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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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带病来参与开学典礼,很愿意听听诸位新教授的言论及对于我们的希望。我从1917年(即民国六年)来到本校,参与了三年的开学典礼。一年得一年的教训,今天又是来亲受教训的日子了。

  我本来不预备说话,但蒋先生偏偏提出我的谈话的一部分,偏偏把“且听下回分解”的话留给我说,所以我不能不来同诸位谈谈。

  我暑假里,在南京高等师范的暑期学校里讲演,听讲的有七八百人,算是最时髦的教员了。这些教员是从十七省来的,故我常常愿意同他们谈天。他们见面第一句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又常常问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实在回答不出来。我以为我们现在那里有什么文化,我们北京大学,不是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吗?你看最近的一期《学艺杂志》里有一篇《对于学术界的新要求》,对于我们大学很有些忠实的规谏。他引的陈惺农先生对于编辑《北京大学月刊》的启事,我们大学里四百多个教职员,三千来个学生,共同办一个月刊,两年之久,只出了五本。到陈先生编辑的时候,竟至收不到稿子,逼得他自己做了好几篇,方才敷衍过去。《大学丛书》出了两年,到现在也只出了五大本。后来我们想,著书的人没有,勉强找几个翻译人,总该还有。所以我们上半年,弄了一个《世界丛书》,不想五个月的经验结果,各处寄来的稿子虽有一百多种,至今却只有一种真值得出版。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所以我对于那一句话的答语,就是“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再讲第二问题,现在外面学界中总算有一种新的现象,是不能不承认。但这只可说是一种新动机、新要求,并没有他们所问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既然动了,按物理学的定理,决不能再使不动。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把这种运动的趋向,引导到有用、有结果的路上去。

  这种动的趋向有两个方面:

  一、普及 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

  二、提高 提高就是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一切。这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越“提”得“高”,越“及”得“普”。你看,桌上的灯决不如屋顶的灯照得远,屋顶的灯更不如高高在上的太阳照得远,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既有这种新的要求和新的欲望,我们就应该好好预备一点实在的东西,去满足这种新要求和新欲望。若是很草率的把半生不熟的新名词,去解决他们的智识饥荒,这岂不是耶稣说的“人问我讨面包,我却给他石块”吗?

  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这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我们若想替中国造新文化,非从求高等学问入手不可。我们若想求高等学问,非先求得一些求学必需的工具不可。外国语、国文、基本科学,这都是求学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应该拿着这种切实的工具,来代替那新名词的运动,应该用这种工具,去切切实实的求点真学问,把我们自己的学术程度提高一点。我们若能这样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了。二三十年以后,朱逿先生和陈女士做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也许我们北大当真可以占一个位置。

  我把以上的话总括起来说:

  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工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

(本文为1920年9月17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的
演讲,陈政笔记。原载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学
猫猫日刊》,又载1920年9月23日《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