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典禮致詞

　　我很感謝李先生把今天就職典禮的儀式簡單化，更感謝政府允許我不須經過正式的就職典禮，只作幾分鐘的講話，代表了我正式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職務。

　　中央研究院有三十年的歷史，這三十年的歷史，可以說是我的老朋友們的心血造成的。創辦本院的第一任院長是我們的校長蔡孑民先生，輔導他的是楊杏佛先生。蔡先生逝世後，繼任的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朱騮先先生。在楊杏佛先生之後，擔任本院總幹事的有丁文江先生，薩本棟先生，周鴻經先生等。他們把一生最重要的時期，——把全部的精力貢獻給中央研究院，甚至犧牲性命。朱先生更苦心維持了中央研究院十八年。我對中央研究院有親切的關係，不僅我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通訊研究員，也因為中央研究院是我許多朋友的心血結晶。

　　去年11月，朱先生以健康關係辭職，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選了三個院長候選人，呈請總統核定。總統沒有徵詢我的同意，便任命我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當時我患肺炎，發高燒到一百零三度半。11月3日（紐約時間），我病剛好了一星期，得到這個消息，即向政府懇辭，極力推薦李濟之先生擔任。李先生在中央研究院有多年的歷史關係，比我年輕，年富力強，在學術上也有貢獻。李先生一再謙讓；政府也沒有體恤我在病中，要我把病養好了回來。朱先生又寫了緊急信給我，說院長沒有人接替，院士會議不能再耽擱了，——這是選舉四十六年的院士十五人，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增加生力軍。這個會議的召開，必須有人主持。我乃請政府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長，替本院負責作重要的決定，讓我可以安心養病，等病好了一定回來。政府採納了我的建議，在去年12月任命李先生做代理院長。李先生在今年1月11日就職。就職之前，李先生電話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回來？」我說：「病好了一定回來。」李先生又問：「陽曆4月是不是可以回來？」我說：「可以回來。」因此，也就決定了召開院士會議的日期。院士會議的籌備工作，早就辦好了的，為了院長的接替而耽誤到今天。

　　我這次回來，我的兩位醫生是不答應的，我不聽勸告而回來了。我就是沒有政府的任命，因為許多老朋友把一生幾十年最寶貴的光陰貢獻給了中央研究院，甚至把性命也送在這裡，我對中央研究院也不能完全推卸責任。今天我要借這個機會謝謝朱先生、李先生。以後希望在朱先生、李先生指導之下，在許多同人幫助之下，盡我的力量使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有所成就。

　　我已經六十七歲了，照西洋的看法已過了六十六歲。學術界有個普遍的規矩，年滿六十五歲的學者退休之後，可以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把研究工作讓生力軍補上。我已過了退休年齡一年有半，應該退休，享我退休的權利，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著書，寫文章。但在這個時候，國家艱難，而時代已進入原子能科學時代，國家需要科學，國家需要學術基礎，而我們應為國家努力建立學術科學研究的基礎，何況我們對中央研究院三十年來都有密切的關係。希望各研究所所長，各位研究員同人同我一致向這個目標前進。

　　我的病還沒有好，一兩個月後還須出國療治，還有我在國外八個年頭的「爛攤子」，也要收拾收拾。那時還要請李先生替我負責幾個月，等我病好，便把家眷接回來，把破書搬回來。在這一兩個月中，我很希望和朱先生、李先生以及各所同人談談在新時代新需要的狀況下，中央研究院有些什麼可以幫國家的忙？在發展科學研究，建立學術基礎方面，我們能替國家擔任些什麼？四年前的三月間，我曾來南港看過，——是坐手推的「台車」，撐着雨傘。那時中央研究院的地基才建好，路也沒有，真是篳路藍縷。四年後的今天，已是全部建設完成。大家可以安心的做研究工作，我覺得很高興。這足以代表中央研究院進步的新氣象，也代表了中國學術界的努力。

　　慶祝我六十五歲的論文集，我今天是第二次得到了這本書。我六十五歲生日時，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書，趙元任先生等贈送過我這樣的一本書，不過那是象徵性的，內容是空白。

　　謝謝各位同人。

（本文為1958年4月10日胡適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演講，收入《胡適演講集》中冊，1970年胡適紀念館編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