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政府主義 (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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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府主義
作者:胡適
1921年10月22日

  刚才陈先生所说的介绍语(此处从略),我有许多不敢当。但人类是总有点野心,总有些希望。打破空间时间的观念,确立一种世界观念;把学说主张,贡献到全世界,并予未来时代的人以共见:也许是人类应有的希望!又陈先生对于我的名字之解说,似乎可以说是“投机家”。但是“投机”两个字,也可以作好的解释。从前人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迭相助长,如环无端。使无投机者,则时势无从变更起。使无相当的时势,虽有英雄,亦且无从新造起。惟少数人的主张,根据于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大多数人得着这种主张,可以得着结果,而使时势发生变迁。所以到了时机成熟,应时势的需要,而发生有意志的有目的的有公共利益的主张,必易得大众的承认,而见诸实行。这种主张,也许是一种投机。我知陈先生所希望的,必是这种投机!

  我以为应时势的需要,而有所主张,最要的是要有简单明了,而且人人皆可以承认的目标;这种目标,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好政府主义”。这好政府二字,是否救时的大家公认的目标,待我仔细说来。

  好政府主义,假定的是有政府主义。政府之为物,有的说他好,有的说他坏。有两种说法,各走极端的:其一,以政府是天生的,神意的。如中国古代所说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及西方古代有些学说,都是神权的政府观。这种政府观底变相,西方近代,仍然有的,而变其名曰“自然”。如德国混国家与政府而一之,不承认个人之自由,把天然的需要,说得神秘莫测似的:这是一种极端的学说。其二,以政府为有害无利,退一步言之.也说为利少而害多。谓政府是用不着的,须得自由组合,自由协商,以自由动作,代替强制。从前政府的强制力,常被军阀官吏滥用之以鱼肉小民,不如爽性的把他去掉,这是无政府主义派所说的。中国的老子,主张此说,西洋希腊到现代也有许多人倡此说的。这两种学说,好似南北二极;于这两极端之中,还有许多主张。我以为今年今日的民国,不谈政治则已;苟谈政治,便不能适用前两种极端的主张。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吾无以谥之,只谥之曰奢侈品;为其未完全根据于大多数人底需要故也。但需求也可分两面说:(1)心理的需求,(2)实际的需求。根据这两点,就可确定目标,所假定的这种目标,要是合于大众的心理社会的实际底需要;那么要做什么便做什么;不患政治社会无改良革新的希望了。今日的中国,不但无目标,并且无希望,即由缺少一种公共的目标。这种目标是平常的简明的有公共利益的老生常谈,就是好政府主义。

  好政府主义,既不把政府看作神权的,亦不把政府看作绝对的有害无利的,只把政府看作工具,故亦谓之工具的政府观。

  什么是工具?这里似乎用不着详细的解释。譬如纸与笔是写字的工具;就黑板上写字,则不用毛笔铅笔钢笔而另用粉笔,粉笔亦是工具底一种;用这种工具,可以达到目的。然而造工具者,谁欤?

  从前有人说:“人是善笑的动物,”这话殊不尽然。又有人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话,证之世上为恶的人,亦颇足使我们怀疑。惟现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说:“人是造工具的动物,”这话是顶对的。其他动物,类皆不能创造工具。就是蜂蚁之勤于工作,也不能制造工具。惟人具有制造工具的天才。所造的工具,能适合于人们之运用。造房屋,用以蔽风雨;造桥梁,造铁路,用以利交通;造弓矢刀剑,枪炮,用以驱猛兽而御外敌:这种种的制造,都不是其他动物所能做的。

  但所说的工具,初不限于物质的工具;就是,所造的语言,文字,文学,也无一不是工具;什么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也无一不是工具。政治是人类造出的工具之一种;政府亦是人类造出的工具之一种!

  政府既是一种工具,而工具又是应需要而生的,那么政府之由来,我们也可以推知了。

  政府何由而来呢?乃由人民的组织渐渐扩大而来。社会中有家族有乡党,凡团体中之利害,与个人的利害,小团体与小团体的利害,或大团体与其他大团体的利害,均不免时有冲突。这冲突委实不是个人所能了的。譬如两人相斗,纠结不解,世世复仇,冤冤相报;若单由他两造自行去了结,一定是办不好的;势必须有第三者作个公共机关去裁判他两面的是非曲直,才能够调解冲突。所以欲消弭个人与个人,小团体与小团体,或小团体与个人交互间底冲突,非有超于小团体及个人的公共机关不可。——这是政府成立的要因。

  前面说,政府是人造的一种工具,他的缘起,是为的大众的公共的需要。那么适应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

  大抵一种工具,是应用的;以能够应用者为好。这种实用的学说,也有作工具主义的。这工具主义,就是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

  政府是工具,必定要知道这种工具的用处与性质,才可以谈到应用。

  政府是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权力为力的一种,要做一事,必须有力;譬如电灯之明亮,是由于有力,鼓打得响,也是由于有力。可是这种有组织的公共的权力,与他种权力不同。假定无这种组织,无公共利益的权力,社会上必免不掉冲突。譬如从前北京的拉车的拉到车马辐辏的前门地方,常常有所谓“挡住道”的事情发生,必要等前等后,乃能走动。为什么这样的拥挤停滞呢?就因为没有公共的秩序,公共的组织,公共的规则。你看上海的浙江路与南京路之间,来往的人数车马,那样繁杂,但只有中国及印度之巡捕,手持不到五尺长的木棍,从容指挥,而两路来来往往的车,便不致拥挤;假使此棍无权力,亦何能指挥一切?惟其有了权力,只用一短小之棍,表示车底行止之使命;而可免掉时间的损失,和事情的耽误。政府之权力,足以消弭社会间所有的冲突,亦犹是也。

  政治法律,把这种权力组织起来,造作公共的规矩——所谓礼法——以免去无谓的冲突,而可发生最大的效果,这是政府的特别性质。

  但是在这些地方,不过想免去冲突,仍然是一种消极的作用;此外还有积极的作用。质言之,不独可免社会间的冲突,亦可促社会全体之进步。

  因为人类有天然之惰性,往往狃故常,爱保守,毫无改革求进的志趣;如家庭之世守祖业者,就是这样。惟政府是指挥大众的公共机关,可使社会上的人减少惰力,而增加社会全体进步底速率;有些个人所不能为的事,一入政府手中,便有绝大的效果。

  数年前曾主张白话,假如止是这样在野建议,不借政府的权力,去催促大众实行,那就必须一二十年之后,才能发生影响。即使政府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件事,曾欲提倡,也仍然没有多大的效果。现在因为有一道部令,令小学校通同用白话文教授。这样一来,从前反对的人,近来也入国语传习所,变成赞成的了;从前表示赞成的,这时更高兴,更来实行起来了。试思以二三十字之一道好的命令(部命),而可以缩短二十年三十年的少数人鼓吹的工具之实施期间,政府权力之重要,为何如者!

  再举禁鸦片烟一事为证,十余年以前的人,以鸦片为请客——甚至请贵客——之珍品;而今却不敢自己吃;从前认为阔绰的情事,而今认为犯法的行为:这亦不外政府权力所使然。自然,有些地方,鸦片还是横行;可是鸦片之所以横行,非有政府之过,乃无政府之过,无好政府之过。试思不好的政府,犹可使有那样的效果,假使有了好政府,鸦片岂有不全被禁绝的吗?

  所以政府的组织及权力,如果用之得当,必能得着最大的效果;不但可免社会间交互的冲突,而且可促社会全体底进步。

  综前所说:好政府主义有三个基本观念:——

  (1)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政府是工具的一种。

  (2)这种工具的特性,是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

  (3)这种工具的效能,可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

  以下再说由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所得到的益处:

  第一,可得到评判的标准。从上面所说的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中,得着个批评政府的标准。以工具主义的政府观,来批评政府,觉得凡好工具都是应用的,政府完全是谋公共利益及幸福底一种工具;故凡能应公共的需要,谋公共的利益,做到公共的目的,就是好政府,不能为所应为,或为所不应为的,就是坏政府,

  第二,可得到民治的原理。政府之为物,不是死板板的工具,是人作的,要防避他的妖怪;《西游记》中的妖怪,加害于唐僧的,如老君的扇子,青牛哪,童子哪,都是工具,只因为主人稍为大意,工具变成了妖怪,就能害人。我们做主人的人民,如果放任政府,不去好好的看守他。这种工具亦必会作怪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可得到民治主义的原理。政府这工具,原为我们大多数人民而设,使不善造善用,则受害者亦即在这些老主人。因为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有之,即好人亦会变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掉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所以宜用民治主义去矫正他。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而老主人不能不常常的监督他,不可不常常的管束他。这是民治主义之浅者,其深义待一涵先生讲之。

  第三,可得到革命的原理。刚才说的工具是应用的。不能应用时,便可改换;茶杯漏了换一个,衣服敝了换一件;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是浅显的革命原理。所以在工具主义的政府观之下,革命是极平常而且极需要的,并不是稀奇事。

  上列三项,就是好政府主义的引伸义。

  复次,好政府主义的实行,至少须备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一)要觉悟政治的重要。大家须觉悟政治不好,什么事都不能办。例如教育事业,谁也相信是要紧的,而北京近年的学校,及武昌高师,因为政治不好,相继感受恶影响。且也政治不好,连实业也兴办不成;去年京汉京浦路上,打仗一礼拜,而中国煤矿业的商人竟损失了二百五十万之巨。今年武昌宜昌及其他惨遭兵祸的地方,乃至连小生意都做不成。所以好政府主义底实行,第一须有这种觉悟。

  (二)要有公共的目标。有了觉悟,而灰心短气,不定下一个目标出来,也不成功。我们简单明了的,人人能懂的,人人承认的公共目标,就是好政府三字。如辛亥革命之目标是排满,真吃亏在此,其成功亦在此。凡研究尽可高深,预备不妨复杂,而目标则贵简要。故我拟好政府三字为目标。有了公共的目标,然后便易于实行。

  (三)要有好人的结合。有了觉悟,及有了目标,尤须有人组合起来,作公共的有组织的进行。厌世家每叹天下事不可为;我以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因为好人缩手说不可为,斯不可为矣。故好人须起而进行,从事于公共的有组织有目标的运动:这是谋好政府的实行所必备的第三个重要条件。

  三个条件,是必须完全具备而不可缺一的。

  诸君!我今天所讲的好政府主义,是平常的简单的浅显的老生常谈;然要知道必得此种老生常谈实现之后,中国乃能有救!


(本文为1921年10月22日胡适在中国大学的演讲,甘蛰仙笔记,原载1921年11月17日至18日《展报副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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