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國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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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國雜感
作者:胡適
1918年1月15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卷4

  我在美國動身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對我道:“密斯忒胡,你和中國別了七個足年了,這七年之中,中國已經革了三次的命,朝代也換了幾個了。真個是一日千里的進步。你回去時,恐怕要不認得那七年前的老大帝國了。”我笑著對他們說道:“列位不用替我擔憂。我們中國正恐怕進步太快,我們留學生回去要不認得他了,所以他走上幾步,又退回幾步。他正在那裡回頭等我們回去認舊相識呢。”

  這話並不是戲言,乃是真話。我每每勸人回國時莫存大希望: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我自己回國時,並不曾懷什麼大希望。果然船到了橫濱,便聽得張勳復辟的消息。如今在中國已住了四個月了,所見所聞,果然不出我所料。七年沒見面的中國還是七年前的老相識!到上海的時候,有一天,有一位朋友拉我到大舞臺去看戲。我走進去坐了兩點鐘,出來的時候,對我的朋友說道:“這個大舞臺真正是中國的一個絕妙的縮本模型。你看這大舞臺三個字豈不很新?外面的房屋豈不是洋房?裡面的座位和戲臺上的佈景裝潢又豈不是西洋新式?但是做戲的人都不過是趙如泉、沈韻秋、萬盞燈、何家聲、何金壽這些人。沒有一個不是二十年前的舊古董!我十三歲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已成了老腳色了。如今又隔了十三年了,卻還是他們在臺上撐場面。這十三年造出來的新角色都到那裡去了呢?你再看那臺上做的《舉鼎觀畫》。那祖先堂上的佈景,豈不很完備?只是那小薛蛟拿了那老頭兒的書信,就此跨馬加鞭,卻忘記了臺上布的景是一座祖先堂!又看那出《四進士》。臺上佈景,明明有了門了,那宋士傑卻還要做手勢去關那沒有的門!上公堂時,還要跨那沒有的門檻!你看這二十年前的舊古董,在二十世紀的小舞臺上做戲;裝上了二十世紀的新佈景,卻偏要做那二十年前的舊手腳!這不是一副絕妙的中國現勢圖嗎?”

  我在上海住了十二天,在內地住了一個月,在北京住了兩個月,在路上走了二十天,看了兩件大進步的事:第一件是“三炮臺”的紙煙,居然行到我們徽州去了;第二件是“撲克”牌居然比麻雀牌還要時髦了。“三炮臺”紙煙還不算希奇,只有那“撲克”牌何以會這樣風行呢?有許多老先生向來學A,B,C,D,是很不行的,如今打起“撲克”來,也會說“恩德”,“累死”,“接客倭彭”了!這些怪不好記的名詞,何以會這樣容易上口呢?他們學這些名詞這樣容易,何以學正經的A,B,C,D,又那樣蠢呢?我想這裡面很有可以研究的道理。新思想行不到徽州,恐怕是因為新思想沒有“三炮臺”那樣中吃罷?A,B,C,D,不容另教,恐怕是因為教的人不得其法罷?

  我第一次走過四馬路,就看見了三部教“撲克”的書。我心想“撲克”的書已有這許多了,那別種有用的書,自然更不少了,所以我就花了一天的工夫,專去調查上海的出版界。我是學哲學的,自然先尋哲學的書。不料這幾年來,中國竟可以算得沒有出過一部哲學書。找來找去,找到一部《中國哲學史》,內中王陽明占了四大頁,《洪範》倒占了八頁!還說了些“孔子既受天之命”,“與天地合德”的話。又看見一部《韓非子精華》,刪去了《五蠹》和《顯學》兩篇,竟成了一部“韓非子糟粕”了。文學書內,只有一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又看見一家書目上有翻譯的蕭士比亞劇本,找來一看,原來把會話體的戲劇,都改作了《聊齋志異》體的敘事古文!又看見一部《婦女文學史》,內中蘇蕙的回文詩足足占了六十頁!又看見《飲冰室叢著》內有《墨學微》一書,我是喜歡看看墨家的書的人,自然心中很高興。不料抽出來一看,原來是任公先生十四年前的舊作,不曾改了一個字!此外只有一部《中國外交史》,可算是一部好書,如今居然到了三版了。這件事還可以使人樂觀。此外那些新出版的小說,看來看去,實在找不出一部可看的小說。有人對我說,如今最風行的是一部《新華春夢記》,這也可想見中國小說界的程度了。

  總而言之,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不但高等學問的書一部都沒有,就是要找一部輪船上火車上消遣的書,也找不出(後來我尋來尋去,只尋得一部吳稚暉先生的《上下古今談》,帶到蕪湖路上去看)!我看了這個怪現狀,真可以放聲大哭。如今的中國人,肚子餓了,還有些施粥的廠把粥給他們吃。只是那些腦子叫餓的人可真沒有東西吃了。難道可以把些《九尾龜》、《十尾龜》來充饑嗎?

  中文書籍既是如此,我又去調查現在市上最通行的英文書籍。看來看去,都是些什麼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馬克白傳》,阿狄生的《文報選錄》,戈司密的《威克斐牧師》,歐文的《見聞雜記》,……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書。內中有幾部十九世紀的書,也不過是歐文、迭更司、司各脫、麥考來幾個人的書,都是和現在歐美的新思潮毫無關係的。怪不得我後來問起一位有名的英文教習,竟連Bernard Shaw的名字也不曾聽見過,不要說Tchekoff和Andreyev了。我想這都是現在一班教會學堂出身的英文教習的罪過。這些英文教習,只會用他們先生教過的課本。他們的先生又只會用他們先生的先生教過的課本。所以現在中國學堂所用的英文書籍,大概都是教會先生的太老師或太太老師們教過的課本!怪不得和現在的思想潮流絕無關係了。

  有人說,思想是一件事,文學又是一件事,學英文的人何必要讀與現代新思潮有關係的書呢?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我們中國人學英文,和英國、美國的小孩子學英文,是兩樣的。我們學西洋文字,不單是要認得幾個洋字,會說幾句洋話,我們的目的在於輸入西洋的學術思想。所以我以為中國學校教授西洋文字,應該用一種“一箭射雙雕”的方法,把“思想”和“文字”同時並教。例如教散文,與其用歐文的《見聞雜記》,或阿狄生的《文報選錄》,不如用赫胥黎的《進化雜論》。又如教戲曲,與其教蕭士比亞的《威匿思商》,不如用Bernard Shaw的Androcles and The Lion,或是Galsworthy的Strife或Justice。又如教長篇的文字,與其教麥考來的《約翰生行述》,不如教彌爾的《群己權界論》。……我寫到這裡,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幾乎要羞死了。

  我回中國所見的怪現狀.最普通的是“時間不值錢”。中國人吃了飯沒有事做,不是打麻雀,便是打“撲克”。有的人走上茶館,泡了—碗茶,便是一天了。有的人拿一隻鳥兒到處逛逛,也是一天了。更可笑的是朋友去看朋友,一坐下便生了根了,再也不肯走。有事商議,或是有話談論,到也罷了。其實並沒有可議的事,可說的話。我有一天在一位朋友處有事,忽然來了兩位客,是□□館的人員。我的朋友走出去會客,我因為事沒有完,便在他房裡等他。我以為這兩位客一定是來商議這□□館中什麼要事的。不料我聽得他們開口道:“□□先生,今回是打津浦火車來的,還是坐輪船來的?”我的朋友說是坐輪船來的。這兩位客接著便說輪船怎樣不便,怎樣遲緩。又從輪船上談到鐵路上,從鐵路上又談到現在中、交兩銀行的鈔洋跌價。因此又談到梁任公的財政本領,又談到梁士詒的行蹤去跡:……談了一點多鐘,沒有談上一句要緊的話。後來我等的沒法了,只好叫聽差去請我的朋友。那兩位客還不知趣,不肯就走。我不得已,只好跑了,讓我的朋友去領教他們的“二梁優劣論”罷!

  美國有一位大賢名弗蘭克令(Benjamin Franklin)的,曾說道:“時間乃是造成生命的東西。”時間不值錢,生命自然也不值錢了。上海那些揀茶葉的女工,一天揀到黑,至多不過得二百銅錢,少的不過得五六十錢!茶葉店的夥計,一天做十六七點鐘的工,一個月平均只拿得兩三塊錢!還有那些工廠的工人,更不用說了。還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說了。人力那樣不值錢,所以衛生也不講究,醫藥也不講究。我在北京、上海看那些小店鋪裡和窮人家裡的種種不衛生,真是一種黑暗世界。至於道路的不潔淨,瘟疫的流行,更不消說了。最可怪的是無論阿貓、阿狗都可掛牌醫病,醫死了人,也沒有人怨恨,也沒有人干涉。人命的不值錢,真可算得到了極端了。

  現今的人都說教育可以救種種的弊病。但是依我看來,中國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檢直可以亡國。我有十幾年沒到內地去了,這回回去,自然去看看那些學堂。學堂的課程表,看來何嘗不完備?體操也有,圖畫也有,英文也有,那些國文,修身,之類,更不用說了。但是學堂的弊病,卻正在這課程完備上。例如我們家鄉的小學堂,經費自然不充足了,卻也要每年花六十塊錢去請一個中學堂學生兼教英文唱歌。又花二十塊錢買一架風琴。我心想,這六十塊一年的英文教習,能教什麼英文?教的英文,在我們山裡的小地方,又有什麼用處?至於那音樂一科,更無道理了。請問那種學堂的音樂,還是可以增進“美感”呢?還是可以增進音樂知識呢?若果然要教音樂,為什麼不去村鄉里找一個會吹笛子的唱昆腔的人來教?為什麼一定要用那實在不中聽的二十塊錢的風琴呢?那些窮人的子弟學了音樂回家,能買得起一架風琴來練習他所學的音樂知識嗎?我真是莫名其妙了。所以我在內地常說:“列位辦學堂,盡不必問教育部規程是什麼,須先問這塊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麼。譬如我們這裡最需要的是農家常識,蠶桑常識,商業常識,衛生常識,列位卻把修身教科書去教他們做聖賢!又把二十塊錢的風琴去教他們學音樂!又請一位六十塊錢一年的教習教他們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這樣的教育,造得出怎麼樣的人才?所以我奉勸列位辦學堂,切莫注重課程的完備,須要注意課程的實用。盡不必去巴結視學員,且去巴結那些小百姓。視學員說這個學堂好,是沒有用的。須要小百姓都肯把他們的子弟送來上學,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

  以上說的是小學堂。至於那些中學堂的成績,更可怕了。我遇見一位省立法政學堂的本科學生,談了一會,他忽然問道:“聽說東文是和英文差不多的,這話可真嗎?”我已經大詫異了。後來他聽我說日本人總有些島國的習氣,忽然問道:“原來日本也在海島上嗎?”……這個固然是一個極端的例。但是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這都由於學校裡所教的功課,和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所以學校只管多,教育只管興,社會上的工人,夥計,帳房,員警,兵士,農夫,……還只是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社會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學堂所造成的是不會做事又不肯做事的人才,這種教育不是亡國的教育嗎?

  我說我的《歸國雜感》,提起筆來,便寫了三四千字。說的都是些很可以悲觀的話。但是我卻並不是悲觀的人。我以為這二十年來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進步,不過惰性太大,向前三步又退回兩步,所以到如今還是這個樣子。我這回回家尋出了一部葉德輝的《翼教叢編》,讀了一遍,才知道這二十年的中國實在已經有了許多大進步。不到二十年前,那些老先生們,如葉德輝、王益吾之流,出了死力去駁康有為,所以這書叫做《翼教叢編》。我們今日也痛駡康有為。但二十年前的中國,罵康有為太新;二十年後的中國,卻罵康有為太舊。如今康有為沒有皇帝可保了,很可以做一部《翼教續編》來罵陳獨秀了。這兩部“翼教”的書的不同之處,便是中國二十年來的進步了。

民國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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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maybe-icon.svg 这部作品在1924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62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5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包括兩岸四地、馬來西亞),屬於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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