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典禮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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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感谢李先生把今天就职典礼的仪式简单化,更感谢政府允许我不须经过正式的就职典礼,只作几分钟的讲话,代表了我正式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职务。

  中央研究院有三十年的历史,这三十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们的心血造成的。创办本院的第一任院长是我们的校长蔡孑民先生,辅导他的是杨杏佛先生。蔡先生逝世后,继任的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朱骝先先生。在杨杏佛先生之后,担任本院总干事的有丁文江先生,萨本栋先生,周鸿经先生等。他们把一生最重要的时期,——把全部的精力贡献给中央研究院,甚至牺牲性命。朱先生更苦心维持了中央研究院十八年。我对中央研究院有亲切的关系,不仅我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也因为中央研究院是我许多朋友的心血结晶。

  去年11月,朱先生以健康关系辞职,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选了三个院长候选人,呈请总统核定。总统没有征询我的同意,便任命我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我患肺炎,发高烧到一百零三度半。11月3日(纽约时间),我病刚好了一星期,得到这个消息,即向政府恳辞,极力推荐李济之先生担任。李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有多年的历史关系,比我年轻,年富力强,在学术上也有贡献。李先生一再谦让;政府也没有体恤我在病中,要我把病养好了回来。朱先生又写了紧急信给我,说院长没有人接替,院士会议不能再耽搁了,——这是选举四十六年的院士十五人,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增加生力军。这个会议的召开,必须有人主持。我乃请政府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长,替本院负责作重要的决定,让我可以安心养病,等病好了一定回来。政府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去年12月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长。李先生在今年1月11日就职。就职之前,李先生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我说:“病好了一定回来。”李先生又问:“阳历4月是不是可以回来?”我说:“可以回来。”因此,也就决定了召开院士会议的日期。院士会议的筹备工作,早就办好了的,为了院长的接替而耽误到今天。

  我这次回来,我的两位医生是不答应的,我不听劝告而回来了。我就是没有政府的任命,因为许多老朋友把一生几十年最宝贵的光阴贡献给了中央研究院,甚至把性命也送在这里,我对中央研究院也不能完全推卸责任。今天我要借这个机会谢谢朱先生、李先生。以后希望在朱先生、李先生指导之下,在许多同人帮助之下,尽我的力量使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有所成就。

  我已经六十七岁了,照西洋的看法已过了六十六岁。学术界有个普遍的规矩,年满六十五岁的学者退休之后,可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把研究工作让生力军补上。我已过了退休年龄一年有半,应该退休,享我退休的权利,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著书,写文章。但在这个时候,国家艰难,而时代已进入原子能科学时代,国家需要科学,国家需要学术基础,而我们应为国家努力建立学术科学研究的基础,何况我们对中央研究院三十年来都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各研究所所长,各位研究员同人同我一致向这个目标前进。

  我的病还没有好,一两个月后还须出国疗治,还有我在国外八个年头的“烂摊子”,也要收拾收拾。那时还要请李先生替我负责几个月,等我病好,便把家眷接回来,把破书搬回来。在这一两个月中,我很希望和朱先生、李先生以及各所同人谈谈在新时代新需要的状况下,中央研究院有些什么可以帮国家的忙?在发展科学研究,建立学术基础方面,我们能替国家担任些什么?四年前的三月间,我曾来南港看过,——是坐手推的“台车”,撑着雨伞。那时中央研究院的地基才建好,路也没有,真是筚路蓝缕。四年后的今天,已是全部建设完成。大家可以安心的做研究工作,我觉得很高兴。这足以代表中央研究院进步的新气象,也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努力。

  庆祝我六十五岁的论文集,我今天是第二次得到了这本书。我六十五岁生日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书,赵元任先生等赠送过我这样的一本书,不过那是象征性的,内容是空白。

  谢谢各位同人。


(本文为1958年4月10日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演讲,收入《胡适演讲集》中册,1970年胡适纪念馆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