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復遝枝贅。既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群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蒞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即真，稱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故偽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征矣。
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偽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削之，乃並芟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托於《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征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征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為偽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間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征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群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儀禮》《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
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略》為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真偽，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為疑。蓋書可偽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
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為歆所偽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為歆所偽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跡，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蒞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眾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以天下養之類。）〉。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並及《爾雅》、雜家，使眾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托，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
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為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吊服而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毋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閒耳，而古者子為大夫，於父母之服即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為大夫，父母之為士者尚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位，與尊者為體，而可私屈為母喪主乎？
歆既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奸。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為近，故歷世以來，群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考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為妖為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奸言，當其時即交訕焉，而歆蠹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芟，則歆之罪，其更浮於莽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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