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
“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这句话是张伯苓的自述。他还常常喜欢引用一位朝鲜朋友的评语：“张伯苓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不能跟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争一日之长短，但是他脚踏实地的苦干，在他的工作范围里，成就非凡。”
他二十岁就从事于教育，第一期学生不过五个人。1917年，他四十一岁，南开中学已有一千个学生。到了1936年，他六十大寿的时候，南开大中小学共有学生三千名。1937年，天津校舍被毁于日军，其时他早已在重庆设立南渝中学，不到几年，学生增至一千多人，又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中学。
张伯苓于1876年4月5日生于天津。其父博学多能，爱好音乐，尤善琵琶和骑马射箭，惜以沉溺于逸乐，以至家产荡然。续弦生伯苓时，已甚穷困，授徒以自给，深痛自己的不能振作，乃决计令伯苓受良好教育，严格的修身。
伯苓年十三，以家学渊源考入北洋海军学校。该校系严修、伍光建等三五留英学生主持，伯苓每届考试必列前茅。该校教师中有苏格兰人麦克礼者，讲解透彻，更佐以日常人格的熏陶，受业诸生获益匪浅，其于伯苓亦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伯苓于1894年以第一名毕业，时年还不过十八岁。
是年，中国海军于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大败，几于全军覆没，甚至于不留一舰可供海军学校毕业生实习之用。伯苓于是不得不回家静候一年，然后得入海军实习舰通济号内见习军官三个月，伯苓即在该舰遭遇他终身不忘的国耻，决心脱离海军，从事教育救国事业。
缘自中国败于日本之后，欧洲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竞相争夺势力范围，伯苓即于其时在威海卫亲身经历到中国所受耻辱的深刻。威海卫原为中国海军军港，中日之战失败后，然后于翌日移交英军。伯苓目击心伤，喟然叹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月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了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张氏此种觉悟，此种决心，足以反映当时普及全国的革新运动。戊戌政变就是这种运动的高潮，可惜这种新运动不敌慈禧太后的反动势力而失败了。伯苓时年廿二岁，欣然应严修之聘，在其天津住宅设私塾教授西学。严氏私塾名“严馆”，学童为严修之子等五人。此为张氏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开端。
伯苓结识严修，于后来南开的开办与发展的影响很大。严修字范孙，为北方学术界重镇，竭诚提倡新思潮新学说，不遗馀力，而且德高望重，极受津人的景仰，伯苓得其臂助，为南开奠定巩固的始基。伯苓当时的教授法已极新颖，堪称为现代教育而无愧色。所受课程且有英文、数学和自然的基本学识，尤注重学生的体育。伯苓且与学生混在一起共同作户外运动，如骑脚踏车、跳高、跳远和足球之类。同时注重科学和体育，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游戏。张氏于此实为中国现代教育的鼻祖之一。
1903年，张氏和严修赴日考察大中学校教育制度，带回许多教育和科学的仪器。张、严两氏咸以日本教育发达，深受感动。回国后，即以严氏一部分房屋，将私垫改为正式中学，名曰第一私立中学，1904年开学，学生七十三人，每月经费纹银二百两，由严、张两家平均负担。1906年，某富友[1]捐赠天津近郊基地名“南开”者作为新校校址。从此南开与张伯苓两个名字，在中国教育史上永占光荣的一页。
南开在此后十年中，进步一日千里，其发展与进步且是有计划的。1920年，江苏督军李纯，原籍天津，自杀身死，留下遗嘱，指定他一部分财产，计值五十万元捐助南开经费，中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管理中英庚子赔款基金董事会，也以英美退还的赔款一部分拨捐南开。纽约洛克斐尔基金委员会更捐助大宗款项，建造南开大学校舍及其设备，并资助该校的经济研究所。
南开开办之初，基地不过两亩，不到几年，即在附近添购一百亩以上，以供扩充。南开大学系于1919年正式开学，设文、理、商三科，翌年增设矿科。经济研究所则系于1931年设立。下一年又增设化学研究所。南开中学女子部则系于1923年设立。并于1928年设立实验小学。到了1932年，南开已完成了五个部门，即大学部、研究院、男子中学、女子中学及小学。在毁于日军的前几年，学生总数已达三千人。
南开之有此成绩，须归功于张伯苓先生之领导，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常对友人说：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他开办学校可说是白手起家，他不怕支出超过预算。他常是不息的筹谋发展新计画，不因缺少经费而阻断他谋发展的美梦。他对前途常是乐观的。他说：“我有方法自骗自。”其实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结果呢，确是常常有人帮助他实行新计画。
张氏在他的自传里说：“南开学校诞生于国难，所以当以改革旧习惯，教导青年救国为宗旨。”他还说中国的弱点有五：即一、体弱多病，二、迷信，缺乏科学智识，三、贫弱，四、不能团结，五、自私自利。
张氏为改良中国的弱点，因而提出五项教育改革方针。他主张新教育第一必须改善个人的体格，使宜于做事；第二必须以现代科学的结果和方法训练青年；第三必须使学生能组织起来，积极参加各种团体生活，共同合作；第四必须有活泼的道德修养；第五必须感化每一个人都有为国宣劳的精神。
由今日视之，这些不免是老生常谈，然而张氏使这些精神贯注于其学校的生活，成为不可分离的部分，实在是张氏办教育的极大成就。
此外，除教会学校之外，南开在中国人自办的学校中间，以体育最出名最有成绩，无论在全国运动会或远东运动会，南开的运动选手成绩都很好，自1920年来，张氏在迭次全国运动会中被聘为裁判长。这些都得力于他终身提倡体育及在各种运动比赛中著重运动道德的缘故。南开还以训练团体生活共同合作著称。南开最有名的学生活动，就是他的新剧社。早在1909年，张氏即已鼓励学生演剧了。他还亲自为他们写作剧本。指导他们表演。他还以校长身分不借担任剧中主要角色，使外界观之惊骇不置，认为有失体统。后来，他的胞弟张彭春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学和戏剧归国，接受他的衣钵，导演几本新剧，公演成续非常可观。易卜生的《傀偏家庭》和《人民的公敌》，由张氏导演，极得一般好评。
关于张氏教育方针中的著重道德修养和爱国观念，张氏以身作则，收效甚宏，尤其是开办最初数年，学生人数较少，耳濡目染，人格熏陶之功甚大。他在每星期三下午必召集全校学生，共同讨论人生问题，国家大事和国际关系。他差不多对于每一个学生都叫得出他的名字，不惮烦地亲身对他讲解。
1908年，他首次访问英、美考察教育。他自己对于道德修养的热忱，与他长时期和基督徒的交往，最后根据他亲身在英、美两个社会生活的阅历，使他深信基督教实为劝人为善的伟大力量，于是他就在英、美考察归国的一年（1909）正式受洗礼为基督徒。其时他三十三岁。
张氏为一热心爱国的人，他以教育救国为终身事业，他的教育学说归纳为“公能”两字，他就以此为南开校训。张氏既以教育救国为职志，对于日本在东北的野心，常常觉得优惧。1927年，他亲自到东北去调查，回来后即在南开大学组织东北问题研究会，并且还派遣教授数人赴东北考察。
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七七事变后，平津相随沦陷，南开大学中学也就因为平常爱国抗日的缘故，于1937年7月29、30两日给日军以轰炸机炸毁。其时张校长在南京，蒋委员长闻讯，即安慰他说：“南开为国家牺牲了，有中国即有南开。”
南开被毁不久，他的爱子锡祜即在空军中驾驶轰炸机赴前线作战，不幸在江西山中失事殒命。锡祜系于三年前毕业于航空学校，在行毕业礼的时候，张氏曾代表空军毕业生家长发表激励的演说。当他听到爱子噩耗，静默一分钟后，就说：“我把这个儿子为国牺牲，他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了。”
南开的遭遇日军炸毁，在张氏及其同僚原属意料中事，1935年，张氏早已到四川各地查勘适宜的地址，俾作迁校之计。数个月后，他又派南开中学校务主任到华西去考察是否有设立华西分校的可能，不久决定在重庆近郊兴建校舍。1936年的9月新校开学，名南渝中学，1938年，应南开同学会的建议，改称南开重庆分校。南开大学则从教育部建议，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合并，在长沙开学，校名联合大学。迄至1937年，长沙被敌机轰炸，联大奉命迁往昆明，校名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其时，张氏大部分时间留在重庆分校，经济研究所亦于1939年在重庆恢复，南开小学亦于1940年在渝开学，南开新校舍又被日机轰炸。1940年8月，南开新校舍落下巨型炸弹30枚，但是被毁校舍旋即修复，弦歌始终未曾中辍。
张氏爱国，对于国家政治的发展自然极为注意。惟政府屡欲畀以要职，且曾邀其出任教育部长及天津市长，均被婉辞谢绝，以便有机会以全副精神实现南开的教育理想。及至战时，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乃投身政治，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张氏当选副议长，迭次出席会议，不常发表议论，其力量则在驻会委员会发挥之，张氏希望教他每个学生都有政治的觉醒，虽则不一定人人参加政治。
八年抗战期内，南开大学虽受政府津贴，但是南开中学始终保持私立性质，今后亦然。战时联大的三个主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均已复校，仍由政府资助；但张氏始终主张教育应由私人办理，今后将继续为此努力。南开重庆分校今后亦继续办理，以保持其战时成绩。
张伯苓先生今年七十岁，白发老翁，新近自美国疗养归来，仍将大做其“南开梦”。某日，张氏对南开教职员及同学会说：“回顾南开以往的战斗史，展望未来复校的艰巨事功，我看前途充满光明的希望。南开的工作无止境，南开的发展无穷尽，愿以同样勇气，同样坚韧，共同前进，使南开在复兴国家的时期占一更重要地位。”
（此文作于1947年。收入《南开张故校长伯苓先生八旬诞辰纪念册》，昂若译，1956年4月5日台北南开校友会印）
- ↑ 编者按：系指郑菊如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