各国的办法,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不先说明用法,及用到哪里去,决不能应允。总之,无论哪项税,必要先经我们的承诺;没有承诺的,作为无效,这叫做租税承诺权,即包含于政治参与权内。没有那个办法,就没有这个办法了。以下所讲的,都是从政治参与权内,分出的条件。

三、预算、决算权

怎么叫做预算呢?现在文明各国,将来年所要出款,哪项要好多,桩桩件件,开载出来,先送到议院。议院核准哪一项当缓,哪一项浮报,都除出来,实实在在要多少,照实数征税,不能浮冒中饱半毫。不比中国笼统乾坤,任他浮收虚耗,每年实收若干,用去若干,在先既没有向国民报明,在后也没有一句报告。咱们出一两,正用了的不过十之一二,浮冒中饱十之七八。所以每年国家所收的总共不满八千万两,实则咱们出的不下六七万万两。即如漕粮一石,每石不过二两,解到京时,要开销一十八两,各项都可做个比例。外国的税虽是很重,然没有浮冒的,故民间不大吃亏,且因之而做出许多事业,为国富兵强的一个原由。中国的税,名虽轻,其实重,且没有限定;当用的不用,不当用的乱用,即使税轻到什么样,于民间没有什么益处。况于没有门目的税,有加无已,不知他用到什么地方去了,连一个数目都没有得。即如国债(向外国借钱叫做国债)一项,中国自甲午年以来(以前也欠过外国的,但已完清了),欠外国的债,本息共有二十万万两。此外又有昭信股票(光绪二十二年,发昭信股票向民间借钱,后一概不还,作为报效)的银三千万两。除赔日本兵费二万万三千万两(甲午中日之战,中国赔日本兵费二万万三千万两,又割去台湾一省),庚子年赔八国的兵费本息九万万八千万两外,其余的四五万万两,不知他们做为什么用处了。这是要我们累世子孙变牛马还于外国的,他们都忍于干没,也还有一点子人心吗!咱们至今尚没有看见他们一笔实在数,只见今年加饷,明年加税,横硬要咱们出就是了。世间有要人出钱不告知人家用钱的出向的理吗?出了钱文,毫不问一问,任他乱丢,也算得一个人吗?所以兄弟奉劝列位,大家逼迫政府把一年之中所要用的,照实先向国民呈一张预算表;国民将每年应收若干,应出若干,细细查清,又当派人四处调查收税实数,总不准有一项多征,一毫中饱,这是顶不可缓的。

四、外交参议权

如今的皇帝、官长,因得中国不是他们自己的,不甚爱惜,把土地主权顺便送与外国,只图他们偷一日之安,全不顾及咱们同胞四万万人(中国人口四万万),永远要为牛为马绝子灭孙了。列位不要说土地主权是他们做皇帝、官长的,与咱们无涉。这土地是咱们的土地,主权是咱们的主权。中国比如一个公司,咱们是公司的股东,皇帝、官长不过是从外前请来的当家先生。当家先生把公司私自卖与人家,公司中的事权,私自使人家干预,做股东的也可不要说话吗?

中国近几十年的外交,哪一项不失策!土地一块一块的割(俄国自咸丰以来,所侵占东三省的地方共有数千里,光绪二十四年又占领旅顺、大连湾,因庚子年之乱遂全占东三省,致有今回日俄交战之事。英国则于道光二十二年占领广东的香港,光绪二十四年占领山东的威海卫,去年遂占领西藏。法国则于光绪二十四年占领广东的广州湾。德国则于光绪二十三年占领山东的胶州湾。日本则于光绪二十一年占领台湾、澎湖。内只有香港、台湾、澎湖因战败割让,其余未交一兵,都是一班卖国贼拱手送与人家的。又俄国指定长城以北,英国指定长江一带,法国指定云、贵、两广,德国指定山东、河南,日本指定福建、浙江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凡在各国势力范围里内的,不准中国将其内的地方矿山、铁路让送人家,分明各认为己之所有了。那一班卖国贼也含糊认诺,是明明已把中国全数分送与别国了,特留着那一班卖国贼替各国弹压国民而已),主权一宗一宗的送(中国的海关,永远用外国人做税务司。近今的邮政局也是由税务司兼理。各省的机器局都是外国人。若说中国人不会,自应当设学堂派人学习,岂有永远用外国人的理?况且练兵权、教育权也渐渐落于外国人的手。近几年来用人行政的权,也要问过外国。如俄国之在东三省,德国之在山东,官员有不合他的意的,遂要另换一个,虽是督抚大员也不敢不听命。至于外国在租界内有审案权柄,不特外国人住在中国地不受中国官场管辖,并且中国人在本国倒要受外国官员管辖,大不合理的事。这是自外国人到中国来已是如此,更不消说了。大抵一个国家,必有一定的土地,一定的主权。土地、主权有一项不完全,哪里能成一个国家?列位尚恐怕中国瓜分,不知这样的办下去,比瓜分还利害得很呢)。断送中国命脉的,尤在于把各省的矿山、铁路送与各国(各国在中国所得的铁路,合已成的、没成的、计划中的,延长将近五六万里。中国自己修的不满一百里。矿山被外国买去的不计其数)。各国得了铁路,得了矿山,遂借保护铁路、矿山为名,驻兵防守,铁路、矿山占到哪里,兵也扎到那里。铁路、矿山占满中国,中国的地遂算占尽了。俄国在东三省,德国在山东,就用这个手段(俄国在东三省以保护铁路为名,驻兵十余万。日本要他退兵,俄国不肯,遂致开战。现日本得胜,旅顺、大连湾已归了日本,东三省又将自俄国手中送与日本。中国置之不问,宣布中立。现德国在山东也以这个手段,沿铁路旁边驻兵二十余处,每处三四百人,又为第二个东三省。将来各省都将为第三个东三省了)。列位尚不想个法儿,收回这铁路、矿山,自己去修,自己去开,那就是咱们一宗灭门大祸,别想子孙烧香了。是何故呢?矿山比如咱们的宝库,铁路比如咱们的脉筋。宝库被人家取去了,脉筋被人家抽去了,怎样能活呢?所以兄弟奉劝列位要向政府争这外交参议权,不准他们任意把中国的土地、主权、矿山、铁路赠送各国,保守他们的私利益,预为后日做印度王(印度各王私自把国卖与英国,每年向英国领取俸禄,存一个空王号,印度的国民受英国的百般压制,置之不顾)、贰臣(投降别国,再做别国的官叫做贰臣)地步。如再敢照从前的行为,咱们大家就独立(不要政府,自己做主,叫做独立)起来,各守各地。他们所订的条约,全然不认。现在各国的皇帝、总统,倘若私把自己土地、主权、矿山、铁路送与别国,各国的国民恐怕要闹得天翻地覆。各国革命(从民间起义军,扫除暴君贪官,叫做革命)不过因得政治有一二宗不好,大家容不得,遂把这不好的政府倾倒,另立一个顶好的政府。何况把国家公共的土地、主权、矿山、铁路私送别国,安有可以容忍的理!各国的国民,也是一个人,列位也是一个人,怎么就这样的懦弱?不过是以前没有人告知列位,兄弟这一番告知了,列位谅是一刻都容不得的。

五、身命、财产权

中国的野蛮官场,把国民的身命如草芥一般,任意残杀虐待;把国民的财产如泥土一样,任意勒取索诈。列位都是习见惯闻的,不用兄弟多说。甚至外国的人到中国,也可以乱杀横骗,中国官场不特不管,且帮着外国人欺压国民。如去年俄国的水兵,在上海杀死周生有一案,俄国领事官不容中国官员会审,私自擅定四年监禁之罪,中国官场不特不反对俄国领事,且以中国国民之动公愤为多事。又某洋行欠汉口商人十余万金,湖北官场不敢代为追讨,含糊了事。这样看起来,中国国民的生命财产全没有保险的地方了。外国人所养的鸟兽侵害一毫不得,中国的国民连鸟兽都当不得了。以前中国人到了外国,被他们不把做人看待(美国所属的檀香山有一万余人的中国街,死了一妇人,洋人谓是疫症死的,放火把全街都烧了。在美国做工的共有数十万人,美国屡议禁止上岸,非常的虐待。近南非洲开矿的工人,也是英国从中国招去的,受苦更甚,一日要死数人。总之,外国人到中国如天仙一般,中国人到外国牛马都比不上)。现在外国人到了中国,反不把中国人当人。这都是做官员的一心媚外,不尽保护国民之职所致;做国民的,不晓得自己争权利,也要分任其咎。

这人权是从天赋来的,不容人家来侵夺,也不容自己放弃。所以兄弟奉劝列位,要以死力争这身命、财产权,即是以死力争这天赋的人权,有一毫没有争还,大家都不可放手,不可仅保着一人一家,遂不管他人的是非了。盖这身命、财产权,要通中国的人合力来争,才可争得转的,断不能以少数人的力能保得住的。只要是中国人,不论在本国在外国,都不可有一个被人侵侮。有侵侮了的,大家至死不与他罢休。如此行之,咱们的身命、财产权,才可保得住了。

六、地方自治权

地方自治权是立宪的先声;纵不能立宪,这地方自治权不可不先去要求的。日本没有立宪之前(日本自明治初年变法到明治二十三年才立宪),也先颁布地方自治,市町村各有一个完全的自治机关,好像一个小国家,合无数的小国家,遂成了一个日本国。中国正宜仿照办理。怎奈中国的官场平日于地方的情形毫不讲求,任什么大奸大恶在地方混闹也不一问。只有地方讲求自治,为保卫闾阎、维持秩序的事,他倒要说是侵了官权,大行干涉,不推翻一切,他总不甘休。

兄弟平日说如今的政府,说他专制也说不得,说他不专制也说不得,当专制的他倒不专制,不当专制的他倒要专制。如现在的留学生,有好多不用功读书,做出多少坏事的,他毫不管;中间有爱国的,想替中国内办几分事业,不肯玩耍了事,他倒干涉得很。如想自己出钱学陆军的,他也不准;学政法的,他也不准。俄国占了东三省,留学生结集一个义勇队,想往东三省和俄国打仗,也要拿办。著书出报,把现今的大势报告国民,也遂犯了他们的忌讳。推之内地,做官府的一事不管,害国殃民的贼,全没有处分;略想振作的,即不稳当得很。总而言之,是专制不作事,非是专制作事;以专制保守弊政,非是以专制改变制度。比如人家要向前进的,死死扯住;人家如不向前走,和他同在一块弄鬼,他就心愿了。

所以兄弟奉劝列位,不要怕做官府的干涉。遂要地方自治起来,关乎地方一切事情,和官府划清权限。何者归官,何者自理,参照各国的地方自治章程(在下当另编一书),切实施行起来。更有以前所已有的,如团练、保甲、乡约、蒙养学堂各种善举等事,只要参仿时事,略为改变,实力行之,也就可以了。这是今日所易行、所必要的条件,大家不可把来做等闲看待的。

七、言论自由权

世界进步,由于思想进步。言论不能自由,一切事都不能发达。所以专制国的政体全凭几个人的意见,抹杀一切人的言论;他们所行的所言的无一项不是,句句件件都要人家奉行。国民所言的如狗屁一般,全没有效验;有违反他们所行的所言的言论,遂目为大逆不道,本人治罪,还要株连好多人(清朝二百余年,文字之狱数千余案,往因一句诗、一句话附会出来,诛灭全家,还要牵连亲戚朋友多人)。犹恐怕国民通知古今,熟悉掌故,窥破他们的伎俩,不准人读本朝之书、引用本朝人名(科场有引用本朝人名事迹者降黜),不准人上书言事、议论朝政(卧碑载:士子上书论军国大事者,科以大罪),无非闭塞人的聪明,箝制人的言语。现在虽大势所趋,稍稍有议论时事的,他必用百般的手段,禁止国民演说、著书。

比如一个房屋,管守的人不尽其责,渐渐要倾倒了,做房东的警戒他们要尽责任,告示他们补救房屋的方法,即或说要改易管守的人,重新起造一个房屋,也是房东所应当说的。那管守的人倒要说房东不该说,定要依从他们所为才是。现在的政府,其意思不和这个一样吗?

他们要保守他们的私利,自然是不准咱们谈论他们的短长。咱们岂可因为他们一禁即止吗?各国的政府起先也不准国民言论自由的,经国民屡次鏖战,政府终是没可如何,遂公布言论自由之法律,载在宪法内,何曾是轻易得来的?所以兄弟奉劝列位,不要怕这野蛮政府的禁令,各各扩张言论自由权,用来改变风气,监督政府,这是很要紧的。

八、结会自由权

各国所以强盛的,每一宗事集多人的才力来讲究。政治有政党,学问有学会,没有一事不有一会。国家不特不禁止,反极力保护。独有中国不准国民集会。彼此不相亲爱,不相团聚,凡事各由各人的意做之,全没有合群研究的办法,国家安得不弱?事业哪里能做?况且所禁的,不过于政治上、学问上、社会上的事情,禁得极严;如结党营私,以及聚众赛会、迎神、唱戏、聚赌,凡有害于人心风俗的事,他到不禁了,即禁也不过贴一张告示,全没有实行。至于做官的,有年谊、世谊、乡谊,又有官官相与之说,明目张胆为之,没有一点顾忌。且国民要结会,正正堂堂的,他可以干涉;秘密的会党,如哥老会、三合会、大刀会,没有一处不有,他又无可如何了。各国的政府奖励会社,国势陡强,内乱全泯。中国的政府严禁立会,其结果君子没有会,小人有会;正事没有会,歪事有会。在这糊涂的政府,原是难和他说清的。在我们国民,要认清结会的事,为富强中国的根原,无论如何禁制得严,都要冒禁结立的。但要仿照文明各国结会的办法(在下后日当另有一书详言之),注眼政治上、学问上、事业上,不要仍如从前的结党营私及为不正之事结会,这是顶当记着的。

以上八项,都是国民所当力争的权利,没有争到,死都不可放手的。

何以说国民当勉尽义务呢?世界上不负义务的,便不能享权利。只知责人,不知责己的事做不出的。这一个国非是几个人所能担任得起的,要大家共来担任。不可因皇帝、官长不好,遂大家都不管国家的闲事了。皇帝、官长不好,咱们要设法监督他们,岂可把来当借口,遂丢了自家的责任?所以兄弟奉劝列位,这一个义务总要尽呢。国民的义务千般万状,从哪一项说起?也先把几项顶大的说说:

一、人人有纳租税的义务

从前中国的老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民践土食毛,即应当报效皇家,这是一句顶混帐的话。我这一个地方,是从祖父以来已经有的,自耕自食,与他皇家哪样相干!况且自有中国以来,不知换了好多朝代,当初没做皇帝之时,也不过是一个国民,及侥幸做了皇帝,遂说天下是他一家的私产,哪有这等道理!至于清朝,本是从满洲进来的,人都不是中国人,怎能说中国是他家的。若说降伏了他,即把中国归他一家所有,这样说起来,清朝是我们一个不共戴天的大仇,我们应当报复他,怎能报效他呢?不知这些话都是说错了。做皇帝的,不过替国民经理国家,国家一定不是皇帝一家的私产(其说详前)。国民纳租税是纳与国家,不是纳与皇家(以前的是纳与皇家,所以国民急宜革命,把政体改变)。纳于皇家的一定要有限制,以少为主;纳于国家的限制不得,过少不得,只能看那宗事当办不当办,当办的就不能计及多少了。盖纳于皇家的是纳贡他,没有报酬的,一去不复返,少数都不应该,何况多要。纳于国家,非是一个私人得了,仍为我们办公共的事业。比如自己所做的事,每年虽用去一千、一万都不嫌多,因为这些事都是当做的,省无可省。且不仅用去,要把用去的少数,保全现在及增进将来的多数,所以虽多用些,也是心愿的。这国家所做的事,也是自己所应当做的事,不过是有人代替我们做,由我们出资本就是了。资本不肯出,叫做事的人怎样做法呢?

虽说如今做事的人有名无实,租税出了,国家的事仍是没办,这当依兄弟上面的话,做国民的,大家干涉他们,不许他们胡闹,或就另换一班人来办国家的事。但是这国家一日不亡(改易皇帝,不是亡国。亡国者,是为外国所灭,所瓜分。若能由国民而改易皇帝,这是光复,不是灭亡),就一日不能不办事。办事就要经费,现在国家的经费,不比从前可以因陋就简,至少要加多十倍才能够用(外国的经费,都比中国多百余倍。日本只有中国三十分之一,今年经费九万万,比中国现在经费多十倍)。这是何故呢?现在弱肉强食,没有海军、陆军(日本经费用于海军、陆军的三分之二),这国家一定保不住(现在只有七八强国,将来稍弱一点的决不能存)。自机器发明,军火改制,比从前海军、陆军的费用加多百倍不止(大战舰一只——全身是钢,要一千五六百万两。大炮一个,要四五万两。大炮打去一次的子药,要四五百两。日俄交战两点钟,只子药一项,要二千五百万元,兵丁一人每月要费三百元)。咱们若是顾惜经费,不大大的扩张海军、陆军(俄国有陆军四百万,其余各国二三百万不等。中国虽说有兵勇三四十万,能战者不满三万人,海军仅有日本五分之一),国家一定为人家所瓜分,各人的身命、财产,一概没有了(家与国相连,无国即不能有家)。我们此时都出些钱文,扩张海军、陆军,即保全了国;保全了国,即保全了身家。此时虽出得重,所保全的也大了。

又国家所当重的不是仅仅海军、陆军,如开办学堂,比海军、陆军还要在先咧。各国所做的事业哪一项不是从学问来的?没有学问一件事都做不来了(造枪炮、造火药、造战舰、造种种机器,都要一二十年的学问。海军、陆军的极小将官,也要读十多年书,通几国语言文字。无论男女没有不读书认字的。不读书认字,即当极**的职役也没有人请。将来世界断没有不读书的人可以存种)。中国从前虽是有人读过书,但到了如今不能适用(外国的学问分普通学、专门学。普通学是伦理、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图画、音乐、体操,这是人人都要兼学,共一十三年。进了高等学堂、大学堂,才分专门。各国大同小异。日本是分文科、理科、法科、工科、农科、医科,每科又分子目,听人专习一科。此外有师范、海军、陆军、商业各专门学堂,没有一件不是有用。不比中国以前做八股,现在做策论,毫没有一点实用)。要想中国站得脚住,比得人家上,这学堂是一定不可不开了。要开学堂,必要先筹经费。日本只有中国一省之大,每年学堂经费四千余万,中国即当十倍之了。

又国家如或要自己修铁路、开矿、建工厂,以挽回利权,保全种族(各国的政策,不仅用兵力征服,尤在用工商吸取中国的钱财。钱财尽了,中国的人民自然要饿死,极狠是先把铁路、矿山抢到手里,即制中国的死命。现闻英、俄、美、德、法五国,打算集款五十万万元,包揽中国的铁路,一枝一节都不准中国自修。此议若成,中国无一点生望了。所以大家当一面严告政府,不可把铁路许与人家;一面要多开工厂,多开矿山,莫使人家来占顶,不可惜费用的),我们也要极力帮忙,吝惜一点不得。总之,我们在这一个国家内,就要担任这一个国家的经费。只有查问经理人的权,并没有不问好歹,不肯纳租税于国家的理(即或不认旧日的政府,马上要立一个新政府,对着新政府不可不纳租税)。这是人人有纳租税的义务了。

二、人人有当兵之义务

中国古时,寓兵于农。现在各国都用征兵的制度,人到了二十岁,即要当常备兵三年,以后当预备兵、后备兵,直当到四十岁,就是王子也不能免。这是何故呢?国家是公共的,即应大家任保卫之责,不可把一国的人分出界限来,哪一个该当保卫国家,哪一个就不该当,又不可请外国的人当兵(各国宪法内都有不准用外国人当兵一条),所以要人人当兵了。各国都把兵看得极重(犯了罪的人不准当兵),不比中国的兵从招募来的,看得极轻贱,不是极无赖的人,万不肯当兵(中国有“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之谣)。这样的人,怎么能敌得人家住(以前是以乌合之众对敌,乌合之众尚可以得。如今各国都是国民军,怎样能敌呢)?况且各国都有兵数百万,中国这点子的兵,怎么能够保守疆土?所以一定要仿着人人皆兵的制度。无论何项人等,都要当这义务兵,集心合力,保卫土地、主权,但不可帮着现在的野蛮政府伤害同胞(李鸿章到德国的时节,拜会德国宰相俾士麻克,夸张他在中国杀长毛的功劳。俾道:“我们的兵,只把来和外国打仗,不把来杀害同胞,你替异族的满洲杀害自己同族的长毛,这是你莫大之罪,哪里算得功呢?”李听了羞愧得很。现俄国大大的革命,俄皇调兵平乱,俄国的国民都对兵丁言道:“你们不是俄国的人吗,为何要杀害同胞呢?”兵丁一闻此言,立刻丢枪散去。各国的陆军和外国开起战来,都是奋不顾身,从没有在本国替政府杀害同胞的)。这是顶当记着的。

三、人人有借钱于国家的义务

国家有时为公众上的利益及不得已的事,要向国民借钱。只要实是当用的,无论好多,我们国民都是当借与他的。何故呢?国家既是公共的,国民不借钱于国家,自然是要向外国去借。民间有盘算人家的手段,各国也然。利息既重,越积越多,国家终是没有钱的,少不得仍是要国民摊还(中国所借各国的钱,按年由各省摊还)。等到摊还不起,所借各国的钱,都是有抵挡的,各国照契管业,那就亡得成了(埃及国之亡就因借项一端)。所以我们当于他们借钱的时,要实实在在盘问。万不可少之数,即由大家承借,免使受他国的盘算,贻后日的重累。这是一句顶要紧之话。

以上三项,都是要争得权利之后,才是有的。但权利是要去争,不是可以坐得,又不是可以哀求,并不是空空不尽义务,可制得他住。盖你若不把租税,要求参政权,这是租税也是要你出的(现在的租税,哪项是人民心愿,又哪项能免)。你虽不当兵,这养兵的费用,也是要你出。况且他征了你们的钱,招兵压制你们,生死之权操在他手,怎若国民自己当兵,可以监制他们的暴政呢(当兵不尽是义务,又是权利)?至于不借钱于他们,仍是国民受累,前已说明了。所以咱们要想对付他们做皇帝、官长的,一定要先拿出主义和手段来。

这主义、手段怎么样?把咱们对他的义务,求一个相当的权利,这是主义。每县各公举几个人,齐到北京,要求他们把以上八项交给我们,如有一项不依从的,我们大家齐到北京去,把这不好的政府去了,另立一个好政府;或各把本地的租税截留,专办本地的事,公举人来经理。不要以前的官府;他们和各国所订的条约,所借的款项,一概不认,这是手段。但是要达这个主义、手段,先要有四个条件:

第一,要学问。

各国的国民,所以能享权利的,由于人人都有学问,政府不能欺瞒他。若毫没有知识的人,怎样能有权利呢?中国以前的读书人,虽是没有用,官府总当另眼看待,比没有读书的人好多了,这是列位亲眼看见的,所以大家要讲求学问。即年纪大了,不能进学堂,也当把新出的白话书(《猛回头》、《黑龙江》、《中国白话报》等书都好),买几部看看。或并字都认不得的,也当请人把古今的大势讲讲,总要明白一些。事理明白,那权利是不期有而有的。

第二,要武力。

如今的世,稍弱一点的,便不能保存。各国文学固然是重,武力越发重得很。各学堂都有体操一门,此外遍处有体育会。无论男女,武艺都操得很好。有武艺的人,人人尊敬,武官的身价比文官大得多(武官可做文官,文官不能做武官,有极大的文官带一个极小的武官衔,即以为荣宠)。所以人人都可以当兵,国家有祸事,担当得住;政府若不好,推倒得翻。中国若想有翻身的日子,非把重文轻武的鄙见丢了,人人有尚武精神,人人有当兵资格,决无可望了。

第三,要合群。

外国虽极小的国,都能强的,即是合群二字尽之了。中国虽说有四万万个人,即是有四万万个心,如散沙一般,所以弱到这个地步。要想以后中国可以救得转,如非大家都捐除意见合起群来,一人被害大家救应,不分彼此,即万无可救之理。

第四,要坚忍。

民间起事的也有其人,往往一败即涂地,全没有人即起,这是不能坚忍之过了。各国革命,多的几百年,少的也有几十年,才能变成一个顶好的政府,断没有一举成功的。所以咱们做事要以坚忍为主,即失败到十几次,百余次,断头到数十万,数百万,都不可怕,总要越做越凶,以达了咱们的主意为止。

有了以上的四个条件,才能尽义务,争权利;没有以上的四个条件,义务也就不能尽,权利也就不能争,坐待人家来灭就是了。现在的政府,把咱们一切所有卖与人家,已剩不多了,再慢半刻,什么都卖去了。那时向政府说,政府已经没有了;向各国说,各国是有人送与他的,也说不上。所以列位要说就要说起来,要争就要争起来。

自由乎?死乎?二者必有一项。愿列位于这两项任择其一也。中国国民万岁!

本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并且于1929年1月1日之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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