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
徐炳昶先生从西安来信（见本期），其中有一段是希望《独立评论》的几个朋友联合起来出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他特别问起我“近来的意见若何”。我想，我的意见虽然不能代表《独立评论》同人的全体，也未见得有多大的价值，然而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赤裸裸的说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所以我借这个机会说说我的意见。
我的意见不过如此：
我在前年（1931）11月曾主张政府当局应该接受日本政府在国联提出的五个基本原则，开始交涉。
我在去年（1932）6月曾公开作文主张政府应该表示愿意依据上述五项原则，进行与日本交涉。（本刊第五期，《论对日外交方针》。）我当时说，“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
到了今年日本拒绝国联调解并且退出国联之后，我不主张与日本交涉了。我深信，对日交涉无论取何种方式，必须不违背国联在今年2月24日的大会上通过的报告书与建议案的原则。在日本没有表示承认这些原则之前，中国对自己的人民，对世界，都有不同日本进行交涉的义务。（本刊四十四期，《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
这是徐先生和其他朋友都知道的。至于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这不是说凡主战的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要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
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我读了董时进先生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4月3日至4日的《大公报》），很佩服董先生的痛快的笔锋与辩才，但我的理智决不能允许我希望“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的好汉可以“徼幸三次四次乃至于许多次”。我决不能像董先生那样信仰“大车骆驼和人”的运输；更不信他说的“后方运送械粮，单用人挑抬也尽够！”我绝对不信他说“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树皮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骚动，更不会同兵士争粮饷”：如果真是这样，这样“到饿死也不会骚动”的百姓里决不会产出董先生所希望的拼命为国家作战的武士！
我的良心绝不能容许我学董时进先生说这样的话：
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一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董先生在本刊这一期里有一篇《中国的废话阶级》，劝我们大家不要说废话。他有他的废话的定义。但依我的愚见，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孔子曾说：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凡立一说，建一议，必须先把此说此议万一实行时可以发生的种种结果都一一想像出来，必须自己对于这种种结果准备担负责任。这才是立言无所苟。不能如此的，都是不负责任的废话。
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不能如此的，只是白日说梦话，盲人骑瞎马，可以博取道旁无知小儿的拍手欢呼，然而不是诚心的为社会国家设计。
“作战”不过是两个字，然而我们很少人充分想过这两个字包涵的意义。最近出版的《东北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有一篇多马舍夫斯基的《未来战争的研究》，约有四万多字，详述“吾人所可想见之将来战争，为大量之军队，在物质方面有丰厚之供给，交战之各方必竭其一切之能力，一切之方法，直至一方完全疲尽为止”。作者告诉我们：当上次欧洲大战开始时，德国于1914年8月1日至17日共计十七日之中，铁路方面共开行一万三千列车，共运送三百二十万人，九十万匹马，而无一次意外及不幸事件发生。他又告诉我们欧战各国汽车运输的统计：到欧战终了之日，
汽车 十一万五千辆
机师 八万一千二百九十人
工匠 二万七百六十二人
办公职员 十六万五千人
官员 二千六百五十七人
从1917年11月到1918年11月，一年之中，共耗用了
汽油 2411531立脱
油 159835立脱
水电石 18864基罗加伦
擦轮油 16799基罗加伦
他又告诉我们“空间防御”的种种方面，他说：
一国空防组织，必多设侦察之点，使其声息相通。……于各侦察点上当设置收音机，可于数十里外听得敌机之声响，同时且能预测其距离及速度。在法国专理此事之人员，平时大约有一千五百人，战时则增至二千人。
他又说：
法国之施用及准备上述各项（侦察，防御，空军）方法者，即达十五万人，而犹不敢谓其全国之各大城镇皆有完全之保障。
这不过是摘抄那篇长文中的几个例子。我们读了这种统计，至少可以稍稍想像“战争”的意义是个什么样子，至少可以不至于随便说出“后方运送械粮，单用人挑抬也尽够”那样的梦话。
董先生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篇是对本刊四十三期《热河失守以后》而发的。他说：
我们千万不要相信暂时忍耐以后励精图治收复失地的话。这和懒人所说“今朝多睡一刻，明朝早点起来”，是同一口吻。大约从前割台湾琉球的时候，也曾经有人说过同样的话。
我可以根据历史的事实，告诉董先生：从前中法之战和中日之战都有像徐先生董先生一样的慷慨激昂的“清议”极力主战，“全国一致的主张”，使政府“无所躲闪”。当时只有一两个立言无所苟的先知者，如郭嵩焘之流，大胆出来反对主战之论。郭嵩焘在中法战时上疏说：
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万不可以力争。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忮其强以求一逞。臣尝论西洋要求事件，轻重大小，变幻百端，一据理折衷，无不可了。一战则必不易了。（《郭侍郎奏议》卷十二，《因法事条陈时政疏》）
这种话是当日的“清议”所不容的，正如今日我们的话或为徐先生董先生乃至无数“清议”家所不容一样。然而失安南，失朝鲜，割台湾，割辽东半岛，以至造成今日的局面，当日主持清议的名流又何尝想像得到，又何尝准备负其责任呢？
郭嵩焘在四五十年前曾有这样很感慨的话：
圣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讱，曰古者言之不出，曰巧言乱德，曰言无实不祥。无相奖以言者。宋儒顾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凡事皆可言也！……唐宋之言官虽嚣，尚无敢及兵政。南渡以后，张复仇之议，推陈兵事，自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风，持兵事之短长尤急。末流之世，无知道之君子正其议而息其辩，覆辙相寻，终以不悟！（《文集》卷十，《致曾沅甫》）
这是对当日的“废话阶级”下的针砭。我们谈政治的人，在今日读这种忠告，应该作什么感想？
1933，4，11
（原载1933年4月16日《独立评论》第4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