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建設/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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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以七事為證 建國方略之一 心理建設
第五章知行總論
作者:孫中山
第六章能知必能行

  總而論之,有此十證以為「行易知難」之鐵案,則「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古說,與陽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從根本上而推翻之矣。

  或曰:「行易知難之十證,於事功上誠無間言,而於心性上之知行,恐非盡然也。」吾於此請以孟子之說證之。《孟子》「盡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由是而知「行易知難」,實為宇宙間之真理,施之於事功,施之於心性,莫不皆然也。若夫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為「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也;惟以人之上進,必當努力實行,雖難有所不畏,既知之則當行之,故勉人以為其難。遂倡為「知行合一」之說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為不知。」其勉人為善之心,誠為良苦。無如其說與真理背馳,以難為易,以易為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為此說所誤,而頓生畏難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陽明之說,雖為學者傳誦一時,而究無補於世道人心也。

  或曰:「日本維新之業,全得陽明學說之功,而東邦人士威信為然,故推尊陽明極為隆重。」不知日本維新之前,猶是封建時代,其俗去古未遠,朝氣尚存;忽遇外患憑凌,幕府無措,有志之士激於義憤,於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動國人。是猶義和團之倡扶清滅洋,同一步調也。所異者,則時勢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則轉而師夷,而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之功。是日本之維新,皆成於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說果有功於日本之維新,則亦必能救中國之積弱,何以中國學者同是尊重陽明,而效果異趣也。此由於中國習俗去古已遠,暮氣太深,顧慮之念,畏難之心,較新進文明之人為尤甚。故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變法,則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蓋誤於以行之較知之為尤難故也。夫維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由是觀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過不能阻朝氣方新之日本耳,未嘗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氣既深之中國,則適足以害之矣。夫「知行合一」之說,若干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為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

  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於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則惟有望洋興歎,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為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夫畏難本無害也,正以有畏難之心,乃適足導人於節勞省事,以取效呈功。此為經濟之原理,亦人生之利便也。惟有難易倒置,使欲趨避者無所適從,斯為害矣。曠觀中國有史以來,文明發達之跡,其事昭然若揭也。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則文物已臻盛軌,其時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學術工藝幾與近代之歐美並駕齊驅,其進步之速大非秦漢以後所能望塵追跡也。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為兩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夫人類之進化,當然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後來居上也。乃中國之歷史,適與此例相反者,其故何也?此實「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一說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類混混噩噩,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於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適於此時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說漸中於人心,而中國人幾盡忘其遠祖所得之知識皆從冒險猛進而來,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於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後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經歷試驗而後知之。而後人之受之前人也,似於無意中得之。故有以知為易,而以行為難,此直不思而已矣。當此欲知而後行之時代,適中於「知易行難」之說,遂不復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此三代而後,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退無進也。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為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歐美幸而無「知易行難」之說為其文明之障礙,故能由草昧而進文明,由文明而進於科學。其近代之進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此其進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飛之進步也。當元代時有意大利人馬可波羅者,曾游仕中國,致位後回國著書,述中國當時社會之文明,工商之發達,藝術之進步,歐人見之尚驚為奇絕,以為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進化之國也。是猶中國人士於三十年前見張德彝之《四達奇》一書,所志歐洲文明景象,而以為荒唐無稽者同一例也。是知歐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尚不及中國當時遠甚。而彼近一二百年來之進步,其突飛速率,有非我夢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維新以後五十年來,其社會之文明,學術之發達,工商之進步,不獨超過於彼數千年前之進化,且較之歐洲為尤速,此皆科學為之也。自科學發明之後,人類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化也。

  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如中國之習聞,有謂天圓而地方、天動而地靜者,此數千年來之思想見識,習為自然,無復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學按之以考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也。又吾俗呼養子為螟蛉,蓋有取於蜾蠃變螟蛉之義。古籍所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雲。吾人以肉眼驟察之,亦必得同等之判決也。惟以科學之統系考之,物類之變化未有若是其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則之視察,將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幽而養之」之事,集其數起,別其日數,而同時考驗之。又以其一起分日考驗之,以觀其變態。則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養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後,蜾蠃則生卵於螟蛉之體中,及蜾蠃之子長,則以螟蛉之體為糧。所謂幽而養之者,即幽螟蛉以養蜾蠃之子也。是蜾蠃並未變螟蛉為己子也,不過以螟蛉之肉,為己子之糧耳。由此事之發明,令吾人證明一醫學之妙術,為蜾蠃行之在人類之先,即用蒙藥是也。夫蜾蠃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即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手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動也。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即成腐敗,不適於為糧矣。若尚生而能動,則必破泥窩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是故為蜾蠃者,為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於螟蛉。夫蒙藥之術,西醫用之以治病者尚不滿百年,而不期蜾蠃之用之,已不知幾何年代矣。由此觀之,凡為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應運而出,創造發明,即物類亦有此良能也。是行之易,知之難,人類有之,物類亦然。惟人類則終有覺悟之希望,而物類則永無能知之期也。吾國人所謂「知之非艱」,其所知者大都類於天圓地方、天動地靜、螟蛉為子之事耳。

  夫人群之進化,以時考之,則分為三時期,如上所述:曰不知而行之時期,曰行而後知之時期,曰知而後行之時期。而以人言之,則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為倣傚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有此三系人相需為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築也。乃後世之人,誤於「知之非艱」之說,雖有先知先覺者之發明,而後知後覺者每以為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獨不為之倣傚推行,且目之為理想難行,於是不知不覺者則無由為之竭力樂成矣。所以秦漢以後之事功,無一能比於大禹之九河與始皇之長城者,此也。豈不可慨哉!

  方今革命造端之始,開吾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局,又適為科學昌明之時,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以我四萬萬優秀文明之民族,據有四百二十七萬方咪之土地(較之日本前有土地不過十四萬餘方咪,今有土地亦不過二十六萬方咪耳),為世界獨一廣大之富源,正所謂以有為之人,據有為之地,而遇有為之時者也。倘使我國之後知後覺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之迷信,而奮起以倣傚,推行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建設一世界最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誠有如反掌之易也。如有河漢予言者,即請以美國之革命與日本之維新以證之。

  夫美國之革命,以三百萬人據大西洋沿岸十三州之地,與英國苦戰八年,乃得脫英之羈厄而獨立。其地為蠻荒大陸,內有紅番之抵拒,外有強敵之侵凌,蓽路藍縷,開始經營,其時科學尚未大明。其地位,其時機,則萬不如我今日之優美也。其建國之資,可為之具,又萬不如我今日之豐富也。其人數,則不及我今日百分之一也。然其三百萬之眾,皆具冒險之精神,遠大之壯志,奮發有為,積極猛進。故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日宣佈獨立,至今民國八年,為時不過一百四十三年耳,而美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富強之國矣。日本維新之初,人口不及我十分之一,其土地則不及我四川一省之大,其當時之知識學問尚遠不如我之今日也。然能翻然覺悟,知鎖國之非計,立變攘夷為師夷,聘用各國人才,採取歐美良法,力圖改革。美國需百餘年而達於強盛之地位者,日本不過五十年,直三分之一時間耳。准此以推,中國欲達於富強之地位,不過十年已足矣。

  或猶不信者,請觀於暹羅之維新。暹羅向本中國藩屬之一,土地約等於四川一省,人口不過八百萬,其中為華僑子孫者約二三百萬,余皆半開化之蠻族耳。論其人民之知識,則萬不及中國,其全國之工商事業悉操於華僑之手。論其國勢,則界於英法兩強領土之間,疆土日削,二十年前幾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其王室親近,乃驟然發奮為雄,仿日本之維新,聘用外才,採行西法,至今不過十餘年,則全國景象為之一新,文化蒸蒸日上。今則居然亞東一完全獨立國,而國際之地位竟駕乎中國之上矣。今日亞東之獨立國只有日本與暹羅耳,中國尚未得稱為完全之獨立國也,只得謂之為半獨立國而已。蓋吾國之境內尚有他國之租界,有他國之治權,吾之海關猶握於外人之手,日本、暹羅則完全脫離此羈厄也。是知暹羅之維新,比之日本更速;暹羅能之,則中國更無不能矣。道在行之而已。

  學者至此,想當瞭然於行之易而知之難矣。故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此已十數回翻覆證明,無可疑義矣。然則行之之道為何?即全在後知後覺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上所謂文明之進化,成於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覺者即發明家也,其二、後知後覺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覺者即實行家也。由此觀之,中國不患無實行家,蓋林林總總者皆是也。乃吾黨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實行家也。其以二三人可為改革國事之實行家,真謬誤之甚也。不現今之外人在上海所建設之宏大工廠、繁盛市街、崇偉樓閣,其實行家皆中國之工人也,而外人不過為理想家、計劃家而已,並未有躬親實行其建設之事也。故為一國之經營建設所難得者,非實行家也,乃理想家、計劃家也。而中國之後知後覺者,皆重實行而輕理想矣。是猶治化學,而崇拜三家村之豆腐公,而忽於裴在輅、巴斯德等宿學也。是猶治醫學,而崇拜蜂蟲之蜾蠃,而忽於發明蒙藥之名醫也。蓋豆腐公為生物化學之實行家,而蜾蠃為蒙藥之實行家也,有是理乎?乃今之後知後覺者,悉中此病,所以不能鼓吹輿論、倡導文明,而反足混亂是非、阻礙進化也。是故革命以來,而建設事業不能進行者,此也。予於是乎不得不徹底詳辟,欲使後知後覺者瞭然於向來之迷誤,而翻然改圖,不再為似是而非之說以惑世,而阻撓吾林林總總之實行家,則建設前途大有希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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