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
徐炳昶先生從西安來信（見本期），其中有一段是希望《獨立評論》的幾個朋友聯合起來出個宣言「主張堅決的戰爭」。他特別問起我「近來的意見若何」。我想，我的意見雖然不能代表《獨立評論》同人的全體，也未見得有多大的價值，然而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都應該赤裸裸的說自己良心上要說的話，所以我借這個機會說說我的意見。
我的意見不過如此：
我在前年（1931）11月曾主張政府當局應該接受日本政府在國聯提出的五個基本原則，開始交涉。
我在去年（1932）6月曾公開作文主張政府應該表示願意依據上述五項原則，進行與日本交涉。（本刊第五期，《論對日外交方針》。）我當時說，「交涉的目標要在取消滿洲偽國，恢復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
到了今年日本拒絕國聯調解並且退出國聯之後，我不主張與日本交涉了。我深信，對日交涉無論取何種方式，必須不違背國聯在今年2月24日的大會上通過的報告書與建議案的原則。在日本沒有表示承認這些原則之前，中國對自己的人民，對世界，都有不同日本進行交涉的義務。（本刊四十四期，《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
這是徐先生和其他朋友都知道的。至於徐先生特別要知道我對於主戰的意見，我可以說：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這不是說凡主戰的都是昧着良心的，這只是要說，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
我極端敬仰那些曾為祖國冒死拼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拼命。
我讀了董時進先生的《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4月3日至4日的《大公報》），很佩服董先生的痛快的筆鋒與辯才，但我的理智決不能允許我希望「脫開赤膊，提起鐵匠鋪打的大刀」的好漢可以「徼幸三次四次乃至於許多次」。我決不能像董先生那樣信仰「大車駱駝和人」的運輸；更不信他說的「後方運送械糧，單用人挑抬也盡夠！」我絕對不信他說「我們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樹皮都沒有，他們不吃也成，到餓死也不會騷動，更不會同兵士爭糧餉」：如果真是這樣，這樣「到餓死也不會騷動」的百姓里決不會產出董先生所希望的拼命為國家作戰的武士！
我的良心絕不能容許我學董時進先生說這樣的話：
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一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儘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
老實說，我讀了這種議論，真很生氣。我要很誠懇的對董先生說：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麼？董先生說的「我們」究竟是誰？董先生是不是「我們」的一個？「他們」又是誰？董先生又是不是「他們」的一個？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着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願學着這種壯語主張作戰！
董先生在本刊這一期里有一篇《中國的廢話階級》，勸我們大家不要說廢話。他有他的廢話的定義。但依我的愚見，凡不負責任的高調，都是廢話。孔子曾說：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言之必可行也，這就是「無所苟」，這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話負責任。凡立一說，建一議，必須先把此說此議萬一實行時可以發生的種種結果都一一想像出來，必須自己對於這種種結果準備擔負責任。這才是立言無所苟。不能如此的，都是不負責任的廢話。
作政論的人，更不可不存這種「無所苟」的態度。因為政論是為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慎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為「無所苟」的政論。不能如此的，只是白日說夢話，盲人騎瞎馬，可以博取道旁無知小兒的拍手歡呼，然而不是誠心的為社會國家設計。
「作戰」不過是兩個字，然而我們很少人充分想過這兩個字包涵的意義。最近出版的《東北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有一篇多馬舍夫斯基的《未來戰爭的研究》，約有四萬多字，詳述「吾人所可想見之將來戰爭，為大量之軍隊，在物質方面有豐厚之供給，交戰之各方必竭其一切之能力，一切之方法，直至一方完全疲盡為止」。作者告訴我們：當上次歐洲大戰開始時，德國於1914年8月1日至17日共計十七日之中，鐵路方面共開行一萬三千列車，共運送三百二十萬人，九十萬匹馬，而無一次意外及不幸事件發生。他又告訴我們歐戰各國汽車運輸的統計：到歐戰終了之日，
汽車 十一萬五千輛
機師 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人
工匠 二萬七百六十二人
辦公職員 十六萬五千人
官員 二千六百五十七人
從1917年11月到1918年11月，一年之中，共耗用了
汽油 2411531立脫
油 159835立脫
水電石 18864基羅加倫
擦輪油 16799基羅加倫
他又告訴我們「空間防禦」的種種方面，他說：
一國空防組織，必多設偵察之點，使其聲息相通。……於各偵察點上當設置收音機，可於數十里外聽得敵機之聲響，同時且能預測其距離及速度。在法國專理此事之人員，平時大約有一千五百人，戰時則增至二千人。
他又說：
法國之施用及準備上述各項（偵察，防禦，空軍）方法者，即達十五萬人，而猶不敢謂其全國之各大城鎮皆有完全之保障。
這不過是摘抄那篇長文中的幾個例子。我們讀了這種統計，至少可以稍稍想像「戰爭」的意義是個什麼樣子，至少可以不至於隨便說出「後方運送械糧，單用人挑抬也盡夠」那樣的夢話。
董先生的《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一篇是對本刊四十三期《熱河失守以後》而發的。他說：
我們千萬不要相信暫時忍耐以後勵精圖治收復失地的話。這和懶人所說「今朝多睡一刻，明朝早點起來」，是同一口吻。大約從前割台灣琉球的時候，也曾經有人說過同樣的話。
我可以根據歷史的事實，告訴董先生：從前中法之戰和中日之戰都有像徐先生董先生一樣的慷慨激昂的「清議」極力主戰，「全國一致的主張」，使政府「無所躲閃」。當時只有一兩個立言無所苟的先知者，如郭嵩燾之流，大膽出來反對主戰之論。郭嵩燾在中法戰時上疏說：
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萬不可以力爭。可以借其力以圖自強，萬不可忮其強以求一逞。臣嘗論西洋要求事件，輕重大小，變幻百端，一據理折衷，無不可了。一戰則必不易了。（《郭侍郎奏議》卷十二，《因法事條陳時政疏》）
這種話是當日的「清議」所不容的，正如今日我們的話或為徐先生董先生乃至無數「清議」家所不容一樣。然而失安南，失朝鮮，割台灣，割遼東半島，以至造成今日的局面，當日主持清議的名流又何嘗想像得到，又何嘗準備負其責任呢？
郭嵩燾在四五十年前曾有這樣很感慨的話：
聖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訒，曰古者言之不出，曰巧言亂德，曰言無實不祥。無相獎以言者。宋儒顧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凡事皆可言也！……唐宋之言官雖囂，尚無敢及兵政。南渡以後，張復仇之議，推陳兵事，自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風，持兵事之短長尤急。末流之世，無知道之君子正其議而息其辯，覆轍相尋，終以不悟！（《文集》卷十，《致曾沅甫》）
這是對當日的「廢話階級」下的針砭。我們談政治的人，在今日讀這種忠告，應該作什麼感想？
1933，4，11
（原載1933年4月16日《獨立評論》第4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