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白話文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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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文艺协会会员,我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此地同各位文艺作家,尤其是青年的文艺作家们相见。刚才主席说到我在三十多年前提倡白话文学。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不是学文学的人,我现在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学的是什么。不过,现在我可以报告诸位,在三十多年前,中国文艺界的情形,今天在座的青年作家也许不容易想像得到。那时,不但中学教科书是用古文,就是乡村的小学教科书,也是用的古文。古文是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方言。那时我们一般朋友在美国大学里讨论当时的文字问题,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因为我们这几个朋友都不是学文学的人,也都不是专门研究文学问题的人,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件。

  现在有一些讲历史的人,常常说:“历史是唯物的”,这是用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一切历史。又有些人主张用英雄观念来解释历史,甚至于用“性学”的观念来解释,就是说历史上一切大事都是由于性的问题不能满足而发生的。这些解释都为历史的一元论。都想用一个原因解释一切历史。我们当初提倡白话文学是怎样来的呢?我的解释是偶然的。其实历史上的许多大事的来源,也多是偶然的,并不是有意的,很少可以用一元论解释。

  在1915年(即民国四年)的夏天,美国康奈尔大学暑期学校,来了几个中国女学生,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康奈尔大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但还有许多朋友仍在康奈尔大学。那所大学的风景最美,有山、有湖、有瀑布。那个时候在美国学校中,中国的女学生很少。所以这许多男学生就很巴结这几位小姐。在一个星期天,男学生雇了一条船请女学生去游凯约嘉湖。这时正值夏天,天气变化很快。正在游湖的时候——天气忽然变了,于是他们赶快将船摇到湖边去。在刚要登岸的时候,大风来了,很幸运的没有发生意外事情,只是男学生和女学生的衣服被暴风雨打湿了。这是一件小事,偶然的事,却是中国文学革命、文字改革、提倡白话文字运动的来源。因为在这些男学生中有一位任叔永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喜欢作古诗,他就写了这一件富有诗意的事,写了一首古诗,那时我也喜欢作作旧诗,我们这几个人作的诗都不算太坏,我自己觉得我的诗也很好,于是任先生就把他那篇诗写给我看,是一首四言古诗,我提起笔来就写一封信给任先生,说这首诗作的不好。因为里面有些字是现代用的字,有些是二千年前的古字,大家都不认识;换句话说,有活字有死字,文字不一律,这首诗是有毛病的。任先生对我的批评,也没有反驳。但有一位安徽同乡梅光迪先生,他是哈佛大学的学生,他很提倡守旧的文字,(哈佛大学中有一位教授提倡守旧的文学,我以为他受了那位教授的影响,所以也很守旧。)他看见我批评任先生的信,就写了一封信大骂我一顿。这时梅先生也在读康奈尔暑期学校,他写信骂我,我当然要为我的主张辩护。湖上翻船是第一个偶然,任先生作诗是第二个偶然,我批评他是第三个偶然,他没有反驳是第四个偶然,梅先生骂我是第五个偶然。

  于是就在哥伦比亚、哈佛、康奈尔几个大学之间往来辩护,究竟什么是活的语言,什么是死的语言,什么是活的文学,什么是死的文学,这更是偶然加上偶然的事体。他们大家都反对我的主张,我便要找证据来反驳。诸位这几天也听我讲过治学的方法,要大胆的假设,要小心的求证。那时我很大胆,我说:“诗的文字不要用土语、俗字,要用白话的文字。”但是,我要找证据。于是我就找历史的证据,如《水浒传》《红楼梦》都是大家公认的白话小说。但是白话诗有没有呢?我也要找证据。后来我得到一个结论,我说从古以来,中国旧诗当中好的句子都是白话。比方李义山,我们当他是古典文学家,然而想想他的诗,我们能够背出来的都是白话。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来浓。”其他如黄山谷、苏东坡、杜工部、李太白的诗,凡是能够传诵,大家记得、懂得、能欣赏的句子,仔细想想,都是白话文。词也是一样,凡是大家背得出的好句子,也是白话。如黄山谷、苏东坡、辛稼轩、朱淑贞、李清照的好词,都是白话。此外像元朝的戏剧、杂剧、明朝的南曲、昆曲,以及现在最出名的“尼姑思凡”,自头到尾都是很好的白话。所以我说我那时这样做,是被逼上梁山。因为我说了这个话,大家驳我,我要找证据,结果找到一个结论。我说,中国古代文学家有两条路线,一种是上层的路线,一种是下层的路线。上层是士大夫的路线,下层是老百姓的路线。老百姓是些匹夫匹妇,痴男怨女。母亲抱抱孩子,孩子哭了唱唱儿歌;男孩子与女孩子发生恋爱,要表示感情;或者男女朋友离别,要表示悲哀。诸位想想,是否他们都要等到学了二十年“之乎者也”再来唱歌,再来表达爱情呢?如果如此,这般男女孩子都老了。他们只是用最自然最真实的说法,把感情发挥出来。所以我们最古的一部文学书——《诗经》——是白话文,尤其是《国风》。我们看《国风》的全部,《小雅》的一部分,都是老百姓痴男怨女,匹夫匹妇用白话写的。我不知道诸位对于《诗经》还记得不记得,要记得《诗经》的人,才晓得《国风》这一部分确是当初口头唱出来的。如《齐风》:“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以乎而描察情境。还有《王风》之“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都是当时说的白话。可是后来一般书呆子摇头摆尾的念成为古文,继续下来成为士大夫阶级文学的路线,就是读书人模仿的死文学。过去的散文也是白话。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论语》。这般学生当然对他们的老师很敬爱很尊重,须要把老师说话的情形,甚至于对所佩服的大弟子说话的情形完全记录下来。那些话就是现在山东的话,古时所谓鲁语。《论语》大家都读过,前边几章更可以表示出来。子禽问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欤?抑与之欤?”意思说:我们这个老师无论到那一国去,都知道那个国家的政治;“求之欤?抑与之欤?”是他打听出来的,还是人家情愿告诉他的呢?这两句话当中就有七个虚字。子贡答复说:“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欤?”他说,夫子之求知大概同别人的求知不同吧!把虚字都写出来了,这是白话文,所以古代的散文都是由于严格的记录当时所说的话,等于录音。

  言归正传,我们几个人在外国讨论到一年以上,我越说,人家越不相信;人家越不相信,我这个顽固的人越找证据来坚定我的主张。后来(1916年)写一封信给《新青年》杂志社陈独秀先生讲到朋友的讨论,归纳起来有八点,陈独秀先生回信说这八点不大明白,并稍微批评了几句话。后来我索兴把这八点写成文章,题目叫做《文学改良刍议》,一条条发挥出来,陈先生懂了,本着这八点的意思发挥,就发表他的《文学革命论》,这就是文学革命的来源,是一个偶然的事体,讲起天下大事,大都是这样偶然的。

  今天我在省立师范学院讲了点半钟,后来和作家作者又讲了一个钟点,现在喉咙已经哑了,不敢多说话,不过我在坐下之前再说一两句话,贡献给青年朋友,刚才在谈话会,谈到白话文的事,不妨借此机会重复说一遍,座谈会上有人问我:“有人说白话文要做的好,应该先从古文下手,比方像胡适之,像鲁迅,像周作人,他们作白话文作的好,都是因为他们从旧文学来的,他们作旧诗、作古文,都作通了,作好了,才改行作白话,因为他们有旧文学做底子,作白话文才作得好。”因此有人问我,要想作好白话文,应该从活的语言下手,还是像胡适之先生从“之乎者也”下手?今天我答复现在的文艺青年作家或中年作家,作白话文要做的好,应该从活的语言下手,应该从白话文下手。不要轻易相信这种瞎说,说某人作白话文作的好,因为他读古文读的多,这都是骗你们的。

  我在《尝试集》再版的序里说:“我们很惭愧,我们这一辈子因为从古文里出来,所以作白话文作不好。”这可以比做裹了小脚的女人,把脚裹小以后,风气开了,要放脚,是不容易的了,结果只有装一点棉花,所以我们这一辈子从古文古诗里出来的人只能替后代开一条路,希望不要走我们的路。你们是天足,自然的脚最美,最好看,千万不要裹了小脚再解放,我可以告诉诸位,裹了小脚之后是放不大的,说我白话文做的好,其实也是假的。

  我们中国有一个语言学专家,赵元任先生,他不但在中国语言学是权威,就是在世界语言学里也是权威。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他生成的音乐耳朵,他的声音最正确,所以他对语言最精,这是一个我最佩服的权威,我们是老朋友,那时他没有牵涉到那个翻船的偶然的事情,不过他是很早提倡白话而且提倡字母拼音的人。他常说:“适之呀!你的白话文不够白,你要不相信,我可以给你录音,你自己再听一遍。”他录了之后,再放给我听了,觉得真是不够白。他给我改文章,改得我五体投地的佩服,这就是我们当初提倡白话文时候的情形,虽然提倡有心,但是创作无力。所以希望诸位青年作家,中年作家能够从活的语言去学白话文,不再经过我们所做的那一番死功夫,这样,作白话文作好的机会当比我们六十岁的人多得多,所以我常说:“开山有功而创作毫无成绩。”希望诸位多努力从活的语言得到活的文学,这是我给诸位的一点参考。

(本文为1952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的演讲,收入《胡适言论集》甲编,1953年5月台北华国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