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
“我既無天才，又無特長，我終身努力小小的成就，無非因為我對教育有信仰有興趣而已。”這句話是張伯苓的自述。他還常常喜歡引用一位朝鮮朋友的評語：“張伯苓是一個極其簡單的人，不能跟同時代的傑出人物爭一日之長短，但是他腳踏實地的苦幹，在他的工作範圍裡，成就非凡。”
他二十歲就從事於教育，第一期學生不過五個人。1917年，他四十一歲，南開中學已有一千個學生。到了1936年，他六十大壽的時候，南開大中小學共有學生三千名。1937年，天津校舍被毀於日軍，其時他早已在重慶設立南渝中學，不到幾年，學生增至一千多人，又成為全國首屈一指的中學。
張伯苓于1876年4月5日生於天津。其父博學多能，愛好音樂，尤善琵琶和騎馬射箭，惜以沉溺于逸樂，以至家產蕩然。續弦生伯苓時，已甚窮困，授徒以自給，深痛自己的不能振作，乃決計令伯苓受良好教育，嚴格的修身。
伯苓年十三，以家學淵源考入北洋海軍學校。該校系嚴修、伍光建等三五留英學生主持，伯苓每屆考試必列前茅。該校教師中有蘇格蘭人麥克禮者，講解透徹，更佐以日常人格的熏陶，受業諸生獲益匪淺，其於伯苓亦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伯苓于1894年以第一名畢業，時年還不過十八歲。
是年，中國海軍於第一次中日戰爭中大敗，幾於全軍覆沒，甚至於不留一艦可供海軍學校畢業生實習之用。伯苓於是不得不回家靜候一年，然後得入海軍實習艦通濟號內見習軍官三個月，伯苓即在該艦遭遇他終身不忘的國恥，決心脫離海軍，從事教育救國事業。
緣自中國敗於日本之後，歐洲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競相爭奪勢力範圍，伯苓即於其時在威海衛親身經歷到中國所受恥辱的深刻。威海衛原為中國海軍軍港，中日之戰失敗後，然後於翌日移交英軍。伯苓目擊心傷，喟然歎曰：“我在那裡親眼目睹兩月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次，我又看見取了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
張氏此種覺悟，此種決心，足以反映當時普及全國的革新運動。戊戌政變就是這種運動的高潮，可惜這種新運動不敵慈禧太后的反動勢力而失敗了。伯苓時年廿二歲，欣然應嚴修之聘，在其天津住宅設私塾教授西學。嚴氏私塾名“嚴館”，學童為嚴修之子等五人。此為張氏一生從事教育事業的開端。
伯苓結識嚴修，於後來南開的開辦與發展的影響很大。嚴修字范孫，為北方學術界重鎮，竭誠提倡新思潮新學說，不遺餘力，而且德高望重，極受津人的景仰，伯苓得其臂助，為南開奠定鞏固的始基。伯苓當時的教授法已極新穎，堪稱為現代教育而無愧色。所受課程且有英文、數學和自然的基本學識，尤注重學生的體育。伯苓且與學生混在一起共同作戶外運動，如騎腳踏車、跳高、跳遠和足球之類。同時注重科學和體育，師生共同學習，共同遊戲。張氏於此實為中國現代教育的鼻祖之一。
1903年，張氏和嚴修赴日考察大中學校教育制度，帶回許多教育和科學的儀器。張、嚴兩氏咸以日本教育發達，深受感動。回國後，即以嚴氏一部分房屋，將私墊改為正式中學，名曰第一私立中學，1904年開學，學生七十三人，每月經費紋銀二百兩，由嚴、張兩家平均負擔。1906年，某富友[1]捐贈天津近郊基地名“南開”者作為新校校址。從此南開與張伯苓兩個名字，在中國教育史上永占光榮的一頁。
南開在此後十年中，進步一日千里，其發展與進步且是有計劃的。1920年，江蘇督軍李純，原籍天津，自殺身死，留下遺囑，指定他一部分財產，計值五十萬元捐助南開經費，中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和管理中英庚子賠款基金董事會，也以英美退還的賠款一部分撥捐南開。紐約洛克斐爾基金委員會更捐助大宗款項，建造南開大學校舍及其設備，並資助該校的經濟研究所。
南開開辦之初，基地不過兩畝，不到幾年，即在附近添購一百畝以上，以供擴充。南開大學系於1919年正式開學，設文、理、商三科，翌年增設礦科。經濟研究所則系於1931年設立。下一年又增設化學研究所。南開中學女子部則系於1923年設立。並於1928年設立實驗小學。到了1932年，南開已完成了五個部門，即大學部、研究院、男子中學、女子中學及小學。在毀於日軍的前幾年，學生總數已達三千人。
南開之有此成績，須歸功於張伯苓先生之領導，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他常對友人說：一個教育機關應當常常欠債。任何學校的經費，如在年終，在銀行裡還有存款，那就是守財奴，失去了用錢做事的機會。他開辦學校可說是白手起家，他不怕支出超過預算。他常是不息的籌謀發展新計畫，不因缺少經費而阻斷他謀發展的美夢。他對前途常是樂觀的。他說：“我有方法自騙自。”其實就是船到橋頭自然直。結果呢，確是常常有人幫助他實行新計畫。
張氏在他的自傳裡說：“南開學校誕生於國難，所以當以改革舊習慣，教導青年救國為宗旨。”他還說中國的弱點有五：即一、體弱多病，二、迷信，缺乏科學智識，三、貧弱，四、不能團結，五、自私自利。
張氏為改良中國的弱點，因而提出五項教育改革方針。他主張新教育第一必須改善個人的體格，使宜於做事；第二必須以現代科學的結果和方法訓練青年；第三必須使學生能組織起來，積極參加各種團體生活，共同合作；第四必須有活潑的道德修養；第五必須感化每一個人都有為國宣勞的精神。
由今日視之，這些不免是老生常談，然而張氏使這些精神貫注於其學校的生活，成為不可分離的部分，實在是張氏辦教育的極大成就。
此外，除教會學校之外，南開在中國人自辦的學校中間，以體育最出名最有成績，無論在全國運動會或遠東運動會，南開的運動選手成績都很好，自1920年來，張氏在迭次全國運動會中被聘為裁判長。這些都得力於他終身提倡體育及在各種運動比賽中著重運動道德的緣故。南開還以訓練團體生活共同合作著稱。南開最有名的學生活動，就是他的新劇社。早在1909年，張氏即已鼓勵學生演劇了。他還親自為他們寫作劇本。指導他們表演。他還以校長身分不借擔任劇中主要角色，使外界觀之驚駭不置，認為有失體統。後來，他的胞弟張彭春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文學和戲劇歸國，接受他的衣缽，導演幾本新劇，公演成續非常可觀。易卜生的《傀偏家庭》和《人民的公敵》，由張氏導演，極得一般好評。
關於張氏教育方針中的著重道德修養和愛國觀念，張氏以身作則，收效甚宏，尤其是開辦最初數年，學生人數較少，耳濡目染，人格熏陶之功甚大。他在每星期三下午必召集全校學生，共同討論人生問題，國家大事和國際關係。他差不多對於每一個學生都叫得出他的名字，不憚煩地親身對他講解。
1908年，他首次訪問英、美考察教育。他自己對於道德修養的熱忱，與他長時期和基督徒的交往，最後根據他親身在英、美兩個社會生活的閱歷，使他深信基督教實為勸人為善的偉大力量，於是他就在英、美考察歸國的一年（1909）正式受洗禮為基督徒。其時他三十三歲。
張氏為一熱心愛國的人，他以教育救國為終身事業，他的教育學說歸納為“公能”兩字，他就以此為南開校訓。張氏既以教育救國為職志，對於日本在東北的野心，常常覺得優懼。1927年，他親自到東北去調查，回來後即在南開大學組織東北問題研究會，並且還派遣教授數人赴東北考察。
九一八事變果然爆發，七七事變後，平津相隨淪陷，南開大學中學也就因為平常愛國抗日的緣故，於1937年7月29、30兩日給日軍以轟炸機炸毀。其時張校長在南京，蔣委員長聞訊，即安慰他說：“南開為國家犧牲了，有中國即有南開。”
南開被毀不久，他的愛子錫祜即在空軍中駕駛轟炸機赴前線作戰，不幸在江西山中失事殞命。錫祜系於三年前畢業於航空學校，在行畢業禮的時候，張氏曾代表空軍畢業生家長發表激勵的演說。當他聽到愛子噩耗，靜默一分鐘後，就說：“我把這個兒子為國犧牲，他已經盡了他的責任了。”
南開的遭遇日軍炸毀，在張氏及其同僚原屬意料中事，1935年，張氏早已到四川各地查勘適宜的地址，俾作遷校之計。數個月後，他又派南開中學校務主任到華西去考察是否有設立華西分校的可能，不久決定在重慶近郊興建校舍。1936年的9月新校開學，名南渝中學，1938年，應南開同學會的建議，改稱南開重慶分校。南開大學則從教育部建議，與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合併，在長沙開學，校名聯合大學。迄至1937年，長沙被敵機轟炸，聯大奉命遷往昆明，校名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當其時，張氏大部分時間留在重慶分校，經濟研究所亦於1939年在重慶恢復，南開小學亦於1940年在渝開學，南開新校舍又被日機轟炸。1940年8月，南開新校舍落下巨型炸彈30枚，但是被毀校舍旋即修復，弦歌始終未曾中輟。
張氏愛國，對於國家政治的發展自然極為注意。惟政府屢欲畀以要職，且曾邀其出任教育部長及天津市長，均被婉辭謝絕，以便有機會以全副精神實現南開的教育理想。及至戰時，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乃投身政治，1938年，國民參政會成立，張氏當選副議長，迭次出席會議，不常發表議論，其力量則在駐會委員會發揮之，張氏希望教他每個學生都有政治的覺醒，雖則不一定人人參加政治。
八年抗戰期內，南開大學雖受政府津貼，但是南開中學始終保持私立性質，今後亦然。戰時聯大的三個主體：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均已復校，仍由政府資助；但張氏始終主張教育應由私人辦理，今後將繼續為此努力。南開重慶分校今後亦繼續辦理，以保持其戰時成績。
張伯苓先生今年七十歲，白髮老翁，新近自美國療養歸來，仍將大做其“南開夢”。某日，張氏對南開教職員及同學會說：“回顧南開以往的戰鬥史，展望未來復校的艱巨事功，我看前途充滿光明的希望。南開的工作無止境，南開的發展無窮盡，願以同樣勇氣，同樣堅韌，共同前進，使南開在復興國家的時期占一更重要地位。”
（此文作於1947年。收入《南開張故校長伯苓先生八旬誕辰紀念冊》，昂若譯，1956年4月5日臺北南開校友會印）
- ↑ 編者按：系指鄭菊如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