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考定文王世子后
余少读《世子》记，怪其语多复遝枝赘。既长，益辨周公践阼之诬，武王梦帝与九龄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观《前汉书》，王莽居摄，群臣献议，称《明堂位》周公践阼以具其仪，然后知是篇诬妄语，亦当时所增窜也。是篇所记，教世子之礼也；而称成王不能莅阼者再，周公践阼者三。成王幼而孤，无由习世子之礼，非关不能践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禽，岂必践阼而后法可抗哉？其强而附之，增窜之迹，隐然可寻。莽将即真，称天公使者见梦于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故伪附此记，以示年齿命于天，而梦中得以相与。昔周文、武实见此兆，则亭长之梦，信乎其有征矣。
尝考《周官》显悖于圣道者，实有数端，而察之莫不与莽事相应。故公孙禄谓歆“颠倒五经，使学士疑惑，其罪当诛”。意当其时，老师宿儒，必具见《周官》《礼记》本文，而愤其伪乱，故禄亦疾焉。余于《周官》之不类者，既辨而削之，乃并芟是篇，稍移其节次而发其所以然之义。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数者，乃礼义之大闲，自前世或疑而未决，或习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后之君子。
莽之乱政，皆托于《周官》，而僭端逆节，一征以《礼记》。其引他经，特迁其说，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锡奏称：谨以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盖他经则迁就其义，而《周官》《礼记》则增窜其文之征也。）〉盖武帝时，五经虽并列于学官，而《易》《诗》《书》《春秋》传诵者多，故说可迁，指可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仪礼》孤学，自高堂生而外，学者徒习其容而不能通其义，故于《丧服》微窜经文，附以《传》语。至《戴记》则后出而未显，《周官》自莽与歆发，故恣为伪乱。然恐海内学士或间见《周官》之书，而传《仪礼》《戴记》者，能辨其所增窜，故特征天下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锺律、《月令》《史篇》文字者，并诣公车。至者以千数。皆令记说廷中，而又使歆卒父业，典校群书而颁布之。使前见《周官》《仪礼》《戴记》之本文者，亦谓歆所增窜，杂出于廷中记说，而疑古书所传，或有同异。其巧自盖者，可谓曲备矣。
自班固志《艺文》，壹以歆所定《七略》为宗，虽好古之士，无所据以别其真伪，而每至歆所增窜，则鲜不以为疑。盖书可伪乱，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
戴氏所述《礼记》无《明堂位》，至东汉之初，马融始入焉，其为歆所伪作，无可疑者。而此记所称周公践阼及他诬妄语，莫不与莽事相应，一如莽之乱政，分窜于诸《官》。先圣之经，古贤之记，为歆所伪乱者，转赖其自盖之迹，以参互而得之，岂惟人心之不可蔽哉？盖若天所牖焉。后之人或以专罪余，则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书，先《逸礼》，以戴氏所传无《明堂位》及此记所增窜也；次《古书》，以称《周书》《逸嘉禾篇》“假王莅政”也；次《毛诗》，以毛氏后出未显，俾众疑其引《诗》而迁其说、谬其指者，或出于毛氏也〈（如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以天下养之类。）〉。次《周官》，其乱政皆分窜于诸《官》也。并及《尔雅》、杂家，使众莫测也。《易》《春秋》无求焉，以莽事无所托，虽有称引，而于本文无增窜也。
昔朱子谓“《戴记》所传，或杂以衰世之礼”，然相提而论，其诬枉未有若周公践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梦帝与九龄，而文王复与以三者；其悖谬未有若“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及“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为其母功显君服天子之吊服而不主其丧，则《杂记》之文，毋亦歆所增窜，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闲耳，而古者子为大夫，于父母之服即有变，况践阼居天子之位乎？子为大夫，父母之为士者尚不敢主其丧，况居天子位，与尊者为体，而可私屈为母丧主乎？
歆既邪恶，而文学乃足以济其奸。凡所增窜，辞气颇与《戴记》《周官》为近，故历世以来，群儒虽究察其非，终怀疑而未敢决焉。《班史》谓：“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余考自古承学之士，通经习礼而为妖为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艺文奸言，当其时即交讪焉，而歆蠹蚀经传以诬圣人，乱先王之政，至于千七百馀年而莫敢芟，则歆之罪，其更浮于莽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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